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 | 萧继宗：拜偶像、任爱憎、认厂牌
《孟浩然诗说》修订版序
说实在的，我对于孟浩然，并没有什么偏爱，因为凡是诗，只要是好的，我都喜欢，不只是孟浩然一家。然而，我却单为他写下了一本“诗说”。
写这本书的动机，很偶然，也很单纯。
当民国四十四年东海大学在台中建校之初，我便在那里任教。中间曾一度讲授过诗选。那时班上的学生不多，课后在校园一起散步，可以随意闲谈。从闲谈中我发现青年们和传统诗之间，似乎还有一段距离。他们总觉得传统诗的格律太严，典实太多，辞语也太艰深，总之，是高不可攀。有时候他们也会把他们自己的诗作（新体）给我看，问我的意见。我发现我与他们之间，也有一段距离。我看不懂他们的诗，更甚于他们看不懂古人的诗。尽管我异想天开地试着去串联几行诗的语意，但始终不知所云。最后，我只好让作者自己来解释，可是他们绕来绕去，支吾其词，连自己也说不出个什么来。
好像那时候国内刚引进了Faulkner的写作技巧叫什么“意识流”（stream-of-consciousness）的，很多年轻朋友，觉得又新鲜，又容易，不免学步效颦，放手写下了许多谁（包括作者自己）也不能了解的呓语。一些诗作者更变本加厉，好像大家的表达能力，一时都退回到含奶嘴的年龄，或出入于“燕子窝”与“杜鹃窝”之间。
这时候，我在唐代诗人中，遇上了孟浩然，发现他的文字平淡明畅，容易理解，可以缩短青年与传统诗之间的距离（试看他的“春眠不觉晓”一首，常常是儿童最先背诵的唐诗之一，就是最佳证明。）；更难得的是：他的诗组织完整，条理细密，有理路可寻——不像其他诗家常有天外飞来之笔。这两个特色，刚巧可以医治当年的流行性梦呓症。为了使青年们对传统诗不至于望而却步，也为了使他们的表达方式不至于乱成一团，于是我有意选定了孟浩然，为他写这本诗说，目的在为初学铺设一条比较容易入门的平路。
本书以“诗说”命名，当然是就诗说诗——有“诗”才有“说”，凡“说”必然与“诗”有关联，而不是由著者天马行空，随意发表自己的“高”论。因此诗说的内容有两部分，“诗”的部分，是孟浩然的原诗，是书的主题；至于“说”的部分，都是由原诗引发出来的，分为三个项目：第一是由原诗版本有异文而产生的“校记”；第二是辑录后人对原诗的评论而成的“集评”；第三则题为“宗按”，是著者本人对原诗的意见。
关于异文校勘方面，我不愿承袭习见的方式，罗列许多的版本名称，在正文之后一一注明：“甲本作某，乙本作某……”而不加以裁定，害得读者眼花缭乱，莫衷一是。我要综合我所见过的各本，斟酌短长，分别取舍，写成一个我自认最好的版本，省得以后每一个读者都得一一从头去摸索，浪费精力。至于这种异同去取，是否完全正确，原本很难说，真有点近似于现代刑事审判所采的“自由心证”。不过，“心证”虽说“自由”，实际上并非漫无标准。我的标准是这样的：第一是从文理上认定，孟浩然是一个条理畅达的诗人，因此，他的作品，至少在文字上必然前后衔接，在理路上必然前后贯通。如果版本中的异文，足以使前后文气梗塞，或思路背驰，当然不足“采信”。至于异文会使得文理不通的，那是显然的错误，更不用说了。第二是从事理上认定。亦即异文中的内容，和孟浩然的性格、生平事迹，或当代的史实，或一般的情理、物理不合的，当然在舍弃之列。第三是从修辞上认定。如果各本的异文，在文理上都不构成瑕疵，但是，在章句中所表现的修辞技巧，层次上有显然的高低与工拙，当然舍低而取高，去拙而存工。理由是：只有原作好，而错成坏的；没有原作本坏，反而错出好的来的。