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关注一下投稿系统：http://shnu.ijournals.cn/zxshb/ch/index.aspx目录学术关注·圆桌论坛·20世纪城市化：世界经验与中国道路从“城”到“乡”：中国城市化亟待转型王旭市场经济中的城市化：欧洲的经验俞金尧拉美国家城市化转型中的经验和挑战韩琦城市化转型中的亚洲都市农业李文硕文学研究观风俗：19世纪欧洲中国小说阅读史的一个视角宋莉华信仰的信用、肉体的思想与积极的末日观——对“二战”后初期荒正人主体性论、世代论的一种解读王升远论21世纪新诗对“境界”传统的新释与新构 罗小凤艺术与传媒生成式AI影响下的艺术媒介本体论转向 汤筠冰迭代、升维与信任建构：ChatGPT

杨猛，同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刑事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刑事法律诊所负责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挂职副主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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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1-6期总目录学术关注从历史角度看新时代的新思想周良书/1.005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蒋传光/1.014人工智能需要“灵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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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目录艺术与传媒丨“后电影”时代：智能洞穴、数字结界与全球意识形态分析艺术与传媒丨中国观众观影行为“新变”四论好文！必须点个在看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艺术与传媒“后电影”时代：智能洞穴、数字结界与全球意识形态分析万传法本文作者：万传法，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闽江学者”特聘讲座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上海戏剧学院电影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委员会理事。摘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艺术与传媒中国观众观影行为“新变”四论李建强本文作者：李建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监事长、上海影视戏剧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研究室主任、改革与发展研究室主任、校党委常委。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和影视文化研究，发表文章190余篇，主持、参与国家和省市级课题20余项，曾获中国高等教育首届改革与发展研究成果一等奖，安徽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等奖项。摘要：近年来中国观众观影行为的变化可以归纳为：更加关注电影话题性；更加喜欢国产片；更加青睐科幻大片；更加看重电影的口碑和品牌。这些变化的背后，每一个都包孕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是世界大势、中国特色、产业格局、市场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新变”只是一种相对的考量，它和历史行为传承无法完全分割，又为未来走向提供对应坐标，实际处在一个中间的位置上、一个持续变量的行程中。这也就意味着对观众观影行为的观测和研究是没有止境的。关键词：观众；观影行为；话题性；科幻大片；口碑；品牌近年来，电影的观众问题越来越受学界和业界的重视，相关的讨论及言说不绝于耳，电影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观众的行为态度已成为基本共识。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对观众的研究有时是滞后的，特别是对当下观众观影行为的诸多变化缺乏即时的、系统的跟踪和考释，那就难免时常似是而非、应对失措。那么，近年来中国观众的观影行为到底有哪些新的或者说值得关注的变化？它们为什么会发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和启示？本文试从四个方面做一些具体的解析。一、关注话题性，成为选择电影的首要元素饶曙光曾多次强调：电影作为一种注意力经济，其话题性也是决定影片票房走势最重要的因素，“需要千方百计提炼乃至制造影片的话题性，并且能够让话题性不断地传播、散发，形成一时的文化热点、社会热点，才能够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吸引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当下中国电影市场，话题性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话题性是万万不能的，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是他近年反复强调，也是笔者极为赞同的一个观点。话题性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在网络数字时代，为了挣脱众生喧嚣和海量信息的遮蔽，人们总是更关心紧扣时代脉搏、贴近生活实际、汇聚社会热点的共同话题，而且因为话题性既是一种注意力资源，也是一种议程设置，是一种重要的信息配置和生产力要素。影片话题性强，引发的关注度和讨论度就高，社会和经济效益就好；反之，话题性弱，影片对观众的吸引力、观看的频率和相关的效应就差。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长津湖》之所以成为票房最高的国产电影（累计票房57.75亿，观众人次超过1.2亿），除了恢宏壮阔的战争场面、非同寻常的英雄气概以及国庆节烘托的节日效应，主要还是因为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对于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有了更多、更切实的内在感应和诉求；同样《你好，李焕英》的爆棚出圈，固然有贾玲喜剧特有的亲和力和感召力，以及穿越跨层的巧妙结合、整体节奏的合理掌控等诸多缘由，主要还在于其浓烈的亲情内核成功触动了观众的心弦，思亲的“母题”引发了国民的情感共鸣。这两部在中国电影史上票房领衔的影片，前者以家国情怀在国庆佳节发酵，后者借母女情深在春节时段迸发，适逢其时，恰到好处，注入了有效的话题性，吸引了超量的注意力，最终产生了矢量的社会和艺术效应。可以说，它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注意力的凯旋，是话题性的胜利。借此，我们也就理解，为什么荣获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华语电影的《海的尽头是草原》，尽管有著名导演尔冬升掌镜，意旨情真意切、画面美轮美奂，但因为表达的只是60年前“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事件”，与现代主体观众的生活实际较少交集，几乎没有掀起波澜。影片从2022年9月上映至2023年4月，票房只有3611万，观众人次不足百万（在该片上海首映式上，笔者曾用“真实”“真诚”“真情”和“大爱”“大情怀”“大气场”总括向观众极力推荐，但与剧组交流时也坦陈，影片的市场反应恐不容乐观，结果不幸而言中）。同样，邀请了成龙、吴京、于荣光、释彦能等一批著名动作电影人参演的《龙马精神》，堪称近年武术片的鸿篇大作，但其市场反应却远远低于预期。有人批评该片故事缺少创意，有人埋怨女主角没有选好，其实这些只是枝节，症结还是影片有没有话题性、能不能吸引注意力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在AI汇聚发力、“星舰”开始飞奔火星的年代，龙虎武师与“赤兔”之间相伴相守的守成经历，更像是一曲时代挽歌，已经很难和当代主体电影观众产生共情共鸣了，即使成龙们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因此，尊重电影作为注意力经济的逻辑和规律，切准社会热点，寻觅时代话题，对于电影来说已是一个回避不了的课题了。有人会问，话题性如此重要，是否意味着不管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都必须能够“制造”话题，以“注意力”“吸引力”求胜？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需要我们对今天这个数字多媒介时代的特点具有清晰的认识。随着计算机、互联网与数字通信技术的合流，以及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和不断提升，导致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已经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新的信息和文化传播方式打破了时间、地域和人际的限制，使人们能快捷、平等、无差别地接触到各种新的思想和文化资讯。人们的注意力极为分散，并日趋分化，电影作为文化艺术龙头的主导媒介地位也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信息不再稀缺,而注意力成为最为难得的稀缺资源。中国电影产业要突出重围，实现良性发展，必须革故鼎新，顺势而为，具体说来就是需要更加善于运用作为“通用代码”的社会议题，注入更多“注意力”要素，搅动话题酵母的魔力，合理并有效地调动人的肾上腺素分泌水平，以最大限度地留住存量观众和吸引增量观众。正如Indigo影业的创始人尼古拉·朱利亚诺所说：“要让一部电影在票房上大放异彩，就必须有吸引观众的东西。”《今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甚至说：“在一个信息爆炸却多半无用的世界，清晰的见解就成为一种力量”，“对所有人来说，对于意义、对于社群的追求，将有可能变得比对工作的追求更为重要”。国内的一项调研也证实，在众多影响青年观众收视选择的因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所在社群的热点话题讨论度”，占比达到78.2%。而“媒体或平台推荐”“朋友或同事推荐”因素虽然排在第二、三位，但影响值只在60%左右。由此可见，从电影整体和全局发展考察（少量“纯艺术”创作除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内容设定应该成为当代电影创作最重要的旨归，像《海的尽头是草原》《龙马精神》等电影的表现内容和形式无疑都是有价值和不可或缺的，对于它们，既然也要进入市场，那就需要能动地变换讲述方式，处理好历史和现实、主体和客体、影像和观众的关系，更好地找到与当下话题性和注意力的结合点，通过创造性建构有效地实现创新性转化。否则，维系简单的再生产都会成为问题，哪里还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呢？正如张艺谋最近所说：“电影如何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这是最要紧的”，“只有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电影才是强大的，电影产业才是强大的”，因此，“支持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中国电影产业，其实就是要争取更多人观看”。1

