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蔡晓鹏：江上青与盛子瑾的前尘往事
作者简介
蔡晓鹏，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2年分配到商业部，后调农口，杜润生门下弟子，曾任职中央农研室、农业部。现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研究员，北京金百瑞集团董事长。
本文作者
1938年7月-1939年8月29日，年青的共产党员江上青和国民党员盛子瑾，先后在安徽皖西六安县、皖东北泗县，两度携手并肩抗日，共同谱写了人生最出彩的短暂岁月华章。
江上青
国共合作平台
促成江、盛合作的平台，是国共合作建立的皖动委（安徽省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皖动委会的发起人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李宗仁在“七七事变”前，就和李济深等与毛泽东书信往来，有联共“反蒋、逼蒋抗日”的战略合作意向。在国民党派系中，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与亲日派何应钦系、浙党派陈诚系矛盾也很深刻。
桂系掌控安徽后，21集团军入驻大别山。桂系实际可管控的只是安徽长江以北即江淮之间和淮河以北这大片。包括：沿江安庆、沿淮蚌埠、淮南，沿巢合肥等城市和沿津铺路各县。皖南则归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节制。
桂系驻皖后受到国民党地方元老派和地方实力派的抵制，也缺乏民众支持基础。李宗仁接受白崇禧的高参谢和庚（地下党员）、司令部参议刘仲荣（地下党员）和皖藉国民党元老朱蕴山的建议，发起组建有国民党左派抗战人士和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及中共人员，共同参与的、由桂系长官挂名领导的第五战区动委会（后更名为皖动委），作为联合各党各派、组织发动全民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务是通过各种形式，实行“国民动员、经济动员、政治动员、群众动员”。
这一宗旨，和中共1935年瓦窑堡会议、1936年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和公布的“抗日十大纲领”，高度契合。
朱蕴山
皖动委会于1938年2月成立，李宗仁兼任主任委员。1938年10月――1939年10月，皖动委由桂系将领、21集团军司令、豫鄂皖边区游击总指挥，安徽省主席廖磊兼主任。李宗仁当时的思路是：只有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抗日战争才有坚实的基础；从新桂系来说，才能保住安徽这块新地盘。
廖磊
廖磊是桂系名将，1890年出生于广西陆川，保定军官学校毕业，1916年-1927年在湘军唐生智部服役，参加过北伐。逐级晋升为军长。1927年投靠桂系，多年担纲桂系核心七军军长。1929年反蒋、1931年、1932年两次在广西围攻红七军、红八军；1935年在桂北也堵截过中央红军。抗战后，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骁勇善战。
廖磊这个人作风俭朴，治皖时政治上也属开明派。不仅对皖动委开展工作，积极支持；而且1939年7月20日，率先在国民党管辖区建立省、市、县临时参议会。
白崇禧晚年对廖磊在经管大别山这一段评价很高：“他率第七军赴沪作战，敌人装备好又有制空权，伤亡很大，有旅长二人，团长六七人牺牲，而撤退时无论搭车徒走，上下场能守秩序，对百姓秋毫无犯。第七军撤到大别山，后来荣膺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军人能守纪律，政治风气亦佳，安徽人对他均表好感。这时江西、山东都沦陷了，而安徽甚多县份在八年抗战中始终能守住，这基础是他建立的……继续任安徽省主席的是李品仙，无论军政都比不上廖主持的时期了。我衷心佩服这人。”李宗仁晚年也评价说：“廖磊在大别山苦心经营的结果，竟形成令人羡慕小康之局……廖君死时，大别山根据地内的军政设施已初具规模。”
1939年10月23日廖磊因脑溢血病逝于安徽立煌县（即：金寨县，当年临时省府所在地）。临终前遗言：“我不行了，希望你们努力抗战，莫让日寇窜进大别山！”中共领导人也非常痛惜。叶剑英，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送花圈致悼。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送去挽联。新四军将领叶挺、项英、张云逸、罗炳辉、彭雪枫等发了唁电。
章乃器
张劲夫
皖动委创建时设在大别山脉东侧的六安县（相邻立煌县）城关文庙。李宗仁聘请了爱国“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任总干事兼秘书。桂系请章乃器出山担纲，使“皖动委会”一时名躁大江南北。
