乡村研究||谢治菊：教育帮扶为何会促进人们向上流动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4-06-27

《向上的阶梯：面向乡村振兴的教育帮扶》序：教育帮扶为何会促使人们向上流动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号召，开启了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反贫困运动。这次反贫困运动立足“精准”二字，提出包括教育、社会保障兜底、生态补偿、易地移民搬迁、产业扶贫等多项精准脱贫的措施，其中教育是扶贫的一项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教育扶贫的重要性，提出了“把发展教育扶贫作为治本之计”“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治贫先治愚”“智志双扶”等教育扶贫思想。对于拔掉穷根而言，教育的作用确实不言而喻。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２０２０年以后脱贫成效可持续巩固的重要手段。从长远来看，只有贫困学生享受到平等的优质教育，他们的核心素养和知识技能才能有效提升，从而真正实现“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的转变。

为有效推进教育扶贫，２０１５年１1月通过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把“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列入“五个一批”脱贫举措，赋予重要使命。在此基础上，２０１６年年末，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我国首个教育脱贫的五年规划———《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也成为“十三五”时期教育脱贫工作的行动纲领。该文件目标直指２０２０年，要求贫困地区教育总体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实现建档立卡等贫困人口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保障各教育阶段从入学到毕业的全程全部资助，保障贫困家庭孩子都可以上学，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困难而失学。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以保障义务教育为核心，全面落实教育扶贫政策，进一步降低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辍学率，稳步提升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质量，阻断贫困代际传递”。２０２１年６月１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更是强调：“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统筹，持续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支持开展网络远程教育，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加大乡村教师培养力度，保障和改善乡村教师待遇，提高乡村教师学历水平、整体素质和乡村教育现代化水平。”由此，教育扶贫的政策依据逐步确立。

作为贫困地区脱贫的基础性、根本性举措，教育扶贫是通过弥补贫困地区教育短板以提高贫困人口基本文化素质，发展职业教育以提高贫困家庭脱贫致富内生能力，统筹各类教育均衡发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并最终实现贫困地区稳定而长久发展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是增强脱贫质量的有效路径，是培育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重要内容，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实施全面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时期，将教育扶贫作为促进衔接的重要着力点、作为防止脱贫人口规模性返贫的根本性举措，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不仅如此，教育扶贫还具有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功能，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密不可分，与收入水平是正相关关系，对于破除阶层过度分化、促进人员向上流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那么，教育扶贫为何会促进人们向上流动呢？一般而言，社会流动有一种显规则，即教育给人获得好职位提供必需的文化资本，有了好职位就会有高收入，高收入是保证高质量生活的重要因素，也是进入富裕阶层的经济资本。①不过，早些年的中国扶贫主要秉承的是“救济式扶贫”的思路，这取得了较快的成效，但不能提升贫困群体的能力，还容易形成“等靠要”的思想。虽然后来践行了“开发式扶贫”的举措，但这种借助本土资源培植现代产业带动地方发展的思路，也滋生出资源掠夺、生态透支、文化流失等困境。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后，面临新时代的新要求，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扶贫应转换视角，应更多地以贫困人群为主体，激发其自主意识，提升其行动能力，拓展其发展自由，保障其公平权益，而不是救助者本位下的“给钱给物”①。而教育扶贫，秉承的就是“赋权性扶贫”思维。之所以如此认为，因为教育扶贫的落点是“人”，立足的是个体素质与能力的提升，是对“能力剥夺贫困”与“权利缺失贫困”的有效填补，能够激发贫困人群脱贫潜能和向上流动的动能。进一步思考，教育扶贫着眼的不是贫困群体的短期收入，而是他们自主择业的权利与自由发展的机会，是赋予他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抓住改革发展机遇的能力，所以，能够促进人们向上流动。

