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姆·考利（1898—1989）,美国文学评论家、社会历史学家。主要评论美国二十年代“迷惘的一代”作家及其继承者。他的《流放者的归来》是二十年代旅居国外作家的一部重要社会和文学史。所编《福克纳手册》恢复了福克纳的文学声誉。本文译自其1980年出版的《人到八十》。
即使他或她在八十岁以前，老年人也许会经受另一次像青春期的那种个性转变。或许也会有中年时遇到的危机，那种男性或女性的停经期；但是在其他成熟生活的诸年中，他理所当然地承认自己的才能和失败。眼前他在镜中照照，他会问自己：“这真的是我吗？”──或是他由于镜中所见，因之灰心丧气而不去再看自己那张满是松弛下垂的肉囊和皱纹的脸面。他在新的化装下被叫去演出剧中新的角色，而这出戏是必须临时凑成的。安德莱·纪德，那位活得长寿的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的心还是那么年轻使我继续感到还可扮演一个角色，扮演一个七十岁的角色正符合我的身份；疾病丛生和虚弱对于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恰似一个提示员，当我近于离题的时候，给我提示台词。接着，正如我企图成为的好演员那样，我又进入我所扮演的角色，而我因演得出色而感到骄傲。”在他的新角色中，这位老人会发觉他被引诱去犯新的过失，他得到了新的补偿（并不皆为人知），他也许可能完成新的德行。这种德行中最主要是英雄的，或是仅仅拒绝在时间面前投降而已。人们企慕那些船上高挂彩旗，船长站在船桥上，而船身则缓缓下沉的景象。在老年的罪过中，有贪婪、邋遢和虚荣，后者限于乞求宠爱或被人推崇的形式。贪婪是三种罪行中最坏的一种。为什么许多老人，男女都一样，坚持要积聚金钱；他们已无望再去花费，甚至他们也没有法定的继承人：他们吃最便宜的伙食，不买新衣，在他们有钱居住较好住房时却生活在一个单间里。也许他们视金钱为一种权力的形式，看到金钱的积聚有种舒心之感，而其他的权力则逐渐在减少下去。有多少时候我们读到发现老人死在陋室里，而在一部分床垫下面却发现塞着银行存折和股票！银行存折综合症，这是我们家里的叫法，我们家从来也不屈服于这种银行存折综合症。我们叫邋遢为兰莱·柯尔叶综合症，且作一解释，兰莱·柯尔叶以前是位音乐会的钢琴演奏家，他和他的七十岁老兄住在上第五大道一所褐色沙石砌的房子里；如今以前曾经时髦过的近邻一带已沦为哈莱姆区的一部分了。其兄荷默是位海事律师，现在双目已瞎，而且局部瘫痪；兰莱弹钢琴给他听，用小甜面包和橘子喂他，以为这些食物能使荷默复明。他从来不丢弃一张报纸，他说荷默也许要看其全部。他也保存其他东西，屋子从屋顶到地下室都堆放着无用之物。厅道两侧放着成捆的报纸，只留下狭窄的走道，这是兰莱设下的陷阱，以拦住闯入的人。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有位未告姓名的人打电话给警察局说在柯尔叶屋里有具尸体。警察打开了前门，发现过道无法走人，他们放了一架梯子直达二楼的窗口。在窗后地上躺着穿浴衣的荷默；他已经饿死了，兰莱却已失踪，过了一会儿，警察突进到地下室，并在房顶上开了一个洞，把楼上楼下的那些废物扔出屋外。十八天后，他们找到已被耗子咬啮过的兰莱的尸体，走进了他自己设下的圈套。他就死在荷默室门外的通道里。警局和卫生机关已经收拾和拉走除了报纸以外的一百二十吨废物，包括十四架大钢琴和一部分拆卸下来的T型福特牌汽车零件。为什么老年人要积聚废物呢？虽然并没有兰莱·柯尔叶那样的规模，但足以令人沮丧的数量了。桌上都堆着高高的一批废物，抽屉里塞满了各种零碎的东西，他们壁柜衣架的拉杆已经为多年不穿的笨重衣服所压弯。我猜想这种堆积一则是由于漠视，一则是由于感到曾经用过的东西，包括他们的躯壳在内，应当保存起来。其他的人，虽然为数不多，害怕后继兰莱·柯尔叶弟兄，努力收拾得干干净净令人不耐，他们将所有的工具都放在一定的位子上，虽然这些已一无所用了；每一小片纸张都要归进以字母为序的档案中去。