点击上方关注一下投稿系统：http://shnu.ijournals.cn/zxshb/ch/index.aspx目录学术关注·圆桌论坛·（特邀主持：宋佩玉）近代中国与世界：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的互动大变局中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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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伦理与价值劳动是享受生命的最好方式吗？——以康德《实用人类学》为中心的讨论本文作者：成海鹰（1969-），女，湖南衡阳人，哲学博士，汕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曾入选“汕头大学卓越人才计划”优秀人才，汕头市委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宣讲团成员，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干细胞伦理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台湾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伦理学会会员、湖南省伦理学会理事，广东省本科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摘要：在康德关于享乐的论述中，快乐是一种由感官而来的愉快，而人们能够通过生命感和官感得到的享受，称之为享乐。享受有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成分，又分为个别性和社会性的享受。愉快有感性和智性两种，感性愉快通过感官快乐和想象力鉴赏表现，智性愉快通过可显现的概念或理念表现。享乐由此来自身心两个方面，有物质和精神两种形式。康德的“劳动是享受生命的最好方式”这一命题，肯定了劳动与享乐都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只有劳动没有享乐的人生是不正义的，只有享乐不劳动的人生是空虚和无聊的。把劳动视为享乐的源泉，把享乐视为劳动的合理归宿，是丰富人生意义、提升道德生活的重要途径；阐释康德的劳动观和享乐观，是当代评价劳动的意义并赋予享乐新的时代价值的重要基础，为建构享乐伦理找到一种理论依据，以此理解何为真正的享受生命。关键词：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伦理与价值新中国伦理学的理论特质、历史地位和未来展望本文作者：王泽应，男，1956年生，湖南祁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系国家重点学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副所长、湖南师范大学池田大作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管理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中心兼职研究员。摘要：新中国伦理学既是五千年中华伦理文明和近代以来伦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人类伦理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批判继承古今中西伦理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了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以社会主义为基本价值追求的伦理学，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形态和学科体系，成为人类伦理学发展史上引领潮流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生机与活力的伦理学类型。新中国未来伦理学的繁荣发展要求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着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相鸣应、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契合、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一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相衔接的方向迈进，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传承传播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教育学研究关于“双减”的重要性、成效及问题、对策——从义务教育阶段的“内卷”谈起本文作者：杨德广，上海师范大学长三角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摘要：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ChatGPT与专利间的距离：美国人工智能专利保护的理论动态本文作者：王润华，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创新政策与管理、法律与科技，擅长实证、法经济学与比较研究。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工业工程与法学双学位本科，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UIUC）法学院LLM法学硕士、JSD法学博士。曾任UIUC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汤姆爱迪生创新学者、日本知识产权研究所研究学者、美国芝加哥肯特法学院实证知识产权研究员。现属WIPO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学术关注在乡村发现印度的另一种力量：论马哈斯维塔·黛维的部落民写作本文作者：王春景，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摘要：印度乡村及部落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得到主流社会的重视，这一历史性变化也得益于作家们对乡村及部落民的书写。印度孟加拉语作家马哈斯维塔·黛维传承了泰戈尔注重实践的教育理念，延续了印度进步主义的文学传统，注重通过文学暴露现实、改造现实。她走进乡村和边区，描写乡村生活，再现了部落民的历史境遇，反映了印度文化的多样性及现代路径的缺陷。她在猎人部落所传唱的歌谣中发现部落民的活历史，以本土知识建构民族历史，继而打破印度无史的西方认知；在神箭的描述中展示部落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再现其所蕴含的反抗精神以及对于部落民身份建构的价值；聚焦部落民的生活与文化，挖掘出未被主流文化同化的部落社会的信仰和哲学，肯定了其在解决现代文明危机中的建设性意义。关键词：印度当代文学；部落民；本土知识；进步主义2016年8月20日，在印度贾坎德邦（Jharkhand）的博卡罗（Bakaro），一尊特殊的塑像揭幕，他赤裸上身，肩背长弓，箭袋里装满箭，右手高举镰刀形状的树根。[1]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学术关注如何以第三世界为方法？