担任动委会总务部长，实际操盘运作的安徽同盟会元老朱蕴山，也不同凡响。朱蕴山生于1887年，安徽六安人。1907年和徐锡麟一起，在安庆巡警学堂，枪击安徽恩铭；进攻安庆军械。被捕后作为徐锡麟陪斩，同押刑场。1908年参加同盟会，在安徽，参与了武装反清、反帝、新文化，五四、北伐、皖‘废都裁兵’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期的国民党政组活动、配合北伐等革命活动。1924年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党委。
1926年1月，朱蕴山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期间，由高语罕介绍，秘密加入中共；根据国民党二大决定，2月朱蕴山牵头在安庆成立了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党左派临时党部。蒋、汪公开背叛革命后，朱蕴山毅然来到南昌，和周恩来联系，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1928年脱党。1930年参加邓演达发起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与李济深、蔡廷锴发起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1935年11月-1937年4月，朱蕴山三上太原，还曾携带毛主席亲笔信件，与阎锡山会晤，对促进山西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1937年秋冬，朱蕴山在南京晤见中共长江局领导、故旧董必武、叶剑英。董、叶支持朱蕴山回安徽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的想法。次年2月，李宗仁委托朱蕴山参加筹建组织第五战区动委会（朱蕴山建国后历任民革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81年逝世。享年94岁）。
于是，朱蕴山邀请皖籍著名人士沈子修，光明甫，常恒芳等共同参与筹备。朱蕴山先后任总务部长，秘书室秘书，统管全盘工作。动委会是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同一战组织，包括党、政、军、民，工、农、商、学，绅士名流，各层人士。但其中骨干分子大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或拥共进步人士。
爱国民主人士、宣传部长沈子修（1880年-1955年，安徽霍山县人），是1907年的老同盟会员，和朱蕴山一起参与了历次反清，反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既是著名政治家，也是民主革命元老，26年11月后任国民党安徽临时党部（左派）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建国后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安徽副主任。1955年病逝于任内。
光明甫，政治家，爱国民主人士，1876年生人，安徽桐城（今枞阳）人，清末秀才，1905年就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同盟会。陈独秀挚友，《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大革命时期，曾主持国民党安徽临时党务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遭到通缉, 潜往武汉发文抨击蒋介石叛变革命，武汉沦陷后，先辗转湖南等地，后入川，一度寓居江津。其间，坚决表示支持中共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主张，宣传团结抗日思想，并同张澜、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抗战胜利后，光明甫由川回皖任安徽通志馆馆长。
新中国成立后，光明甫居住在安庆市。出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和安徽省第一任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省民盟主席。1963年病逝于安庆。毛泽东得悉后专门派人到安徽参加追悼会并送了花圈。
皖动委会后勤部长和组织部长常恒芳，安徽寿县人，也是响当当的同盟会元勋，1912年即出任孙中山主导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参议员，次年为国会议员和国民党安徽支部长。淮南煤矿专科学校（今合肥工业大学前身）的创校人。
