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川 | 关于推进中华文明符号调研的初步思考

Original 王一川艺术教育杂志 2023-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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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中华文明符号调研的初步思考

王一川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当前推进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调研工作，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一项具体行动。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时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里明确要求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期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新命题和新观点，表明当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探索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进而需要开展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工作。为论述方便，笔者这里尝试把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这一表述简括为“中华文明符号”一词（这两个概念在下文中可以相互换用），并就当前如何推进中华文明符号调研工作，谈几点初步意见。

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什么还要强调传统？

当前建设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属于“人类文明新形态”，显然是在当代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但是为什么还要向后看，也就是还要溯源于过去的文明传统？也就是为什么还要向我们自己的古代传统回看，乃至从中吸取走向未来的宝贵资源？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他提出，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性进程宛如液体或流水一样，呈向前流动和流散之势，与之对立的是之前的社会像固体一样坚硬和稳定。笔者认为，从当前中国现代性状况来看，中国现代性进程不是如此单一地向前流动的，而是在向前流动中也同时向后溯洄，也就是既向前流动也向后回溯。所以，来自西方的“流动的现代性”一词不一定适合中国现代性国情，而是需要酌情调整。由此笔者想到古汉语中的“溯”字。《诗经·蒹葭》这样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溯”或“溯洄”，意思是向上游回溯、回流。历经百余年探索的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到当下终于意识到不能再不顾一切地向前流动了，而需要在流动中同时溯洄自身的传统源头。正像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所说的那样，我们总是带着旧神进入新居，也就是让往昔的诸神成为新居的灵魂性守护者。正是基于有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当前状况观察，不妨尝试将“流动的现代性”修改为“流溯的现代性”，就是把流动的“动”变成“溯”，即溯洄的溯，从而就有中国式“流溯的现代性”。

流溯的现代性，是指中国现代性在当前呈现的基本特点在于一种既向前流动同时向后溯洄的现代性。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性在当前时段的突出特性之一在于流溯，即一面向前流散，一面又向后溯洄，流散中有溯洄，溯洄中有流散，总之是要在面向未来时回头从古典传统吸取源头活水。这可能正是今天来讨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即使是在西方，回溯久远的欧洲文明传统源头，也正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一种自觉趋向。18世纪普鲁士艺术家温克尔曼的《古代美术史》率先向人们展示古希腊罗马文明传统的被淹没遗迹的魅力，随后的莱辛、康德、谢林、歌德、席勒和黑格尔等哲学家和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自觉崇尚和师法希腊文明典范。当前中华文明建设明确地溯源于自身的数千年传统，也是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标志，同时应当是通向更高远的文化自强的预示。

这同时也表明，今天讨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应当既包括中华民族古代文明，那是闪耀数千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奉献；也应当包括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就是已经和正在建设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样，应当既有对于往昔中华传统的回眸，又有立足当前全球多元文明格局中的文明新创造；更需要建设面向未来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的中华文明。这项丰富和复杂的工作，应当是贯通古今、融汇文明各领域和各行业、面向未来的整体性、多元汇聚和相互贯通的系统工程。今天来讨论这个问题，既可以讨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具体内容建议，也需要讨论其总体设计和基本做法。这两方面都需要，笔者将主要集中在有关总体设计和基本做法上。

二、从中国文化符号调研到中华文明符号调研

这里说的符号，不同于作为通常路标指示牌之类一般标识物的符号（Sign），而是表现人类生活价值的表意符号形式系统即Symbol，所以应当更确切地理解为象征性符号形式系统，简称象征性符号或符号。如果说，中国文化符号为Chinese Cultural Symbols，那么中华文明符号就应当为Chinese Civilization Symbols。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就是找到富于表现力而又简明扼要的象征符号形式系统，在其中高度凝练而又精准地蕴含、表述和宣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以便让本国居民和外国居民都能够从中一目了然地感知中华文明的精神特征，进而继续深入地理解和品味其中蕴含的更加深厚的意义。如此看，找到合适的象征符号形式系统去言简意赅地表述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确实在当前具有重大的精神价值，可以传递宝贵的精神力量，因而是值得做的文化事业。

