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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特稿 | 彩虹色的和声

古典 《107调查》 2022-06-09

(“彩虹之声”成员,“消消乐MOOC”成员及粉丝们参加完撕名牌活动后合影。     图片由袁杨提供)



全文共6021个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 从2014年到2016年,他们以LGBT平权的名义相聚,以爱的名义发声。他们引爆过北外的朋友圈,也曾咬牙挺过各种压力,最后还是走散了。可他们不愿相信“结束”。其中一位成员说:“如果有机会加入LGBT组织或者社团,会愿意加入;如果任何平权运动需要,会不遗余力。”


· “我的确能感受到,不同的观点之间互相很难说服,但是我认为各种不同的观点都是可以存在的。有些话题是很尖锐,很现实,甚至很难让人接受,但是我们不能放弃互相交流,互相包容的机会。这也是我们做每一期节目的初衷。”


· “其实我以前没有发现身边的性少数群体这么多,到现在我发现他们不是少数。他们真的就是身边人。”


本文原刊于《107调查》第五十二期第一版


记者丨古典

文编丨许露颖


11月3日傍晚,上海市闵行区南郊公寓前的公路堵得水泄不通。不少人站在公交站等车,头顶上是被雾霾染成铅灰色的天空。

 

袁杨站在等车的人群里,披了一件迷彩色上衣,头发略显凌乱。结束了一周的工作,他想坐车去附近的商场吃点好的,犒劳一下自己。“有段时间没吃好的了。”

 

袁杨来上海三个多月了,做商务方面的工作,偶尔会去东南亚出差。平时,他和两个同事住在公司附近的公寓里,下了班自己做三道菜,和同事一起吃。

 

和学生时代相比,袁杨说现在的自己就是“谋生计的心态”,考虑自己比较多。在四川省绵阳中学上高中时,他和三个男孩谈过恋爱;之后他考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泰语系,大一下学期开始做个人公众号,想为LGBT群体(性少数群体)发声。公众号的名字叫做“北外彩虹之声”。

 

那时候的他想为更多人争取权益,想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北外彩虹之声”创始人袁杨。    古典 | 摄)



火苗、初衷、黄金时代

 

2014年4月8日,袁杨开通了“北外彩虹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建号之初,袁杨一个人运营,推送的内容比较随意,主要是和LGBT平权相关的新闻和电影介绍,偶尔还会有一些帅哥的照片。他每周还会发一次交友信息和表白墙,然而回复者寥寥。

 

“后来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一个人搞,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你要不要找一点人一起做。”是,袁杨发布了一条“招募帖”。

 

这年7月,刚刚结束北外大一新生军训的王凯帆,在刷朋友圈时看到了这条招募帖。她从高中时就开始关注LGBT平权,一直想为此做点事情。看到帖子的那一刻,她知道机会来了。

 

这年夏天,侯傲从武汉外国语学校毕业,保送到了北外。她妈妈希望她少和她高中班里那群gay蜜(注:取自“闺蜜”的谐音,指和女生关系很好的男同性恋者)来往,然而她并不在意。在北外新生QQ群里看到袁杨发的招募贴后,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我就是为我爱的人,为我的朋友做一些(事情)。”侯傲是双子座,很健谈,身边的gay蜜一箩筐,都是她高中时的同学。他们经常到侯傲家里串门,在饭桌上聊班里的八卦。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袁杨没想到,他收到了四十多份报名表。他一下招了六个组:宣传组、新闻组、媒体组、策划组、外联组和电台组。


8月份,袁杨想听取大家对公众号内容的修改意见,刚加进组织的王凯帆就写了一份《关于改进微信公众号的策划和意见》:除了固定每周推送的数量和时间,还设置不同栏目,如推荐短片视频的【愉悦】,推荐电影的【片场】,介绍LGBT知识的【姿势】。

 

刚开始王凯帆一个人写稿子,排版,后来新人蔡颖加入,变成两个人轮流做推送。


(北外彩虹之声成员王凯帆 王凯帆供图)

  

蔡颖大一的时候,每隔两三天都要上网扒一扒和LGBT平权相关的新闻或评论。“我觉得这样说可能有点自大,但看到国外平权的历史啊,活动啊,会很同情他们。他们真的太不容易了。”看到前人艰辛的努力,蔡颖内心的火苗也被点燃了。她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酷的事情。

 

那时,组织里的很多人都这么想。袁杨说,担任外联组组长的侯傲那时 “积极得不行”,大大小小的事都冲在前面:做采访时她负责录像,拍同志题材的微电影时她自己掏了一千多块钱租设备,还托话剧社的朋友写了个剧本……

