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坡根据官方通报，12月13日0时起，正式下线“通信行程卡”服务。“通信行程卡”短信、网页、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

文｜西坡过去三年是一个谜，解谜的工作刚刚开始。我们评判历史、臧否人物，喜欢掰着手指头说话，是五个手指头和五个手指头的问题，还是九个手指头和一个手指头的问题。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假设过去三年是九个手指头和一个手指头的问题。但是一个手指头也是手指头，而且有可能是关键的手指头。关于这一个出问题的指头，现在的任务不是给它开药方，而是首先承认它的存在，然后尽量清晰地描述出它的症状。如果有人说，十个手指头全都倍棒，一点毛病没有，那咱就不用讨论了。但我相信，放眼整个社会，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人已经感觉到了，好像哪里不对，好像有些事不该那样发生，可就是直挺挺的发生了。这些事，就是我想讨论的那个手指头。对核酸公司和防疫人员的攻击，大多是情绪发泄，即便他们有问题，也是局部的、技术性的问题。这顶多是指头上带的一点泥巴，不是指头本身。如果我们不弄明白，不该发生的事为什么可以发生，那么同样的事还会继续发生。回顾过去三年，像是一出跌宕起伏的大戏。我还记得第一年的时候，我们打了好几场仗，那时候全社会的心是很齐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杂音也有，但不是主流。但是渐渐的，人们的疲惫感开始上升，意义感逐渐丧失。转折点应该是2022年春天上海的那波疫情。从那之后，我们的防疫叙事一分为二，人群开始撕裂，互相对抗。整体否定这三年的声音，也是那时候开始出现的。站在上帝视角来看，假如在奥密克戎毒出现之后，我们便开始主动、有序地为开放做准备，无疑是最理想的局面。但祸福相倚，成功清零和过度防疫是一个事物的两面。过度防疫不是一种失误，而是一种能力。还是那个木桶比喻，要让木桶不洒一滴水，那么最短的那块板就要足够长，而其他的板可能是过度长的。如果不能过度防疫，那么就做不到清零。假如我们誓死不愿意让渡个人空间，那么从最一开始清零就不会成为可能，甚至不会成为目标选项。对，这是我们的集体选择，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过做选择的机会。过去三年，我们看到了，集体主义在我们内心的天平上占据着压倒性的分量。且看那两个泛滥的句式：非必要不XX，应X尽X。这两种句式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倾向，为了集体的利益，个人生活的大量篇章被瞬间贬低为“非必要”，而让个人受苦牺牲的事却统统“应该”。在现代社会里，个人与社会的边界原本是由法律界定的，要修改必须走法定程序。但是在我们这里，一纸通告、几句口号就让法律暂停了。这既说明别人不把我们的法定权利当回事，更说明我们自己不把法定权利当回事。集体主义天然正当，个人主义天然不正当。哪怕我们上网议论的时候，论据也往往是底层群体、弱势群体受到了多大的伤害，而不是“我就要这样”。这依然是一种集体主义。虽然已经拥有了高铁、飞机、智能手机，我们的自我意识并没有实现现代化。在我看来，这才是最值得担心的地方。直到今天，我们的讨论依然是别人应该做更好的安排，而不是我们为什么没能守住自己的底线。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文｜西坡“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赞同这句话，也喜欢这句话，只是觉得这个提法出现太晚了。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从来没有人能夺走这个位置，也从来没人签署白纸黑字的协议，要对我们的健康负责。虽然我们填过数不清的表格，扫过数不清的二维码，但那些好像别人要对我们负责的条款，如果细看的话，都是密密麻麻的免责声明。在《红楼梦》里，得宠的丫鬟生了病，也是可以叫太医的。可见，主人要对下人的健康负责。不过晴雯得罪了王夫人被撵出去之后，只好自己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很快就病死了。小说里好几个招人待见的丫鬟，下场都很惨，一大部分原因在于，她们误把一时的风光当成了永久的。殊不知，生杀大权操在别人手上，天鹅绒里包裹的是冰冷的铁链。现代社会早已废除了人身依附制度，人人生而平等，到死也平等。即便你想自卖为奴，法律也是不允许的。在父母和子女之间，也没有高低主次之分，所以人人都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不光健康，处处如此，不光此时，永远如此。那么为什么还要大肆宣传“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呢？显然是因为有些人的认知出现了偏差，以为第一责任人的位置另有其人了。这句口号的用处就是告诉这些人，别想多了，没人抢这个第一，是你是你还是你。人生最大的尴尬莫过于，别人说改天请你吃饭，你问哪天，逼得别人只好说，每个人都是自己肚子的第一责任人。尴尬不可怕，尬几次就成熟了。分清真心与假意，不要再掉进同一个坑里。怕的是，入戏太深，舍不得醒，一边哭一边唱“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我宁愿永远都笨又傻”。如果你愿意永远又笨又傻，那么我保证，你身边永远不会缺少愿意对你终身负责的人，毕竟在生育率下滑如此严重的当下，傻子已经是不可再生资源了。长大后世界就没有了童话，这很残酷，但更残酷的是，长大后还相信世界有童话。自负其责没什么不好，你从前并没有得到更多，所以现在也不会失去更多。但长期生活在被保护幻觉下的人，面对真实世界会有一种眩晕的感觉。他们会觉得真实世界太浩瀚，危险丛生，难以捉摸。其实他们之前也在同一片海域里漂流，只是有一束强光打在他们身上，他们只需要跟着光束移动，看不见阴影里的东西。看不见，就好像不存在。越保护，越脆弱。越脆弱，越恐惧。越恐惧，越渴望被保护。我发现，很多人求神拜佛算命抽签，不是真的信这些，而是不想自己做决定。他们的心里话是，只要不让我做决定，怎么着都行。我想，这不是人的本来含义。我们都是有死的凡人。小行星可能撞地球，出门可能被车撞，切个菜都可能把手指头切掉，风险就是生存的本质。为了活得更安全更长命一点，人类拼命搞发明创造。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我却意识到，人类最可贵、最不可思议、最无法替代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脆弱性。因为速朽，我们才会追求不朽，所以才会有文明诞生，所以我才会大半夜在这里吭哧吭哧写字。人工智能再发达，也创作不出荷马史诗，因为它感受不到死亡的压迫。我们最不应该让渡的，就是亲自冒险的权利。假如有人说，我替你把险冒了，你在家里躺着就行，那么挖到金子，他不会分给你，遇到麻烦，他一定先拆你家屋顶。“要发现一片新天地，最初非得长时间地失去一切边际，独自摸索不可。”这三年来，我们听过了太多的“非必要”，我们要知道的是，对地球来说，生命压根就是非必要的。没有生命，地球也过得很好。但是生命一旦诞生，宇宙的万古长夜便燃起了一个火苗，薪火相传，不绝如缕。恐惧不是在危险消失的时候消失的，而是在危险加身的时候消失的。我们注定要无知而危险地活着，否则便是彻底的死寂。继续阅读过去三年，坚定了我撞南墙的决心防止失联

文｜西坡经过了这三年，还没有认清国情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所谓国情，主要指人心的结构。在过去的一些年里，国情论和与国际接轨论一起，遭到了滥用，所以名声不佳。但是国有国情，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我喜欢引用钱穆先生的一句话：“人生”与“民族”与“文化”实三而一，一而三。现象虽可三分，但同属一体。我们得在人群里学习做人，做人的成效也得靠众人的反馈来决定。现在的年轻人，把社恐当作新时尚，但是他们一边社恐，一边拼命上网跟其他的社恐抱团取暖。人就是刺猬，社会就是一群刺猬，离得太远冷，离得太近扎得慌。认识国情不是机械的背书考试，而是随着认识的深入，持续调整自己的方向和姿势的动态过程。王阳明说，知而不行，不是真知，行而不知，只是妄行。我们对国情的认知，一定会反映到我们的行动上。过去三年，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坚定了我撞南墙的决心。我从小就被评价为一个“认死理”的人，不懂变通，不谙事故。长大之后，这一点确实让我吃了很多亏。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我告诉你，这样走是行不通的，你为什么非要撞南墙呢？我说，我不去撞，怎么知道南墙在哪里？很多时候，人们互相告诫不要撞南墙，可是大多数人并不是在南墙根停下的，而是离得老远就不敢走了。你得去撞，才能搞清楚南墙的准确位置，也因此才能搞清楚自己是几斤几两。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南墙。一个人撞不动的南墙，也许另一个人就能撞动。今天撞不动，也许明天就能撞动。实在不是那块料，受伤之后停下就是了。当然，天下没有无风险的买卖，或许一撞之后就头破血流，难以复原了，那也只好认命。所以在撞之前，最后锻炼好身体，吃饱饭，最好带点装备。但风险是不可能消除的。危险地活着，没有办法。我知道，这是一种很傻的想法。聪明人都知道，南墙撞不动，就往北走，往东走，往西走，哪里没有饭辙呢？但我这个人很奇怪，哪里不让走，偏偏要去看个究竟。我观察过一只兔子，每次走到一个位置，就打它一下，后来哪怕没人看着，它也不敢往那儿走了。我不想做兔子。而且我也不是闭着眼睛走。我发现那些往北走，往东走，往西走的人，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有时候，他们告诉我，南边也没什么好东西。我不信，没去过你怎么知道？有时候，他们说，他们走的方向就是南，我望望手里的指南针，不说话。南墙后边到底是什么，说实话，我知道的也不多。但我知道那里有院子里没有的东西，否则也不会有堵墙立在那里。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如果一直在别人画好的框框里活着，多没劲。孔子周游列国，遇到了许多隐逸的高人，他们嘲笑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还是挺佩服他们的，但还是继续去撞南墙。众所周知，孔子这辈子也没把南墙撞倒，但他把自己活成了孔子。而如果没有孔子，这些高人也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我认为，生而为人，就是为了不让南墙舒服的。继续阅读向前看防止阅读

文｜西坡“专家：感染奥密克戎可自备风热感冒药物对症治疗”“专家：奥密克戎毒株主要损伤人体上呼吸道，肺损伤很少”“专家：奥密克戎变异株毒力明显减弱”“专家：奥密克戎感染跟流感症状非常相似，重症病例比例低”“专家：目前学界并未确认新冠肺炎有后遗症。至少尚没有证据表明有后遗症。”……随着放开的步伐，病毒离我们每个人越来越近了。好消息是，病毒的毒力也减弱了，感染的症状也减轻了。我是相信专家的，毕竟我们通过世界杯这个窗口也看到了，外国也没有乱套。我也愿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万一感染了也绝不占用公共资源写小作文卖惨。但是我依稀记得，就在不久前，专家们还不是这样说话的。比如不到两个月前，有一位全国知名的专家说：“根据全球研究结果表明，新冠后遗症覆盖范围较广的健康问题，包括：乏力或疲倦、思维障碍或不能集中精力、呼吸急促或困难、头痛、头晕、心跳加速、胸口疼痛、咳嗽、关节或肌肉疼痛、抑郁或焦虑、发热、嗅觉或味觉丧失等。这些症状可以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更长时间。”我不说这位专家的名字，是不想大家去攻击他，因为我更关心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后的原因，而不是具体个人的品行。我不是说个性品行无关紧要，而是说从个人品行入手，可能说不清楚问题。关于后遗症，你不能说那位专家的说法有错，但是他当时的发言有意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概率。脱离概率谈风险是没有意义的，就像你不会因为害怕被车撞死就不出门。那一连串的后遗症可能确实存在，但是发生的概率有多大？不谈概率，哐哐哐把一堆症状列出来，起到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理解这个问题，你只需要打开任何一种药品的说明书，把“不良反应”这栏读一读就行了。比如我家里正好有小孩的退烧药布洛芬，它的不良反应有：“恶心、呕吐、胃烧灼感或轻度消化不良、胃肠道溃疡及出血、转氨酶升高、头痛、头晕、耳鸣、视力模糊、精神紧张、嗜睡、下肢水肿或体重骤增、罕见皮疹、过敏性肾炎、膀胱炎、肾病综合征、肾乳头坏死或肾功能衰竭、支气管痉挛……”我只抄了大概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留在说明书上，但是逐项读下来足以让你紧张了。假如说你去看病，医生给你开药的时候把每所有不良反应都念一遍，你还敢不敢吃这个药？专家在对公众发言的时候，如果不考虑公众认知和传播效果，而只追求“严格意义”上的“成立”，这种发言可以说是负责任的吗？现在专家还在发言，但是发言的方向完全变了，如果说那时候强调的是症状和总数，那么现在开始强调概率、几率了。最关键的是，说话的专家换了一批，从前那批基本保持沉默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们可能都是对的。但是从大众意义，从常识意义上来讲，他们的发言是大相径庭、前后不一的。我们不是在无菌无尘的实验室里生活呀，也不是在学术期刊上讨论问题啊，公共讨论、公共发言有自己的规范与原则。专家也要遵守常识，这也是常识。众所周知，这些年来“专家”这个称呼的含金量越来越低，含水量越来越高。许多网友养成了直接把专家翻译成“砖家”的不良习惯。这不能不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社会不能没有专家。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公众在接触大量新鲜事物的时候都需要专家的指引。等到专家群体的公信力丧失殆尽的时候，再去责怪大众反智就晚了。事实上，据我观察，中国老百姓原本是非常愿意相信专家的，在中国人心中，有学问的人是值得敬重的。专家的名誉降低到今天的地步，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人们愿意相信专家，但专家们首先得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如果是凭专业精神说话，即使偶尔说错，也是值得尊重的。如果是先揣摩风向再说话，即使说对了，也不值得尊重。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押对风向。搞学问的人，应该有搞学问的样子。风骨这个词太高，实事求是就够了。我越来越觉得，在我们这个社会，能够一以贯之地说话是难得的，也是值得的。继续阅读向前看，往事不要再提？防止失联

这几天，各地都出现断崖式降温，南方小伙伴上一秒还在穿卫衣凹造型，下一秒就翻出了羽绒服抗寒...的确，面对冬季的寒冷蕞实用、蕞保暖的单品，那非“羽绒服”莫属了~它温暖、轻盈，还特别百搭！与裤装组cp帅气、休闲兼具，而搭起裙装更能打造1+1>2的养眼OOTD。不过买羽绒服，小编觉得还是要挑大牌（毕竟大牌款式耐看、质量上乘、充绒量也高）才不易踩雷嘛~如果，今年秋冬你还缺一件羽绒服，那我真心推荐大家时髦又保暖的The

文｜西坡一则关于训狗的帖子，让许多人想起自己的上级和家长。原帖是这样说的：在YouTube上看到一种训狗的方法是故意口令不明确。开门让狗出去，狗一往外走就拉回来，如此反复，几次以后狗就完全懵了，完全不信任自己的判断，时时刻刻盯着主人的行动。这时候就达到目的了。我们每个人或许都多多少少遭到过类似的对待。这种“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相似性，乍看起来有些好笑，但深思的话，只会觉出恐怖。有这么一种领导、过来人、长辈，他们面对下级、新手、晚辈，最擅长的就是摧毁对方的自信心和判断力。涉事不深的人，很容易被他们乡愿式的外表所蒙蔽，因为他们会做出一副都是为你好的样子。顶多会觉得他们教育方式有问题，但初衷还是不坏的。殊不知，这样的人，从根上就是坏的。精神操控的要义就是：都是为你好，但你的判断全是错的。他们之所以要摧毁你的判断力，本质是因为他们对自身能力不自信。他们腹中空空，没有什么真本事。但是他们又要控制你，所以千方百计把你搞晕，搞晕之后他们不管说什么，你都不会反驳了。不擅长办事的人，最喜欢办人。办事有办事的逻辑，办人有办人的逻辑，两类翘楚往往并不重合。不善办事的人，通过办人来垄断办事的权利，于己有利，但会损害一个团体长期的办事能力。办事与办人，是两种文化。办事文化是可以累积、迭代、进化的，存在客观指标，可以横向纵向比较。办人文化则长期停留在低水平的精致状态，不断地推倒重来，就像历朝历代的土木建筑一样。在办人文化里，居于下位的人会因为没有办事能力而失去办事资格，而他们没有办事能力恰恰因为缺乏办事机会。这是一个完美的死循环。如果他想要办事，他得先打通办人这一关。通常来说，他得主动求人来办自己。被办是一种恩宠。在《红楼梦》里，穷小子贾芸想进府里谋一件差事，他先求贾琏，白费半天功夫，才明白凤姐才是真佛。贾芸奉承凤姐那段说词，值得追求进步的有志中青年打印学习。他借钱买了冰麝去孝敬凤姐，但是到了凤姐跟前，既不说是借的钱，也不说是自己的钱，而是说我有个朋友。有个朋友，家里有几个钱，现开香铺，只因要去当官，所以把这些东西分着送与亲朋。为什么非要编这么一个故事？书里前边说，这贾芸最伶俐乖觉。就是说，他和刘姥姥一样，身在边缘，心在贾府，深谙办人文化的游戏规则，知道要想办事，先得被人办。办自己的人舒服了，自己也就能去办事了。贾芸之所以说香料是朋友送的，既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更是为了让收礼的人受用。对凤姐来说，如果你省吃俭用给我送礼，那可受不起。可是借花献佛，接受起来就方便多了。编完我有一个朋友的故事，贾芸还有一番精心排练过的话：“若说送人，也没个人配使这些，倒叫他一文不值半文卖了。因此我就想起婶子来……想来想去，只孝顺婶子一个人才合式，方不算糟蹋这东西。”这一篇话果然说得凤姐得意又欢喜。贾芸很快便得了一件种花的差事，领了二百两银子，书里明言，贾芸只花了五十两银子买树。多出的这一百五十两银子，就是在办人文化下办事所需要的文化成本。办事文化，羊毛出在羊身上。办人文化，羊毛也出在羊身上，但是一路走一路掉，最后羊出了最多的羊毛，却产出了最少的衣服。晚清风雨飘摇之际，龚自珍有两句名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可当时真的缺少办事的人才吗？其实太多的人才消耗在了办人文化的熔炉里。在后来的洋务运动中，中国派了几批幼童去美国留学，但是在1881年，这些留学先驱却被全数撤回。当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位派到美国的留学监督招各位留学生前来听训，结果这些留学生都不行跪拜礼。还有一些幼童，偷偷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于是这些清朝官员向国内汇报说：“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该局裁撤”。慈禧批准这个奏议。对当时的清朝来说，少几个拖着辫子磕头的人，真的那么重要吗？但是办人文化积重难返，宁可损失这些好不容易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幼苗，也要保持内部的整齐划一。如果办人文化不改变，天公降再多的人才都没用。现在当然比以前好多了，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不难发现办人文化的遗存。继续阅读脾气不好的人说了算防止失联