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1901-1968），江西上栗县人，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1928年入党，创造社发起人。曾任华中局宣传部长，解放后任华东文教委主任，1953年任交通大学书记、校长，文革被造反派残害致死。根据长江局董必武指示，决定“借鸡生蛋”，组织安排了大批共产党人参与各级动委员会的组织领导工作。
彭康
在“皖动委会”专任领导职务的中共安徽省工委派出的领导人，则有动委会组织部干事张劲夫；动委会组织部副部长周新民（1897-1979）：安徽庐江县人。1922年赴日本明治大学研究院攻读法学，回国后在皖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1926年加入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左派）安庆市党部执委、安徽省党务执监委员会候补执委兼书记长，积极执行三大政策，“为安徽大革命运动作出贡献。1935年，在上海协助沈钧儒，章乃器发起，筹建上海各界救国会。1938年遵照董必武指示，回皖出任省动委会组织部副部长兼总干事。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最高人民检察署秘书长，民盟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1－5届全国政协委员。
皖动委会宣传部副部长狄超白（1910-1978）：南京中央大学政治系毕业，1931年入党，经济学家。解放后政途多难，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所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一届人大代表等。
皖动委会成立前后，有大批从南京、上海、北平和省内安庆、芜湖、蚌埠、合肥等日占区城市的流亡知识青年，云集到大别山立煌、六安，热心参与抗战。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员。皖动委会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领导，组织这批青年参加各级动委会工作，在1938年3月-1939年5月间，成立了43个直属工作团和30个委托团，以及少年宣传团，妇女战地服务团，分赴各地组织动员各阶层参与全民抗战，还建立了各县动委会。
他们还先后从各级动委会、工作团中抽出一批中共党员干部、进步人士参加各地国民党的政权工作和抗日武装工作，有的还成为领导之一。一度形成国共紧密合作，联合民众共同抗战的轰轰烈烈大格局。皖动委会组织动员民众，既支持桂系的对日作战，也支持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地方抗日武装，先后向新四军输送了3000多名优秀骨干。
汪道涵
解放后的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安徽省委书记李任之，上海市长汪道涵等一批共产党员，当年也受党或新四军的派遣，从上海、延安、皖南到江北参加抗日宣传团、战地服务团工作，成为省动委会的骨干。1938年5月，日军进逼皖中，蚌埠、合肥相继沦陷。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和省动委会于6月从六安迁到金寨（立煌），安徽省工委随之迁至金寨县。先驻桃树岭寨家湾，8月迁至花石乡白水河村“汪家老屋”。
当时中共安徽省工委驻皖动委会地下组织负责人张劲夫回忆说：省动委会由章乃器及本省先进光明甫、常恒芳，沈子修、朱蕴山诸先生参与支持共事，一时人心振兴，青年同首，可谓自北伐以后在安徽省政治史上第一次得到全皖民主热烈的“拥戴和企望”。
1938年冬，中共鄂豫皖边区在汪家老屋委员会成立，原省工委并入，首任书记郑位三（1902-1975，湖北红安人，1925年入党。鄂豫皖根据地主要创始人。曾任新四军二师、四师政委，中共七大、八大中央委员）；委员彭康、张劲夫（安徽肥东人，1914.6-2015.7，中共八大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大中央委常委。解放后曾任国务委员、安徽省委书记、财政部长）、何伟（1910-1973，河南汝阳县人，解放后曾任广西省委副书记、教育部长）；方毅（1916-1997，福建厦门人，九届、十届中委，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张体学（1915-1973，河南新县，1932年入党。解放区后曾任湖北省长、省委书记）等。
中共安徽省工委、鄂豫皖边区党委、中共立煌县委都先后设在金寨汪家老屋。金寨一度成为中共在大别山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抗日民主救亡运动的中心，受中共长江局领导。1939年7月下旬以后，国共关系恶化，鄂豫皖边区党委，新四军四支队立煌兵站、省工委，撤至皖中庐江县汤池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总指挥）驻地。
