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会讲||第31期：疫情之下的弱势关怀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3-02-24

珠江会讲第31期
疫情之下的弱势关怀

【编者按】病毒与人类共进退，灾难与文明共成长。COVID-19疫情持续蔓延和流行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紧张和积极应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场战疫的见证者和参与者。2020年4月8日下午，珠江会讲第31期，广州大学南方灾害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周利敏教授和许瑜、唐夏依及其他MSW学员进行了线上教学讨论与线下记录整理。

当灾害发生后，自然变故、社会恐慌、家庭结构、自身能力将会极大地影响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身体康复和心理建设，这种社会脆弱性以及伴随而来的次生风险会使社会工作服务的难度不断加大，弱者康复的复杂性和社会工作的艰巨性应该是我们必须考虑到的。

◎周利敏：据说你一直在关注此次疫情，在这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让你特别关注的事情？

◎许瑜：我一直在关注本次疫情的发展。最近，我的聚焦点主要是在印度疫情这方面。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印度在防范病例输入上可谓重拳出击。印度总理莫迪在封城举措上的决心非常坚定。早在1月底，印度甚至不顾世界卫生组织劝告，就宣布禁止持中国大陆护照人员入境，在2月初又全面禁止了来自中国的外国人入境。但是由于对来自欧美和中东地区的防范纰漏使印度国内输入性病例从3月份开始增多，并在一个月内猛增至3000例。因此，自3月25日零时起，印度开始为期21天的全国封锁。封锁行动得到了精英阶层的一致赞同和积极践行，但此举措也造成占城市多数群体的农民工在封锁期内大批返乡，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全国疫情的蔓延。在农民工返乡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令人唏嘘的事情。例如，印度北方邦消毒人员向返乡农民工喷洒用于公交车消毒的消毒剂。化学消毒剂虽然对物体表面有清洁作用，但是对人体可能有害。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说，如果人体内已经存在病毒，给皮肤喷消毒剂是不管用的。此外，很多农民工只有走高速公路回家。截止3月30日，在返乡过程中已有20多人徒步死在路上。还有无家可归的人被警察当街暴打等一系列事情。

◎周利敏：为什么你对印度疫情这么关注？

◎许瑜：因为印度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震中”。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瑞安表示，虽然美国已经成为疫情的新“震中”，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对抗新冠肺炎疫情能否取得决定性胜利，未来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印度控制该病毒的能力”。因为印度人口，数量大，密度高。在全球城市人口密度排行中，印度占第二；印度有寄生于大城市的贫民窟。只有1.75平方公里面积的达哈维贫民窟上，集聚了100多万人；脆弱的医疗系统；低效的政府治理能力。印度是一个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国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不强。这些因素导致我对印度疫情的担忧。

◎周利敏：从“风险源-脆弱性-风险评估”理论框架来说，社会脆弱性由人口结构、贫穷、不平等、弱势群体、经济、社会、政治与组织等指标构成，如果以此进行风险评估的话，我认为印度的社会脆弱性非常高，也就是风险程度非常高。另一方面，印度也可以从这些方面加强新冠大流感风险预防、预警与预控，经过脆弱性评估与风险评估之后，很容易找到风险源，从而有利于实现源头治理。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卫生组织对其判断为一个潜在的“震中”，我认为具有合理的成份。但我们也注意到，新冠病毒适宜于在低温地区生存、传播与扩散，印度气温相对较高，是否为新“震中”，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世卫组织也是说有可能。不过，从“风险源-脆弱性-风险评估”风险管理框架而言，如果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印度确实需要加强这方面的风险管理。