至于高低、工拙、好坏，如何判定，也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稍有文学素养的人一看便知的，我只注明：“作某胜”，“作某为是”，或“某字非”之类，不再说什么理由；一种是比较艰深一点，难于体会的，我必然会申说我判定是非的理由，或提出其他的证据。第四是版本虽有不同的文字，但在文法、修辞各方面，都看不出高下之分，究竟原作用的什么字，就无从判定。只好任选其一字，而于“校记”中注明“……均可”或“……两可”。但也有第五种情形：诗中的文字，各本一致，无可对勘之处，而文义上的疵累，却显而易见（如“与张折冲游耆闍寺”第六句之“开”字，“晚春远上人南亭”第五句之“栖”字，“春怨”第七句之“极”字等）；或看去毫无毛病，但从旁征引他书，认为各本可能均误（如“宿天台桐柏观”第十四句之“三”字），或原本可能用的更好的字（如“永嘉上浦馆”第六句之“岛”字），我便以说诗者的意见一一指出。当然，无论理由与证据如何的充分，这一切的判定，都是出于我主观的意见。不过，不这样，也不能成其为“我”的“诗说”；不这样，也不能提供一个“我”自认为最佳的版本。好在那些未经采信的异文，仍然记在“校记”之中，如果读者嫌“我”太霸道、太武断的话，仍然可以一一覆按。
从前法国文豪福楼拜教他的学生莫泊桑的写作技巧，特别强调：“把最适当的字置于最适当之处”。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对写作技巧而言，真可说是金科玉律。谈何容易！如果我们真正能运用适当的文字于适当的位置，那就做到了韩文公所谓“文从字顺各识职”，已经可以卓然名家了。读者们如果真能定下心来，去从容分析、体会我的那些“自由心证”，我相信他们所得的益处，不止在于欣赏孟诗，理解孟诗，而是使自己在文字运用技术方面，也能获得一种修习的途径。
其次谈到“集评”，无非是罗列前人的评论。孟浩然是唐代大诗人之一，古今来论及过他的人，当然多得不可胜数。如果想全部搜起来，似乎不太可能，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所谓不太可能者，一则前人评论散见于各书之中，我们不可能为搜集一二有关孟诗的评语，而去尽读古人之书；再则那些只辞片语，往往互相转引，大同小异，甚至找不出最先立说的是谁。所谓无此必要者，因为那些泛论式的考语，不针对某诗某句，往往不能鞭辟入里，说老实话，那种评论是可有可无的，大可以宁阙勿滥。
我觉得文学批评和摄影有相似之处，同一个客体，用不同的镜头，会有不同的效果；从不同的角度去拍摄，也会出现不同的画面。我们从批评者来说：一般历史的批评，不如文学史的批评；文学史的批评，又不如专治一家者的批评。从被批评的对象来看：批评一个时代，不如一个流派；批评一个流派，又不如一人一家；批评一人一家，又不如一文一诗，乃至一句一字。正像摄影一样，距离越近，范围越小，客体的显像就越真切，这是毫无问题的。在这本书里面，我对于前人的评论，宁可采取其细部的、确指的意见；那些广泛的描绘，含混的指陈，往往不切实际，则摒而不录。
至于我个人对于孟诗的态度，我在开头就说过，我对于孟浩然，并没有什么偏爱。同样，我对于他也没有存任何偏见。因此，我自信能保持一副廓然大公的心怀，来从事于客观冷静的评说。
一般地说起来，古人对于诗文评论，似乎都不大经意的。我们只要稍稍从严地去分析，就难免发现些毛病。最常见的是“拜偶像”。凡是在诗坛上已有崇高地位的人，大家都一味添花上锦，为佛装金。把美妙说成神奇，把瘢垢也说成美妙。大诗人就是诗坛的偶像，偶像永远是被崇拜的，他是完美无瑕的象征，不容许再有指议的。甚至对于偶像偶有涉及的小花絮，大家也一窝蜂似地附和着。如杜甫有“身轻一鸟过”之句，欧阳修以为“过”字妙，于是大家都认为非“过”不可，孟浩然也很运气，他有“还来就菊花”一语（过故人庄），杨升庵一提出“就”字妙，于是，李梦阳、王尧衢、唐汝询大家异口同声说非“就”不可。由此可见偶像观念对于人们的影响，是多么的大了。