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共产党，新四军受制于国民党，还没有在安徽省建立起中共领导的公开抗日根据地；党组织也没有公开。开展抗日组织工作，很大程度要依托国民党和国民地方政权授权的“合法性。”当时中共长江局领导王明和新四军领导项英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
随着廖磊逝世，反共的桂系将领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动委会主任、和21集团军司令，国民党1939年1月出台“限制异党活动案”，这一良好合作态式被扭转。皖动委会联共还是是溶共、限共、反共的内部斗争激烈。担任动委会领导职务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人士，先后被国民党顽固派排斥出局，动委会失去生命力，遂于1942年取消。
在这特定背景下，共产党人江上青与国民党人盛子瑾的合作，就突显出堪称典范的历史进步性。
拓疆皖东北
1938年春，由共产党员江上青领导的一批由热血知识青年组成扬州“江都文化界救亡宣传团”（简称：江抗团），从扬州江都出发，溯长江北上宣传抗日。经中共长江局介绍，江上青等江抗团内的共产党小组，与中共安徽省工委接上关系，奉命参加皖动委组织的宣传活动。
春夏时节，江上青参加了皖动委第八工作团，在六安，寿县，颍上，固始，商城一代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其间，结识了时任国民政府六安县长盛子瑾；经组织批准，出任六安县政府秘书。江上青推荐一些共产党员和社会的抗日骨干在六安县任职，深得苦于无得力人手干活的盛子瑾的信任。
盛子瑾，又名盛瑜，安徽省和县白桥后港人。和县与南京一江之隔，与江上青出生地扬州同属江北，相隔不远。盛子瑾，黄埔六期，与戴笠同窗，曾在赣军名将李明扬麾下参加过北伐。1930年由于李明扬抗命，消极参加围剿江西红军，被蒋介石革职；盛子瑾无奈到东北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后逃亡苏联，辗转回国。“七七事变”前在上海做小生意谋生。1938年初盛子瑾在武汉参加军统，又娶了戴笠表妹杨文蔚（军统、医生），戴笠亲自参加了婚礼。
1938年6月，在戴笠安排下，盛子瑾作为军统监控第五战区桂系的钉子，上任国民政府六安县长。此时安徽省政府已迁至金寨县，六安成为孤城。盛子瑾到任后，集结地方武装，在民众支持下，一举收复大别山周边六县县城。引起桂系侧目和警惕，遂以盛子瑾“收复六县有功”为名，调虎离山，转委派盛子瑾出任皖东北安徽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兼泗县县长，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区司令。此时皖东北驻有日军21旅团等日军，辖区及周边县、市已沦陷。桂系让盛子瑾单枪匹马去虎口拔牙，实为排异，有借刀杀人之意。
危困时刻，盛子瑾求援于中共安徽省工委宣传部长、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张劲夫，希望在人力上得到中共和动委会支持，点名让江上青带人随任。张劲夫决定以动委会名义派遣以江上青为首的十余名青年才俊随盛到皖东北工作，由其中秘密党员江上青，赵敏、周屯、谢景鸿、廖量之、吕亮平（吕振球）、吴云屯等组成中共特别支部，江上青任书记。
江上青公开职务是督查专员秘书，第五游击区政治部主任，实权相当于二把手。盛与江，一国一共，一文一武，风华正茂、相得益彰，很快就在皖东北打开局面，首战告捷。
同年11月盛子瑾、江上青带七八十人枪进驻泗县泗城东南的郑集，并连夜杀奔五河县城，逮捕、处决了维持会头面人物，委派李东逸代理五河县长。
盛子瑾、江上青重返郑集，建立专署和县府机构，委派各区区长和队长。除从前任专员孙伯文的部下孟广太、马含章手中接收1000 多条枪支外，又搜缴了群众自卫枪支，即建立了几个抗日自卫团。人枪2000多，成为皖东北的一支重要抗日武装。
1939年春，盛子瑾开办了“军政干部学校”，自兼校长，江上青任副校长，主持工作。共产党员石青任军事主任兼政治大队长，共产党员谢景鸿任政治部主任。短短半年，培训了1000多抗日骨干，被誉为“皖东北小黄埔”。
学员中有位进步女学生戴锡可，后来是汪道涵夫人。戴锡可也是嘉山明光镇人，汪道涵同乡，是出身地方名门乡绅的大家闺秀，毕业于安徽凤阳师范高中。1940年参加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与时任战地服务团副团长的汪道涵相识，一见钟情，不久结为夫妇。1941年汪道涵任中共嘉山县委书记兼县长期间，戴锡可任嘉山县自来桥区委书记，是皖东有影响的抗日女英雄。