那么，当前应当如何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或中华文明符号呢？笔者回想起十多年前做过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那时国家文化战略设计中刚提出“文化软实力”这样一个命题，迫切需要研究。笔者面临的问题在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软实力到底包含哪些内涵？当时并不知道，所以组织团队做了在校大学生中外文化符号调研这一子课题，其中就包括在校大学生眼中的中国文化符号调查。团队先按照调查惯例，选出270个中国文化符号选项，以此为依托在东西南北中高校进行抽样调查。最终得票高居前十位的是以下10大中国文化符号：汉语/汉字、孔子、书法、长城、五星红旗、中医、毛泽东、故宫、邓小平、兵马俑。这一结果出来后，就有些感慨：尽管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丰富多样而难以一统，甚至不排除其中一些人还有青春偶像崇拜的热情，但当他们静下心来提笔选择时，还是体现了一种郑重的心境、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认同愿望。现在回头来看那时做的调研以及分析结论，感觉相对简单和初步了，相当于初级的和不成熟的1.0版。而今天要做的话，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改变，需要自觉地上升到更高和更成熟的2.0版了。

这就是说，今天在高度重视文明传统的背景下再来从事相关调研，就需要从过去的中国文化符号调研上升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调研，即中华文明符号调研。参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相关研究，这样的理念变迁可以透露出至少三方面的新变化：

一是在时间上，中华文明符号不应当仅仅限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国，而是可以上溯到之前更久远的源头。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等以其玉器文化、农业耕种技术和城市建设等发明创造，释放出中华文明的“一体多元”的曙光。随后，中华文明又经历梁启超所说的“三个中国”即“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漫长演变过程。

二是在空间上，它不局限于传统的作为“天下之中央”、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而是包括所有多民族（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在内的中华区域，这是一个大中华区域概念，类似于“满天星斗”及“相互辉映”的文明局面。因此，过去一度被列为敌人的“夷狄”的生活及其文明，也应当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三是在精神上，它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而形成中华民族精神统一体。这是一个汇集当前56个民族和14亿多人口而同时向它们的源头予以回溯的多民族一体的民族共同体。

这样至少三方面的概念内涵变迁，要求从原有中国文化符号调研上升到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即中华文明符号调研。这样的变迁，也进一步提出新的调研要求，这就是把过去中国文化符号调查时没有纳入的中华文明的早期源头成果，被忽略的“夷狄”“蛮夷”等边缘民族的文明贡献，以及后来才形成而现在正在落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作为基本的调研理念去运行。

三、分层调研

当前开展中华文明符号调研，可以实施分层调研的策略。不妨设想，中华文明符号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高度凝聚的可感性形态，可以理解为一种由外到内的四层面构造：外显层面、外隐层面、内显层面和内隐层面。

第一层面为最显眼的外显层面，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系统层。这个层面直接展现人类创造的符号系统及代表性形象的感性特征及其吸引力。这是指那些在公众直觉中足以代表整个中华文明精神的、具有突出代表性和感染力的象征符号，既包括真实的人物，也包括虚构人物，既有真实的事物，也有人工作品。这个层面除了上述中国文化符号调研中确立的汉语/汉字、孔子、长城等标识系统之外，还可以有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夏商周三代文化以及后来历朝历代文化的符号，还可以有近现代以来的各种文明符号，例如，展示现代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改革开放时代文化以及新时代文化等成果的符号。不仅可以展示玉器文化、青铜文化、彩陶文化等文明标识物，而且可以挖掘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的文明建树。

第二个层面为次显眼的外隐层面，中华文明传媒系统层。这个层面是第二显眼的外隐层面，正是它在深层支撑和托举起上述中华文明标识系统层面，由此而着力呈现文明传播媒体的影响力。它还可以显现为传媒品牌及其知名度，集中体现为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生活方式、文明风尚如何转化为国家符号产品的生产及其传播能力。例如，“广交会”“‘一带一路’倡议”“中外友好年”“博鳌论坛”“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已经成为当代中华文明的知名传播品牌。

第三个层面为内显层面，中华文明制度系统层。它作为文明传承层面的核心动力或者支撑系统，可以展现文明制度及其相应机制的创新力。古代的农业制度、文官制度、科举制度、礼乐制度、“崇文”制度、“诗教”制度、史官制度等，现代的共和制、人民代表会议、群团组织、社团组织、行业协会等，都作为核心动力系统支配上述文明传媒系统的设立、运行以及作用发挥。假如没有这个系统提供核心动力源，文明传媒系统以及文明标识系统都无法正常运行。

第四个层面为内隐层面，中华文明理念系统层。这是最隐秘的国家核心价值体系、文化传统、文明风尚、生活方式、国民素养等的生命力，构成国民生活状况最内在的基本层面。这是那些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独特传统和形象的、位于文明深层和根部的、或隐或显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行为方式等。