◎周利敏：我相信这应该不是吸引你主要原因吧？

◎许瑜：真正吸引我的是另外一个原因。对于全国21天的封锁行动，不同阶层所呈现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精英阶层是支持封锁行动的，有些人在隔离之后就开启了休假状态，不用工作，可以在家和家人团聚。但是反观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打工人群，正拖家带口逃离大城市。在返程途中打败他们的可能不是新冠肺炎，而是饥饿。这与我研究的环境正义与环境弱势群体不谋而合。环境正义是社会和自然生态治理极为明确的价值取向，即不同人群在自然环境与社会资源使用权益上的平等享有和在自然与社会环境保护义务上的公平负担。环境弱势群体属于社会性弱势群体，主要是指在自然与社会环境资源享用、环境污染规避、环境风险承担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环境包括灾前环境与灾后环境；也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管哪一方对灾害的发生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在印度疫情中，农民工、无家可归者、贫民无疑是属于环境弱势群体这一类的。他们在资源的获取、环境风险承担中完全处于弱势地位。例如，印度政府拨款8000亿卢比，平均的话大约每个印度人只能发到5斤口粮，但是5斤口粮绝对撑不到21天的生存。在徒步回家的过程中，很多人害怕的是饥饿而不是新冠肺炎。正如教授您在《从自然脆弱性到社会脆弱性：灾害研究的范式转型》中所说的“中上阶级原本就掌握较多的物质资源与经济来源，与工农等底层阶级相比承受灾害冲击的能力强；同时由于预警与撤离系统等灾前预防体系的差异，使得富裕地区比贫困地区更能掌握灾害信息与逃难能力，甚至是否拥有自用车辆还是依赖大众交通工具撤离灾区都是导致灾害风险分布不平均的重要因素。此外，精英群体与脆弱群体的居住环境大不同也造成了脆弱性的差异，豪宅与贫民窟承受灾害冲击的能力明显不同”。环境弱势群体存在社会脆弱性的问题。这些群体总是比较容易遇到风险。社会脆弱性是在灾害发生前即存在的状态。当灾害发生后，灾前的社会关系将带进灾后的社会行动中，使得每个社会成员对灾难的承受能力有所差异。印度本身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印度穷人与富人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印度穷人的社会脆弱性在疫情发生前就存在，只是在疫情发生后放大了社会脆弱性。

◎周利敏：分析非常有道理，根据社会脆弱性工具，我们可以发现，一旦发生重大灾害后，有哪些地方或哪些人员容易受到破坏或伤害，这对于我们预防社会风险非常有意义。显然，精英阶段与富人阶层脆弱性较低，风险也相对较低，因此，出现了一些富人趁此机会享受所谓假期的“侥幸”的心理。但是疫情一旦发生，无论富人与穷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重大的生命安全与健康风险，虽然风险程度不同，但灾害还是会产生。病毒是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与社会阶层的，因此，这种心态是万万要不得的。虽然根据脆弱性分析，这部分人感染风险确实比中低阶层低，恢复能力比中低阶层强。第二，我们强调，环境弱势群体其实也是社会弱势群体，二者是紧密联系的，环境分为自然与人为环境，这二者都受到人类活动影响，或者说人类活动造成了环境灾难的出现，因此，环境正义与灾害正义也是紧密相关的。第三，至于你所说的，印度本身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这是其历史传统，在现代背景下，随着民主化与全球化的进展，印度这一状况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今天再用“等级森严”来形容与描述，似乎不大妥当，也不符合现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种影响仍然存在，也是造成印度环境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利敏：面对环境弱势群体，你觉得社工应该怎么做？

◎许瑜：社会工作者要从国家制度、社会结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支持力量等方面来思考部分群众处于环境弱势的原因。在思考环境弱势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支持力量时，社会工作者应该关注到个体能力的不足与社会资本缺乏的制约。同时还有有限的家庭支撑。环境弱势群体大多来自文化程度低、经济苦难的家庭，家庭关系网络简单，面临环境风险与挑战时，家庭支撑网络难以发挥作用。在印度北方的邦班达区，一名印度劳工在劳动市场茫然等待着，称：“我知道不会有人雇佣我，但我依旧在冒险尝试。我每天赚600卢比（约合人民币55元），要养活5个人。再过几天我们的事物就吃完了。我知道病毒的风险，但我总不能看着我的孩子挨饿”。就像这位劳工其主要能力就是从事体力劳动并且能够获得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仅仅依靠其自身能力很难摆脱困境。社会工作者作为社工机构的代表要灵活依靠社会自治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或市场机制所不能及的作用。要充分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为实现保障环境弱势群体的环境权益而努力。在灾前预防的过程中要考虑到环境弱势群体应对灾难的局限性；在灾后恢复的过程中要寻求解决方法改善环境弱势群体所处的环境，并且呼吁政府重视环境正义这个问题。