据网传，1939年汪道涵被派遣回安徽嘉山县工作期间，江上青曾应汪道涵之请，走盛子瑾门路，给了汪道涵一纸国民政府嘉山县县长的官封。
1949年，汪道涵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戴锡可任华东工业部上海益民工业公司经理，江上青的养子江老大，任公司下属益民食品一厂工程师。汪道涵到益民食品一厂参观，认识并知道了江老大是江上青养子，自此相交。除了江上青曾是戴锡可的老师，汪道涵和江上青也有战友之谊。
几十年后，汪道涵回忆这段往事：“因为江泽民是厂里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我妻子的下属，我们也就越来越熟，江泽民成了我家的常客。我的妻子比江泽民大九岁，我们始终把他当小弟弟看待，除了谈工作，我们也谈其他事情，比如谈我们的家庭。江泽民的身世非同一般，他是江上青烈士的儿子。
汪道涵在华东和1953年调北京任机械部副部长期间，对下属江泽民任职、调动，多有提携；江改革开放后，出任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汪是直接推手。1980年代中期，江在上海工作，老市长、书记汪道涵、陈国栋皆鼎力相助。
结盟张爱萍
安徽省工委给中共皖东北特支下达的任务是：团结争取盛子瑾联合抗日，开展敌后工作，为创建中共领导的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准备条件。
张爱萍
1939年7月，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张爱萍、新四军游击支队秘书刘玉柱，受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兼政委彭雪枫派遣，随八路军苏鲁豫友队胡炳云大队前往皖东北。
张持彭雪枫致盛子瑾的亲笔信（一说是张劲夫给江上青的亲笔信），在泗县双沟找到杨纯和江上青，商定如何与盛子瑾建立统战关系。同年8月又在杨、江陪同下与盛子瑾见面，达成统战协定。
杨纯
在盛子瑾、江上青安排下，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在泗县张塘村建立。主任张爱萍，副主任刘玉柱。刘玉柱（武飞、黄春圃）率领的新四军江淮纵队和八路军陇海游击队、胡田大队，取得进驻皖东北合法地位。盛子瑾每月还提供一万元政府经费支持。同期，成立了以张爱萍为书记，杨纯、刘玉柱（刘玉柱是江苏邳县人，1909年-1998，1926年入党，解放后曾任二机部副部长）、吴法宪为委员的皖东北工作委员会。江上青的皖东北特支，并入皖东北工委，江上青市委员。
1939年9月，江上青牺牲后不久，中共皖东北工作委员会为苏皖边区委员会取代。金明（解放后任中南局秘书长，河北省委书记）为书记，统一领导苏皖边区党的工作，下辖皖东北和邳睢铜（江苏）等4个地委。
在江上青牺牲时，皖东北工委的核心是张爱萍、杨纯、刘玉柱、江上青；吴法宪则受命于黄克诚，随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胡炳文大队在皖东北附近活动。杨纯是山东八路军派出的代表；公开身份是盛子瑾六分区专署民运科长。这一年，杨纯22岁，吴法宪24岁，张爱萍与江上青同龄，都是28岁，刘玉柱30岁，盛子瑾31岁。
杨纯是抗战期间山东八路军的出名女将，有军中“丽达”之美誉。杨纯原名万国瑞，还是汉口女一中学生时，就在“一二九”运动中，担任了武汉学生大游行的总指挥。1936年考入武大化学系，与秘密学联负责人、机械会学生李锐（曾任毛泽东秘书，中组部副部长、党内民主改革派代表人物）相恋，并成为李锐为1937年2月自发建立“中国共产党武汉临时支部”的8名成员之一。
1937年春、夏，两人先后离校，到北平找到党组织。“七七事变”后，这对恋人双双转移到山东。1938年3月，李锐到武汉参加全国学联大会，后被中共长江局秘调徐州，到李宗仁第五战区，代表山东平津同学会出任青年救国团负责人，后又率青救团一部，赴东北军于学忠中组建战地工作团，徐州失守后，部队打散，李锐辗转逃回武汉，被中共长江局调任湖北团省委书记。自此与杨纯失联，1939年与武汉美女记者、共产党员范元甄结婚。
杨纯则留在山东，参加了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在1938年10月，调任皖东北工作前，是第四游击队（相当团）政委。杨纯文武双全，性格豪爽，在皖东北和张爱萍有过一段露水婚姻；不到一年，两个个性倔强的革命者就分手了。杨纯后同苏皖区委宣传部长张彦结婚，解放后任过周总理秘书，卫生部副部长。晚年住在北京木樨地22号。
张彦也是青年才子。1918年生，和杨纯同岁，江苏镇江人，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1937年南京沦陷后，张弃学奔赴延安，同年12月在抗大入党。1938年2月赴苏皖敌后抗战，1939年任苏皖区委宣传部长。1940年秋，皖东北主力部队分调山东、盐阜，只留下二支队六团在地委领导人刘玉柱、张彦领导下坚持游击斗争，直至1941年四、五月份，张爱萍率新四师九旅和二师五族配合发起洪泽湖战斗，重新恢复起皖东北根据地。张彦1951年任中共华东局副秘书长，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分管外事，1958年，国务院成立外事办公室，陈毅任主任，张彦任副主任。