最后他们这种过分的洁癖，成为老年人的另一种罪过，即使是比较轻的。老人的虚荣是一种容易解释和应予宽恕的弱点。老人较少向前展望，渴求对于他们过去作为的认可：绝代佳人，运动员，兵士，学者。对于佳人来说这是最艰难的时光了。她们把二十年华时的肖像挂在壁上，她们试着去与它媲美，而涂用过量的面霜、香粉及油彩。由于心情还年轻，她们以为这正显示出她们是批标致的人。运动员看着陈列在架上的银制奖品，每年都要出新一番。也许一件印有图文的运动衫，折叠好了放在衣柜的抽屉里。我记得有一晚一位不再是运动员的主人请客吃饭，要找他的运动衫。“哦，那件旧东西，”他的妻子说，“已经虫蛀，被我扔掉了。”那位运动员大不高兴，客人们也很早回了家。这种渴望经常在谈话中出现，被认为只是天真的吹牛。那样，一位有名望的医生，到九十四岁才退休，无意中提到有种疾病是以他命名的。卸了任的法官突然吃吃而笑，重复他在法官席上说过的连珠妙语。年迈的学者在许多信里（或是只有一封）抱怨道：“当我快七十岁时，我渴望荣誉，就是那些──奖牌，名誉学位，等等──在院士间传来传去作为报偿的东西（一个个表示学位的垂饰）。”或是他们发牢骚说：“比尔·思德伍德已有十个名誉博士的学位了，而我只有三个。为什么他们不选我进……？”他们列举那些学术团体的名字。这种寻求荣誉是种无害的激情，虽然它可引起妒忌和招致人品的丑化，一如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晚年那样。然而，授予荣誉无需花费。为什么太年迈的人就不能有更多的荣誉呢？被人钦佩和称颂，特别是被年轻人钦佩和称颂，是那些幸运者（他们并不是最应得到此项殊荣的人）所享受的一种已年近衰老时的快慰。西塞罗在他脍炙人口的《论老年》一文中说：“还有什么比在老年时为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所围绕更风光的呢！……看来细微而又惯常的关注却是荣耀的象征──清晨的来访，为人所追寻邀坐上席，有人要求他坐在讲台上，有人站起身来迎接他，被人引领上下讲台……还有什么心神的愉快更能与拥有这种特权相比拟的呢？”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心神与肉体的快慰为多数老年人所享受。这些快慰包括那些不为年轻人所能欣赏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坐着发愣，好像太阳晒热的石头上盘着一条蛇，带有早年很少能获得的懒散。一片树叶颤颤悠悠落下地来，一堆云彩一英寸一英寸移过天边。一刹那间，老年人完全松弛了，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活着的一部分，血在他的血管里流动。未来并不为他存在。他想（如果他还会想的话）：当年轻人的生活还是一场相互倾轧的混战时，而他已再没有什么可以赢得和输掉的了。他已经凌驾于这种战争之上而置身事外，他列在那些中立小国之中，也许是列支敦士登或安道尔。在远处他注意到有些参战者，男人或女人，挤向前去──但是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拼死拼活，而最多只能盼望到一篇较为冗长的讣告呢？他可以静观那些乞讨与诈骗，他可以听到狂喜的叫喊，也可以听到重伤者的呻吟，而同时感到安全；没有人会埋伏下来袭击他。老年除了在太阳下打盹的极乐世界外，还有另一种实质的补偿。少量的简简单单的需要成为满意的欢愉。当问到一位疗养院中的老妇人她真的在这里欢喜什么时，她只回答一个字：“吃。”她也许代表许多她那一类人在说话。疗养院里的饭菜，无论如何是烹调得很差的，却是一日之中的高潮时刻。那些领养老金的人的肉体要素在这一规定时刻重又甦生；然后他们可以去沉思或看电视，同时则在盼望下一顿饭的来临。他们也可以盼望睡觉，这已成了一种当然的愉快，而不像早年那样睡眠被视为生命的中断。这里我不由想到那些被人看护的老年人，有些非常强烈地捍卫着他们的独立性，有些则较少受到孤独和虚弱无力的煎熬。