试想这应当是一个立体、多层面而又互动的调研。不限于上述四层，还可以做更细致和更灵活的划分。总之，这应当是一个多层次组合体，愈是下层愈益丰富、深沉、蕴藉，而愈是上层则愈简单明了、直截了当。

四、调研成果确认

其实，调研成果的确认和使用也属于一项系统工程。对中华文明符号展开调研，需要从开始就有一种通盘设计和全面筹划。建议从四个方面做布局：专家观察、社会认知、大学生评价、海外视点。还可以有更多和更细致的层面设计，但这四个方面最为基本，缺一不可。

由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艺术学家、经济学家等组成的多学科或跨学科专家团队，可以提供具有学术权威性的专家观察。这些来自于权威专家的考察和研究成果，代表着来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共识和科学结论，对于中华文明符号调研的权威性来说是十分关键的保障环节。

还需要文化企业家、文化行业专家、新闻传播专家、政府机构管理者以及其他相关社会人士，汇聚起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社会层面公共认知。这个层面的重要性在于，通过人际传播、公共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多种传播形式，将上一层的跨学科学术权威的观点，逐步播散到稍显通俗性和广泛性的公共领域层面，便于在社会各界中形成更具普遍性和普及面的群体认知。

至于在校大学生的中华文明符号调研，可以提供来自于青年人层面的青春洞见。这个层面可能不具备学术界的权威性，也没有社会行业专家的广泛性和普及面，但是富于创新活力的和指向未来愿景的独特观点，会在社会中形成一种颇具感染力和创新活力的独特观察。

同样不可或缺的是来自境外和国外的居民所提供的海外视点。这种他者视点可以体现出一种基于外部视点的客观性。如同我们照镜子，自己长什么样、表情如何、精神状态怎样等都不能靠自己定，而是需要靠照镜子来确认。我们固然可以说自己好，关起门来推进和增强自我认知，这是需要的。但与此同时，还得靠别人说我们在其眼里怎么样，对我们有着怎样的感知。这样，既有自我的认知，也有外来他者的认知，如此才构成一种有关中华文明的完整考察。说到底，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不仅需要本国居民认知，更需要海外他者的镜像般观照。

综合上述四层面成果后，我们可以形成有关中华文明符号的初步调研成果。

五、调研成果的产品形态和传播

中华文明符号调研成果需要及时汇集起来，形成数字化、可视化、网络化、智能化、品牌化等多样化产品形态，进而在社会中进行开发、应用和传播。

可以让中华文明符号调研成果赋能文艺创作，成为当前推进文艺创作、孵化文艺新作、开发文艺品牌的重要支点。近年来，舞剧《五星出东方》将新疆考古发掘成果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综合运用于汉代西域多民族故事叙述中，创造出富有表现力的多民族融合舞蹈系列以及撼动人心的人物形象；《只此青绿》将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中的青绿山水画面幻化为女演员的独特着装造型和奇妙舞姿，这些都为中华文明符号调研成果赋能文艺创作提供了成功的借鉴。

还可以让调研成果汇入已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序列中，以及融入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文化价值观传播体系层面，成为当前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风尚改善等的宝贵资源。在这个层面，中华文明符号调研成果可以转化为文化艺术领域的标志性产品、知名品牌，深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层面，成为他们日常生活言行的富于感召力的导引元素。这些成果还可以进一步融入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和教材体系等的建设中，成为教育下一代的思想库、文化智库中的重要资源。

从事中华文明符号调研，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希望从开头就有一种系统规划和设计，采取多方面协同推进策略，形成成果综合运用的良好机制。当然，当前从事中华文明符号调研工作虽然是一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系统工程，但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综合各界人士的心智，从事持续的、可反思的和可调整的工作。这是因为，这项工程要将古今中华文明的林林总总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都汇集起来，有的可能早已湮没无闻，有的只留下隐秘难辨的遗踪，有的可能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而难有定见，而有的新生事物还正在生长过程之中。甚至在早期文明起源问题上，就连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内部也可能存在不同的甚至尖锐对立的观点。更何况，文艺作品的意义阐释面临诸如“言不尽意”或“余味曲包”等不确定性困惑。这些表明，中华文明符号调研应当允许持续时间长、存在多种不同的调研成果以及欢迎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反思和自我调整。

END

｜本文刊于《艺术教育》2023年7月刊｜｜微信编辑：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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