其次是“任爱憎”——以批评者一己的好恶为批评的准绳：有些人特别喜爱那一家，就爱而不知其恶，凡是这一家的作品，不分青红皂白，照单全收，对他家则反是；有些人由于自己的性格或际遇和某一诗人相似，或自己的思路或笔致和某一诗人相近，于是乎极力推崇这一家，而排拒他家，表面上是推崇古人，实际上是自抬身价；也有些人喜欢攀龙附凤，把自己附属于某大门派之中，从而大张旗鼓，党同伐异；也有些人基于地缘、血缘、教缘的关系，和古人认同乡、同宗，或同道，而格外阿私偏爱；也有些人拘于一孔之见，说体格，讲声调，自定规格硬要古人就范；也有些人炫其一己之长，考古音、论训诂，把经学、小学上过了时而未必定论的孤例，向古人吹毛求庛。以上这些，对批评者来说，真是得心应手，对被批评者而言，则难免抱屈蒙冤了。
以外还有一种毛病，可称之为“认厂牌”。他们把一位大家看作一家大工厂，他的诗作，就是这家工厂的产品。好像产品都由机器生产，而且都经过严格品管似的。因此，只要说是哪家工厂的产品，就可以判定它的品质。他们把一家的诗，往往用一两个字的考语，就判定终身。就拿孟浩然来说：吕本中说他“高远”；严羽说他“妙悟”；李东阳说他“古澹”；沈德潜说他“闲远”；纪昀说他“清切”；张南山说他“孤淡”，用的都是些没有清楚界说的形容词，教你无从捉摸。殊不知诗人不是工厂，诗更不是机器生产品。同一人、同一题、同一体的诗，第一首和第二首，同一首的前半和后半，就大有高下之别，对于一家诗的全部，岂可以拿一两个字来定谳呢？
很惭愧，由于我反应迟钝，不易为高名所震慑，一向没有崇拜偶像的习惯；加上性情顽固，也不知道附和权威，标榜声气，对于古人，总是就事论事，无党无偏；同时因为读书不多，所见不广，不敢对于各家各派，作鸟瞰式的评骘。宁可让识者讥为“见树不见林”，我用最笨拙的方式，对这一家的作品，逐字逐句地较量，就写下了这本“诗说”。我已尽了我的力量——除非我的识力有不透之处——凡是诗中的精采之点，我必会表彰出来，决不轻易抹煞；凡是诗中的小小疵病，我也会指明出来，决不曲意回护。目的是要把孟诗的真正面目，呈现于读者之前。
为了要呈现孟诗的真面目，趁这次商务印书馆给我以重排修订版的机会，我下决心从头整理一遍。架构虽维持原状，内容方面，则新的资料，新的意见，加入了很多。希望那些奖励过我的朋友，和那些有心指教而没有提出来的读者们，知道我不是一个护短藏拙的人。我确曾抉垢索瘢，作过大幅度的修订。至于是否已经毫无遗憾，我当然不敢说；至少，初稿中该补正的，大都一一补正了。
我是一个生性喜欢急就成章的人，没耐心“慢工出细活”，因此无论写作什么，都恨不得一挥而就——宁可有些漏洞，让今天来补苴，而不愿扼杀当时一鼓作气的写作冲动。记得初稿的写作，是利用一个暑假完成的。身边简编狼籍，朱墨纷披，斋中独坐，挥汗疾书。当时室有稚子；门多杂宾。由于身兼系务，还有不少的人事纷纭，需要周旋疏导。我居然能一气呵成，很快推出初稿，不能不归功于内人张宗毓的照顾、襄助和鼓励。在这里，值得补书一笔的。
还有，书的初稿，曾由东海密送校外学人审查。后来审查者的“审查意见”竟在东海学报发表，才知道审查人是梁实秋先生。我和梁先生实无一面之雅，而审查意见中褒辞稠叠，并且听说梁先生还向师大文学院同学大力推荐过这本书。老辈的风范和盛情，真教我由衷地感佩。现在，特地把他的审查意见也附印于后，以志不忘。
选自《孟浩然诗说》，萧继宗 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