文｜西坡这两天，大家都在怀念。但是我们为什么怀念，我们在怀念什么，并非不言而明的。今天上午，在微博上读到我一直关注的一位博主@-滇南风吹楠-

文｜西坡在一个家庭里，通常是脾气不好的人说了算。脾气好的那个，会同意这个说法。不同意这个说法的，是说了算的那个。塔勒布说，在任何一个群体中，只要有3%~4%永不妥协的少数派，他们全身心地捍卫自己的利益，最终，整个群体的的人都会服从于少数派的偏好和选择。大多数人之所以屈服，不是认同了少数派的观点，而是不再想继续被骚扰。塔勒布做了个思想实验：假设一个四口之家，家里的女儿是一个顽固的少数派，她只吃非转基因食品（或有机食品）。由于她的坚持和抵制，家庭其他成员都被她改造过来了，他们现在也只吃非转基因食品。当这一家子参加邻居的烧烤派对时，邻居为了照顾他们的偏好，不得不全部采购非转基因食品；接着，本地的超市就会发现当地居民的饮食习惯偏向于非转基因食品，于是供应的食品也相应调整；最后，大型食品批发公司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简化自己的业务流程，全部转向了非转基因食品。（《非对称风险》）这就是非对称的“否决权”效应。群体中的某个人可以用反复否决其他人偏好的办法，最终使群体内的其他宽容的成员接受他的选择。最难搞的那个人，搞定其他人。人类历史的演进，许多时候都是由顽固少数派主导的。比如在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崛起。我们在历史书上读到到基督徒被迫害的故事，但事实上罗马帝国的宗教政策是很宽容的，他们的万神殿供奉着世界各地的神，往往是征服一个地方，就迎一批神进来。但是万神殿遇到基督徒，就像人体遇到病毒了。基督徒既不让自己的神进万神殿，也不接受其他的神。罗马帝国没办法，只好迫害基督徒了。也就是说，罗马帝国之所以迫害基督徒，是为了强迫基督徒接受万神殿，而不是万神殿不能接受基督教。为什么真实版本的历史流传不广呢？因为基督教后来赢了，全欧洲都是基督徒，从希腊到罗马整个辉煌灿烂的古典文明，都成了异教徒的历史。文化、思想抑或制度，流传下来的都是脾气不好的那些，它们都有异常坚固的内核，和异常清晰的辨识度。脾气不好的，也不都是坏人。但好人要想成事，必须先把脾气练出来。要有大脾气，不要有小脾气。撒泼打滚胡搅蛮缠，这是小脾气。咬定青山不放松，大是大非寸步不让，这是大脾气。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上，往往是因为少数人决不妥协，他们最终改变了多数人，所以他们掌握的东西就成了真理。吊诡之处在于，人只有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才会凝结成决不妥协的少数派。中国古人将学问分为三种：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就是探讨人生与宇宙真理。考据就是考证，罗列证据，辨析真伪。辞章，就是文学。一般认为考据之学是偏务实的，而义理之学是较务虚的。但是建功立业的，往往是讲义理的儒生，前有王阳明，后有曾国藩。为了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插入讲解一下，曾国藩的对手太平军，战斗力为什么那么强。太平天国有一条规定，加入太平军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掌握教义，“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过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虽然战事倥偬，但是他们坚持每天早晚都要敬拜上帝，每七天举行一次集体礼拜。礼拜之时一定要虔诚郑重，“凡闻锣不至或稍涉嬉戏者杖责数百，无故缺席三次则斩首示众”。（转引自张宏杰《曾国藩传》）事实也证明，早期入教的两广“老兄弟”战斗力更强，而后期裹挟进来的太平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战力平平。信仰的坚定程度，与战斗力水平呈正相关。因为做学问的知识分子，普遍倾向于无神论，所以我们阅读到的历史，信仰的因素经常被过滤掉了。前边讲小脾气和大脾气，大脾气就是由信仰支撑起来的，所以才能够百折不挠。再举个例子，巴顿将军也是个虔诚的信徒。在解救巴斯通行动中，美军遇到恶劣天气，巴顿要求随军牧师制作祈祷卡片发给全体官兵，上面写着著名的“巴顿祷告词”：“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谦卑地恳求您节制这个不停下雨的恶劣天气，请您赐予我们战斗所需的好天气。请您开恩倾听我们这些军人的呼唤，以您的神力，助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粉碎邪恶敌人的压制，在人间与诸国为您伸张正义。”天气果然放晴，行动顺利完成。我们不去谈这是神迹还是巧合，但可以确信的是，如果没有超乎寻常的信仰，就不会有超乎寻常的勇气。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们这也配合那也配合，怎么还是遭到了这样的对待？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你这也配合那也配合，所以才会遭到这样的对待。如果一个人相信听话就有好报，他只会变成别人的好报。一个社会是否能变好，不取决于多数人的思想觉悟，而取决于能否培养出好的少数派。我们考察宽容的历史，会发现并不是掌握主导权的少数派突然大发慈悲，而是出现了另外一支决不后退的少数派。宽容不是源于道德良知，而是源于无法消灭。大多数人只是坐享其成而已。继续阅读养足精神，来日方长防止失联

文｜西坡据徐州发布11月26日消息：昨日凌晨，未经提前沟通，郑州市先后三批26辆大巴车载客抵达我市。接报警后，市防疫指挥部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经社会面多种形式深入排查，共计排查乘客870人，为郑州航空港区重点企业离职员工。根据员工本人意愿，截至今日凌晨，绝大部分员工已闭环转运离徐，相关信息已推送目的地，暂时滞留我市人员已落实闭环管理，疫情风险总体可控。

文｜西坡这两天过得心不在焉，感觉一切都很不真实。远方的悲剧断断续续从屏幕上传来，但只要我闭上眼，所有坏事等于没有发生。既然我阻挡不了坏事的发生，它们还会破坏我的心情，增加我的无力感，那么关心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呢？老子的理想是，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没想到，在科技发达、网速流畅的今天，许多人被迫实现了这个理想。但是许多人虽然还有吃有喝，却变得焦躁抑郁。一个朋友有次遇到封控，说本来也不想出门，但被封在家里之后，就特别想出去浪。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与觉悟高低无关，关键在于是否自愿。没封控的时候，想出门就出门，不想出门就不出门，个人意愿决定个人行动。封控之后，想出门不能出门，导致你都没有办法正常地不想出门了。你不会想，反正我也不想出门，正好在家里待着。你的身体会自动进入对抗模式，既然不让我出门，我必须渴望出门，才能表明意志的自主性。处在叛逆期的孩子，会拒绝家长明智合理的建议，不是因为他们傻，而是因为拥有独立的自我比做好任何选择题更重要。你得先选择拥有自己，才能选择别的。如果封控激发了你出去浪的心，你应该庆幸，生命的本能还没有消失。反过来，如果一封控，你就觉得外边又危险又没劲，还是家里好；甚至还没封控，你已经不敢出门，隔着窗户看大街上每个人都很可疑，那你已经没救了。一个社会不能光靠本能来维系，但一个社会更不可能通过扼杀本能来维系。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不假，但动物不是植物，不是微生物，不是半导体。为了共同的目标，有时候，我们也要让渡一些本能，这就出现了文明、文化、礼仪、制度。但所有可持续的让渡，都要遵守一项原则——公平合理。我们自我约束，希望获得尊重、体面、卫生等等，至少我自己要觉得这件事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就是说法。人们在遭遇不公的时候，经常会说，我要一个说法。社会就是靠大大小小的意义感凝聚到一起的。意义出现缺口，社会就会出现紊乱。《论语·子路》，子路问孔子如何为政，第一件事做什么。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子路说，您也太迂腐了，名有啥好正的？子路是《论语》里边最有趣的一个角色，经常跟孔子抬杠，回回挨骂。李零说孔子身边的子路，就像宋江身边的李逵。这一次，孔子把子路骂了一通以后，解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经过一番推导，孔子得出结论，名不正，民就会无所措手足。到了现代社会，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孔子讲仁、讲礼，我们讲理想、信念、价值观，都是为了正名。名正了之后，言才能顺，事才能成。用今天的话说，逻辑要连贯，话语要通顺。语言和行动不能脱离。脱离之后会有什么后果？语言会空转，行动会失控。语言空转的一个表现，就是新名词层出不穷。因为原来的话语体系出现断档，就有人发明出新名词来堵窟窿。最开始，新名词或许能起到障眼法的作用，但随着新名词越来越多，非但补不上窟窿，反而凸显了窟窿的存在。民无所措手足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说出来显得有点危言耸听，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社会。但这就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东西。曾国藩家书里有句话，人心日伪，大乱方长。这个预言家让他当对了，他虽然镇压掉了太平军，但乱局确实刚刚开始。道理其实不复杂，人心乱了，环境就会充满不确定性，谁也干不成正经事。看到越来越多的事没有说法，就这么稀里糊涂往前滚，我不能不感到忧虑。我发现，现在许多朋友的痛苦不在于实际的生活困难，而在于不知道该如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天上每天都飘着各种说法，但每一种说法都解释不了生活中的见闻。许多人担心经济，担心民生，但我最担心的是信号系统。我们说的话，跟我们做的事，得能对应起来。否则的话，人心不知道会飘到哪里去。继续阅读有问题，憋着防止失联

小编今天实在忍不住要给大家安利一个酒类京东淘宝捡漏玩法！看完能幫愛喝酒的你一年省出一辆车！话不多说，直接上图！看看小编最近都撸到些什么4原价955元2瓶的泸州老窖我看准時机用瞭630元优惠券最后下單只要75元就能撸到价格一千多衡水老白干和洋河大曲最后我用了90.76元就包邮买到了这价格简直爱了方法其实很简單就是利用多種优惠的平行叠加就可以买到各種淘宝、京东美酒而且基本都是旗舰店的大牌活动！这些酒我只花瞭几十块就撸到手省下来的钱花在老婆孩子身上岂不美哉！着急知道怎么回事可以扫码加微信邀请入群瞭解(

文｜西坡小时候，村里大人总是安慰我们这些读书的料：考出去就好了，就不用再受苦了。农村的孩子分两种，一种是读书的料，一种不是读书的料。农村老辈人管生活叫受苦，他们没有享受生活的概念，更不会有反抗命运念头。他们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咱就是受苦的命。他们认为有一种人是不用受苦的，城里人。他们只知道两种离开土地的方法，一种是当兵，一种是读书。但这两种途径成功的概率都很低，读书相对高一些，而且不用吃当兵的苦。我们县很穷，但却是远近闻名的教育大县。原来有些不解为何会有这个反差，后来恍然大悟，穷人的孩子爱学习，因为学习再苦也没有修理地球苦。广阔天地，除了天地，也没有其他广阔的东西了。后来读书，进城，看到城里确实没有农村苦。时代变了，农村人也可以进城打工了。所以那些成绩不好的人，年纪大的人，也陆陆续续进城了。他们寻找着改命的机会，少数人找到了，大部分受着另外一种苦。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有一回遇到一个来上访的老汉，隔三差五就有这样的人，他们比我们在媒体工作的人还相信媒体。以前见到我只是摇摇头，这回动了恻隐之心，因为那个老汉的衣着身形酷似我们村的一个人。我请他吃了顿饺子，苦口婆心告诉他，媒体指望不上，回家好好过日子吧。他千恩万谢，非要留下我的联系方式，回去之后天天给我打电话，俨然把我当救命稻草了。他死活不能相信，我也是跟他一样做不了主的人。到最后我只能把他的号码拉黑，故事结束了。从上大学算起，我在城里生活的年头已经跟村里一样长了，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个乡下人。我记着村里人汗流浃背时那种神情，在坦然与木然之间。他们知道自己过得苦，但不会想着谁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把吃苦当成生来如此、辈辈如此的默认安排。我不认为这里边有什么伟大的东西，我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资格去同情谁。一群人可以很苦很善良，但如果拿他们的很苦很善良写文章、摆姿势、陶冶情操，那就太不是人了。吃苦不一定是坏事，比如孩子需要挫折教育。但吃苦和享乐一样，都是有副作用的。从历史上看，因为我们吃过太多的苦，所以习惯于去讲享乐的弊端，就好比瘦子喜欢谈肥胖的危害。闭门思过，原本应该思自己的过，可自己的日子已经很苦了，还要思过，于心何忍，所以思别人的过，让自己好受一些。但是思别人的过，终非长久之计。如果不想一直待在苦海里，还是得直面吃苦的副作用。苦难是一道深渊，它能俘获人的意志。苦吃得太多、太久、太透，人就会养成吃苦有理、吃苦光荣的心态。一些老人在家庭条件改善之后，依旧不舍得吃穿，甚至把身体搞出病来。从理性角度看，这是因小失大。但是就他们的认知而言，正常消费带来的负罪感比吃苦更难以承受。吃苦吃成一门学问，吃出一种信仰的，并不罕见。如果只折腾自己，倒还罢了。很多时候是长辈折腾晚辈，上级折腾下级，我吃过的苦，你也得吃一遭。有一些年，每到高考前后那段时间，我都会做噩梦，不是错过考试就是考试落榜。我恐惧的，是农村生活的苦。后来不再做高考噩梦了，大概我知道自己此生不再会退回田间地头。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渐渐意识到，人生的苦难是没有尽头的。每跨过一个槛，都觉得前方是一览无余的光明大道，但是走着走着，阴影又出现了。以前看到的缓坡，到了跟前却发现有一道深沟。于是我去看书，希望那些伟大的先行者能给指条明路。但是却发现，每一个圣贤都在讲同一个道理：人生就是无穷的苦难，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好人还是坏人，聪明人还是笨蛋。叔本华最会安慰人：“人的生命一定是某种错误。这一点的真实性足够明显了，因为我们只需要记住，人是欲望与需求的综合体，极难被满足；而且即便被满足了，他能得到的也只是一种无痛苦的状态……这就直接证明了存在本身是毫无价值的。”“生活摇荡如钟摆，于痛苦与无聊间徘徊。”我渐渐明白，人类之所以进化出思想，不是为了摆脱苦难，而是为了面对苦难。但我的求知也并非全无收获。我现在清楚地知道，苦难与苦难是不同的。有些苦难是天注定，你最好不要逃避，否则只会更惨。有些苦难是人为的，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你并非全无选择。读书就是为了分辨天意与人力的区别。把天意当成人力，就会变得狂妄，自招灾祸；把人力当成天意，就会变得卑怯，精神萎缩。受苦与受苦也是不同的。艰难困苦可以养育人，也可能扭曲人、毁灭人。越清醒，越痛苦，是的。但是麻木也不能消灭痛苦，而只会消灭自我。不要为苦难寻找理由，把苦难消解成段子，是对苦难的亵渎。叶三说得好：“痛苦就痛苦着。痛苦既不需要勇气也不需要智慧，当它是最后仅存的选项，就让它成为最后仅存的尊严

文｜西坡现在可以好好分析一下“二十条”及其后续影响了。不需要纠结要不要放开之类的表态。就像我们开车，不能只看前车的转向灯，主要得看实际移动方向。听话要听音。先看一组数据，都是官方发布的，不信的可以自己去核验。11月16日，石家庄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82例；苏州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6例，其中43例均系河北石家庄某中专学校来苏州人员，在隔离中发现。苏州与石家庄远隔一千公里，双方并无特殊关系。所以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显得十分不协调。我没有怀疑这两个数字任何一个真实性的意思，相反，我相信它们都是真实的。只是苏州的数字，是我们以前习惯看到的疫情数字，石家庄的数字是基于“二十条”的新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越来越的城市会靠拢石家庄的新数字。央视焦点访谈披露了“二十条”出台的背景：“优化之后的防控政策举措能够有效应对各地疫情处置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瓶颈和困难，