盛子瑾与江上青联共抗日，遭到桂系和当地地方武装的双重反制。先是灵壁雷杰三的地方武装，公开反盛。
张爱萍找吴法宪，让八路军胡炳云大队出击，打跨了雷杰三的部队，也帮了盛子瑾。雷杰三投降了日伪，在泗县“时村”建立了伪政权。
接着，桂系派来钳制盛子瑾的灵壁县长许志远也公开反盛了。许志远也有几个连的桂军武装，与盛子瑾的部队见面就打，双方冲突频频。许志远与吴法宪合作较好，张爱萍与盛子瑾关系不错。1939年8月29日，张爱萍、刘玉柱就以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正、副主任名义出面，在泗县张大路镇为盛、许设宴调停。令两方将警卫队放在庄子外，我方派警卫队负责双方安全。
盛方代表是盛子瑾、江上青。当晚在回程中，盛子瑾一行被许志远支持的地主武装伏袭，江上青等8人殉难。盛子瑾单身脱逃。张爱萍回忆到：“谈判后，我还劝盛从马厂走，他要走小湾子走，结果遭到逃脱。地主武装袭击，江上青牺牲了，盛子瑾逃脱出来，还是从马厂镇回去的。”
这就是当年皖江北轰动一时的“小湾子事件”。江上青由此名垂党史；上个世纪90年代，从2000多万牺牲先烈中被选出，名列中国100名有突出贡献的英模名单。
刘少奇曾评价说：“抗战初期，我党在皖东北与盛子瑾的统战,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张爱萍当年在主持江上青追悼会时说，“江上青的殉国，不仅使我失去了知友，失去位战友，也使皖东北抗日民主阵线失去了位卓越的领导者，也使中国革命大厦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栋梁”。
盛子瑾的谢幕和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掘起
江上青牺牲，对盛子瑾也是重大打击。盛与张爱萍的关系也由于失去江上青的桥梁和江华（1907-1999，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人，八大、十大候补中委，十一大中委、中顾委常委。解放后任浙江省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率八路军苏皖支队数千人南下进驻皖东北，产生了裂痕。盛子瑾于1939年冬，受到李品仙（安徽省主席）和徐志远支持的地主武装的排斥打击。1940年初，被省主席李品仙免去其在皖东北军政一切公职。
盛子瑾在皖东北，此时已拉起了一支2000多人的抗日游击武装，分为三个支队。其中三支队由江上青安排的共产党人完全掌控。40年初，张爱萍奉彭雪枫成立新四军六支队四总队时，盛子瑾把三支队交给张爱萍，编入了张任司令的四总队，成为初期的基础武装。当时，是一大笔重礼。
但一、二支队还有1500多人枪。盛子瑾既不为皖东北日伪、桂系、地方武装三方所不容，又与张爱萍生嫌，萌生去意。遂与老长官李明扬联络，准备带兵从皖东北出走，投奔李明扬麾下。
李明扬是安徽肖县人，生于1891年，清末考入新式陆军学堂，早年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参加了江苏起义援鄂支队，在武昌结识同盟会大佬李烈钧。李烈钧出任江西省总督兼赣军总司令后，李明扬跟随左右，官至赣军副参谋长，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和护国、护法战争。北伐时为驻粤赣军总司令，时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相识相敬。抗战后，任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参加过台儿庄大战。
1939年，李明扬任国民政府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副总指挥李长江），驻扎苏中泰州;与韩德勤同为苏中、苏北敌后国军两大巨头。新四军挺进苏北，制定了“联李孤韩”方略。经周恩来搭桥，陈毅曾亲赴泰州拜访李明扬，带去毛泽东、周恩来亲笔信。李明扬表示“抗日我干，打内战我不干”。曾为包括新四军借道东进打黄桥等军事行动，提供了不少方便和物资支持。
李明扬、盛子瑾与当时在皖东开创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五支队罗炳辉司令，也有东征、北伐的旧谊。当时李明扬是赣军朱培德的麾下团长，罗炳辉是营长，盛子瑾是连长。
罗炳辉（1897年-1946年,无产阶级36位军事家之一。1929年入党，同年11月吉安起义。红军时任红一军团十二军、二十二军军长，红一方面军九军团军团长，红军军长。抗战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新四军五支队司令，新四军二师师长，新四军副军长）。新四军五支队司令部驻扎在淮河以南，津浦路东的安徽来安县半塔集。以淮河以北，津浦路西的皖东北互交战略倚角。