 

“北外彩虹之声”当时的微信群叫做“总裁全国后援会”,袁杨被封为“总裁”。组织刚成立的时候,群里只有袁杨一人是同性恋。大家老开玩笑,说“总裁”带着一群直男直女,打遍天下。

 

他们这群人,一同开启了“北外彩虹之声”的黄金时代。

 

除了微信公众号,“北外彩虹之声”还建立起了自己的微博和人人主页。微信公众号一直保持着一周四到五次的更新频率。

 

2014年8月28日,“北外彩虹之声”的第一期电台节目在荔枝FM上线,主题是“什么是LGBT”,播放量超过了3000。

 

电台组的王雪颖当时在家里完成了第一期节目的录制。录完后,她从卧室走出来,感觉父母的眼神“怪怪”的,但她很开心。

 

王雪颖回忆,那时录一期十几分钟的电台节目,经常要抽出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荔枝电台操作是挺简单,但剪的时候特麻烦。念错了的话就不太好修改。”她经常要翻来覆去录上几遍,才能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

 

“有一期做音乐欣赏,当天就是ddl(截止日期),就赶在宿舍熄灯前躲在厕所录。” 在她印象里,自己录电台从来没有拖延过。

 

2014年,电台组一共录制了18期内容,有时是介绍一部电影,有时是组织一次讨论。

 

有一期电台节目讨论了同性婚姻是否应该合法化。来自粉丝的留言中,不乏很多反对的声音。在节目最后,那一期的主播张文茉说道:“我的确能感受到,不同的观点之间互相很难说服,但是我认为各种不同的观点都是可以存在的。有些话题是很尖锐,很现实,甚至很难让人接受,但是我们不能放弃互相交流,互相包容的机会。这也是我们做每一期节目的初衷。

 

 

燃烧、榜样、为爱发声

 

“北外彩虹之声”一直崇尚多元的声音。他们希望帮助北外的LGBT群体加强自我认同,并促进公众对LGBT群体的了解与认同。成立之初,他们便将团队宗旨定为“彩虹之声,为爱发声。”

 

除了科普LGBT相关知识和搜集LGBT平权的新闻,袁杨当时还想到了做访谈,去关注身边LGBT群体的故事。

 

采访的第一对情侣,是小山和小树。

 

2014年11月10日和12日,访谈的文字内容分两次发布在了“北外彩虹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两次的内容都比较简短,却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量——两篇文章的阅读量加起来超过7000。

 

袁杨说他以前从不看微信推送的阅读量,但这一次他稍微留意了一下。

 

2014年11月11日,“北外彩虹之声”的组员在北外后街Zoo Coffee咖啡馆约见了第二对情侣——小白和小新。两个人当天穿着情侣装,上面分别印着日语的“攻击”和“守卫”。

 

在侯傲眼中,小白和小新一直是很高调的一对。“在食堂碰到他们,俩人永远手牵手。”她还记得,两个人当时想睡在寝室的一张床上,但招来了室友很大的反感。结果,二人索性把被子搬到走廊,铺了一张床。

 

这一次访谈内容分四期放了出来,收获了更大的关注量。

 

侯傲觉得,小白和小新可以称得上是“模范情侣”了。两个人从北外毕业后定居北京,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六年。两个人的关系一直很稳定,还向双方家长出了柜。

 

 “我身边没什么gay(男同性恋)恋爱很甜,都挺悲伤的。”侯傲说她高中班里的一个男生,高三时每周四都出去和别人约炮,“为了解压”;她还认识一个男生,看到喜欢的男生也不敢表白,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表白后还被对方拒绝了。“从这件事后,他就很胆小了,也很抗拒我给他介绍男朋友了。他已经做好独身一辈子的准备了。”

 

正是看到了身边朋友的经历,侯傲才觉得那两对校园情侣的经历格外难得。她那时和袁杨商量,觉得这个内容做出来会很有意义。

 

袁杨也觉得,这样的访谈栏目有助于增强LGBT群体的自我认同感。“这种人就在我们身边,而且过得也很好。别人这样子过得很好,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

 

最后一期访谈内容的推送特地选在小白和小新在一起三周年的日子发出来。推送的人物介绍里形容两个人“不顾流言蜚语,勇敢前行”。这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也像极了当时的“北外彩虹之声”。

 

 

抗争、涅槃、混不吝

 

2014年的十一黄金周,他们开始着手拍摄一部同性恋题材微电影——《秋歌》。

 