——后殖民批评之弊与非洲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殖民本文作者：姚峰，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上海市“世界文学多样性与文明互鉴”创新团队成员。摘要：“问题殖民”使中国非洲文学研究难以挣脱西方设定的研究视域和知识框架，沦为以非洲为“假想物”的西学翻版，难以独立开掘重要的研究议题，导致中国学人主体性的弱化。数百年来现代性观念的全球播散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全球化，造成了第三世界学人的理论终结意识，由此造成其非洲文学研究的去历史化倾向。西方知识左翼的后殖民理论有其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路径，对于非洲等第三世界的文本选择性也以此为依据。作为对策，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必须重视非洲本土的文学历史经验，即再历史化，并以第三世界作为新的参照系，把西方的非洲研究相对化，最终通过中国问题意识与非洲文学经验的对话而提出新的研究议题，形成我们检讨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和我们自身研究方法的思想资源。关键词：问题殖民;后殖民批评;主体性重建;去历史化;第三世界何谓“问题殖民”？2009年11月，秦晖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以“警惕‘问题殖民’：西学东渐中的问题误置”为题发表演讲。他以“大小政府”“交易成本”“中产阶级”等概念为例，说明某些西来的概念若不经转化就直接引入异质语境，其有效性是否依然成立，就很值得商榷。就非洲文学研究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殖民批评就来势汹汹，成一时之潢潦，被学界奉作主导的理论和话语，当然在学界造成了某种“问题殖民”的风气，导致我们的研究只是以非洲为“假想物”的西学翻版，造成这一领域总体上既对西方学术界无关紧要，又在本国思想界凌空蹈虚。因此，我们的非洲文学研究某种程度上是“没有非洲的非洲研究”，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日本著名思想史家沟口雄三先生也有过类似表述，他曾批评日本的中国研究是“没有中国的中国研究”。[1]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学术关注【编者按】作为反思与撬动现有国际秩序与结构的潜在思想动能，“第三世界”提供了打开另一种世界想象的可能性，有助于人们思考如何从思想与学术角度推动“百年未有之变局”持续展开。为此，本刊组织了三篇稿件，分别聚焦拉美、印度与非洲历史经验中的文学实践，尝试以第三世界的眼光在各自研究领域提出重要问题并做出答复。其中，魏然的《如何在拉丁美洲“建造”：重审安赫尔·拉玛与巴尔加斯·略萨之争》从拉玛与略萨的批评论争入手，试图廓清拉美文学的真实贡献，以探讨当前中国的第三世界文学研究应当如何设立有效的文艺批评议程。王春景的《在乡村发现印度的另一种力量：论马哈斯维塔·黛维的部落民写作》聚焦马哈斯维塔的写作策略，阐释作家笔下的印度如何具有“多义性”，提示民间文化与智慧的创造力与能动性。姚峰的《如何以第三世界为方法？——后殖民批评之弊与非洲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殖民》揭示了当前中国非洲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殖民”，进一步探讨第三世界文学批评的再历史化问题及其如何实现主体性重建。如何在拉丁美洲“建造”：重审安赫尔·拉玛与巴尔加斯·略萨之争本文作者：魏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摘要：重审20世纪70年代初乌拉圭批评家拉玛与秘鲁作家略萨之间围绕文学批评方式而展开的一场论争，拉玛认为略萨推崇的诉诸作家传记信息与个体冲动的批评框架低估了拉美“文学爆炸”的形式创造；与略萨的个体文学观针锋相对,拉玛指出“文学爆炸”的真正创造在于呼应所属共同体的需求而改造文学技术。文章在这一论争的延长线上阅读拉玛其后对秘鲁作家阿格达斯的研究，提出拉美文学中普遍存在着外来技术和本土历史世界的文化互化。重估这一从传统筹划而来的瓦莱里意义上的文学“建造”，有助于廓清拉美文学的真实贡献，也有益于在今日设立有效的文艺批评议程。关键词：拉美“文学爆炸”；文化互化；中介；文化冷战；拉玛；略萨巴西文学批评家安东尼奥·坎迪多（Antonio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文学研究明代文学人口的壮大与书业生产的繁盛本文作者：李玉宝，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摘要：作为生产消费链条的明代文学人口是科举选拔机制成熟、商品经济发达背景下市民阶层壮大的产物。明代生员及存世文学作品的数量、书业从业人员及俗文学人口的受众相较以前各代是最多的。文学人口的空前壮大是明代书业繁盛的重要前提，也是其发展壮大的“发动机”；而书业生产的繁盛为壮大了的文学人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化商品。关键词：明代；文学人口；雅文学；俗文学；书业生产一、明代文学人口及文学类书业与足球人口和足球人才成正比一样，文学人口的多寡也与文学的盛衰密切相关。这里所说的文学人口是指参与到作为消费产品的文学的整个生产过程并接受其成果的文学群体，即它不仅指文学作品的创作者，还包括传播者及作为产品链条上重要一环的阅读者。“创作者”指生产了诗、文、戏曲、小说等文学体裁的脑力劳动者，其中的“文”涵盖魏文帝时代所有文章最初分体的“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之四科八体，也包括后来晋唐宋元明时期作为八体衍生物的其他数十种文体，如策、疏、表、序、记、传及碑铭、祭文、行状等（虽然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中国文学由古代向近代转型，作为广义文章学的“策、章、表、奏、疏、议、碑铭、行状”等旧体文章，已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功用和价值，但在近代以前它们都是文学作品）。“传播者”既包括对文学作品进行策划、编辑、排版、刊刻等的刻书业人员，也包括专门以图书的运输、销售为职业的书业“下游”人员。“阅读者”在明代是一个具有全新外延的文学群体，其外延除了以传统的诗、赋、词、文等雅文学为阅读对象的读者外，也包括以新兴的戏曲、小说等俗文学为阅读对象的文学爱好者。在中国历史上文学人口最多的时代是明清时期。道理很简单，中国宋代以前（含宋代）的文学无论是传统诗文还是作为诗歌变体的词（又称诗余）总体上是贵族文学、士大夫文学，是雅文学，它们的创作者和受众也都局限在宫廷、士大夫和士绅中间，受传承载体的限制，它们远没有下移至普通百姓中去。作为普通百姓和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小说、戏曲在宋以前还没有成为成熟的大众文学形态，唐五代文言小说虽是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一座高峰，但它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关联，自然也难以引起普通百姓的兴趣。倒是发端于唐代的“说话”直接导引了宋代“说话”的发展和兴盛，据张兵先生《宋辽金元小说史》载，目前存世的宋辽金元小说话本50余篇，讲史话本8种，还有说铁骑儿和说经小说话本5种。