文｜西坡在澎湃新闻上看到一件事。多位成都网友反映：自家宠物犬遭陌生人投喂食物致死，有的夹带刀片，有的泡过药水，有的夹带异烟肼。据不完全统计，数月来，成都已有数十个地点出现类似事件。事发后，遛狗群一位群友卧底本地“恨狗群”发现，群内长期讨论如何毒杀狗狗。这是一件很恶劣也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有小朋友捡到这些东西，后果不堪设想。希望警方尽快破案，让这些变态得到应有的惩罚。什么样的人，才能恨狗恨到失去人性啊。更让人震惊的是，这则新闻下边，不少人为这些恨狗人士辩护。这些言论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观点，但是看这成百上千的点赞，便知道持这种“养狗不文明，所以毒狗有理”观点的人，绝对数量多么可观。当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回想起昨天在一个微信群里发生的一场小讨论。当时有人说，道理你是对的，但讲道理有什么用？我一时也想不出来讲道理能有什么用，本能地回复了一句“失去讲道理的兴致，会失去很多”。现在我想起来了，如果我们不坚持讲道理，不日复一日澄清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语言就会退化，我们的道德就会趋于麻木，我们的头脑里就会装满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东西。时间长了，我们对所有事情都会变得无所谓，亦可亦不可，也对也不对。而有些人或天赋异禀，或经后天努力，早就进入了不辨是非的高人境界。从表面上看，“因为太多人养狗不文明，所以逼得有些人去毒狗”这种观点，虽然哪里不对劲，但好像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我们许多人都遇到过一坨坨狗屎，坦白说，我还踩到过一两回。我们可能也找物业投诉过，给有关部门打过电话，最后发现没办法去约束那些不文明的养狗人。既然如此，这些“恨狗人士”的存在，岂不是一种有效的制衡？虽然我们自己不去毒狗，但好像也没必要反对别人去毒狗……文明的底线就是这样丧失的。只需要看一眼“恨狗群”里的对话，就会明白寄希望他们去规范养狗行为是多么可笑。群名很醒目“揭露爱狗人士的真面目”，给自己赋予正义的光环，但实际聊的是什么呢？“泰迪的牙齿拔光才可爱”“爪子也要拔光”“直接把泰迪用开水烫一遍再去毛……”如果谁看了这些对话没有生理性厌恶，请你主动取关我。这就是一群心理阴暗扭曲的反社会人格，他们关心压根就不是让社区变得文明安全，他们只是找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去发泄不能见人的欲望。类似的欲望，我们每个人心里时不时都会有一点，但是当它冒头的时候，我们都会及时把它掐掉。然而这些人不仅把恶念培养长大，而且聚在一起互相激励，把恶念变成恶行。这就是正常人与变态，文明与邪恶的分别。文明的社会也会恶人出没，就像正常的身体也有病菌存在，但绝不能任由邪恶滋长，所谓正邪不两立。恶人破坏的不是别的，而是每个人的安全感。很多罪恶都有一个动人的开头，起希特勒于地下，他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倒。但是当手段超出了正当的界限，初衷就失去了意义。而坏人的很多不得已，都是糊涂蛋替他们脑补出来的，事实上，坏人之所以干坏事，是因为他们能够从干坏事中获得其他时候无法获得的满足。他们胡乱找一顶漂亮的帽子戴头上，糊涂蛋就看不见他们真实的嘴脸了。这些人今天找个理由去毒狗，明天找个理由去虐猫，等到有一天他们开始以害人为乐事，你还相不相信他们是被逼的？人之为人，在于自己的行为，而不在于能找到什么样的理由。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所以恶人总能找到正当的理由。但不作恶，是不需要理由的。在电影里，反派总是死于话多，这可能就是因为罪恶总需要话语去掩饰。继续阅读一起往下出溜，一定会万劫不复防止失联

文｜西坡最近经常看到有人说，放开之后，一定会小作文泛滥。还有人警告说，现在支持放开的人，到时候可不要写小作文。可是，什么是放开，什么是小作文？世界上有一种最蛮横的辩论方式：我们坚决支持最好的，坚决反对最坏的。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坏的？我们支持的就是最好的，我们反对的就是最坏的。当然很正确，但是说了等于没说。假如默认“放开”就是不负责任，“小作文”就是造谣生事，那么每个理智健全的人都会反对放开，反对小作文。可是，有的“放开”并非不负责任，有的“小作文”也并非造谣生事。国务院“二十条”第二条：“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第四条：“最大限度减少管控人员”“高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栋为单位划定，不得随意扩大”“符合解封条件的高风险区要及时解封”；第六条：“一般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等等。这些措施如果各地严格执行，在我看来，这就是放开，因为与之前的做法相比，新的做法为人们增加了许多自由活动空间。大部分支持放开的人所说的放开，并不是指一放了之，从此假装病毒和疾病都不存在了。一个正常的社会，再怎么放开，也不可能放回丛林社会吧。没有这种病毒，也有那种病毒，没有这种疾病，也有那种疾病。医疗总要存在，生活总要继续，相互看不顺眼的人仍要彼此忍耐。我理解的放开，是换一种方式来平衡防疫与经济，防疫与生活。如果你说放开就是躺平，放开就是自生自灭，那我也反对放开。但我想，汉语词典里的“放开”还不是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词。再说小作文。小作文是这两年流行的一个网络用语，经常被用来形容人们上网维权、求助、诉苦时撰写的文本。小作文之所以小，不在于篇幅，而在于缺乏权威机构的背书，既非官方文件又非媒体报道。小作文的兴起，既与移动互联网、自媒体的发展有关，又与专业媒体的失灵、缺位脱不了干系。由于小作文的写作门槛极低，自然泥沙俱下，有道听途说、夸大其词的，也有蹭热点、赚流量的，但不能说所有小作文都是坏的，都有原罪。我个人认为，小作文是一种低效、原始，容易情绪化的公共表达方式。但我更认为，罪不在小作文，人们选择小作文，很多时候是出于不得已。没有更好的表达途径，只好人手一篇小作文。不要看到有的小作文能够刷屏，就觉得小作文多么了不得，绝大多数小作文都石沉大海，丝毫没有改变写作者的命运。如果放开，我说的是中性的放开，不是贬义的放开，到时候不管是医疗还是社会管理，都难免会出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这些情况和问题，难免会造成一些人、一些家庭的痛苦，就像没有放开的时候一样。如果他们的诉求是合理的，那么就应该替他们解决问题，如果他们的诉求不合理，开诚布公地解释清楚就是了。现在新的情况还没发生，新的问题还没暴露，就有人预先阻止别人发声，在我看来，这些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躺平族。他们躺在原来的防控措施上，不允许做一丝一毫的改变，他们认为一个社会一次只能干一件事，不允许别人有工作、生活、探亲访友等多方面的需求，而一旦防控措施做出调整，他们相信就一定会天下大乱，而天下大乱的标志就是小作文。我理解不了，什么样的放开会导致天下大乱，他们对我们的社会有怎样的偏见和敌意？但我知道，如果真的天下大乱，是没人写小作文的，人人自身难保之际，小作文是能换来粮食还是能换来床位？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假如放开，公众心态的转变将是最大的挑战。现在已经看到，很多人思想上确实转不过弯来，他们疑惑、恐惧，为可能出现的后果提前寻找敌人。但是该到来的总会到来，该面对的总要面对。归根结底，人最终极的问题不是如何面对病毒，而是如何面对其他同类。如果我们把别人也当成人，就会理解别人不想被长时间封控的心情，就不会担心别人写小作文。继续阅读假如放开，最大的挑战是防止失联

Kuczynski能与日常相融得多和谐，就意味着我们的城市文明能走得多远。在稀松平常处，在烟火纷繁巷间，一个城市的活力与生命力，自下而上蔓延。然后，沉淀出面对一切未知的从容。城市生活日常

文｜西坡假如放开，我是说假如，按照目前的态势，我认为可以说假如了。那么到时候最大的挑战，不是医疗挤兑，不是基层管理，而是公众心态。如果公众心态能够顺利转型，那么医疗挤兑和基层管理都不会出大问题，否则就不好说了。公众心态将要面临的灵魂之问，可以用网上流传的一张图来概括。如果你被感染，愿意居家隔离还是集中隔离？如果你的邻居被感染，你希望他居家隔离还是集中隔离？不知道有多少人会选择“自己居家隔离，邻居集中隔离”这个选项，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选这个选项的人越多，我们集体面临的问题越大。病毒无国界，但疫情可以折射民族性。首先分析一下这个选项意味着什么。自己居家隔离，意思是我可以相信我自己，我也要求别人相信我。但是邻居必须集中隔离，因为我不能相信他，并且呼吁大家都要一起排挤他。从共同体的角度来看，这很矛盾，因为这意味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公共政策。但是从原子化个体的角度来看，这又很协调，不管是我感染还是邻居感染，我都选择自我损失最少的选项。人人都既要还要全都要，最后一定是大家一起输掉底裤。做巨婴，必然收获被卖掉的命运。但是对原子化个体来说，一切风险不想担，一切好处全都要，又是一种普遍的选择。你甚至不能怪他们幼稚，因为他们的幼稚既是一种原因，更是一种结果。从来没有做过选择的人，一定会选择最完美的选项，江湖老手才明白，蜜糖背后必定有砒霜。真正的考验就在于，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能否摆脱巨婴心态，能否明白自由与安全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这是一个现代法治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贵松发表过一篇论文《论法治国家的安全观》，他提到一个规律：人们对安全的诉求越高，国家对安全的保障越充分，随之而来的却是自由空间的日益萎缩。王贵松认为，安全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客观安全，是一种可以依据各种统计数据来验证的安全状态；另一种是主观安全，指个人的安全感。客观安全与主观安全的区分，具有重要意义。王贵松说：“想象的危险或不安不能成为限制他人自由的根据，不能成为请求国家保护的理由。传统的警察任务在于排除危险（与客观安全相对），而不在于消除不安（与主观安全相对）。”这段话对于我们解答放开之后的公众心态转型难题，具有十分重大的参考意义。还是回到前边那个问题，假如你或者邻居感染，是居家隔离还是集中隔离？这个调查最大的问题在于调查本身。感染之后是要居家隔离还是集中隔离，不应该由我替我的邻居或者我的邻居替我来回答。因为在法律面前，我们是平等受保护的个体，我们不具备剥夺对方人身自由的权力。有一些选项，压根就不该存在。而假如放开的话，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确保现代法治框架下不该存在的选项不要浮出水面。公众心态确实需要转型，但即便有些人心态转不过来，他们的担心或恐慌，也不能成为限制他人自由的根据。现在有些人说，万一放开以后出现什么事，希望可以各自承担，不要写小作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预期要调整。但话也不能说得太过，不能变成摆烂，政策调整也不等于躺平是吧，哪些是可以期待的，哪些是不可以期待的，也不能让大家盲人摸象，得有个过渡和引导，这要求不过分吧。一边不能既要也要全都要，另外一边也不能号称既给也给全都给。双方的调整应该是同步的。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大考。继续阅读一起往下出溜，一定万劫不复防止失联

文｜西坡马斯克说，特斯拉在造电动车的时候删掉了许多不必要的零部件。比如说，有一次他在电池组顶部发现三个玻璃纤维垫，成了生产的瓶颈。负责降噪减震的团队认为，这是电池安全团队防止电池起火用的。他去问电池安全团队，他们说，这是降噪减震用的。于是去做实验，发现这三个玻璃纤维垫什么用也没有。人经常是被自己想象中的敌人打败的。敌人啥也没做呢，自己已经给敌人脑补出三头六臂了。马斯克老挂在嘴边的第一性原理，就是说绕过外层的迷障，从最核心处开始推理。好文章能把复杂的现象讲得简单清晰，坏文章则把简单的道理弄复杂，以遮掩作者自己的无知。人类历史的规律就是，不定期出现一些天才，来精简这个世界，然后庸人蠢人再把添砖加瓦搅浑水，把世界弄得复杂凌乱，失去本来的模样。这保证了每个时代每个人都有活干。老子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大道荡然正平，但人们不相信，一定要走捷径，走来走去，只能是舍近求远、南辕北辙。热衷于走后门的人，必然送了礼，花了钱，欠了人情，才觉得踏实，哪怕有些事走前门更方便。撒谎成性的人遇到诚实的人，要么觉得对方可以欺骗利用，要么认为对方是说谎奇才，竟然可以滴水不漏。张爱玲一篇小说里讲，只有好女人，才可以享受偶尔变坏的好处。天天使坏的人，会把世界想象得比实际更坏，才能得到自身存在的基础。他们喜欢说，人心险恶，世道艰难，我要不坏一点怎么活呢？如果人人只能看到他人的凶恶和苟且，大家就会一起往下滑。难道就要做傻白甜吗？论语里边有一个方法，或者说是努力的方向，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不逆诈，就是说不预先怀疑别人欺诈，不亿不信，意思是不猜测别人不诚实，但是能够及时察觉别人的欺诈和不诚实。道行不够，不能及时察觉怎么办，那就给自己设定止损线，吃点小亏认清一个人。如果在事态不明的时候，就先起疑，处处防范，对方也会感受到你的疑心，对你防范。到最后，你以为对方在算计你，殊不知是你起的头。总要有人往上走，也总有人在往上走，我们才没有生活在地狱里，或者用卡尔维诺的说法，地狱里依然有非地狱的成分。卡尔维诺说，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文里，王小波说，他遇到过一些人，在这些人身上，你就看不到水往低处流、苹果掉下地，狼把兔子吃掉的宏大的过程，看到的现象，相当于水往山上流，苹果飞上天，兔子吃掉狼。水往低处流是熵增，水往山上流是熵减。薛定谔说，人活着就是在对抗熵增定律，生命以负熵为生。王小波说得形象：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如果不得不往下出溜，不要觉得出溜是正确的。如果不得已到了粪缸，不要觉得做蛆是光荣的。哪怕坐井观天，也好过跟粪缸打成一片。继续阅读你以为的我们，只是你以为的防止失联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舒婷的丰富细腻和清纯明净《致橡树》：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顾城的矛盾和希望《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文｜西坡这是一篇迟到的文章。事情可能大家已经看到了。网上一个一分多钟的视频，一位卡车司机自述自己从山西运煤到陕西，车门被贴封条，但是因大便无奈下车，回来后，防疫人员要求他隔离七天，隔离费用每天75元。后续是，记者去采访工作人员，司机说他是去大便，这也不行吗？工作人员回答，上厕所无从考证，如果每个司机都以上厕所为由撕毁封条，是不是都得让他走？记者又问：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司机碰上上厕所问题怎么解决？工作人员回答：没碰到。工作人员说，最后他们没为难司机，防疫人员将司机送到高速路口，让他走了。司机走了，热度降了，事没完。一叶知秋，这泡屎不能让它随风而去。理不辩不明，现在我们来辩一辩规定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经常看到一种论调：“是规定不合理，工作人员也没有办法，不执行规定，丢了工作，你负责啊？”平心而论，我在大多时候都是同情基层工作人员的，但我绝不能接受把所有责任都推到规定头上，好像工作人员在任何时候都像窦娥一样冤。司机下车拉屎这件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告诉我们人不能躲在规定的后头为所欲为。当地会有规定，白纸黑字要求不允许司机下车大便吗？当然没有。当地的规定只是没有考虑到人有吃喝拉撒的生理需求，这首先是决策者的责任，但也不等于说执行者就没有责任。规定没有考虑到司机要大便，却也没有禁止司机下车大便，但是工作人员却在执行规定的过程中，事实上禁止了司机下车大便。这就不是单纯地执行规定的性质，而是对规定做出了创造性的解释，而解释的方向是反人性的，是与弱者为敌的。如果工作人员允许司机下车上厕所，一定会因为违反规定被上级处罚吗？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假如上级又蠢又轴，坚决不能理解人有三急，确实可能会有工作人员因此遭殃。但不能把这种可能性当作必然。工作人员仅仅因为存在最坏的可能而在事实上刁难司机，本质就是不想承担任何责任，而将难题丢给最弱者。而在名义上，那个弱者是他服务的对象。如果所有的执行者都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都对规定做出反人性、与弱者为敌的创造性解释，那么规定就会变成吃人的怪物，不论规定的初衷是什么。“工作人员也没有办法”这种说法在很多时候是不符合实际的。你只需要去问他们，假如执行规定的对象是他们的亲友、同事、上级，那么他们还会从狠、从严吗？事实上，他们只有面对最弱势群体的时候才没有办法，稍有能量的人都会得到另外一种待遇。他们不是没有办法，而是不想有办法，不需要有办法，因为对方伤害不了他们。对强者、对自己人有办法，对弱者、对外人没有办法，这说明规定实际上是活的，而人在装死。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是血肉和骨架之间的关系。人不是万能的，制度也不是万能的，就像血肉和骨架离不开彼此。如果制度不能因地制宜、持续进化，那么问题肯定层出不穷。同样，如果执行制度的人不能保有人性和同情心，那么制度再漂亮也没用。工作人员这四个字里边，人是居于首位的。如果有一份工作要求你放弃做人的资格，那么你应该毫不犹豫地拒绝这份工作，而不是拒绝做人。人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有选择的，真正的两难困境很少。事实上很多时候很多人放弃做人，并不是接到了明确的指令，而是从别人的痛苦里感受到了权力的快感，然后假惺惺地把责任全推到外部。我不想说什么平庸的恶，因为这个词把恶包装地太文艺了太隐晦了，而现实中的恶往往是扑面而来、一目了然。继续阅读被人折腾，不如折腾别人防止失联