他们因有人来探问他和他做伴而感到高兴，但是他们的脑里也有他们的伴侣。有的人虽然手不能动作却忙碌异常。许多人心里流过一连串的人物、印象、字句和熟谙的声调。有些人的思路从童年就开始了，如今更为深入；是他们目前和过去的结合。有时他们和一位已逝去的朋友说着无声的对话，这使他们较少疲惫反而比口语谈话更有收获。如果没有这种内心的来源，老人独居也许会向酒樽去寻求慰藉。我从不同的近邻的闲言碎语中知道从波士顿到圣地亚哥的远郊区多的是暗里酗酒的寡妇。有这么一位寡妇，是个老朋友，当她从住处搬到老人院去时，人们发现她的壁柜里从上到下都塞满了威士忌空酒瓶。她解释说：“哦，这些空酒瓶！那是前一位房客留下来的。”不是威士忌酒或是烹调用的雪利酒，而是自暴自弃，是老年的一大诱惑。这是与斯多噶式接受老年病大不相同的，后者值得钦佩。到了六十三岁，当他认识到自己的意志已经衰退时，爱默生写下了他的最佳诗歌中的一首《终点》：爱默生健康地活到七十九岁，在他狭隘的苍穹下，他工作到记忆力丧失；以后他才同意用年轻的编辑和合作人。放弃一切的人没有理由要工作。有时他们整日躺在床上，即使还有可能活动，不过有点困难而已。我有个朋友是个著名的诗人，就照这个样子降服了。大夫们设法鼓舞他起来活动，但是他拒绝离开他的房间。另一个朋友，曾经是名噪一时的艺术家，眼力一开始不行，便中止了他的绘画。他的医生犯了个不应告诉他患了致命疾病的错误，从此他对于任何事物，除了站在车库他那辆光亮的罗斯劳伊斯汽车之前外，都丧失了兴趣；那是他在有钱的日子里买的。每天他拭去车身上的尘土。他再不能开车上路了，但是他坐在司机座上，发动引擎，把车子退出车库，然后又开回来。后退二十英尺，前进二十英尺，这是他唯一的消遣。我没有权利去谴责那些降服的人，不可能把我自己放在他们的心智和躯壳里。经常他们不得不说些理由，肉体上的和道义上的。他们不但要编造各种病痛，而且要人感到他们在社会上已百无一用。他们的家人和邻居不再向他们征求意见，也不真听他们的话语，也不要求他们尝试。人们注意到一旦处境变化，有不少人从明显的衰老中得以复甦。如果处境不变，老人们会相信尝试是无用的。我同情他们的问题，但我羡慕那些接受老年只是一串战胜的男男女女。对于这些人，每一种新的老年病症是应该去战胜的，一种要靠他们的意志去克服的阻力，他们享受从自身得到的每一个小小的胜利，而有时则赢得了大成功。画家雷诺阿就是其中的一个。多少年来他因关节炎而致残疾；他把画笔缚在手臂上继续作画，而且画得更好。“你并不需要手来作画。”他说。戈雅是另一个不屈服的人。七十二岁时，他从西班牙宫廷画师任上退休了，决意只画自己的画。他的晚年是有名的“黑色绘画”时期，他肆意于一己想象力的奔放（还有石版画，那时是种新的技术）。七十八岁时，他逃到波尔多去躲避西班牙的恐怖政治。他耳朵聋了，视力也不佳，为了工作，他不得不戴上几副眼镜，一副叠上一副，以后又用放大镜，他创作了全盘新作风的出色作品。到了八十岁，他画了一位老人用两支拐杖支撑着，满头白发和一脸白须，题句为：“我还在学习。”琪奥凡尼·巴比尼在眼睛差不多要瞎时说过：“我宁愿殉难也不做蠢人。”在写了包括那本著名的《基督的一生》在内的六十本书后，他患了肌肉萎缩症，他进行了两个巨大的计划。他失掉了左腿的使用，接着是他的手指，因此他连笔也不能拿了。两本大书，虽然迄未完成，他还是慢慢用口述进行，这事件本身就是个胜利。到了最后，他的口齿也不清楚了，他就敲桌子指示字母的数序。人们希望永远不要有实行这种英雄的行为的必要。“八十岁！”伟大的天主教诗人保尔·克劳代尔在日记中写道，“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没有双腿，没有空话！当一切都已说了做了，人们没有这些也能做到如此令人惊奇地出色！”选自《美国经典散文》，董衡巽、朱世达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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