[1]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城市与社会中古以来上海城内水系详考——兼论江南水乡背景下的城市微观肌理及基层行政空间之生成本文作者：钟翀，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摘要：基于江南水乡地区聚落—城镇的形态发生学分析，借助本地特有的近代早期大比例尺实测地图，并通过对相关特定文献的精查辑考，对明中叶筑城前后的上海城市水系提出了较高分辨率的复原方案，进而对当时发生的城市景观升级与城市微观肌理演替做了若干定性检证；同时，还上溯考察了城内水系与保、图等基层行政组织的空间关联与早期历史渊源。试图说明，建立在江南水乡城镇历史形态学认知之上，以形态发生的视角针对性地甄别利用某些特定史料，详细描绘支浜与小河道的近代大比例尺地图，并综合分析传统景观留存较好的近现代局地典型样本，当为最大限度复原城市历史水系之最佳取径。关键词：上海老城厢；城市水系；城市历史形态学；城市微观肌理；城市基层行政组织自2020年以来，上海老城厢的改建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目前拆迁工作已告一段落。对这座现今上海主城区范围内历史最为悠久、拥有730年建县史的江南古县城的再开发，正在加紧实施之中。不过，笔者在与规划方交流中了解到，有关这座古县城历史形态与传统景观的个性化研究成果仍相当匮乏。而从当前城市史地研究与古建筑、城市规划、园林等诸实践学科的学际交流来看，其落差也往往表现在前者能否提出可供规划设计参考的有较高分辨率的空间定位、具体地物或场境的较为详确的复原文案，以及基于上述考证的历史景观的深刻鉴别与特定认知等一些焦点问题之上。关于上海老城厢平面格局的长期变迁，笔者此前研究略备，然前文限于纸幅，主要利用图文史料梳理该城的街道及街道系统、建成区地块集聚形态这两个主因素的长期演化历程，进而推论其长期形态变迁大致可分为早期的北宋至元代建县初的河埠型“镇市”、元中期至明嘉靖筑城前的环河型水乡“县市”、明嘉靖筑城至民国初拆城的“县城”或称“老城厢”、近代化之后至现代的嵌入型“城中城”这四个阶段。[1]不过，前文偏重于路网、建成区等城市陆域空间的解析，尚少涉入对水乡城镇来说同样重要的水道系统的详细研讨。而如上所述的规划实践，必然对该城的研究提出更为明确的需求。因此，笔者考虑针对上海水域变迁的复原研究，可否通过传统的图文史料解读与历史形态学分析的深度整合而获得进一步的详确论证？其精确复原的分辨率可达到何种程度？另外，在上述作业过程中，如何准确认识、评判水文相关图文史料的性质、有效性及其利用极限？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尝试从上述角度对上海城市的水系变迁进行分析。此外，虽然高分辨率的史料非常缺乏，本文也尝试对16世纪筑城之后该城的微观肌理变迁，如街区的内部填充、城市空间塑造与景观升级等问题做一些基础性思考。需要事先说明的是，上文提及自中古以来上海经历了“镇市”“县市”“县城”或称“老城厢”等阶段，为行文之便，下面在分析时多以现代通行的“城市”“城镇”表述，如涉征引原文或为强调其所对应的发展阶段时，则按上述“县市”等词予以表达。一、历史上的上海城市空间范围本文所讨论明清时期的上海旧县城，乃至中古以来繁荣于此地的宋元“上海镇市”，其市域范围在既往研究中并非十分清晰，因此首先需予以厘清。上海县城自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筑城直至民国初的1914年拆城，在360年里，城墙作为城厢内外的分界线明确而又稳定。不过，作为自宋元发展起来的一个有机型江南市镇，要论其城镇空间范围，则以明中叶所筑城墙作为依据并不合理，而更应着眼于该市镇中实际的人居空间——建成区（或称街区），并以此来作为定义该城城市空间实际范围的核心内涵。光绪初年（1875）的上海县城，其建成区显然溢出了城墙（图1），东城墙之外直到黄浦江滨都已为街区所覆盖。而从最早详细描绘上海建成区的1861年版法文地图来看（图1中的分图），其时的街区也已越过东城墙，但城内西部仍存在较多非建成区，即该城建成区的格局呈现“东密西疏”的分布特点。图1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城市与社会论历史研究中的“比较法”——以“中世纪城市革命”视角下的唐宋都城研究为例本文作者：成一农，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摘要：“比较法”作为一种常用的研究方法，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忽略了对其局限和学术意义的讨论。大致而言，“比较法”与历史研究的其他方法近似，是一种具有主观性和目的性的研究方法，由此其得出的结论也是一种历史认知和历史解释。不仅如此，世间万事万物都存在差异，因此单纯的比较研究并无价值，比较研究的价值必然在比较研究之外或之上。且比较研究除了可以阐释差异、变化和变革之外，还可以阐释相似和延续。而只有理解了相似和延续，才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差异、变化和变革。因此对于相似和延续的揭示也应当是未来比较研究涉及的领域。关键词：中世纪城市革命；长安；开封；比较法一、问题的提出“比较法”是历史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大致而言，就是希望通过在时间或（和）空间尺度上对研究对象进行比较，由此说明研究对象随着时间或空间发生的变化，或是存在的差异，并进而探讨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变革”，或不同区域历史进程的差异等更为宏大的议题。无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中，还是近40年来以“唐宋变革论”为代表的“变革论”讨论中，以及在中西历史进程比较研究中，都可以看到对这一方法的运用。当然，这些只是相对著名的例子，实际上，在对空间差异的讨论如历史地理学中对某一或某些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研究中，以及在各种讨论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产生的变化如制度史领域对历代政治制度变化的研究中，也都可以看到“比较法”的应用，虽然有些时候不那么明显。可能由于“比较法”在历史研究中太过平常，或者由于这一方法非常符合人类判断“差异”“变化”甚至“变革”的认知方式，因此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基本都认为这一方法“理所应当”，由此忽视了这一研究方法不可避免的缺陷。不仅如此，由于世间万事万物都存在差异，因此理论上万物皆可比较。但从学术层面而言，显然并不是所有比较都具有意义。那么，如何确定比较研究的意义本身应当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更有意思的是，虽然通过比较研究也能得出研究对象在时间或空间上的延续性或相似性，但这方面的研究与强调差异和变化的比较研究相比较，数量要少得多，甚至几乎难以找到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作。究其原因，这可能与长期以来历史研究习惯关注“变化”“差异”“变革”，而较少关注“延续”“相似”有关。但“延续”“相似”真的不值得关注吗？上述应当就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为了进行讨论，下文以在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中世纪城市革命”研究中经常涉及的隋唐长安和北宋开封的比较研究为例进行分析。隋唐长安和北宋开封的城市布局、城市生活，长期以来受到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之所以如此，与作为其理论来源的“中世纪城市革命”以及“唐宋变革论”长期以来在中国史研究中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力密不可分。[1]