◎周利敏：社会工作者有一项基本任务就是政策倡导，就灾害社会工作这一领域而言，我们也一再强调要更加关注弱势群体，我主张将“保护弱者”作为灾害社会工作介入的基本准则，在灾害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研究过程中始终强调与坚持这一原则，它应该与“黄金时间原则”、“危机处理原则”、“化危机为转机原则”与“助人自助原则”等一起写进这一领域，更为关键的是要进入社工理念与行动中，“入心”更为重要。

◎周利敏：你能结合印度实际情况来谈谈吗？

◎许瑜：当然可以。事实上，在印度，社区组织、志愿组织是很发达的。很多组织长期扎根于基层，“封国”之后它们很快就看到问题，然后向政府部门反应，同时自己也会行动起来。社区慈善组织、宗教慈善组织以及部分诊所会统计社区内贫困家庭的情况，比如谁家没饭吃了、谁家有生病的了。部分大学老师还从“封城”当天开始动员资源、帮助周边村子的穷人。社工参与时可以选择和基层组织进行合作。因为与当地组织合作可以快速了解社区情况，并且更容易赢得居民的认同。此外，社工要精准评估环境弱势群体的需求。在救助过程中要警惕“以供应为导向”的方法。要以“需求为导向”，准确捕捉环境弱势群体的需求以及他们对社区的需求。

◎周利敏：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看法和见解？

◎许瑜：为使灾后社区恢复具有持续性和变革性，社会工作者需要获得社会话语权。同时要不断修订社会工作中关于社区参与和环境正义的做法。这意味着社会工作者要以个人和社区的力量为基础，不断思考灾难的原因和后果，为个人和社区提供机会。让他们对未来的社区充满期待，帮助居民发展技能、促进资源的开发，以便在未来做出必要的改变。在灾后社区重构的过程中要关注环境弱势群体，这部分人群在灾前面对灾害的时候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环境弱势群体权益的缺失不仅仅是资源匮乏或经济问题，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社会权利的缺失。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的过程中可以借助社会排斥理论来寻找根源。灾害发生后是否可以改善他们的弱势地位，真正做到环境正义，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周利敏：社会工作中的政策倡导目标其实与危机管理中的4R原则中的“改革原则”是相通的，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大力倡导帮助弱势群体与改善社会环境，促进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弱势群体，从而促进社会政策上的调整甚至是变革，以降低弱势群体风险与克服环境正义问题。作为一线服务的社工，不能仅有态度，还得有实际行动，不仅要关注个人，还需要有社会关怀，这样才能更好帮助弱势群体，这与危机管理强调改革（Reform)原则是一致的，只不过政策倡导是另一种表达方式。

◎周利敏：你怎么看待疫情之下对老年人社会工作服务的作用？

◎唐夏依：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关于分类指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中央政府在2020年1月28日发布了《关于做好老年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做好老年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工作，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基于我国当前的现状，认为我国的老年人数量多，老年人的免疫力差，老年人是高危易发的人群，而在本次疫情中，危重症人群中老年人居多。因此，我们要认识到新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老年群体中扩散的严峻态势，重视老年人的生命健康，保障老年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健康权益，我们需要将老年人的疫情防控的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发挥政府部门监控与基层实务相结合，汇集各方力量，采取有效的措施，用做大的努力去降低老年人在疫情中的风险。

◎周利敏：习总书记高度重视重大疫情中的弱势群体，他在几次重大讲话当中都反复提到要关心、关注与帮助弱势群体。事实上，他一直是高度关注弱势群体及其贫困问题，在新冠肺炎期间，也不例外。习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会议上一再强调各级政府要继续高度重视贫困问题，强调要排除万难，坚决实现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解决贫困问题承诺。贫困问题一个很重要内容就是关注弱势群体问题，二者不矛盾，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习总书记关注弱势群体的情怀与使命在这次新冠肺炎期间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特别提到要关注老年群体，不仅是其感染风险较高，而且本身脆弱性也较高，较难从灾害中恢复。所以，我们社会工作者要坚决响应总书记号召，抓住这一重点弱势群体为突破口，为其提供专业与全面服务，帮助其将疫情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