侯傲那时请人写好了剧本,找身边的同学来当演员,还租了拍摄的设备。但她当时由于个人原因回了一趟家,就委托袁杨去跟场。袁杨跟了两天的场,第一天在紫竹院公园,第二天在北外。他记得第二天跟拍的时候一个场景重拍了无数回,因为男主说的一句台词总是让所有人笑场。他至今还存着拍摄时留下的零星片段。

 

没曾想,其中一位男主突然说不拍了,因为怕影响到自己保研。

 

“真的挺遗憾的。”微电影的拍摄不了了之后,袁杨注意到身边有同学为了完成计算机课程的作业拍了一个同性恋题材的视频。在征求了对方的同意后,袁杨把视频放到了微信公众号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但不久后,校方给了袁杨压力,要求他删掉视频。之后,他还被院里的辅导员叫去谈话。

 

 “谈了一两个小时,基本上都是我在说。”袁杨说辅导员人很好,只是不太理解LGBT群体的存在。“我说老师你看不到不代表没有嘛。我最后还给她推荐了李银河的书《同性恋亚文化》。”

 

辅导员跟袁杨说,校团委不承认“北外彩虹之声”,主要是因为组织没有被校方授权使用“北外”二字。“那就让团委承认我们这个社团啊,”袁杨当时理直气壮地顶了回去。之后,辅导员当场给校团委打了电话,询问对方是否可以承认,结果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最后,辅导员说,这个组织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只要不用“北外”的名字就行。

 

“不用就不用呗,反正我也不稀罕。”袁杨当时没太在意学校的打压。只不过是换了个号,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2014年12月24日,袁杨和三位电台主播一起录制了一期电台节目。“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小坎儿,未来说不定还会有个大坑。当然,就算有个大坑,在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度过这些困难。”录制电台时,袁杨的话语间流露着自信。

 

2015年3月1日,“北外彩虹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条消息,名为《彩虹之声丨我们的第二春》。消息里附上了新号的二维码。

 

3月2日,新号“彩虹之声”正式启用,微信推送回归正常。

 

也是在这年春天,“彩虹之声”找到了一个新的“小伙伴”——“消消乐MOOC”(以下简称“消消乐”),一个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LGBT平权组织。

 

两个组织的小伙伴第一次见面是在北外后街Zoo Coffee咖啡馆。大家一边闲聊,一边分享了一些社团运营的经验。

 

后来,两个组织一起办了一次“撕名牌”的线下活动。办活动前,袁杨和“消消乐”的负责人去五道口的一家室内游戏体验馆谈妥了免费场地。他们给活动定了一个宗旨——“撕掉歧视,撕掉不平等,让世界充满爱!”

 

6月12日活动当天,两个组织的成员及各自的粉丝共计24人参与了这次“撕名牌”活动,分成了“红队”和“黄队”。

 

游戏开始时,主持人向所有人介绍了游戏的情节设置:“两个王子陷入了爱河,却因为世俗的眼光不能在一起,两支队伍必须要集齐彩虹的7个颜色,召唤神龙,帮助王子和王子在一起。”

 

当时的他们沉浸在游戏的欢乐中,并不知道,这第一次办成的线下活动,却成了最后一次。

 

 

冷水、散沙、不辞而别

 

侯傲没有参与那次“撕名牌”活动。她那时已渐渐淡出组织:在组织的微信群里,她基本沉默;袁杨给她发消息,她也不回。

 

当时,“彩虹之声”正在为活动经费发愁。袁杨希望侯傲能去拉一些外联,给组织补充一些收入,但她对这样的事情很反感。“我觉得公益跟钱是绝对不能扯上关系的,但他的想法很实际。”按侯傲的理解,外联的功能更多的是和外面的组织联络,一起共建活动,而不是去外面拉钱。她之前所做的工作也的确和钱没什么关系。

 

侯傲说她以前经常和袁杨一起拿主意,然而经历了分歧后,两个人取关了微博,在微信上也不再联系。“我们俩争执的方式就是冷战,但在一个组织里这是很致命的。”

 

负责微信排版的蔡颖回忆,那些后来加进来的新人都加到了策划组和电台组,“但他们也没做什么。”她一个人负责微信公众号所有文章的排版,“我的工作必要,而无聊。就是上网扒东西,复制,粘贴,排版一下,注明一下转载出处,确实很占时间。”但最让她感到挫败的是可怜的阅读量。“点击量就20,还有一半是我自己点进去的,反复检查。”

 

蔡颖说,组织里的很多人刚加进来时都很有理想,但慢慢地就会觉得平权好像没那么酷,也没那么好玩。

 

王雪颖也觉得后来招进来的4个电台主播好像对工作不那么上心。“你如果听我录的节目和他们录的节目,是能感觉出差别的。”