我们之所以觉察到时间在流动，除了事物本身按照时间维度在变化外，也因为我们通过记忆信息来加以感受。我们经历过的事件留下的记忆，正是我们锚定时间刻度的坐标。换言之，从主观维度看，记忆即时间。[26]

Kagan）指出：“康德就曾经认为，审美判断不包括任何认识内容，因为它不以概念为基础。而事实上，如果审美评价没有对对象的特殊认识——不过，这种认识不是概念性的，而是直觉性的——那就不可思议。”[7]

“文学，与其说它是自我的表现，毋宁说它是生活意志的要求。文学，与其说它是社会生活的表现，毋宁说它是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一切的作品，有它的意志要求，一切的文学，有它的阶级背景”。[31]

p.174.8将伦理学看成是第一哲学的哲学家是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他在1984年的采访文章里首次明确表达了这个观点，但在1961年出版的《整体与无限》(Totality

以“穿衣”义词语为例，南方多用“著”，如《张协状元》用“著”不用“穿”；《朱子语类》多用“著”。北方多用“穿”，如《刘知远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全相平话五种》等文献皆“穿”多“著”少。[11]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史学研究本文作者：闰华芳，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洛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张剑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唐风东渐：日本平安初期天皇子女的教育摘要：日本平安初期，嵯峨天皇提出文章经国的理念，即以中国的典籍知识作为国家运行的可鉴之道。在这种理念指导下，以天皇为首的皇室积极学习汉文典籍，并对天皇子女教育施以各种办法。在精心挑选才学兼备之士教授诸位子女的同时，往往超越制度给教师以顺畅仕途。天皇本人亦会在朝政之余亲自加以教养。关键词：

黛玉虽不似宝钗、探春在屋中清供菊花，却能于梦魂中遥契菊之精神。美感经验是形象的直觉，也是艺术的创造。形象是观赏者性格和情趣的反照，形象的意蕴深浅以观赏的性分深浅为准。[39]

此“鬼”为死去的祖先，所以有“非其鬼而祭之”的问题。可见孔子时已有鬼神的概念，并非晚至唐宋以后。另外，王充《论衡·死伪篇》记载，当时人普遍相信“死人为鬼……鬼之有知，能害人”，[57]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电影空间本文作者：聂欣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电影的“空间”与“空间生产”摘要：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生产”概念，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物的生产和生产关系的互动，提出了总体性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观念。电影理论对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借用，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定义了电影的空间，也就是把电影中呈现物的空间与呈现意义的空间置于一种辩证的关系之中，从总体性的角度出发来看待电影的模拟空间、象征空间以及意蕴空间，从而避免了对于电影空间概念使用的生吞活剥，为电影理论开辟出一个新的视野。关键词：空间；电影空间；空间生产；列斐伏尔有关电影空间的讨论在近年国内电影理论的研究中颇为热门，但是何为“空间”？一般所谓的空间与电影表现的空间差异何在？列斐伏尔所谓的“空间生产”究竟为何物，它又是如何才能够为电影理论所用？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在相关的讨论中得到充分的阐释和解答，这篇文章试图在这些问题上寻根究底，将有关空间的问题更为妥帖地纳入电影学的范畴。一、什么是“空间”与“空间生产”按照柏格森的说法，“空间是没有性质的一种实在”。[1]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联合征稿】争鸣：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能产生意识吗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文学研究本文作者：赵小琪，广东培正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49—1979年中国作家想象的三种西方形象摘要：1949—1979年中国作家想象的西方，既是对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霸权持续冲击的回应，也是一种中国式现代性焦虑的延续和发展的表现。在这一时期中国作家的作品中，西方政治、社会、道德等方面的负面性被放大和强化：西方的政治是狭隘、虚伪的；西方的社会是混乱和充满矛盾的；西方的道德是自私、腐朽的。可以说，这一时期作家作品中的西方形象是依据历史经验和现实要求而构建的差异化的他者，熔铸了作为建构者的中国作家的历史记忆和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和情感倾向等多种因素。它既展现了中国作家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取代、驱离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理想与变革冲动，又强化了作为自我的中国与作为他者的西方的二元对立。关键词：1949—1979;