◎周利敏：疫情中老年人的需求是什么？

◎唐夏依：针对生理上的需求：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机能会出现衰退的现象，老年人行为缓慢，记忆力快速地衰退。当他们面对漫天铺地的疫情信息不知道如何甄别，对过多的社会信息不能快速的处理，让他们对生活产生疑惑和迷茫。本次疫情，发现有大部分老年人长期患有慢性疾病和基础疾病。相应地，这部分老年人的用药处在持续且不间断地供应状态，以缓解老年人在疫情中用药的压力。针对心理上的需求：老年人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变化会趋于沉稳，但会习惯孤独、情绪低落转向抑郁的状态、认知能力水平下降，辨别事物的能力会倒退。本次疫情，我们关注到独居老人等特殊老年人群体的困境。独居老人恐慌、焦虑，无法有效抓取疫情信息，更多的状态下是道听途说或者电视媒体等方式进行了解。同时老年人的恐慌情绪会让其沉默多语，习惯与人抱怨，表达自己不满的情绪。针对社会性的需求，老年人的社会交往的频率会逐渐下降，社会获取信息的能力下降，识别谣言与官方消息的能力不足。本次疫情当中，我发现较多老年人使用的是老年人手机，较少使用智能手机。老年人对疫情信息的掌握不全导致无法全面认识疫情的严峻性，例如，劝解长辈出门戴口罩、督促老年人拒绝出外聚集等尴尬现象凸显了老年人及时获取有效信息的重要性。最后也不能忽视灵性的需求，老年人习惯在精神层面上找到信仰和寄托，会将生活事件与自己的信仰联系在一起。他们用信仰内容建构生活事件发生的偶然性，陷入对疫情事件猜测和联想当中，引发情绪问题，在信仰领域寻找慰藉。

◎周利敏：灾害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它能够将社会不平等与弱势群体进一步显现，将宏观风险与微观风险展现出来，将灾前隐性弱势转化为灾后的显性弱势，这在老年人身上体现更为明显。从医学与传染病学层面而言，老年人身体脆弱性是感染风险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灾害本身是社会脆弱性的一面镜子。灾害社会工作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都应该高度重视重大疫情中的弱势群体，这对于改善社会结构与降低社会不平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灾害发生后，家庭结构也极大地影响了老年人的社会脆弱性，老年人可能面临家庭带来的身体与心理风险，这些会使社会工作服务难度加大，我们社工需要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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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利敏：在这次疫情下老年人社会工作服务是如何开展的？是否有具体的思路？

◎唐夏依：老年人的心理社会变化并不意味着各项机能的衰退，他们的认知和记忆力也不意味着退化，更不意味中老年人必须从当下生活中撤离。老年人许多丧失的功能是可以预防的，帮助他们积极锻炼脑力和维持体力的运动状态，强化他们的社会性支持，避免他们的社会隔离。因此，帮助老年人改变总是有可能的。

首先需要有服务的理念。例如：我们需要有整体观念，每个人的各个部分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老年人的过程不能单一地将某个问题进行分割，需要将老年人当作是一个整体。老年人生理、心理、社会性等需求是相互关联，因此，不能简单做一方面问题的讨论而忽视整体的联系；另外还需要有主人翁参与意识，老年人并不是单纯的受益群体，老年人群体也可以加入社区抗疫的志愿队伍，社工需要将他们视为抗疫的生力军。老年人有权利去选择和接受最适合的服务和最贴切的服务。同时我们强调增长老年人能力，我们可以进行同行者联合。在疫情中有众多参与主体，老年人也可以作为抗疫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我们可以鼓励他们可以加入抗疫队伍中或者成为志愿者抗疫队伍的力量，挖掘老年人的潜能，增加老年人的效能感。我们以及时为老年人辟谣，给予相关的信息链接的社会支持，使得老年人在参与过程中有主体性和社会归属感，鼓舞他们积极地参与。这样可以舒缓老年人的心理压力和给予老年人更广泛的社会性支持。