此外，教育扶贫还能够促进贫困人口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化。具有现代性的个人常常表现为见多识广、积极参与，具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乐意接受新观念和新经验；也可以表现为具有平权开放、独立自顾、乐观进取、尊重感情和两性平等等方面的意识。一句话，一个具备了现代素质或现代性的人应该具有一整套能够在现代社会中比较顺利地顺应生活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进而能从根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而教育扶贫之所以可以促进贫困群体现代性的实现，是因为教育扶贫可以实现“志智双扶”，其中“扶志”可以让贫困户树立志气、增强信心、更新观念、转变思想，“扶智”可以增加贫困户的智慧、知识与技能，二者相加，可以让贫困户以更加积极、开放、包容的心态接受新生事物，增加社会流动，摆脱土地束缚，进而获得丰富的社会阅历，降低行为保守性和心理封闭性，增强自我依赖和自我效能感，这些特征恰恰是英格尔斯笔下现代性个体的表现。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这是２０２０年３月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讲话所指出的。作为脱贫的重要途径，“十四五”时期的教育扶贫该如何做，尤为值得关注。事实上，２０２０年全面小康以后，为应对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相对贫困问题解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带来的新要求与新挑战，我国的教育脱贫攻坚先进经验、教育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长效机制、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使命任务和重点举措进行谋划。①

具体来说，“十四五”时期，面临如下问题，我国的教育扶贫仍需狠下功夫、久久为功，这些问题包括：一是扶贫行为短期松散，缺乏后劲。由于具有过程长期性、价值隐藏性和效果迟缓性等特点，教育扶贫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到成效，导致在实际推进扶贫的过程中，往往将区域经济发展等“政绩形式”的扶贫作为扶贫工作的重心和焦点，只将教育扶贫看作“任务”进行落实，这将直接导致学校之间的对口交流与合作流于形式，相当程度上忽视教育的长远价值，从而把教育扶贫演变成短期化的工作任务。二是帮扶对象缺乏主动，被动接受。按道理，受扶学校应有主动性和选择性，扶贫内容应以受扶学校的内在需求为基础，而不是基于政府的长官意志或帮扶者的意愿来进行，特别是不能在受扶不愿意的情况下强加施与。可事实是，部分帮扶以行政命令为主，在没充分考虑学校需求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帮扶的内容和形式，帮扶对象只能被动接受。三是帮扶关系缺乏平等，单向传递。“帮扶”是强者对弱者的帮助与扶持，彼此的地位肯定不对等，在扶贫中，这种不对等会成为一种“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行为，扶学校往往不会主动了解受扶对象的需求，不注意调动受扶学校和教师的积极性，忽视受扶学校和教师的期待，这必将带来事实上的不平等。四是帮扶内容注重形式，忽视内涵。当前的教育扶贫缺乏整体的文化设计和纵深规划，没有进行深入的价值思考与思想提炼，无法形成学校发展的核心价值，帮扶的形式、内容、举措随意性强，缺乏稳定性，使教育精准扶贫很难扎根下去，失去了应有的实效性。

为解决上述问题，总结“十三五”时期我国教育扶贫的智慧与经验，展望“十四五”阶段我国教育扶贫的路径与未来，本书拟运用教育公平、认知科学理论，利用大数据工具，围绕新时代要求、东西部协作背景、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衔接需求，就教育扶贫的理论基础、实践探索、技术工具、典型案例与过程优化进行系统分析。本书的特色在于：一是创新利用人类认知五层级理论构建新时代教育扶贫的理论分析框架；二是系统分析大数据技术在教育扶贫中的应用及逻辑；三是深度剖析东西部协作中的组团式教育帮扶与成效；四是全面分析教育扶贫促使人们向上流动的过程与机理。

需要说明的是，脱贫攻坚阶段结束后，我国彻底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政策与实践层面较少使用扶贫”一词，大多数时候用“帮扶”来代替“扶贫”，教育扶贫也随之更替为“教育帮扶”。由于本文主要是对脱贫攻坚阶段我国教育扶贫经验、案例的高度提炼与理论升华，以期为乡村振兴阶段的教育帮扶有所助益与启迪，因而文章里大部分篇幅，使用的是“教育扶贫”概念。不过，为了与乡村振兴时期的话语体系匹配，大小标题上使用了“教育帮扶”一词。

谢治菊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

于羊城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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