2001）中所提出的曲行性概念，即强调经验与先验之间的曲行交错。这里的曲行性指的是，有机体与人工智能沿着复杂性方向不断进行交互性调适。编辑：王雅梅校对：李嘉君审核：陈吉往期推荐新刊速递

点击上方关注一下目录学术关注·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ChatGPT·人工智能需要“灵魂”吗——由大语言模型引发的可能性及质疑王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史学研究本文作者：庄宇20世纪初留俄学生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摘要：近代以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海外留学生群体逐渐在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中发挥重要影响力。20世纪初，正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探索国家制度的关键时期。此时，国内进步的知识分子早已对传承欧洲社会主义的俄国虚无党人有所关注。“十月革命”之后，苏俄更是在建设独立自主、反抗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树立了积极正面的形象。20世纪初留俄的中国学生凭借地缘优势，将俄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详尽介绍给国内外的华人，成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中坚力量，为正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带来了新生的希望。当时的中国留俄学生或以亲身经历或出于“以俄为师”的革命同路人之愿景，身体力行地为20世纪20年代中苏外交联盟的建立、社会主义和苏俄党政建设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搭建了良好的沟通桥梁。关键词：社会主义；留学生；俄国革命；思想传播19世纪上半叶，当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之时，诸多进步爱国人士已经意识到，必须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加以了解，来弥补自身之不足。这一时期的进步人士主要以编译及撰写介绍西方乃至世界地理、历史的书籍为首要任务。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学子大规模海外求学的历史篇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教育认识西方，了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达到强国的目的。在统计清末留学生派出数据时，不难发现其突出特点即大多被派往美国、日本及欧洲这类社会制度及科学技术相对发达的国家，而对于与清代中国大面积接壤的俄国，时至20世纪初，派遣留俄的学生才日渐增多。[1]此时，除却早期的中央官派留学生与地方（如东北、新疆等地）官派留学生，自费留俄学生人数逐渐攀升。据统计，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来，清廷的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省向俄国派遣的留学生加上自费留学生共40多人。当时赴俄留学生的派遣规模相对于前往欧美及日本的可谓九牛一毛。随着20世纪的到来，特别是1917年“十月革命”后，中国留俄（苏）学生的数量开始有了显著提升。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风云激荡的时期，正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探索国家制度的关键时期。“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得到了广泛认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本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自此，苏俄在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积极角色。而思想的传播需要载体，当时的留俄（苏）学生因地理之便利，成为中俄两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革命实践经验交流沟通的重要纽带。1920年前后，留学俄（苏）的中国学生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苏联盟合作等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此前学界对中国学生留学俄国及苏联的历程已有关照，但多侧重按时间顺序的历史梳理。本文尝试从20世纪初留俄学生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新视角，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20世纪初，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由日本、俄国传入中国。本文中的留俄学生，包含20世纪初至20年代中后期在原俄国地区留学的中国学生。20世纪初“十月革命”爆发后，由俄国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以及1922年12月30日建立的苏联，其政权经过两次更名，因而造成了中文语境下对国名和政权表述的诸多不便。本文标题中的“留俄”更强调社会主义进入中国的路径源头，即由俄国传入。一、革命联系的建立：刘泽荣领导的旅俄华工联合会与中苏建交的初步尝试19世纪末，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进入中国，早期是以“知识”“学说”的名义为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直到“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与独立自主、权利平等、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革命原则相结合，广泛传播开来。20世纪初，留俄学生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其中，留俄优秀学生领袖刘泽荣[2]所召集创建的旅俄华工联合会在中苏两国建立革命联系的初步阶段发挥了重要的联结纽带作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华工进入俄国修筑铁路。由于语言不通，加之俄国解体后国内政治混乱，华工的处境愈发艰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之后，大批在俄华工经受不住残酷的剥削和虐待，从西伯利亚、南俄和波罗的海沿岸等地逃难来到彼得堡和莫斯科。他们因为生活无保障而沿街乞讨，沦为“黄奴”，处境十分悲惨。看到国人的境况，留学生刘泽荣挺身而出，先是与当时中国驻俄领馆商讨遣送在俄华工回国一事，几经周旋未果，于是“刘绍周邀集当时在彼得堡的中国留学生刘文彬、张永奎、李宝堂、朱绍阳、伊里春、音德善和刘雯八人，共同商量救济和遣送同胞回国的办法”。[3]这一次商议的结果便是成立“中华旅俄联合会”。1918年底，正式更名为“旅俄华工联合会”（Союз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史学研究本文作者：张茜茹从词语到概念：Lumières与“启蒙运动”张茜茹摘要：法语中用Lumières专门指称“启蒙运动”或“启蒙时代”的做法大约始于20世纪50年代；这以前，法国学界一般用“哲学时代”“理性时代”来称呼启蒙时代，或是直接称之为“18世纪”。文章试图厘清lumière一词在17、18世纪法国的语义演变，简要分析18世纪的文人学者如何使用该词，并解释Lumières为何会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启蒙运动”的代名词，从而揭示出lumière从普通词语表达变成概念的复杂过程。关键词：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艺术与传媒中国戏曲史作者简介：朱恒夫，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斩经堂》的故事溯源、剧旨评析与传承思考朱恒夫摘要：传统剧目《斩经堂》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为许多剧种频繁演出。遵母命而杀妻者吴汉，在历史上刘秀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既不是官宦后代，也没有过杀妻的行为。这一故事是明末之前就开始在民间广泛传播的“王莽赶刘秀”故事中的一节，现存最早的文献是江淮傩歌“神书”《土地忏》。戏曲《斩经堂》并不是由某一个剧种初创，据现有资料推断，徽剧的《吴汉三杀》传至淮剧、京剧、绍剧等，秦腔《吴汉杀妻》则传至梆子腔系统及受梆子声腔影响的诸剧种。由于都采用了民间传说的素材，内容大同小异。然不论是哪一个剧种搬演，它的剧旨都是颂扬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唯有在抗日战争这个特定时期，起过一定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如何传承《斩经堂》，建议考虑下列思路：一是将剧旨定位在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上，要将吴汉妻、吴汉与吴母都写成历史性的悲剧人物；二是在情节上做一些补充，以紧针密线，让人物的心理与行动符合生活的逻辑，使故事与人物形象具有生活与艺术的真实性；三是增加“三杀”的分量，加大吴汉与吴母之间、吴汉与妻子之间、吴汉自己内心的冲突力度；四是要写出刘秀为了自己取得政权而不顾惜他人性命的冷血性格。关键词：斩经堂；故事溯源；剧旨；传承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艺术与传媒中国戏曲史作者简介：黄静枫，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教授，上海市“曙光学者”，中国田汉研究会理事。研究领域：中国戏剧学史、现代戏曲。主持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曾获第八届“王国维戏曲论文奖”一等奖、第三十六届“田汉戏剧奖·理论”一等奖、“中华戏剧学刊青年优秀论文奖”（2017年度、2019年度、2021年度三届）等。戏曲史相关概念在“十七年”时期的确立及其学科史意义黄静枫摘要：民国时期的戏曲史研究尚未广泛运用概念思维，戏曲史相关概念在“十七年”时期基本成型：“戏曲”概念被固定，经过辞书、词典的书写，作为与其他艺术门类或文学样式相区别的一种形式，它的较详细的“身份信息”被公布。不同历史时期盛行的各戏曲“品种”的纷繁称谓在此期统一，并作为概念被正式提出。“声腔”“剧种”等新概念被提出并稳定。上述概念建设工作可分成旧概念的商榷、旧称谓的定义、新概念的提出三类。概念确立所具有的学科史意义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标志着学科研究思维方式的逐步完善；体现了戏曲史学术共同体的渐次成型；开启了现当代戏曲史阐述的新思路。关键词：十七年；戏曲史学；概念；称谓；定义；学科史意义中国古代戏曲学术话语中存在大量名词、术语和称谓，但其流动性较大，在使用时往往因人而异。换句话说，在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的古代，经过抽象思维提炼、概括而产生的概念并未出现，甚至连囊括各时期戏曲“品种”的“戏曲”概念也是缺失的。概念是学科建设的基石。尤其在学科诞生之初，当务之急是引入或创建“概念”。虽然民国戏曲史学人已经具备了“下定义”的概念思维，并出现了诸如“真戏剧”“剧场”之类的概念，但共识性不高。究其原因，是参照西方而初步拟定的概念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戏曲，完整、严谨的概念体系有待进一步建设。随着中国进入“十七年”时期，戏曲史学科继续发展。一方面，学术共同体初步形成；另一方面，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研究观念逐渐更新，思维方式开始转变，从而导致大范围内“是什么”的论争不断出现。上述变化直接推动了概念体系的完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旧概念的商榷、旧称谓的定义和新概念的提出。由于概念思维强调对本质属性的提取，因此，概念包含事物最重要的构成信息，它们是从大量个别实际存在中抽取出的共性。通过对概念“谱系”的梳理，可以大致掌握戏曲史学科研究范畴的变化。比如从什么角度对“戏曲”进行抽象概括、得出哪些核心构成质素，是戏曲史学人有关戏曲本体认知最直接的材料，而戏曲本体认知变化又关乎戏曲史学科对象的调整。因此，本文试图分析戏曲史相关概念在“十七年”时期的确立过程，总结它们各自的内涵和外延，从中把握戏曲观念的重要变迁，并揭示此期概念确立的学科史意义。一、旧概念的商榷当王国维着手创办戏曲史学科时，他必须首先回答“什么是戏曲”这一问题。只有确立了“戏曲”概念，才能据此搜罗历史言说的对象。王氏正是在完成“戏曲”概念界定后，认定“前戏曲”艺术样式，进而呈现戏曲生成过程的；也正是在认定“真戏剧”后，他进一步将“北剧”“南戏”作为宋元戏曲历史讲述的两个基本板块。在《宋元戏曲史》中，他提出了一组严格区分的概念：“古剧”“真戏剧”“戏曲”：宋金以前杂剧院本，今无一存，又自其目观之，其结构与后世戏剧迥异，故谓之古剧。古剧者，非尽纯正之剧，而兼有竞技游戏在其中。[1]然后代之戏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故真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2]概言之，王氏的“古剧”指的是宋金及其之前的杂剧院本，[3]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史学研究作者简介：吕一民，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法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著作、译著有《法国通史》《法兰西的兴衰》《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法国知识分子史》《知识分子的鸦片》《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法国史》（3卷本）《罗伯斯庇尔传》。主要学术兼职包括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2020年10月当选为法国海外科学院通讯院士。重教尊师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现代化吕一民法国自大革命以来的现代化历程中，历时70年之久并兼涉近代与现代的第三共和国，堪称起着独特承前启后作用的关键阶段。第三共和国素有“教师的共和国”之称，[1]