其次是具体的介入做法。在准备阶段，我们需要具备对老年人生命健康威胁的源头进行了解，以及培养社工找到有利于老年人信息资源的能力。作为社工以及社区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帮助受困的孤寡老人等特殊老年人群体进行健康风险和脆弱点的了解，只有了解困难群体的风险，才能掌握受困群众的总体情况。社工与社区相关工作人员做好定期评估或者检查主要疫情风险的变化状况，评估是否老年人是否能够快速且有效地得到相关服务。老年人生活中的参与主体是多元的，作为服务提供方需要有社会生态观，评估老年人的社会资本以及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对于老年人，我们需要评估他们在疫情发生时有效应对的能力。对于老年人的非正式支持，老年人的亲朋好友则成为必要的评估对象，是否非正式支持能在危机时期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帮助。对于老年人正式支持，老年人所处的社区是否能够及时协调、关注和回应。在回应阶段，面对老年人生理需求的解决，社区医生可以进行上门服务，社区相关工作人员统筹整理社区中患有慢性病或其他老年疾病的老年人信息，对该类信息进行健康管理，帮助特殊群体的老年人进行必要药物的购买与专门配送，缓解他们用药之需，为老年人健康护航。面对老年人心理需要的解决，社工与社区志愿者形成“线上+线下”的服务模式，帮助独居孤寡老年人进行心理疏导，缓解焦虑、抑郁的情绪。线上保持咨询畅通，定时问候确认健康安全状况，对疫情信息进行有效的辟谣和宣传。线下上门量体温，监测老年人健康情况，老年人必须药物点对点配送等。面对老年人社会性需求，由于疫情特殊的情况，服务提供方未能进入老年人住宅处进行服务。因此，我们需要因地制宜地发挥老年人群体的剩余力量，鼓舞老年人加入社区的抗疫志愿者队伍，拉近老年人与社会的距离，使其成为参与的主体。

◎周利敏：请问是否有其他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并运用到本次疫情中？

◎唐夏依：本次疫情的不良反应让老年人不仅在面对着病毒潜在威胁，他们也需要面对心理上的困境。针对以上情况，我参考了2003年SARS非典特殊时期，香港的社会工作者针对慢性病患者开展的小组工作——SMRAT模式（Strength-Focused andMeaning-Oriented Approach for Resilience and Transformation）

（引自NgS M , Chan T H Y , Chan C L W , et al. Group Debriefing for People with ChronicDiseases During the SARS Pandemic: Strength-Focused and Meaning-OrientedApproach for Resilience and Transformation (SMART)[J]. Community Mental HealthJournal, 2006, 42(1):53-63.）

◎周利敏：重大疫情中的老年弱势群体是我们社工遇到的特殊的一群人，与常态老年服务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特别需要SMART实务模式，需要大力借鉴、运用与创新这样的服务模式。我要提醒的是，这一国外方法还需要与本土实践相结合，不能全搬全套，至少需要反思。我们需要将西方的理论融合进中国环境中，这就需要理论转换、改良与完善。此外，除了这一模式之外，我们也需要从相关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充分吸收养分，创新灾害社会工作实务模式，这样才能摆脱重实务、轻理论或者重本学科、轻大学科这种局限。

◎周利敏：这个SMART模式具体是怎么操作？

◎唐夏依：SMART模式是把小组成员的身体力量视为核心，用唤醒身、心、灵背后的意义为导向，对遭受重大疾病创伤者的恢复与状态转变而开展的小组工作。SMART模式主要是培养小组成员在面对困境时的应对能力，同时对经历创伤性刺激时在生理、心理、精神方面有障碍的小组成员进行发展能力和挖掘生命意义。

SMRAT模式分成生理、心理、精神三个方面，在身体方面，社工关注小组成员身体的能量，驱动身体，促进小组成员的身体免疫系统。例如：与小组成员进行体育锻炼，教授呼吸技巧，学习太极拳以及穴位的按压；提供科学的饮食建议，学习中草药等知识。在心理方面，社工带领小组成员重新评估自己的认知，转变恐惧、焦虑以及愤怒的情绪，带领他们一起冥想，识别积极与消极的情绪。在精神方面，小组成员大多数缺乏生活方向，无生活目的。社工带领小组成员进行生活规划，欣赏并接受无法预知的生活，引导小组成员享受当下生活的时刻。