文｜西坡作家阿城早期有一部小说《树王》，讲一棵巨树的神秘力量。在小说里，大多数人都觉得树木成精是一种迷信。但随着时间推演，人们越来越能体会到，作者在用一个传奇故事表达生态保护思想，眼光很超前。在生态文明深入人心的今天，树的本体已经赢回它们应有的地位。树还常常象征着精神，比如白杨之坚韧，青松之高洁…而它的年轮增长，也被认为是久久为功的过程。在当下，这象征了一种定力和确定性，任尔东西南北风。当树的意向与科学发展结合到一起呢？今年腾讯科学WE大会上，我关注到这样一棵“科技树”。一、科技之树不知不觉，腾讯主办的科学WE大会已经到了第十届。每年大会邀请全球顶尖科学家，分享最具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和前沿思想，激发人们创造创新，探索改变未来的各种可能。过去十年里，理论物理学家霍金、引力波发现者BarryBarish、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等许多顶尖科学家，都登上过大会舞台。今年也有中国天眼（FAST）总工程师姜鹏、“东方超环”等离子物理学家李建刚等重磅嘉宾。今年WE大会还有一个特别的节目，腾讯宣布，将打造一棵数实融合的人类百年“科技树”。这是一棵看得见的“树”，有根脉有枝叶，但它不在森林里，而是位于腾讯正在深圳前海建造的一座开放性的科技馆里。为了打造这棵“树”，腾讯将联合顶尖科研机构，基于科技史实和海量论文筛选，运用人工智能和全真互联技术。这棵“科技树”，会以最新的技术手段将百年科技史呈现在公众面前，以基础学科为根脉，以学科的发展演变为枝干，串联起突破性的科学成果。科学发展的每一条脉络，就是一根认知世界的枝丫，不断创造着文明的高度。过去，这些脉络都隐藏在专业的书籍、论文和科技工作者的头脑中。这棵“科技树”，则是一部新颖、生动、可见的科技史。过去一百年，是人类科技突飞猛进的一百年。当代人类的生活，已经被一棵无形的科技树举升到了半空，我们的衣食住行、一举一动都有科技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借助腾讯的这棵“科技树”，人们将直观地看到科技的发展历程，更深入地理解自己的生活环境。这也是腾讯对历代科学家的致敬，百年科技发展就是一棵“根系过去，枝连未来”的大树。腾讯想要表达的是，用科技助益人类生活，是一场持续接力的奋斗。二、企业之树别出心裁的“科技树”让我们想到，连续举办十年的WE大会本身，也是一棵茁壮成长的“树”。2013年，马化腾在首届WE大会上提出“WE大会无关商业，关注探索关系人类命运的重要科学问题”。一家公司搞一个不谈商业的科学大会，只讨论未来如何用科技改变人类生活，看起来就像一时兴起而已。但时间是最好的鉴定师。WE大会一办十年，即使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也未中断，而是转至线上。以WE大会为起点，腾讯陆续打造了医学ME大会，青少年科学小会，面向不同领域和人群持续做科普。在助力科学方面，腾讯接连发起了“科学探索奖”、“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等，以真金白银实打实支持一批杰出科学家潜心基础研究。从科普科学到助力科学，这已经是一片颇具规模的科学森林了。腾讯是一家有“树情结”的公司，树所象征的生态思想刻入了它的基因。马化腾曾表示，作为平台型生态公司，腾讯宁可多尽一份责任，也要让生态少一分危害。腾讯深深地植根于“数字生态共同体”，有责任呵护整个生态的可继续开展，维护数字生态的“绿水青山”。有远见的公司，不会只看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是放眼整片森林，立足长远、和谐共生。无独有偶，张小龙也说过这样的话：“微信不是要建造一座宫殿，而是十年树木，培育了一片近乎无边的森林，让所有生物能够在森林里生长。”马化腾还说过：“当一家企业越往上生长，越需要把创造社会价值的根基，扎得更深更稳。”言语之间，就是把腾讯当成一棵树。今年WE大会发布一棵“科技树”，大会主题也是“科技树”，腾讯果然是一家最会“种树”的公司。三、科学森林人们之所以热爱森林，因为森林意味着包容、生长与机遇。阳光之下，巨木高耸入云，大小生命各得其所，永远有生机，永远可以期待奇迹。科技创新，本质上就是要培育森林。腾讯在科学普及、基础研究上的投入，都是在助力我们社会科学生态的养成。2019年，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布赖恩·格林（Brian

文｜西坡我发现，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无我”文化。文化这个词太复杂了，据说有几百几千种定义，我这里说的文化主要是与公共表达相关的，也就是说话方式、说话习惯。我们说话的时候，特别喜欢用“我们”来作主语，而不是“我”。比如一件恶劣的事情发生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议论：“我们绝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必须给受害者一个交代。”我自己也经常这样说话、写文章。但是我今天却在想，这个“我们”到底是谁们？我以为的“我们”，跟你以为的“我们”，究竟是不是同一个“我们”？再比如，假设的那件恶劣的事情引起民怨沸腾，某地方某部门做出回应，一般也是说：“我们已经注意到XXXX，我们十分震惊，对受害者深表同情，我们正在进行调查，一定会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这个“我们”按说是指某部门，但通常也是泛指，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负责人出来说，这事是归我管的，我会如何如何。我们没有说“我”的习惯，说来说去都是“我们”。所以很多事情就变成了：我们伤害了我们，我们十分震惊，我们呼吁我们不要继续伤害我们，我们希望我们给我们一个交代。你有一个我们，我也有一个我们，他还有一个我们，但不管是受害者、旁观者还是责任人，全都说“我们”而不说“我”。如果说，责任人不说“我”而说“我们”，是为了推诿卸责。那么为什么受害者和围观者也要说“我们”呢？或许是源于根深蒂固的“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在我们社会，受害者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自责心理。明明被欺侮被刁难的是自己，但总仿佛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最好自认倒霉，如果要起身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就是错上加错了。所以，要诉苦先得把“我”变成“我们”，这样才能理直气壮。围观者嘴里的“我们”，是最微妙的。还是拿我自己来说，当我要为一件事情发声的时候，我同情的当然是受害者，痛恨的当然是施害者。但是我拿什么打抱不平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武侠小说，现实中谁都没刀没剑。我只能拔出想象中的“公平之刀”“正义之剑”，我想象着，世界上应该有这两样东西，有了它们，世间一切不平事都能有个裁断。可是这两样东西不在我手上，我只能认为，它们存在于某个地方。我没有，但“我们”应该。所以我祭出“我们”，给自己壮胆。但是我能不能召唤出“公平之刀”“正义之剑”呢？说实话，不知道。虽然有些时候，喊的人多了，错误的事情也能被纠正，似乎“我们”还是好使的。但你不知道，发挥作用的究竟是公平与正义，还是人群的力量。还有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不了了之的，那把刀那把剑又去哪儿了呢？我常常不忍正视自己的无力感，所以告诉自己，是“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大，再喊一喊，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现在，我却越来越想要承认，“我们”是一种幻觉。沉迷于这种幻觉，并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有力，只会不断消磨一个人的行动力。因为把“我”打包扔进“我们”，就意味着“我”的痛苦、“我”的信念、“我”的责任，统统归公了。“我”只需要坐着，等待“我们”的拯救。如果有什么不好，那是“我们”不好。“我”有时候会自责，自责不能改造“我们”，并遗憾未能拥有更好的“我们”。然而，“我们”的问题可能恰恰就在于，只有“我们”，没有“我”。“我们”来“我们”去，重要的事情都被搅成了一摊浑水。今天读到布莱希特的几句诗：这些从不怀疑的无思想者/配得上那些不行动的多虑者。/他们怀疑，不是为了做出决定而是/为了避免做出决定。他们的头/只用来摇。他们用焦虑的面孔/警告沉船的船员水很危险……他们就未明的局势喃喃细语些什么，然后上床睡觉/他们唯一的行动是犹豫。比不行动更可悲的，是把犹豫当作行动。不能继续沉迷于对“我们”的无尽等待了，“我们”和戈多一样，都不会来。而“我”，虽然微小，但清晰可辨、有棱有角，应该是个合适的起点。继续阅读到最后，只剩下了两条腿防止失联

文｜西坡讲一个简单的道理。受个别事件刺激，但与所有事件有关。在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每个人、每个机构都要承担自己分内的责任。比如在小区里，居民有居民的责任，物业有物业的责任，居委会有居委会的责任。在小区之外，警察局、医院等等也与小区居民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责任关系。如果没有这些责任关系，和对这些关系的信任，我们一天正常的生活都过不了。生活就是由无数意外构成的，我们之所以不担心这些意外，是因为我们相信一旦发生意外，会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出来帮助我们。这种帮助并不是单向的无私的，我们和对方要么是商业上的互惠关系，要么是纳税人与食税者的关系。纳税人是一个总体概念，不因个人缴税多少而存在权利的多寡之别。在所有的责任之外，还是有一些意外是无法找到他人来负责的，只能当事人自承其果。比如一个人在大街上走路，突然摔倒受伤，这可能是市政的责任，也可能是自己马虎大意。我有一次，走路撞到电线杆上，眼镜都撞碎了，我却没想过找电线杆索赔，因为我是一个正常人，不是疯子傻子。所有正常人都知道，风险无处不在。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听喇蛄叫就不种庄稼，不能因为怕摔倒就不走路。但人之所以能够承担责任，愿意承担责任，是因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拥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如果这个前提改变，那么责任关系也将改变。剥夺一个人的能力和空间，也就免除了这个人的责任，那么相应的责任就要由其他人、其他机构来承担。责任与能力，责任与权利，责任与自由都是相匹配的。当一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能力，他和世界之间的关系非常纯粹，他负责哭喊，世界负责满足他的一切需求。很多时候，父母还得猜测孩子的真实需求到底是什么，没人觉得不公平，没人觉得孩子不该哭喊。当一些人决定将另一些的家门、单元门焊死的时候，就是把对方置于初生婴儿的境地，将自己变成了监护人。监护人的责任是无限的，我们不能因为婴儿从床上滚下来受伤了，就怪婴儿不小心，只能怪监护人不负责任。在门焊死的那一刻，门内的人对意外所负有的全部责任，丝毫不留地转移到了门外的人身上。食物是保证生命的必需品，当然要由门外的人负责供应。门内发生任何起火、受伤、疾病等意外，都要由焊门的人承担全部责任。门内的人如果因为贫穷吃不起饭，门外的人要免费供应。门内的人如果因为没钱还不起房贷，门外的人要代为偿还，因为门内的人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当一方权利消减的时候，另一方的责任就要加增，天经地义。以上谈的是焊门的人与被焊门的人双方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些权利与责任关系，一个人群就无法称为文明的共同体。然而生存而言，任何文明法则都不是生存的前提。如果生命都消失了，再谈谁需要对自己负责任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当有人要焊死你的门的时候，你必须思考：对方愿意对你的生存需求和所有意外负责任吗？对方有能力对你的生存需求和所有意外负责任吗？如果对方不负责任，你有任何反制能力吗？继续阅读120变了防止失联

文｜西坡自从“触底反弹”这个词语普及之后，许多人有了一种误会，以为下降之后一定会有反弹，跌得有多重，弹得就有多高。久而久之，人的头脑把这个过程进一步简化，认为下降就是为了反弹，下跌就是反弹的一部分。塞翁失马的故事原本形容的是命运无常、祸福相倚，但并没有说祸之后一定是福，更没有说祸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塞翁的智慧在于他的无知，他不因为丢掉一匹马而感到痛苦，因为他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他也没因为平白得到一匹马而兴奋，因为他同样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他并没有直接把命运的征兆反着理解。但很多人错误解读了这个故事，认为塞翁是个预言家。如果这些人进入故事，他们可能会作弊，天天制造机会，故意让马跑丢，因为他们相信这会钓来更多的马。命运如果这么容易作弊，就不是命运了。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历史经常是退一步进两步的。可有时候历史退一步之后，就再退五步，再退十步，然后向左一步，向右一步……直到所有人都弄不清历史要往哪儿走的时候，它可能又开始悄然前进了，也只是可能而已。这两年，我有一种奇怪而真实的感受，我觉得世界为了打消人类的狂妄，付出了太多的努力。每当人类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终极法则，忍不住开始膨胀的时候，世界就会换上一副人类意料之外的面孔，重新使人惊讶、震颤一回。新冠病毒、俄乌战争，一个是生物学、社会学上的新世界，一个是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上的新世界。无论最终如何收场，人类社会最终都将发生永久性和根本性的改变。变化，很多时候仅仅是变化而已，不是为了变好，也不是为了变坏。我们不能说，暂时的、局部的变坏，是为了长期的、全局的变好。因为我们不能脱离人类个体的寿命去谈长期，不能脱离日常生活的范围去谈全局。历史转一个弯，可能就是一代人的命运。特别心疼这几年的大学生，大好青春似乎全在等待和被安排中过去了，未来整个变成临时性和测不准的状态。前几天读到一封某地大学生给家人报平安的一封家书，写得轻松快乐、信心十足，但有一段让我无法理解，这个大学生写道：“当然最重要的是你们不用太担心我，学校安排了老师陪我们来到这边，跟队的辅导员老师就在我们旁边住，他们随时都在咨询我们现在的情况，并帮助我们协调解决一些问题。”很好，都很好，但在我的记忆中，大学最快乐的地方在于老师不在旁边。现在的大学，已经不是从前的大学了。而不复往昔的，远不止大学。有人说我在兜售不可知论，不，我最近一直在传递的是知识有限论。我们得承认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不管就宽度还是深度而言，都很有限。知识，在更多时候是关于已发生事件的一种解释，一种解释而已。如果我们太把这些解释当回事，很可能会把自己困住。因为如果我们把问题发生的原因都推向了外部，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自然被推向了外部。徐皓峰在解读塔尔科夫斯基时说：“认为事情各有各的原因，是错误与痛苦的开始，这个思维方式，让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除非你认识到，你碰上的所有事件，都只有一个原因——你的心理。”这段话有点玄乎，但很有用。今年是我看新闻最少的一年，我不再像以前那么急于关心，世界上又发生了什么大事。好些大新闻，我都是从周围人口里听到又去看的。我发现，我并没有损失什么。我没有断网、戒网，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只是在克制自己的刷新冲动。隔一段相对长的时间，再来看发生了什么，这样可以过滤掉许多速朽的信息。我也不怎么关心许多事情的深层原因了。因为很多事情确实是没有原因的，或者有原因，但我改变不了那个原因，也没必要反复验证。我发现，许多所谓的客观知识，其实是主观的，比如“触底反弹”这种认知模型。一个人相信触底就会反弹，下降是为了上升，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无能为力寻找一种支撑。时代打我一拳，我忍，又打他一拳，他也忍，每个人都挨了一拳，时代总会手疼的吧，总会心软的吧，总该让我们松口气了吧。事实总是，你想多了。所以天天观察世界、寻找因果关系，看起来是积极，其实是消极的。而当我们放弃逆转世界的执念，不去操心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情，而在自己可以改变的事情上全力以赴。这看起来是消极的，其实却是积极的。我们总是不忍心看到世界的粗粝模样，所以学会了把灾难看作重建的开始，把丧失解读成另外一种获得。下降的时候，不做上升的美梦，或许才是勇敢的开始吧。继续阅读是时候放弃线性世界观了防止失联

文｜西坡这是一个违法分子，也是一个勇敢负责的爸爸。前几天，有一个视频广为流传。一个年轻男子，从车里出来，手上拿着刀。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穷凶极恶的歹徒，仔细一听，原来是要给孩子买奶粉。一大群警察等在封控口，顺利地将他铐住，命令他将口罩戴好，给他全身消毒……从视频拍摄角度来看，这本是一场防疫成果展示，结果视频在传播过程中，起到了意外的效果。大多数网友同情的是这位持刀买奶粉的爸爸，而不愿意声讨他破坏防疫战线的恶行。当然，我也看到一些永远正确的人在那里议论，凭什么他说买奶粉，就要相信他是买奶粉？即使买奶粉，就可以持刀闯卡了吗？这样的爸爸，能给孩子做什么榜样？今天，河北保定市公安局白沟新城分局官方微博发布公告，回答了一些疑问和担心。首先，让那些永远正确的人失望了，这位爸爸真的是买奶粉。其次，男子受到的处罚相对较轻，公安机关考虑其特殊情况，仅对其处以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仅”字需要划重点。最重要的是，孩子有奶粉吃了。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帮助之下，孩子的奶粉问题已经得到妥善解决。这份公告还特意提醒广大网友，在遇到生活困难时应当及时向当地相关部门求助，绝不能采取该人这种激烈的方式，否则只会害人害己。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会同意这份提醒。遇到困难先求助，不要走极端，否则哪怕被罚一百块钱也是损失，何况损失还有可能加重。可是任何思维正常的人也都忍不住继续想，难道这位爸爸没有采取温和的方式对外求助过吗？难道他脑子里默认的购买奶粉的方式就是开上车、拎上刀。保定我虽然没去过，但我相信那是法律和市场经济可以覆盖到的地方。所以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位爸爸平时买奶粉的方式绝不是拎着刀上街，而应该跟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拿着钱或拿着手机，仅此而已。是什么让这位看起来十分文弱，没什么战斗力，更不像反社会人格的爸爸，为了买奶粉竟然要拿起刀呢？出于人之常情，我认为有一方面的原因肯定是他对孩子的爱。他或许是用尽了各种常规的购买渠道而失败，他或许是尝试了所有可以想到的求助方式而未能如愿，或许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饥饿的孩子声嘶力竭的哭喊，于是走上这条“极端”的道路。以上纯属个人推测。如果有人不能想象父母与子女之间会有这样的情感，那么我接受所有质疑，并对他们的人生表示深深的同情。这样的爸爸会给孩子做什么榜样？我认为是好榜样。首先，他给孩子弄到了奶粉。其次，他没有伤害任何人。他只是不经意间火了一把而已，而他的名声并不是坏名声，换个假设，即使大多数网友骂他又如何？遵守所有规则，让孩子饿肚子，还是冲撞不合理的规则把奶粉搞到手，当然要选择把奶粉搞到手。这不仅是生存优先的问题，更是一个男人、一个父亲的天职的问题。当危机出现的时候，他自己去冒险，解决问题，而不是躲在家里，怨天尤人。难道孩子需要的不正是这样的父亲吗？难道有人需要的是从不违反任何规则，宁可让孩子饿肚子的父亲？这位年轻的爸爸不知道经历过什么，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通过如此荒诞的持刀闯卡买奶粉，和偶然被动的曝光，他将这个道理告诉了更多的人。这是一个能救命的道理，它就是：不光嘴巴会说话，有些时候，用别的东西说话才好使。继续阅读是时候放弃线性世界观了防止失联