这一统计数字如果不是绝对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英国贵族比较容易接受新的社会精英。一位英国公爵在20世纪80年代回答采访者时说：“我们贵族是靠着不断从人民中吸收新成员而获得其自身的力量的。”[3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学术关注作者简介：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海外红色档案的征集整理与研究利用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专业学术机构，研究范围包括晚清史和中华民国史。早在1956年，近代史研究所就组织全国科研单位合作，系统开展中共党史研究，陆续撰写出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这套书将革命史研究拓展至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拓展了党史研究的领域。最近十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的大力支持下，近代史研究所有计划、大规模地征集散落在海外的近代中国珍稀文献，总量一千余万页，其中有数百万页涉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各发展阶段的珍贵红色文献。现结合近代史研究所征集、整理和研究利用海外红色档案的情况，谈谈笔者的一些思考，希望进一步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一、俄罗斯各级档案馆藏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档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受近代中国长年战乱影响，加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始终处于秘密状态，大量中共早期文献没能完整保留。早在1923年陈独秀即向共产国际报告过，中共“一大”原始文献已全部遗失。而中共成立后即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因此苏俄档案机构保存了大量早期中共革命的红色档案，如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纲领》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前身）早期各类工作总结，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国际讨论中国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的相关决议，赤色职工国际中国代表邓中夏的大量发言记录等。近年来，近代史研究所针对上述文献，陆续复制了20余万页红色档案，主要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各级中共组织机构发展历程的文献，包括共产国际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共青团等重要机构及其工作往来的大量原始档案。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献有：共青团中央第一至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中文底稿、大会选票等原始档案一千余页；罗亦农、彭述之等1921年底成立中共旅俄支部的档案；涉及中共六大的原始文献一千余页，例如“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前夕，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李立三等中共领袖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六大”会议期间制定的“大会会场规则”，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共领袖的工作报告，中组部编制的中共党员人数和成分统计表等原始文献。第二类文献是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中共领袖个人档案，涉及陈独秀、李大钊、罗亦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赵世炎、陈潭秋、王明、杨尚昆、毛泽民、沈泽民、瞿秋白、杨之华等数百位中共领袖。每人档案中大致包括个人简历、自传、调查统计表、党费缴纳表、照片等。例如吴玉章档案中就有其亲笔撰写的两份自传和履历书、护照原件、个人照片(图1、2)；张闻天档案中有他亲笔撰写的90余页反省笔记；陆军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档案中有左权、刘伯承的学习情况和毕业分配方案等。图1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文学研究作者简介：曹旭，复旦大学首届文学批评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大图书馆名誉馆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史馆诗词研究社社长；国家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以六朝文学、古代文论、域外汉学及《诗品》系列研究享誉学术界。宋佳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摘要：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史学研究作者简介：王振忠，复旦大学学士、硕士、博士（1992年），1998年起任该校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历任武汉大学兼职教授、安徽大学讲席教授，2003-2004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并曾赴日本东京大学、法国远东学院、荷兰莱顿大学等海外汉学机构学术交流。主要从事历史地理、明清史、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研究，著有《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1996）、《社会历史与人文地理：王振忠自选集》等专著十数种，主编及合作主编有《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30册、《长江与莱茵河》等五种，并有数种学术随笔结集。摘要：明清时代徽州木商的活动遍及长江流域，其中又以婺源木商最为典型。不过，以往所见多是这些木商在徽州府之外的贸易，而他们在本地的活动及其相关纠纷则较少涉及。抄本《四、五、六都士绅呈请禁止石山以上水运木簰全案》一书，则反映了咸丰年间婺源木商在徽州府黟县境内的活动。作为外来木商，在地士绅对之的仇富心态在所难免，木簰转运过程中的勒索情事亦不罕见，其中也夹杂着当地士绅内部不同的利益纠葛与冲突，这就使得同一事实本身，从各异的立场观察，至少从表面上看皆有其各自的道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此一讼案发生在特殊的时代，故在诉讼展开的过程中，双方皆充分利用太平军兴的背景，从国家利益的高度为己方的诉求寻找合理依据：一方声称木商对于军兴之后军费抽厘的巨大贡献，另一方则反复强调地方社会中团练作用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对此，作为仲裁方的官府权衡利弊，在特别需要地方社会配合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尽快平息事端，倾向于站在在地士绅一边，这也使得相关的纠纷得以迅速落幕。关键词：徽州；黟县；婺源木商；诉讼明清时代徽州木商的活动遍及长江流域各地，其中又以婺源木商最为活跃。不过，迄今学界所关注者多是这些木商在徽州府之外的商业经营，而对于他们在本地的活动则较少涉及。有鉴于此，抄本《四、五、六都士绅呈请禁止石山以上水运木簰全案》所反映的木商在黟县的活动，值得特别关注。一、黟县在地士绅与外来婺源木商的交锋抄本《四、五、六都士绅呈请禁止石山以上水运木簰全案》全书计有88面，共32个文件，为相关纠纷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图1）。图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史学研究作者简介：张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二级教授，世界史（俄国史方向）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外文化交流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委。国家汉办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特聘专家。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国立师范大学学报和匈牙利罗兰大学”Russian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混合智能人机混合智能：新一代智能系统的发展趋势作者简介：刘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研究员，北邮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剑桥大学访问学者，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中美二轨AI谈判专家，媒体融合生产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聘研究员，中国指控学会认知与行为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城市大脑专委会委员。研究领域为人机融合智能、认知工程、人机环境系统工程、未来态势感知模式与行为分析/预测技术等多方面等。至今发表论文70多篇，出版专著6部，译著3部。现为中国信息与电子工程科技发展中心专家委员会特聘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议专家、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高级会员。