◎周利敏：针对弱势群体服务，尤其是老年人特殊群体提供身、心、灵服务，这一实务较为全面地解决了老年人的整体性需求。但我也一直强调，由于是非常态情境，我们可以将这一框架与危机管理相关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例如，同情弱者原则，这一模式不仅能适合中国情境，同时也是对世界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一大促进。因此，我反复强调在非常态情境中，一定要具有创新精神与开拓意识，不仅要突破本土的常规性知识束缚，也要克服西方理论的迷思，不能盲目套用与崇拜。

◎周利敏：这个SMART模式给我们在本次疫情中的启示是什么？

◎唐夏依：我看到SMART模式有三大特色：首先是以成长为导向：SMART模式不是以消灭小组成员生理上的病症为目的，而是从小组成员的困境生活中发现身体的意义以促进小组成员成长。其次该模式有整体健康理念，它将生理、心理、精神（身、心、灵）三者联系起来，教授小组成员简单的身体锻炼技巧并提供科学的营养建议。社工利用冥想和引导想象等方法技巧为小组成员提供情绪上的应对技巧，舒缓心理压力。帮助小组成员寻找生命的意义，重新找到生活的希望。最后这个模式与文化相结合，小组活动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色，面对不同宗教的人，加入文化相关元素不仅能促进小组成员的交流，也是体现社会工作者的文化敏感性。虽然我们无法预知疫情的开始，但是我们能在疫情中能通过有效的措施来降低风险的伤害程度。面对老年人这一弱势群体，我们给予他们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不让他们孤独，加强他们与社会的联系，继续发挥他们在社会上的余热。

◎周利敏：这一实务框架对于我们灾害社会工作是一个非常的理论框架、实践工具与服务方法，在此基础上我还想进一步强调几点：

第一，灾害社会工作与其他社会工作分支领域一样，除了社会工作一般性理论、方法与伦理价值观以外，还必须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模式与伦理价值，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经常发现一般领域与特殊领域基本上没有差异性。例如，增权理论是社会工作基本理论，不但医务社会工作、司法社会工作与妇女社会工作等领域长篇大论论述，灾害社会工作也是如此。这一常规性理论有没有错，是不是太泛滥，当然不是，只要是社会工作，这一理论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但它不需要在其他领域再大写特写，这样的话，我们分支领域就失去分门别类的意义。我们发现许多的不同领域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理论与方法非常相似，这对社会工作理论发展与实践开展都是不利的。

第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在其他具体领域结合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的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实务创新研究。就灾害社会工作而言，普适性的社会工作理念、实务与伦理价值，我们需要熟练掌握与运用，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例如，你在谈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的时候，就必须真正结合与把握灾害这一特殊含义，怎么可能不谈灾害管理、危机管理、风险管理与应急管理呢，怎能不学习与掌握这些理论与知识？它们为灾害社会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来源，也提供了实践技巧与服务灵感，例如危机预防、危机处理、危机沟通、后危机管理、后危机学习、后危机改革、风险预防、风险预警、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理论、事先应急预防、事发应急监测预警、事中应急响应与事后应急恢复等，这里面有许多可以与灾害社会工作很好的结合，但我们目前却非常缺乏。因此，灾害社会工作目前最大问题就是独特、专门理论与实务模式缺乏，导致我们的服务效益未能很好展现。某种程度上而言，在社会工作前面仅仅加灾害两个字，这是非常不够的，我们社工界必须高度重视如何在非常态情境下，进行跨学科研究、学习、运用与创新灾害社会工作。

第三，我强烈呼吁，灾害社会工作在立足于本领域与本专业的基础上，大力进行跨学科与交叉研究与实践，大力摆脱与其他分支学科趋同现象，避免专业性、认同度与有效性等不足问题。我们需要将社会脆弱性、社会风险、危险源与韧性等理论引入进来，也需要将灾害管理、风险管理、危机管理、应急管理与安全管理等实务技巧、策略与方法引进过来，不仅可以大大促进灾害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深入发展，也能获得其他领域的认同，为我国与全球社会工作做出积极贡献，这是灾害社会工作令人兴奋的发展趋势与努力方向。

◎我们所做的仅仅是，致力抢救我们自己的当下叙事和可能留存给未来的点滴印迹——陈潭（《南方治理评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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