文｜西坡郑州富士康员工步行返乡的信息刷屏。朋友圈都在转发张丰老师的《就这样沉默地走在中原大地上》一文。关于事件本身，这篇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核心的一句话是：“郑州有责任回答，富士康到底发生了什么。”是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返乡？他们为什么只能步行返乡？然而，令人非常遗憾与无奈的是，现在不管哪里出了事情，似乎只剩下自媒体的追问。而自媒体的追问，往往有问无答。尤其是看到在媒体工作的朋友争相转发自媒体的追问，我都忍不住想，媒体为什么不介入？我当然知道为什么，但我必须装作不知道，必须多嘴问一句，媒体去哪儿了？富士康员工逃难和近年来许多事件一样，外围声音远远压倒了核心事实。那些短视频片段、图片我一会儿功夫看了几十遍，每个人都在转发，但没人能够讲清楚当地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或许应该庆幸，至少还有社交网络、自媒体，就像庆幸那些富士康员工还有两条腿一样。但是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光有自媒体，一个社会无法进行有效的公共讨论。自媒体没有采访资质，也不会被当作够格的提问主体。一群人在高铁时代靠两条腿步行几百里回家，另外一群人在信息时代靠零散的自媒体信息关注他们的命运。大家都缺少合适的工具。信息系统是一个社会的神经系统。历史告诉我们，信息失灵的后果是异常严重的。就拿富士康员工步行返乡这件事来说，他们以这种原始的方式返乡，首先就是因为感受到危险，但没人重视他们的感受，没人回应他们的诉求。事实上，他们返乡之后也会被隔离。算总账的话，消耗的总资源跟留在富士康园区不会有什么区别，或许还会更多。但他们不相信郑州，不相信富士康，而是朴素地相信“老家更可靠”。这背后的问题，正是信息传导的阻塞。退而言之，即便郑州当地缺乏条件，需要将这些富士康员工分散回去，那么统一组织车辆运输，或者让各地派人派车来接，也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我的意思是，只要信息传输没出问题，步行返乡这样的悲壮之举完全没必要发生。我们一说到媒体，就喜欢上价值，只不过有的人上正面价值，有的人上负面价值。其实我们应该从技术中立的角度看待媒体对社会的价值，媒体和水电煤气一样，是基础设施。没有媒体基础设施，不管网速多么快，我们都只能靠两条腿走路。地震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堰塞湖的危险。信息堰塞湖的危险，丝毫不亚于真实的堰塞湖。我认为，这是富士康员工步行返乡给我们最大的启发。继续阅读是时候放弃线性世界观了防止失联

文｜西坡什么是线性世界观？有一个著名的火鸡寓言，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有一个农场主，每天上午九点给火鸡投放饲料。大部分火鸡比较笨，该吃吃，该喝喝，啥事不往心里搁。有一只火鸡比较聪明，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它得出结论：每天上午九点主人就会投喂我们，这说明两个事情，一，我们每天定时可以得到食物；二，主人对我们很好。这只聪明的火鸡将它观察到的“公理”告诉了其他火鸡，其他火鸡一开始不相信，但经过一些天的验证，发现聪明火鸡说得对，于是被折服了。所有火鸡都过上了有稳定预期的生活。直到有一天，食物没有来，死神来了。这一天是感恩节。火鸡们需要明白的道理是，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感恩节不会到来。这个故事最开始是哲学家罗素讲的，他讲的是鸡，不是火鸡。他是为了讽刺归纳法不靠谱。我第一次读这个故事，是在塔勒布的《黑天鹅》一书里，他说火鸡问题可以推广到所有“喂你的那只手也可能是拧断你脖子的那只手”的情况。塔勒布进一步解读了这个故事，好故事就是具有这样的魅力，可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反复讲述，不断延伸。塔勒布说，那只聪明的火鸡通过观察得到的经验并非没有价值，而是一个负价值。它是一只聪明好学的火鸡，但它学习的结果还不如不学。如果它像其他火鸡一样愚钝，不去总结规律，它的寿命不会缩短，最后被宰杀的时候也不会有那么大的震惊和悲哀。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人傻就不要瞎分析。当蠢人发现惊天秘密的时候，往往是掉入陷阱的时候。这是不是说明学习是不对的呢？也不是。如果火鸡足够聪明，它应该察觉到自己和主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塔勒布说，我们应该从经验中反向学习。比如说，对火鸡来说，随着友好投喂次数的增加，它的生存信心也增加了。但事实上，如果火鸡意识到屠杀早晚会来临，它就会明天，多吃一天白食，危险就增加一分。然而现实中，许多人的思维方式跟火鸡没多大区别。股票涨的时候，人们相信它会继续涨，涨得越高，信心越足。股民的处境当然不能等同于火鸡，但在某种意义上，股民还不如火鸡呢，因为只有哲学家的火鸡才会总结经验，现实中的火鸡只是活着而已，但每一个股民都能对政策面、基本面、技术面头头是道。我不反对炒股，但我的主张是，以纯赌博的心态进入股市，知识越多，输面越大。人生亦是如此。安稳的日子过得越多，越应该感到危险的临近。明白危险之为危险，方知安稳之为安稳。把无常当作人生的常态，是保持镇静的唯一方法。朱元璋治下的官员，最能懂得世界不是线性的。早上出门上班，晚上回来，摸摸脖子上边，发现头还在，于是庆祝一下。现代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用天鹅绒把荆棘都包裹了起来，但事实上危险还在。而且有时候危险就来自天鹅绒。因为风险不会消失，但会被转移，如果你不知道风险转移到哪了，就可以默认为转移到自己这儿了。对普通人来讲，不管是买房还是炒股，如果侥幸蹭上一次时代的红利，就要知足了，不要老觉得赢得不够，再加砝码。当然，现在已经不需要讲这个道理了。但许多人对这个世界的风险本质依然认识得不够，他们的线性世界观太坚固了。他们遇到意外的时候，觉得整个世界都不好了，可是他们认为意外只是暂时的、局部的，世界总会恢复常态，总应该有人为自己的岁月静好负责。事实上，线性才是例外，非线性才是常态。比如我有时候在网上看一些求助帖，一方面心态，一方面上火。类似的事情又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但当事人就是认为不可能发生在自己头上，求助的时候哀嚎“我们一直相信啥啥啥，现在怎么要啥没啥”。相信不是行动。你不去认识自己生存的环境，听一些口号就相信昨天的生活还会在明天延续，这就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的手上。我当然不是反对求助，而是说，在危险出现之前，要意识到危险的存在，当一些征兆出现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要做最坏打算。少看新闻，多看面缸，不多说了。最后，把《黑天鹅》一书结尾的两段话送给大家：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活着本身就是极大的运气，一个可能性微小的事件，一个极大的偶然。想象一个10亿倍于地球的行星边上的一粒尘埃。这粒尘埃就代表你出生的概率，庞大的行星则代表相反的概率。所以不要再为小事烦恼了。不要再像一个忘恩负义者，得到一座城堡，还要介意浴室里的霉菌。不要再检查别人赠与你的马匹的牙齿，请记住，你就是黑天鹅。你就是黑天鹅，不是火鸡。像黑天鹅一样活着，你就不怕黑天鹅了。把自己活成火鸡，迟早会等来感恩节。继续阅读比没人懂你更可怕的是有人懂你防止失联

前阵子，我接到一位老朋友的电话，他说临时一个茶叶外贸的订单取消了，但是货已经备好，就在仓库了。因为量比较大，所以不知如何是好。这个朋友是我2018年在一个茶叶交流会上认识的，因为我常全国各地跑，找好货。所以认识也有好多年了，也比较熟悉了。之前我也有去参观过他的茶厂，就在云南本地，还有专属的茶山茶园。▲

文｜西坡前段时间，一口气读完鲁迅的《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之后，魏连殳这个人物便一直挂在心里。以前在作品里读到于我心有戚戚焉的人物，只会庆幸，现在却多了一份警惕，因为我已知道虚构的人物会钻到真实的人心里，借尸还魂，反客为主。你无意识的举动，可能就是在模仿以前读过的人物。思想是危险的，它可以解放人，也可以奴役人。魏连殳是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人物。魏连殳是村里唯一一个外出游学的学生，在村人眼里是一个怪人。套用今天的话语，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魏连殳受过教育，见过世面，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并想要自己推动点什么。但他没有成就什么事也，反而把自己搞得很惨。因为他有一个怪癖，喜欢亲近失意的人，而失意的人一发达他就失去这个朋友了。年纪不小了，魏连殳还是单身，也无积蓄，“钱一到手就化完”。他租房子住，对房东家的孩子却是很好。他说“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他是把在社会上找寻不到的理想，全部加在了孩子身上，还未来得及变坏的孩子。魏连殳就这样百无聊赖地活着，虽说没成什么事，日子还将就着过。但社会却不放过他，小报上有匿名人攻击他，学界上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因为他喜欢写文章，发议论，而“S城人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一有，一定要暗暗地来叮他，这是向来如此的”。终于，魏连殳连工作都失去了。困顿之中，衣食都成了问题，所有人都疏远他，包括他一向善待的房东家孩子。直到此时，魏连殳方承认自己人生的失败。他在一封信里说：“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后要活下去……”这世上还有在意自己的人和自己在意的人，哪怕生活艰难，也不算失败。到了自己不想活而不得不活的时候，才是真失败。但这封信并不是绝命书，魏连殳宣布了自己的失败后，接着便通报了自己的人生逆袭。他现在做了师长的顾问，每月薪水有现洋八十元。发达之后，魏连殳像换了一个人。他学会了待人接物的世故，住处热闹了起来，觥筹交错，猜拳行令，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作诗的作诗，打牌的打牌……简而言之，他变成世俗人眼里的成功人士。然而没过多久，魏连殳就死了。魏连殳死了两次，第一次是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作为一个人死掉的。第二次是作为一具行尸走肉，作为一个复仇工具死掉的。他用自己的发达，向社会复仇。魏连殳并不以混得差为失败，只要还有一个人在意他的理想，他就还愿意继续做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但是这样的人一个都没有了，所以他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追求无耻的成功了。“好在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再没有谁痛心。使这样的人痛心，我是不愿意的。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最讽刺的是房东一家在魏连殳发迹前后的反差。穷困潦倒的时候，魏连殳待他们特别友善，管房东叫“老太太”，对孩子“低声下气”，可房东一家看他很不顺眼。发达之后，魏连殳脸昂了起来，开始管房东叫“老家伙”，把别人送的东西扔到地上，说“老家伙，你吃去罢。”房东很高兴。孩子也喜欢跟他玩了，只要学狗叫，或者磕头，就给买东西。孩子也很高兴。之前不记得被什么事触动，我发过一句感慨：在习惯了弱肉强食的环境里，你不欺负人，就会被当成好欺负的标志。魏连殳用他的成功证明了两件事，一，他此前穷困潦倒并非谋生乏术，而是不屑于追求世俗的名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二，这是一个庸俗、肤浅、麻木的社会，你把人当人，他们看不起你；你把人不当人，他们却捧着你，围着你转。可是魏连殳的复仇，终结是可悲的。他证明给谁看呢？如果说是给自己看，自己早就看清了世道人心，为何要多此一举？如果是给别人看，都是些自己瞧不上的人，跟他们有什么好说？他们何尝能感受到讽刺？到最后，魏连殳复仇的对象只是他自己而已，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鲁迅翻译过一篇俄国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是理想主义者向社会复仇的俄国版本。一个大学生化名绥惠略夫，以工人身份到工厂组织罢工，而被当局逮捕判处死刑。从法庭押往监狱途中，他得以逃脱。他的付出与牺牲，没有得到群众和“不幸者们”的理解，他们反而帮助警察来追捕他。走投无路之下，他决定向自己曾经想要拯救的弱者复仇，跑进戏院，举枪向观众射击。鲁迅翻译《工人绥惠略夫》是有用意的，他在演讲中说：“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然而昨晚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需要强调的是，鲁迅并不赞同绥惠略夫的疯狂，他说：“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都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魏连殳和绥惠略夫这两个人物的不同抉择，似乎颇能显示两个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继续阅读如果整个世界都疯了，你也要学会发疯防止失联

文｜西坡早上看一博主说，自己在互联网上是不计划好好说话的，因为“互联网只是一个骨架子，没有肉儿，更没眼睛。

文｜西坡王莽末年，义兵四起，天下大乱。王莽十分忧愁，一个叫崔发的人进言：在古代，国家遇到大灾，哭一哭就好了，我们也可以这么办，如果我们哭得哀痛，一定可以感动上天，到时候就得救了。于是王莽率领群臣，到都城南郊，先把情况跟老天爷汇报了一下，然后仰天大哭，哭得喘不过气，接着趴下磕头。百姓也跟着哭，从早哭到晚，朝廷管饭。哭得好的，可以当官，五千多人因此发迹。老天爷听了，确实很感动，然后拒绝了王莽。很快王莽就兵败被杀，百姓拿他的头当球踢。《资治通鉴》说，当时国库里还有六十万斤黄金，但王莽不舍得赏给将士，所以上下都没有斗志。穷途末路之际，王莽不心疼眼泪，不心疼头颅，却心疼黄金。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但人性往往如此。有一种普遍存在的误解，认为人在遇到挫折、打击之后，就会认清现实、放弃幻想。事实上，许多人在陷身绝境之后，反而更容易相信无稽之谈。一个人只要足够绝望，看什么都是拯救的信号。人在无力的时候，是没办法面对现实的。因为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一种像桌子椅子一样的东西叫做现实，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编织自己的现实。人在心情舒畅、精力旺盛的时候，能看见更大的图景，言行举止也会更自如，而到了精神虚弱、苟延残喘的时候，只能看见眼前的一丁点微光，摸到什么就会把什么当成救命稻草。所以，很多受害者容易再次掉进坑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就是一个例子。祥林嫂刚到四叔家来的时候，已经遭遇了不幸，当家人死了，自己瞒着婆婆出来做工。但这时候苦难还不太重，祥林嫂还年轻，“脸色青黄，但两颊还是红的”“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再加上她勤快能干，很快就在雇主家站稳了脚跟，“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此时的祥林嫂，是务实的。但命运不舍得放过她，打击接踵而至。被婆家劫走，被卖进山里，死了新的丈夫，孩子被狼叼走……正是在不见天日的绝望中，祥林嫂相信了柳妈的话，说死了之后，两个死鬼男人要争她，“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听了这话，祥林嫂脸上显出恐怖的神色。大概她对今生已经没有指望，才会那么担心死后的遭遇。到了《祝福》这篇小说的开头，祥林嫂已经变成了民间神学家。“我”回到故乡，遇到头发已经全白的祥林嫂，她身上已经没有多少生命的活力，“仿佛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但她一开口，就使“我”十分诧异：“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就是——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最不幸的人，关心的往往并不是衣食住行。生命之火越是暗淡，越难以做理性的计算。因为计算是需要力气的，而相信地狱、相信奇迹不需要什么力气。紧衣缩食的人，可能会愿意花天价买一个念想或安慰。这世上最贵的东西从来不是黄金宝石，而是希望。所谓希望，就是既定自我的延续。不管是找大师算命，还是找高人指点，我要的只是，我还能继续相信自己。人在顺风顺水的时候，求神拜佛，希望运势一直旺下去。人在走下坡路的时候，求神拜佛，希望否极泰来，重回快车道。人在一蹶不振、翻身无望之后，求神拜佛，希望下辈子赢在起跑线。人心从来不受地心引力的束缚。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心膨胀，得陇望蜀。不要以为经济形势差了，人就会脚踏实地、日拱一卒。手紧之后，人不会离开赌桌，只会购买更廉价的梦想。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分析经济下行对网络小说的影响，说经济好的时候，主人公虽然开挂，但好歹还有个奋斗的过程。经济下行，读者更加没有耐心，所以主人公出厂设置更加逆天，直接大杀四方。其实不难理解。一个人要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读得进去艰深的书籍，才能培养技艺与爱好，才能理解复杂的情感。成长与创造，都是闲暇的产物。惶惶不可终日的人，只能在无尽的忍耐中等待奇迹。终其一生面对现实，不逃避，不幻想，是一种罕见的能力。因为这意味着建立一个强大、坚韧、开放的梦，不管遭遇什么，都可以将其融入预定的旅程。然而更常见的景象是，人们一路走，一路把原本的好梦换成劣质的梦，直到最后只剩下微弱的叹息。继续阅读疫情让日常生活变得无比刺激防止失联