北外彩虹之声成员王雪颖 王雪颖供图


那个时候,“彩虹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电台栏目开始出现长时间不更新的情况。整个团队仿佛一盘散沙。

 

此外,“彩虹之声”一直没得到校团委的承认,所以无法借用北外的场地办线下活动。侯傲回忆道,有一次学校的红十字会找到“彩虹之声”,想在防艾日当天一起办活动。“彩虹之声”本来想派人在文化广场派发安全套,却被校团委禁止了。

 

除了团队人心的松散和校方的打压,王雪颖觉得身边人并不怎么关注LGBT平权,像是一种“路人”心态。侯傲也对这种“路人”心态深有同感:“采访一个校园红人,然后大家就看热闹,就像吃瓜,看八卦,看明星谁谁谁在一起。后续你想传递些什么的时候,大家都不太关注。”

 

侯傲还提到,就连自己身边的同性恋也给自己泼过冷水。“他们觉得你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掀不起多大浪的。”北京同志中心曾找到“北外彩虹之声”,并愿意提供场地给北外的同学免费做心理咨询,结果没什么人报名。侯傲说她身边的同性恋就仅仅知道有这么个组织,并不想着去参加里面的活动,更不会站出来做平权这件事。“他们其实挺认可社会现在的这个状态的。他们没有想过改变。哪怕有一天真的有个同志游行,他们也不会去。”

 

2016年春天,袁杨进入大三下学期,感到课业压力沉重,便任命大一新人崔益军做新的社团负责人。但谁也没有想到,崔益军在成为新的社团负责人后,悄悄地退出了“彩虹之声”的工作微信群。对这场“不辞而别”,王雪颖当时感到很生气,“觉得太没责任心了。”

之后,“彩虹之声”的所有活动都陷入了停滞。最后一条微信推送,定格在了2016年4月6日。

 

“后来,袁杨和王凯帆都提过把这个组织重新做起来,但都没有了下文。”说完,王雪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我们就自己垮了,”侯傲苦笑道,“还是怪自己,还是信念不够坚定。”

 

从2014年到2016年,他们以LGBT平权的名义相聚,以爱的名义发声。唱完一曲彩虹色的和声后,他们去到各方。

 

 

曲终、蜕变、彩虹记忆

 

侯傲和蔡颖选择考研;王凯帆被爱丁堡大学电影专业录取;王雪颖想到芬兰继续学习芬兰语。而袁杨在微信个人资料里把所在地改为“法国巴黎”,他想去留学的地方,也是他想长久居住的地方,因为那是一片对同性恋更包容的土地。

 

他们都很怀念自己在组织里的日子,也都觉得自己收获了很多。

 

“能折腾,很单纯,很理想化,我不后悔。有些事情你不做你永远会后悔。”侯傲觉得自己在组织里的最大收获,就是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蔡颖上大学前沉溺“耽美文化”,没在现实生活中见过同性恋者。上大学后第一次见到侯傲的同性恋朋友时,她才发现,原来他们都是普通人。“其实我以前没有发现身边的性少数群体这么多,到现在我发现他们不是少数。他们真的就是身边人。”

 

王雪颖是异性恋,从加入“北外彩虹之声”后,她一直很关注LGBT平权。在她的理解里,“平权”就是不把LGBT群体看成异类。当她看到LGBT群体遭遇不公的待遇,她会感到很愤怒。“欺负他们,就像欺负我。” 


(北外彩虹之声成员Q版人像 王凯帆供图)


他们唱过一曲彩虹色的和声,也用力期盼一个彩虹色的未来。

 

袁杨在前年寒假向父母出了柜。“我爸反应超平静,我妈稍微有一点激动。现在我妈妈也接受了。我跟她说不要跟我提结婚,我可能带个男朋友回来,她就说带就带吧。她说,‘在别人面前我会说你找个女朋友,我知道你很反感,但在外人面前我必须这么说,你就当耳旁风就行了,你也不用在意我说的是什么。’”他一面勇敢地做自己,一面和父母慢慢地达成和解。

 

王凯帆发现,身边开始有人和她讨论LGBT相关的话题,“有时会很惊讶地发现有些直男朋友也会主动去了解一些这方面的内容。”

 

王雪颖说如果有机会,自己依然愿意加入LGBT组织或者社团。“结束的只是社团一个形式罢了,不会说随着‘彩虹之声’的结束,我们的平权思想也结束了,我们依旧在用其他的方式努力,在影响身边的人。这本来就是我们加入‘彩虹’的初衷,也是‘彩虹’留给我们的记忆。”


(注:小山、小树、小白、小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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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 | 董慧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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