但关于“终极算法”的实现机制，他的认识却存在根本性误区。在“终极算法”的理念中，多明戈斯有一个中心假设：“终极算法一旦出现，就可以从数据获得世界上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所有知识。”[17]

★点击上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关注我们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混合智能混合认知:一种优化的人工智能适应性表征策略作者简介：魏屹东，哲学博士，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认知哲学研究所所长，曾任哲学社会学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学科带头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哲学学会副会长，山西省自然辩证法学会监事。摘要摘要：混合认知是不同认知方式的组合或整合。它是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实质是不同适应性表征系统（自然的和人工的）的融合，其中适应性表征能力是不同认知系统的共性。混合认知系统的其他属性或特征都是由这种基本能力衍生而来的，这些特征包括自主性、能动性、具身性、交互性、符号性和语义性。尽管混合认知强化了人工的“智能”，但其黑箱性仍然难以消除。混合认知作为可解释人工智能的出现，有助于我们弄清认知背后的隐性机制。关键词：混合认知；人工智能；机器人；自主性；具身性；符号性；适应性表征所谓“混合认知”（Blended

钱乃荣：《新世纪上海话新流行语2500条》，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年版。▲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编辑：梁钰妍

如张民选、张日培：《多样与和谐:上海城市发展中的语言规划构想》，《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沈骑、陆珏璇：《全球城市外语能力指标体系构建》。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