前天和几个好友聚餐，席间大家有说有笑，气氛好不融洽。突然老徐来了一句：“要是老李也在这就好了。”大家陡然间变得沉默了起来，一时无话。老李，33岁，年初的时候刚结婚，接着查出了胃癌晚期，尽管已经是竭尽所能、倾家荡产地医治，但几个月后人还是走了。当时大家伙去医院看望他的时候，简直都要认不出眼前这个面容枯槁、消瘦得不成人样的“纸片人”竟然是昔日好友了。前几年老李工作起来非常狠，每天加班到凌晨，永远是做不完的项目和做不完的PPT，吃的也很随意，经常是泡面、快餐囫囵凑合。大家不敢提老李，除了对好友逝世的难过，还有对自己未来的担忧。这几年，大家年纪也上来了，又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熬夜加班都是常态，身体的毛病都不少，真不敢想万一自己倒下，父母的赡养怎么办？房贷、欠款谁来还？自己的小家靠自己的伴侣又该多么艰辛，孩子的教育、成长的水平又该如何保障......每每想到这些心里都会发虚，没底得很。通过这件事，我猛然意识到，疾病、事故、意外都是人生旅途上的暗礁，指不定哪一天也会给自己一记重锤。即使意外发生的可能性只有0.1%，可遇上了，对一个家庭都是100%的伤害。昨天回看了一个朋友转给我的纪录片真实案例，不仅印证了这种猜想，也让我更加能体会到成年人的无奈与心酸。这天，急诊室送来一位胸痛患者，身后还跟着慌乱无神的儿子。“走着走着我妈突然就倒下了！”“送了好几家医院都没办法，这里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瑞金医院，病房外的周立军完全懵了，而病房内，全身插满管子的母亲已经昏迷数小时。经过诊断，母亲是急性心梗死和室间隔穿孔，简单来说，就是心室之间破了个洞，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想要活命，必须把心脏的动脉静脉全部切换到ECMO（体外膜肺氧合，主要用于对重症心肺功能衰竭患者提供持续的体外呼吸与循环，以维持患者生命）。这样破损的心脏才能得到休息，待情况稳定后，再择期把破洞缝上。但还没等周立军拿主意，医生又告诉他：“这个手术的失败率可能高到你不能接受，成功率只有30%。”死亡率70%，远大于生存率。而ECMO光开机费就要4万多，以后每天都要两千多，这还没算后续缝合心脏的费用。救人，这钱铁定要花出去，但有70%的可能人财两空。不救，母亲可能连今晚都撑不下去...救还是不救？本以为是个简单的胸痛，转眼竟要马上为母亲的生死做决定，突然的变化让他猝不及防，陷入痛苦的纠结中。周立军背着家里人哭了。作为一个从老家来上海打拼的普通人，上班买房，生活正在步入正轨，但母亲毫无征兆的疾病将他逼得几近崩溃。一边是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一边是几乎压得喘不过气的治疗费，他不停地在算着自己的钱有多少……当时看完，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生和死这个大命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并不会去考虑。然而当需要马上做选择时，绝大多数人都会被打懵！救命谁都想，可前提是自己花不花得起这个钱？当上有老、下有小时，“救不救”不只是良心问题，还是一个有限资源的可持续分配问题。就像《人间世》里说的那样：穷人有的是力气，没的是钱。命是活生生的温热，需要冰冷冷的钱来保驾护航！但这治病太贵了。住院费、营养费、护理费、设备使用费等，随便一圈下来，就能轻易地将一个家庭几代积蓄全部没收。试问，这样的开销下，有几个家庭能不喊穷？不要说我们大部分普通人了，就算是有一定资产的中产阶级，在一场重疾面前，依然会变得灰头土脸、无力承担。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赤裸裸的现实。还记得香港著名的抗癌歌手李明蔚吗？李明蔚，香港歌手，因为长相甜美，业务能力出众，收获了大量的粉丝。22岁那年，正是前途无量的时候，一次突然鼻血大流后，她被确诊为罕见且恶性最高的鼻咽腺样囊性癌。抗癌9年间，接受了33次电疗、4次化疗。后来她又接受了“免疫细胞治疗”，4个疗程，一共16针，每隔两个星期就要打三支治疗针，而每一针的价格高达四万元！而她也因为癌症而出现毁容、失明、失声、多器官衰竭的情况。9年间，面对高额的治疗费用，她积蓄全无，房车也变卖了，父母更是同时打几份工，尽管如此，她的治疗还需要几百万，走投无路之际她在社交平台上请求大家为她募集医疗费。尽管最后钱募集够了，但她还是走了。人生是一场修行，不管再怎么小心翼翼，也没有人能完全绕开疾病、事故、意外等人生旅途上的暗礁。重疾一旦来袭开启的就是烧钱模式，动辄就是几十上百万，哪怕是富裕人家也经受不住折腾。试问，一旦遇到这种突发情况，你真有信心完全靠自己抵挡一整夜的风暴？我曾经和一个医生朋友聊天，我问他行医生涯中最难过的时刻是什么。他说最难过的便是明明有些患者能活下去，但因为没钱治疗只能选择放弃生命，行医多年，每次遇到都心如刀绞。天不渡人，唯有自渡。所以一直以来我都跟大家强调保障意识的重要性。但不得不说很多人过日子，骨子里都有一种赌徒心态。认为父母还健朗，孩子尚年幼，当下看起来都健健康康的，灾难怎么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我怎么可能会得这种病？然而意外发生在别人身上是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那就是悲剧。尤其是人至中年，身体状况、职场前景都开始下坡路，此时你一旦跌倒就是暴击！试想，大病来袭，无法工作，现金流断裂，家庭风雨飘摇，此时想想孩子未来的教育，父母和自己将来的养老，谁不心慌？生命无常，今天西坡再次郑重提醒大家：1.无论是什么行业，努力工作都只能带来更多赚钱机会，并不能守住辛苦赚到的钱，甚至无法提供足够筹码与疾病抗衡。2.要加强家庭的保障意识，趁还来得及，尽早为孩子、自己和家人做好托底保障。而保险往简单了说，就是分摊意外事故损失的一种财务安排。只需占用一点点现金流，就能极大程度降低极端情况下的资金风险，是最低成本的风险转移工具。就像我私下整理的看病不花一分钱配置思路：支出项：大病花费：约80万病后收入损失：50万/年*2=100万收入项：社保报销：15万（平均）商保赔付：165万一场大病三甲医院花费80万，经过社保报销和商保赔付后，没花一分钱。剩余100万拿来补偿患病后2年家庭收入损失，即使生场大病也没影响家人正常生活。然而，很多人真打算买保险时，却发现到处都是坑，业务员为冲业绩一昧推销，作为门外汉，我们也很难辨别其中陷阱。等到生病理赔时才发现买少、买错、买贵了保险，追悔莫及都是常事。对此西坡深有同感。不合格的推销员是大家对保险观感极差的最主要原因，而并非保险本身。因此，希望大家暂时抛去偏见，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西坡的老朋友——资质齐全、专业全面的水星1V1保障规划团队，今天第三次郑重推荐给大家。他们真的很不一样，不会一上来就推销热门产品，不会喋喋不休骚扰。而是运用自研规划系统，从收支储蓄、资产负债、风险偏好等多维度评估家庭风险指数。然后严格筛查与审核市面上的保险公司和产品，只站在我的角度（财务状况、保障需求等）量身定制保障方案，真正做到“量体裁衣”。极端风险下如何维持家人原有生活？看病怎么做到不花一分钱？大病造成的收入损失如何弥补？等等，有理有据，清清楚楚，对比传统机构节省60%-70%保费！此外，他们还会通过大量调研和数据分析，结合我的家庭状况，为我量身定制了长达十几页的规划书。对，你没看错，不是机械复制，是真正1V1做的规划书！里面详细涵盖：·家庭定位与诊断分析·保障缺口的量化·保障方案的定制·家庭资产配置的合理建议……力求占用最少的家庭资源，为我搭建最全的保障体系，做到财务平衡，收支有序，不怕意外突袭。当时真的惊到了！

文｜西坡今年，在一个微小的领域，我可能确实有了一点点进步。我不喜欢跟人辩论了。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好辩的，无理辩三分，有理就更不用说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那个过程很爽。现在我也不是每次都能控制住，但几乎体会不到辩论的快感了。可能因为人到中年，荷尔蒙消退了。而且我特别想把“不要辩论”的精神推广开来。但我一直说不太清楚为什么不要辩论，或许很多人像我以前一样享受辩论呢，我有什么权利剥夺别人的快乐？刚才翻《庄子》，无意间看到一段，发现庄子在两千年前就把话说到头了，让他替我说吧。庄子说：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若，你的意思。假如我跟你辩论，你赢了我，你说的就真的是对的吗，我说的就真的是错的吗？同理，假如我赢了你，就真的是你对我错吗？根据我的经验，辩输的人并不会认为自己错了，只会认为自己没发挥好。事后还会复盘，假如我当时说了这个，局面就不一样了。辩论争的不是对错，而是输赢。辩论过程中，几乎没人在乎客观真理，大家比的是主观真理的强弱。两个人分不出输赢的时候，有个办法，就是找第三方来评判。但庄子说：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如果第三方的观点跟你一样，你肯定赢，他有什么资格做裁判呢？如果第三方观点跟我一样，你肯定输，这个裁判依然不合格。而且第三方的观点可能跟咱俩都不一样，或者他觉得咱俩都有道理，不管哪种情况，他都没办法判定咱俩谁是谁非。所以庄子说：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现实中的情况是，如果支持我的人多，那么群众的眼睛就是雪亮的。如果支持我的人少，那么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庄子总结说：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是不是，然不然”有点像佛经语言，是便是不是，然便是不然。但后面的两句比较容易理解。如果一件事情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发展，那么就等它发展出你预想的局面就好了，何必辩论呢？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在说服别人，其实在说服自己。我们希望事情按自己的预想发展，但对此并不确信，不确信的事情堆在心里，上不去下不来，悬着难受。我们想要把待定的事情做实，丁是丁卯是卯，好是好坏是坏，不能接受它非丁非卯，非好非坏的暧昧状态。所以我们搜集证据，寻找对手，把对手辩个哑口无言，这件事就可以在心里封装贴标签了。但事物的发展，自有其逻辑，复杂度远远超出辩论双方能够想到的范围。如果你赢了辩论，还预测对了方向，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胜利会强化你对自己判断力的信心，而实际上你的赢可能纯属巧合。贪天之功以为己有，下一次再遇到事情，你就可能鲁莽冒进。我们都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但这只是一种情况。失败也可能是失败之母，因为失败会磨损人的意志与信心。很多时候，成功才是成功之母，但有时候成功也可能是失败之母。在口头上，屡战屡胜容易；在现实中，长期生存难。有太多的事，比过嘴瘾重要。如果我们执着于说服别人，失去朋友倒在其次，更要担心的是失去自我。导演赫尔佐格说，网络是一片充斥着鲁莽、傲慢、自恋和自我吹嘘的巨型空间，“很少有机会在那里看到谦逊，平庸倒是由四面八方袭来，求关注的人纷纷宣泄着自己最赤裸裸的想法。”我带着后怕渐渐意识到，人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是有反作用力的。我们很容易被自己排放的尾气推着原地打转，越转越快。偌大的网络，一眼望过去，层层叠叠全是不安分的自我。继续阅读疫情让日常生活变得无比刺激防止失联

文｜西坡不过是出去旅了个游，仿佛完成了一场好莱坞大片式的冒险。回来已经几天了，还沉浸在剧情里，难以自拔。出发之前，我们就说好，万一有个风吹草动，立马杀回来。以前出门，主要做路线准备和资金准备。现在出门，首先做思想准备，万一滞留了，万一隔离了，能不能撑得住？然后做疫情信息查询，每日刷新。因为是自由职业，所以不用向单位申请，但孩子已经有单位了，所以还是郑重地填了个申请表，打印出来交给幼儿园老师。老师唠叨了几句原则上不离本市，但还是随我们了。坐火车顺利抵达A市，在出站通道注册当地健康码，做落地核酸。整个过程还算顺畅，尤其是看着一群老年人卡在出站口，拿着手机问东问西，满脸彷徨，我不由得心生欢喜。现在回想起来有点羞愧，但当时的得意是不由自主的。想起那个笑话，两个朋友在森林里遇到熊，一个低下头系鞋带，另一个说，弄啥呢，你还能跑过熊不成？第一个说，我不用跑过熊，跑过你就行。熟练掌握扫码流程的我，至少能赢那些老年人。第二天出门吃早饭，服务员指着墙上的码，登记了再见去。我愣了一下，漏了怯，问这是什么码。服务员看我的眼神立马变了，你怎么连这个还没注册，去哪儿都要扫的。我解释说，我们来旅游的，刚到。这一局，我输了。在A市住的时候，有一天包车去南边B市某景点玩。返程的时候，在两市交界处排长队，到了跟前才知道要做核酸。每个人都乖乖下车排队，没听见一句抱怨，我也没抱怨。出发之前，本来打算A市结束去东边的C市。到达的时候，得知C市有疫情了，虽然是个位数，但谨慎起见，还是决定不去了。从A市坐高铁，过C市而不入，到达更东边的D市。照例落地核酸。出站时还紧张了一下，要求出示48小时内两次核酸阴性记录，我确实做过两次，但不知道为什么只能查到一次。随着队伍往前走，心里忐忑不安，到了工作人员那里，我出示屏幕，解释说，不知道为什么只能查到一次。工作人员没做声，放我出去。我赶紧向前走，心里给她鞠了一躬。从D市高铁站打车到下辖的某景点，半路被拦下，要求做核酸。我说，我们出站刚做过，对方说，那是市里的，到我们这儿就得做我们的。二话不说，张开嘴巴。于是达成了两小时之内做两次核酸的小成就。闭上嘴巴，戴上口罩，望一望核酸亭，发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路上的车都没几辆，就这么几个人穿着防护服守在亭子里。有点突兀，又有点悲壮。最后一个景点在山上，海拔比较高，密密麻麻的大风车。天气预报说第二天有雪，上去的时候已经开始下雨了。已经是下午，找个民宿先住下，第一时间问老板，哪里能做核酸。老板开车带我们到景区门口，这一次收费了，三块五一个人。做完之后，心里很踏实。回到民宿，天更冷了，正在计划第二天的行程，一群人推门而入。没必要问身份，门外停着警车。对方问，你们从哪儿来，到过C市没有？赶紧回答，从A市了，只是高铁经过了一下C市。出示了行程卡、健康码，对方神色放松下来，还顺手帮我们把电热毯打开了。我说，你们也不容易啊，这么冷的天。对方说，没办法啊，为了你们的安全。出门走了。看来C市的疫情严重了。原来还打算从C市机场回去的，只好连夜退票，重做打算。尴尬的是，D市是个小城，没有火车可以回来。研究了一下，发现可以从D市坐高铁到B市，再从B市坐火车卧铺回来。票不多了，赶紧下手。睡觉。第二天醒来，好大的雪，气温已降至零度以下。这没法进景区玩了。打开手机，不好，B市也有疫情了。返程计划又要重拟。幸运的是，D市有个小机场，航班不多，但顾不得了，。查到有一班下午的飞机到中部的Z市，在那里有火车可以回去。老板帮忙联系了出租车，司机带来一个消息，D市到C市的路已经封了。早早地抵达机场，不敢耽误了。进机场的时候，一群人堵在门口，一个人正在激动地打电话。稍微听了一耳朵，原来他们的行程卡有C市记录，按最新政策，不许进机场。我们没去C市，我们又赢了一局。当天晚上顺利抵达Z市，第二天一早回到了自己的城市，当然，每次出站都要做核酸。这几天，每天都在跟进ABCD市的疫情信息。C市的感染数字每天都在增加，最新政策是全市居家办公，暂缓开学，公交出租停运。我们在B市玩的那个景点，已经关闭。我们在A市曾到一位朋友家做客，目前，这个小区已经封了。今天，一位朋友告诉我，她的一位朋友被困在我们旅游的那片地方了。上大学的时候，经常玩一个小游戏，名字很恶俗叫“是男人就撑过30秒”，其实内容很健康，就是控制一个小飞机，躲避各种障碍物。越往后，障碍物出现得越频繁越密集，死亡几率指数增长。这个游戏的画质很粗糙，规则也很简单，但我们经常一玩好几个小时，乐此不疲，为了多活几秒钟而拼尽全力。这个游戏有技巧，到后来我们基本能撑一分钟。但很多时候，你还是会一开局就挂。好在游戏可以不断重新开始。继续阅读这是要弄啥？防止失联

文｜西坡看到一则很厉害的报道，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说实话，整篇报道我是看不太懂的，因为我没有学过专业的逻辑学。虽然说每个写作者都应该懂得基本的逻辑，否则文章就会沦为诡辩和情绪发泄，但是我们日用的逻辑和专业的逻辑学可能还不是一码事。比如报道里的下面这段话我就完全看不懂：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奋荣认为，道义逻辑中建立在可能世界集上的表示“更好”的序关系，以及条件义务算子的满足条件，它们通过“偏好图”上对公式的排序，导出道义逻辑中对可能世界的排序。这一双层结构可以更好地解释道义逻辑中的一些悖论。但是有些段落我略微还是能懂一点的，比如这段：“中国逻辑是在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这一特定的思想生态中发生和成长起来的，是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翟锦程认为，应该挖掘对中国传统哲学生长与发展起到基础与根基作用的“中国的逻辑”，从中国逻辑的思想基础、基本对象和内容、核心概念等方面，构建根植于中国传统思想生态的中国逻辑知识体系。对中国逻辑的核心概念与关键问题的解读，可以采取“以中释中”的方式，既不是用西方逻辑术语，也不是借助现代汉语，而是参照先秦诸子对这些概念和问题的理解，合理分析其本来含义，作出合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解释。这也是最扣题的一段话，讲的是为什么要研究中国逻辑，以及如何研究中国逻辑。说起“中国逻辑”，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是：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一种叫中国逻辑。在这句话里，“中国逻辑”是个贬义词，指的是伪逻辑、反逻辑。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翟锦程所说的“中国逻辑”，当然不是贬义词。翟院长的话很清楚，“中国逻辑”是隶属于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要研究“中国逻辑”不仅要摒弃西方逻辑术语，甚至连现代汉语都不能借助，要直接回到先秦诸子那里。对于这种治学思路，我是认可的。要深入理解一种思想，必须回到这种思想所诞生的环境，要学习这种思想所依附的语言。每个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学生，都要学习古代汉语，道理就在这里。但这种“中国逻辑”的应用场景其实很窄，就是研究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今天的学者，谁要是能不用西方逻辑术语和现代汉语，把先秦诸子的底层代码梳理清楚，绝对是一件壮举。但其意义也仅限于学术研究。然而这篇报道所讲的“构建自主的逻辑学知识体系”，关心的却不仅仅是古代文化这个狭窄的领域，而是明言跟语言学、法学、人工智能理论有关。语言学好说，古代汉语是个魅力无穷的宝库。法学麻烦点，现代法治思想跟古代法家的东西基本是两码事。最让人不解的是，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出来的中国逻辑，如何跟人工智能挂钩？总不能因为八卦是二进制，冯·诺依曼结构的计算机也是二进制，所以程序员就应该集体学习易经吧。别说，我在知网上还真找到了一篇题为《易经和人工智能》的文章。看了一眼摘要，应该是一个软件工程师杂感。而“构建中国自主的逻辑学知识体系”这个提法所包含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中国自主”这个词让人直接联想到的是科研领域常见的“自主创新”“自主研发”，这几年，美国在芯片等领域不断对中国进行打压，许多行业都需要通过自主化来突破“卡脖子”问题。然而从逻辑上来讲，西方不可能在逻辑学上对我们“卡脖子”吧，不让我们学亚里士多德、罗素、黑格尔、维特根斯坦？谁能垄断他们呢？怎么垄断呢？硬科技卡脖子容易理解，别人的技术不给你用。逻辑学卡脖子，我怎么都理解不了。“构建中国自主的逻辑学知识体系”，言外之意，中国现在的逻辑学知识体系不能自主。不能自主就是被别人主了，被谁主了呢？逻辑学不自主，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是别人掌握了什么高深的逻辑大法，秘不示人？难道在别人那里，一加一可以等于三，所以他们总是能占我们的便宜？刘慈欣在《三体》里边说，高级文明可以通过修改宇宙规律进行战斗，但这只是小说家的脑洞，没人知道如何实现。我想，地球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掌握这种黑科技，如果真被人家掌握了，咱们直接投降就好了，没必要打，因为你哪怕赢了，对方也可以通过设置“胜利就是失败”来转败为胜。研究“中国逻辑”，没问题。但如果把“中国逻辑”的适用范围无限扩大，就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了。我最近看了一个国内媒体采访德国导演赫尔佐格的视频，赫尔佐格喜爱中国文化，他说“如果要描述我对中国文化的着迷程度，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坐下来，一起翻一翻古诗、水墨画”，但他对我们有几句忠告——“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保有好奇，不要孤立自己，用别人的思维方式和角度思考，这会让你的视野更有远见。”看到这几句话的时候，我深受感动。这是一个德国人，操着英语，对中国人讲的话，充满了善意与温柔。继续阅读杜甫果然跟不上时代了防止失联

文｜西坡“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翻鲁迅全集翻到这句，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时觉得自己实在做了太多次忧天的杞人。手里拿着什么型号的锤子，眼里就会盯着什么型号的钉子。文字工作者关心思想观念上的争论，就像农民关心天气、股民关心股市一样。以赛亚·伯林曾经引用过德国诗人海涅的一句话：“一位教授在他宁静的书房里孕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毁灭一个文明”。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曾感到狂喜，既为这句话蕴含的哲理，更为自己正在参与观念领域的工作。可是平静下来，不能不承认，思想这玩意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的分量着实很低。中国人喜欢谈思想，谈的总是外围，要么用思想做标签划分阵营，要么用思想做装饰，点缀人生这篇大文章。不论是自古相传的儒释道，还是近代以来从东洋西洋输入的种种思潮，在大多数时候的大多数人那里，都是一锅大同小异的八宝粥。中国人不容易上思想的当，思想反而容易上中国人的当。我们不太把思想当回事，或者说太不把思想当回事。所以轻易不要跟朋友讨论思想问题，哪怕你们相信的东西南辕北辙，但大家在骨子里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中国人也会为虚头巴脑的问题吵起来，但分歧的核心通常不在问题本身，而是在争论的过程中双方不能就彼此的权力、位置、姿态、脸面达成一致。你相信什么都没关系，但你要懂社交礼仪。在有的场合下，哪怕你是恐龙专家，而对方只看过《侏罗纪公园》，但也应该由对方给你上恐龙课，你懂也得装不懂。知道什么时候由谁来说话，是比所有学问更大的学问。有时候对方也会征询一下你这个恐龙专家的意见，这不等于说你就可以开始讲课了，你所能做的只能是利用你的专业知识去佐证对方的观点很深刻、很高明。鲁迅是很不以“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为然的，他说“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鲁迅说这话的时候，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期，其意在于愤慨中国这片土地难于输入新主义。所以他又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意思是，中国人对于所有思想与主义都是绝缘体，怎么都点不燃。鲁迅知道这话说得太绝对了，所以加了防杠声明，说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个别舍生取义的人，但“历史结账，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只能四舍五入，记一笔整数。“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中国人不相信“思想主义”，相信什么呢？鲁迅说是“刀与火”：“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账簿，只有这一个模型。”按我的理解，鲁迅的意思是，中国人不相信抽象的思想主义，只懂得趋利避害。中国人的理想全被刘邦和项羽说尽了。他俩看到秦始皇很阔气，于是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此也”，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也”。没人关心一种秩序是否正当，大家关心的都是谁能当那个威风凛凛的“大丈夫”。鲁迅说，这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服，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者。”鲁迅说的“现在的人”，是指1919年的中国人。鲁迅的话说得很绝望，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他说“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照我的推测，当时鲁迅对于“抬起头”还是颇有几分信心的。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人对于“思想主义”的绝缘，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是我们能做事后诸葛亮，已经知道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如果对“思想主义”太敏感、太认真、太上心，也未必是好事。我们不容易被“好思想”拯救，也不容易被“坏思想”荼毒，两相抵消，不知结果是正是负。很多时候，一种思想是好是坏，短时间、小范围内是看不清楚的。但鲁迅一百年前的警告依然是有效的，我们不应该因为总能把各种思想搅成粥而感到自豪。稀里糊涂过日子，也是有代价的。群体状况如何改变，我不知道。对有思想或想要有思想的个体来讲，生活在对思想不敏感的群体里，有利有弊。弊在于，你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或志不同道不合的对手，你所遇到的大多数无志无道无可无不可的好人。缺少交流、切磋、论辩的机会，个人思想很难向精深之处发展。利在于，如果你有幸没有被煮成粥，而是发展出自己的思想，那么你很快就会进入无人之境，突破临界点之后，真正的障碍就微乎其微了。别人根本就不在乎你相信什么。继续阅读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防止失联

文｜西坡昨天重看徐浩峰的电影《箭士柳白猿》，有两句词印象深刻：“主持公道，就是得罪所有人。”“主持正义，就是与世人结仇。”不难理解吧。世人对公道与正义，往往持功利主义态度，于我有利则喜，于我不利则厌。弱者常被欺侮，总该站在公道这边吧，不然。在弱肉强食的世道里，弱者并非靠对正义的渴求而活着。他们之所以能活下去，是因为自己下边还有更弱者。骆驼堕落之前，不肯抢老弱病残同行的生意，堕落之后就顾不得了。片头交代故事背景：习武人自古有两条出路，参军打仗，开馆授徒。1917年，军阀四起，武馆林立，武馆纠纷的仲裁人被称为“柳白猿”。柳白猿常死于非命，可还有人当，说明世人中有异类。异类，是一个时代的元气与希望。要当柳白猿，自己就得武功过硬。不是每个强者都满足于欺侮、利用弱者，如果有本事给强者定规矩，由此得到的满足感，比从弱者那里抢仨瓜俩枣更爽。或许这是正义得以出现的原因。此外，一种不公平的秩序要想维持长久，当家的也不能任意施为。盗亦有道，不是盗的道德水平有多高，而是大家都要生存，江湖规矩是天长日久磨出来的。我们从历史教科书得到的印象，民国初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典型乱世，自然而然想到的是，民不聊生、饿殍遍地。《箭士柳白猿》拍的是军阀混战下的武林人士的去从，但是却拍出了一种静气。打架、射箭、看戏，固然危机四伏，但人们一举一动有派头、有分寸。我认为这是更接近历史现场的氛围。民国的时候，旧国家已灭亡，但旧社会还没灭亡，那些旧礼仪还在、人情世故还在。本雅明说：“我们早已忘却了礼仪，我们的生命之屋就是以礼仪为基石建成的。”这句话用在今天是最合适不过的。在朋友圈点赞，已经成了我们生命中唯一的礼仪。有礼仪未必有公道、有力量，这是旧社会不能保卫自己的原因。说这个有点大了，打住。很多时候我们关心社会如何变化，希望搭上便车、捞点红利。尤其是前几年，房价暴涨，人人谈论财务自由，仿佛第二天就要移民火星一样。这两年，日子难过了，大家才安分起来。但公众情绪有时又摆到另外一个极端，集体厌世，仿佛一切都没有价值。不要问时代能为你做什么，也不要问你能为时代做什么，应该问的是，在不可抗拒的时代底下，自己能做什么、想成为什么？如何才能不被时代吞没，如何才能长久地与时代共存？宏观层面的变化，很多时候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即使讲出花来，也改变不了什么。专家们要么是事后诸葛亮，要么是玩弄模糊战术，怎么都能有个解释。把思想从高处下来，站在一个平凡个体的位置上，没准能看清更多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先像柳白猿一样，让自己变得警惕而坚韧。柳白猿上了两个女人的当，最后也没有抱得美人归，但他也没有犯下致命的、不可挽回的错误，而是在每次犯错之后变得更心无旁骛，也因此更强大。用自己的坚韧，去对抗世界的残忍，这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不要抱怨，抱怨会让自己泄气。人活一口气，撑到最后就是赢家。继续阅读不折腾，可能局面还不会这么坏防止失联

文｜西坡又一场茶杯里的风波发酵成了龙卷风。现在的舆论场，越来越微妙了。9月5日中午，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距离震中226公里的成都市区也有明显震感。5日下午，网上流传出一张成都市成华区一高风险小区住户群的微信聊天截图。一居民问物业管理员地震“摇凶了也不能往下跑吗？”，得到的答复是带有多个感叹号的“不准跑！！！！”这张截图之所以广为流传，是与疫情之下的一种集体心理发生了化学反应。简单说，这些网友是把管家当成了某种事物的代表。当下的许多热点都是这样发生的，大家看似在说一件事，其实在说另外一件事。你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很容易被绕进去。那些声色俱厉指责这位管家的人，就属于入戏过深，又不是你的物业，关你啥事？当时我也看到这张截图了，我的反应是：“管家喊不准跑不是问题。这个时候还听管家的，才是问题。”我的意思是，如果真的面临生命危险，还要先咨询管家，再决定要不要跑，这不是活该吗？说白了，遇到生命危险还要先请示的人，是不想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而是希望有个外部管理人员对自己负责。但我也只是说一个普遍适用的道理，而不是评价这个事本身。因为只是一张截图而已，无法还原当时的具体情境。果不其然，舆论闹大之后，有该小区的业主发帖子澄清，说当时是大家开玩笑，被掐头去尾传播了。该业主还对媒体表示，这名年轻管家平时和小区住户相处得很好，大家关系很亲近，所以经常开玩笑。由于最初那张掐头去尾的网传微信截图暴露了管家的联系方式，她的电话在短时间内被打爆，遭到了大规模的网暴。首先，坚决反对网暴。看到一张截图就去打电话骚扰当事人的，脑子多少有点问题。看了这个业主提供的几张聊天截图，我大致还原一下对话发生的语境。当时第一波震感已经过去了，无论业主还是物业人员应该都觉得没什么危险，大家开始聊天。有业主说，刚才震感强烈的时候，差点开门往楼下跑了。管家看到，担心失控，于是提醒大家，高风险楼栋不可以下楼。这其实不是开玩笑，是她的职责所在。接着，又有两个业主问“摇凶了也不能往下跑吗？”“地震都不跑了哇”。这两句话是调侃，也有点抬杠，甚至可能是调戏物业小姑娘，把管家逼进了一个死胡同。这个时候如果管家说“地震了大家可以跑”，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有业主以感觉到了地震为由跑下去，然后把责任推到管家头上。所以管家有点急了，发了一句“不准跑！！！！”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捣乱。但是那张孤零零的截图在传播的过程中，演变成了这样的故事：地震发生，业主感觉到了生命危险，然后请示物业可不可以跑，当此紧急关头，物业坚决拒绝了业主的求生请求。那些发起的家伙，可能把这么一个打工的小姑娘，当成握有生死大权的女魔头了。按网友脑补的故事，业主是愚蠢的，失去了基本的求生本能，物业是蛮横的，机械的，只对上级指令负责，不对业主生命负责。而真实发生的故事，只是一场无足轻重的小插曲，管家的那句“不准跑”不能过度解释。不过，这场乌龙背后的集体心理是真实的。当事业主也许没怎么恐惧，但看到截图的许多网友倒是真的恐惧了。恐惧之下，网友的反应分两种，一种是对不敢跑的业主不满，一种是对不准跑的物业不满。那么假设这不是一个乌龙，而是真实发生的，怂怂的业主在生命危险之际遇到了蛮横的物业，你更愿意批评谁？我的答案是：物业不准跑不可怕，业主不敢跑、不想跑才可怕。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批评物业，就意味着我们想要一个十全十美的万能物业，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完全押在物业身上，不管发生地震还是火灾，第一时间都不是自己逃命，而是请示物业的意见。物业让跑才敢跑，物业不让跑就死在自己家里。我认为世界上没有这种十全十美的万能物业，再多的钱都请不来。业主自己有胳膊有腿有脑子，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业主和物业的关系是契约关系，不是孩子和家长的关系，更不是机器和程序员的关系。物业输入指令，你才敢动弹，真把自己当二进制的物种了？继续阅读再不发疯就晚了防止失联

文｜西坡理性，似乎越来越成为一项奢侈品。荒诞成了日常。每天一睁眼，今日份的荒诞套餐已经在手机上准备好，立等可取。“真的，整个世界都疯了。我也不得不发疯，为了顺应潮流。”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赞同这种“以疯制疯”的生存法则。最近在读张爱玲，很惊讶的一点是，张爱玲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抽鸦片。在《白鹿原》里，鸦片是堕落的象征，毁灭的标志。在张爱玲小说里，鸦片大多时候是日常生活的点缀，是上流社会那些富贵闲人打发日子的用具。其实张爱玲的描写更接近历史实录，《白鹿原》则是后世文人的有意加工。我们都知道中国近代史始于鸦片战争，却不太会意识到，整个中国近现代史（1840-1949）一百年，鸦片都是中华大地上一道刺目的景观。鸦片进入千家万户，甚至演化出非常精致的鸦片文化。鸦片泛滥既是列强侵略的结果，也反映出整个民族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危机。隔着时间之河，我们自然知道，鸦片对个人、家庭和国家有多么大的危害。但如果把那时候的普通人拉过来，他会不会振振有词地说，灾祸如此频繁，日子如此艰难，我抽两口怎么了？当环境发疯的时候，个人很难靠自我约束保持健全的精神与生活习惯。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的结尾，就宣告了“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的灭亡。但是在颠倒失序的环境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走上穷途末路。就拿民国来说，内忧外患不断，却也涌现出了许多大师。一说起民国的大师，就有人觉得是在给那个时代涂脂抹粉。其实应该这样想，在偌大的国土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年代，那些大师还能够沉下心做学问，是什么精神支撑着他们，这样的精神是从哪里来，后来又怎么看不见了？现代人通过新闻去认识世界的时候，经常忘记一件事，世界不是现在才发疯，而是一直在发疯。整个人类历史上，不发疯的时间段似乎不多。我们评判外部环境所使用的理性标准，其实来自于启蒙运动。以赛亚·柏林说，启蒙运动有三个共识：第一，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第二，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第三，所有的答案必须是兼容的。当启蒙运动的理性之光燃放的时候，人们以为世界上的黑暗会一点一点被驱逐，人类会逐渐抵达光明美好的乌托邦。可是随着真实历史的演进，人类意识到，启蒙思想家把世界想得太简单，把人类想得太圣明了。法国大革命是理性主义的一次重大挫折，人权宣言是那么美好，可是随之而来的断头台和罗伯斯庇尔，又是如此的恐怖。没人能够想到，潘多拉魔盒打开之后，会放出怎样的幽灵。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理性主义的又一次重大挫折。当时每个民族的主张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这些道理放在一起，就变成了无尽的杀戮。人们发现，世界上很多问题没有答案；即使有答案，可能也在人类的理解范围以外；在终极答案出现之前，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答案，而这些答案是互相不兼容的。甚至一个民族面对外部问题，给出的答案彼此都是不兼容的。就拿纳粹德国来说，如果真想称霸世界，为什么要迫害犹太科学家？如果好好利用犹太科学家，没准德国会第一个发明核武器。可是这种思想实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希特勒不仇视犹太人，他就不会成为元首，希特勒不成为元首，大战就不会爆发。二战中的德国，就是靠着反犹这根弦重新凝聚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来自癫狂。所以德国既要迫害犹太科学家，又要称霸世界，既要跟英法美开战，又要跟苏联开战。英美这边也不乏悖谬。丘吉尔从十月革命开始就是坚定的反共分子，但是为了跟苏联结盟，丘吉尔说：“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也会在下院为恶魔说几句好话”。20世纪是人类科技突飞猛进的世纪，却也是理性之光逐渐暗淡的世纪。到了冷战，全人类的存活都依赖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恐怖平衡”。有个专有名词叫相互确保摧毁战略，英文缩写MAD，是指美苏双方均拥有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即在对方首先实施核打击后，己方仍能生存下来，并具备完全摧毁对方的核报复能力。历史上再疯狂的人都想不到，人类会走到这一步。我要说的很简单，世界一直在发疯，我们以为的正常，只是一种持续时间比较长的疯狂。比如在苏联解体之前，人们以为冷战是常态。在俄乌战争之前，人们以为欧洲无战事是常态。当一种新的疯狂挟势不可挡之力出现之后，旧有的稳定状态就宣告结束了，如果新的疯狂能确立自身的地位，那么它就会成为下一代人的日常。当1948年英国人从巴勒斯坦撤出的时候，谁能想到2022年巴以冲突还在继续？我喜欢给文章留一个光明的尾巴，因为我赞同梭罗的观点，他说写作者要传播勇气。我要传播的，是一份发疯指南，个人应该如何发疯，才能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不虚度此生。灵感来自冯至先生的文章《人的高歌》。文章里记载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乾隆年间昆明有个姓吴的石匠，是个道教徒。出门都会带着他的凿和锤，看见路上或桥上有什么残败的地方，就动手修补。一天他正在修补一座小石桥，对面来了一个人用手指着峭壁对他说，上边有一座石室，只有一条铁锁通上去，人在铁索上走很容易跌下去，你为什么不开凿出一条石路呢？石匠听了，不久就开干，十多年如一日，终于完成了这条路。冯至抗战期间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和朋友外出游玩，走了这条石路，所以一个朋友讲了这个典故。接着，同游的另一位朋友讲了第二个故事，故事发生在河北滨海的一个县：在一条航线上，有一块只有三两个渔村的荒岛，附近许多礁石，行船的人经常在那里遇险死亡。有一个人差点在那里死了，侥幸遇救之后，发起一个誓愿，要在岛上建一座灯塔。他和尚一样，到处化缘，说要在一座荒岛上建灯塔，救人性命。但许多人把他当骗子。有一天他觉得这辈子也凑不够钱了，于是想到一个办法，把手指头用布缠起来，浸上菜油，在不肯布施的人面前，把火点燃。他说，那么多无辜的人因为没有灯塔，丧了性命，自己这点痛不算什么。后来他终于凑齐了建灯塔的钱，十个手指头也几乎都烧到了。这两个故事，我没有办法去查证他们的真实性，但讲故事的人和记录故事的冯至先生显然是相信的。我想，他们相信的不仅是故事真实发生过，更是故事所显示的朴素的真理。面对命运的无常，人要自己创造奇迹，来证实生命的力量。那个要在悬崖峭壁上修路的石匠，和那个要在荒岛上建灯塔的无名者，不都是发疯了吗？世界固然蛮不讲理，我们也可以蛮不讲理，用自己的坚固存在，从混沌中开出一条路来。你创造一个杯子、一首歌、一个程序、一个游戏、一篇文章，经营一段友谊、一个家庭、一家公司，都是在为世界提供负熵。薛定谔说，生命就是负熵。“一个不再创造的人，一个只是单纯接受生活和自然所赐的人，其实已经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帝创造人类，焉知不是为了拯救自己？继续阅读事情邪门到一定程度，就合理了防止失联

文｜西坡总有朋友问，如何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我只好老实说，我也没有灵丹妙药。朋友很执着，以为我故作神秘。我只好答以五个字：读书，读好书。这五个字也不是我的发明，许多人讲过，但是反复摔打之后，我认为这五个字还是有分量的。从前喜欢故意唱反调的时候，我说过网络时代不一定非要读书，在网上找一些好文章读也是一样。道理其实没错，但这里边有个悖论，如果不预先读一些好书装在脑子里，往往辨别不出来网上哪些是好文章，哪些是坏文章。经常看一些朋友，很有求知热情，也很关心社会，天天扑在网上找“干货”“硬货”“深度解读”，有时候确实也能逮着好东西，但更多时候是被人牵着鼻子走。上至国际风云，下至明星八卦，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连火箭制造原理都略知一二，可是真推敲起来，肚子里存的那些货没一处是扎实的。就好像盖房子，地基不稳，上边再怎么花里胡哨都白搭。一说读书，就有朋友要求开书单。可是读书如养生，每个人体质不一样，需求也不同，所以我也不敢轻易给人开方子。不过后来想了想，有一类书是广大人群通用的，就像维生素一样，谁吃都错不了。很难给这类书命名，因为它不是图书市场上固有的门类，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姑且称之为“认知框架”类图书。司马迁说他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普通人，不需要考虑成一家之言，但是要想摆脱心智的混沌状态，“天人之际”是要究一究，“古今之变”是要通一通的。所谓“天人之际”，按钱穆先生的说法，“人事”和“天道”中间要有一个分界点，到了这个分界点之后，就不要用人力去勉强了，而要待之以“天道”。天道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认识规律，但不要跟规律较劲。所谓“古今之变”，司马迁生活的年代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生活的年代也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闲言少叙，今天推荐5本书，在我看来，可以帮大家快速认识我们这个时代的“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这里给一个实惠便利的小贴士。我推荐的这几本书，在第四季“多多读书月”里都有。点进下边的小程序链接，可直接购买。“多多读书月”是拼多多发起的正版图书补贴计划，联合国内主流出版社，助力全民悦读。8月24日-9月24日在拼多多搜索“多多读书月”，即可抢购平价正版经典好书。一、《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点击小程序链接进入“多多读书月”专场活动页面购买弗朗西斯·福山，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名字，知道跟这个名字经常挂在一起的“历史终结论”。但是读书读的不是答案，读的是问题。能搞明白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以及用了什么方法来解决问题，读书的任务就基本告成了。而最后的答案就像电影的结局一样，只是一个必要的尾巴。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里，福山把对政治秩序的探讨向前延伸到人类的灵长目祖先，然后依次讲述人类部落社会的出现，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的生长，法治在印度和中东的开始，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问责制政府在欧洲的发展。福山想要做的，是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成对人类历史的概览，建立一个理解政治制度演化的宏大框架。我喜欢这种做知识梳理的书，不一定要相信他的结论，但读过之后，脑子里就可以建立一个坐标系，再读到细分的东西，就知道该往哪里放了。二、《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点击小程序链接进入“多多读书月”专场活动页面购买茨威格的这本《昨日的世界》是一本忧伤的书。今天先不讲它忧伤的一面，只讲它“有用”的一面。我们生活在“二战”的漫长阴影里，而“二战”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战”的延续。这两场浩劫将人类社会这列火车彻底推向了荒蛮的无人之境，此后的人类，不管生活得多么和平，都带着灾难幸存者的凄惶。在这部作品里，茨威格把个人命运与时代融为一体，通过自己所经历的人与事，展示了他生活过的城市和国家的文化生活风貌，记录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动荡的欧洲社会，描述了他与一些世界闻名的诗人、作家、雕塑家、音乐家交往的情景，批露了世界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同时穿插了作者各种细腻的心迹。我们可以看到老欧洲的安稳静谧，也可以看到世界是如何一步一步崩坏的。三、《有闲阶级论》点击小程序链接进入“多多读书月”专场活动页面购买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谈消费主义，但他们经常用消费主义的腔调谈论消费主义。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许多现象，在别的地方早就发生过，也早就有人分析过了。在本书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凡勃伦凡勃伦探讨了炫耀性消费的空洞和虚假性，向读者展示了人们在品味、教育、衣着、文化等方面所固守的原则实际上毫无意义。凡勃伦认为，人们之所以固守这些原则，是因为他们相信，真正的成就在于达到某种显赫的财富状态和社会地位。这是一本一百多年前的书，其中的一些论断已经过时了，但不妨碍一直有人推荐它，因为它要处理的问题是恒久存在的：在一个物质充裕的时代，人类是如何孜孜不倦地重新划分三六九等的。四、《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点击小程序链接进入“多多读书月”专场活动页面购买在这本《家族、土地与祖先》中，汉学家易劳逸上溯到16世纪，在长时段、全球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了近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历史逻辑。作者认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与西方的碰撞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内部因素发展变化的结果，所以作者说：“永远也不要再说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是一个’永恒停滞'的国家了。”这是一本面向西方学生的普及性读物，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建立理解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有点像百科全书，但是对国内读者也有启发和帮助。五、《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点击小程序链接进入“多多读书月”专场活动页面购买很少有这么小的一本书，处理这么大的问题。阿城是个小说家，也是一个杂家、通人。在知识分工越来越细化的现代社会，做通人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一不小心就流于旁门左道。但阿城是靠谱的，即使偶尔有不靠谱的时候，也是可爱的。这本《闲话闲说》是一部中国小说简史，但我觉得阿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以小说为幌子，写了一部极简的“反面中国近现代史”。为什么是反面？因为正面的中国近现代史讲的都是中国怎么在西方的刺激下，筚路蓝缕追求现代化、工业化的，而阿城讲的是，中国在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丢失了什么。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之旅仍未完成，除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们还要追求更多非物质性的东西。但是一边是现代化，一边是传统文化、世俗社会，如何平衡，依然需要认真的思索。这本书没多少字，但每个字都很沉。“我的经历告诉我，扫除自为的世俗空间而建立现代国家，清汤寡水，不是鱼的日子。”阿城的这句话时时回荡在我耳边。

文｜西坡佩洛西走了，舆论斗争还在继续，主战场转移到了胡锡进和他的“友军”之间。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局面。8月4日下午，胡锡进反击了。在此之前，他一直承受着“友军”的炮火。胡锡进挨骂并不稀奇。以往他通常会作出“替大局背锅”的优雅姿态，比如“我继续挨骂，则是社会多元尚存的一面镜子”，而很少针尖对麦芒发起反击，这次却破功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胡锡进感受到了威胁甚至危险。用他自己的话说，对手“不搞倒我誓不罢休”，“我觉得舆论场上相互批评是应该的，但不应搞诛心之论，不应害人。有很多人在网上批评我，就具体言论怼我，但与这一次由此君举旗的对我攻击不是一回事。”“搞倒”、“诛心”、“害人”，下词很重，老胡很生气。这篇反击文章读下来，竟让我想起鲁迅有一个“横站”的说法——“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老胡说：“我原本视他们为友军，现在正是冲锋的时候，我对他们突然把枪横过来向我射击感到惊讶。”谁能想到胡锡进会跟鲁迅共起情来呢。我想，这才是见证历史吧。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从这篇反击文章来看，老胡宝刀未老，战斗力还是相当可观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排除不可抗力的因素，老胡还会以我们熟悉的身形活跃在我们熟悉的战场上。概括来说，老胡打出了三张牌，每张都是狠牌。第一张牌，统一战线牌。老胡口口声声把对手称作“友军”，虽然遭到了“友军”的猛烈攻击或者说是突然袭击，老胡依然表现出了对统一战线的坚定维护。文章的最后一句，老胡还在说，“我还是希望我与那些攻击者继续是对外斗争的友军。”言外之意，对手攻击老胡，伤害的主要不是老胡，而是对外斗争的统一战线。老胡先礼后兵，有礼有兵，这是礼。第二张牌，出身牌。老胡引述“网上较权威的途径”，给攻击自己“最猛”的一位对手来了篇小传。这篇小传看起来没什么稀奇，但实在是刀刀见血，老胡亮家伙了。某某的孙子，曾在英美求学，获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硕士学位，在美国著名研究机构工作过。他后来任职于北京的一家中资投资银行，长期往来于北京与香港之间。老胡列举的这些点，每个点都不是白给的，尤其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几乎个个都是敏感点。总的策略，是把对方的人设架起来了，高高在上，高耸入云。老胡还不忘加一句点评，“这些履历展示了他的不凡功底。”反观老胡自己呢，老胡说过，自己是“平民出身”“军人出身”。早在2011年，老胡点名道姓地回击过洪晃一次：“@洪晃ilook

文｜西坡8月3日，《商丘日报》发布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全域人员赋码管理通知》。通知显示，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经民权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现对民权县全域人员赋码管理，其中绿洲街道、南华街道、北关镇、王桥镇、老颜集乡、白云寺镇、野岗镇等7个高风险区人员赋红码管理，伯党乡、花园乡、胡集乡、人和镇、双塔镇、孙六镇、王庄寨镇、林七乡、褚庙乡、庄子镇、程庄镇、龙塘镇等12个中风险区人员赋黄码管理。

文｜西坡不知不觉，中文互联网的主要交流方式变成了看图说话，截图的图。每天一睁眼，朋友圈、微信群到处都是截图，人们或反对或赞同，或兴奋或嘲讽。截图的内容有时候是网络聊天，有时候是段子，有时候是某人的长篇发言，很多截图上都加了标注。有朋友说：“以前还是有头有脸的被截图，现在莫名其妙的截图满天飞”。以前人们传播新闻，“报纸上说的”，“电视上说打”。现在变成了“网上说的”，而网上说的很可能就是某张截图说的。截图这种交流方式，将互联网去中心化、匿名化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古老的报纸杂志时代，每一篇文章都能找到不止一个负责人，新闻报道有记者的名字，约稿有撰稿人的名字，新闻图片有摄影记者的名字，还有编辑、总编辑的名字。那时候如果一家媒体得罪了某个群体，冤有头债有主，是有可能被直接堵上门的。到了门户网站时期，门户网站也有内容部门，但自制内容十分有限，互联网的内容从业者获得了一个集体称呼——小编。众所周知，后来互联网实名制了，后台实名前台匿名，理论上，每个发言的网友都可以被定位到现实中的具体个人。但是一段精彩的网络发言，被截图转运到其他网络平台，最初的发言者与这段言论的关系就隔开了，无法享受荣耀，也不用承担责任。截图风行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应该就是大家都不愿意负责的集体心理。被截图的人不用负责，传播截图的人也不用负责。我就发张截图，你较什么真啊？大家都在乐，你也跟着乐得了。截图透露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除了不愿负责之外，还不在乎事实真相。一张截图被转发成千上万次，也不见得有一个人去做一次事实核查。合我意的，我就继续转发。不合我意的，皱皱眉也就过去了。从概率意义上讲，截图的可信度很低。有意的造假和无意的讹传都非常容易发生。关键是，错了之后也无人负责，甚至无人要求需要有人负责。人们其实也知道截图不太可靠，所以现在人的喜怒哀乐都很浅，进程短，迭代快。只要我不投入感情，事情再怎么反转，也不会受伤。从源头上建立起了防御机制。说者无心，听者也无心，精神按摩已经是奢侈品，挠两下痒痒就算一天没白活。我大学读的是历史系，虽然读得稀里糊涂，但是记住了一句话，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如果一则史料本身不可信，做出来的文章再漂亮都是笑话。现在的网络讨论，以流沙材质的截图为地基，其实际价值就十分可疑了。忽的一阵风来，忽的一阵风去，大笑两声、冷笑两声、沉默一会，什么东西都留不下。等将来一阵更猛烈的风刮过，今日种种就都成了云烟。历史可能进行到了垃圾时段，无法快进无法跳过更无法倒带重来，但我们陪进去的，是一去不返的年华呀。唉。在流沙横行的年代，还是要想办法种棵树。我现在觉得，天天上网看热闹，还不如花几个小说读篇经典小说，心里来得踏实。号称虚构的文学，比号称真实的新闻，更靠得住。文学当然无法取代新闻的功用，但是当新闻已不再是新闻的时候，返回文学或许是个权宜之计。怎么办呢，日历还在一天天往后翻，呲啦呲啦的。继续阅读二舅这么快就被玩坏了防止失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