张恺帆
罗炳辉
李明扬
1940年3月初，在盛子瑾联络李明扬准备移兵的当口，罗炳辉司令派五支队秘书长张恺帆（1908-1991，安徽无为县人，解放后任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作为特使，先后赴泰泰州、泗县，分别拜访旧谊李明扬、盛子瑾。受到李明扬、盛子瑾盛情款待。盛子瑾与张恺帆谈起向罗炳辉司令请求借道南下泰州之愿。张告别盛子瑾后，又到张塘村皖东北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驻地拜访张爱萍。通报了盛子瑾拟借道新四军地盘东南移泰州之事。
张爱萍舍不得盛子瑾的1500多条枪离境，但又没有理由撕破脸、武力拦阻盛率部赴李明扬处。遂和张恺帆商定，电告新四军五支队留守半塔的张劲夫（五支队政治部主任）和政委郭述申；当时罗炳辉和陶勇（1913-1987，安徽霍邱县人；开国中将，1967年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时，被迫害致死）正带主力在津浦路西作战，韩德勤乘机调兵1万余准备围歼半塔我军政机关。留守的郭述申、张劲夫手中可用于防卫的兵力仅500余人枪；加上外围兵力约3000人，其中还包括两个学生队、一个女生和少年队，大多人没有枪，显然过于薄弱。
遂决定，乘盛子瑾借道之机“乘火打劫”，乘其不备，伏兵“和平缴械”。“劫道”友军这些枪支弹药，立即武装了外围兵力，为新四军赢得半塔保卫战，发挥了关键作用。1940年3月21日-23日的“半塔保卫战”，歼敌3000余人，则为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40年4月初，刘少奇、张云逸、赖传珠等率中共中原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抵半塔，形成了领导长江以北，苏、皖、鄂、豫党、政军工作的新中心。
盛子瑾的部队缴械后被就地遣散，其中一部分秘密党员和抗日骨干，加入了新四军。盛子瑾受到罗炳辉、郭述申（1904-1994年，湖北孝感人。1922年入团，1925年转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曾任红红四方面军28军政委、红25军政治部主任、到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曾任中纪委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中顾委委员）、张劲夫、张凯帆的礼遇和款待，又无可奈何。
半塔保卫战后，罗炳辉派兵护送盛子瑾到泰州。李明扬亦无意因此“摩擦”事件而与罗炳辉、陈毅、粟裕的新四军分裂；只能竭力留盛任军职，盛则灰心意懒，坚辞不就。李明扬只好送了笔钱，助盛去做生意了。盛子瑾自此退出军政江湖，归隐商海。
李明扬抗战后任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淮南行署主任，由于反对内战，主张国共和谈，并和周恩来、陈毅、粟裕联系从未中断，两次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死里逃生。李明扬1949年初在徐州贾汪率部起义。建国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78年11月，脑梗逝世。
盛子瑾离开皖东北前后，桂系灵壁县长许志远从李品仙处调兵，加上李品仙又任命新专员兼游击司令马XX带军队前来接管，双方联手拟借机把中共武力挤压出皖东北。此时，江死盛离，皖东北政治格局大变；张爱萍这下已无后顾之忧，就毫不客气，先后动武把他们或灭或驱了，遂使中共成为皖江北的独家大掌柜。
后几经争斗，至1941年5月，新四军四师在彭雪枫师长、张爱萍副师长率领下移兵皖东北；1942年1月在皖东北，成立淮南区党委和行署，成为全国十九个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尤其是淮海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皖东北、新四军四师（基础之一是新四军六支队四总）走出了邓子恢、彭雪枫、张爱萍、韦国清、张震、刘瑞龙、金明、刘震、滕海清、孔石泉、饶子健、赖毅等一大批开国元勋。
刘瑞龙
在新四军二师（前身即新四军四支队、五支队）开创的淮南抗日根据地，则走出了张云逸、郑位三、徐海东、罗炳辉、赖传珠、郭述申、方毅、张劲夫、汪道涵、张凯帆、魏文伯、成钧、赵启民、谭希林、饶守坤、王集成、汪少川、谭知耕、詹化雨、余立金、肖望东、梁从学等一批开国将领和省部级以上共和国精英。
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拓疆功臣之一的盛子瑾下场凄凉。抗战胜利后，盛子瑾和退役的美日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在上海成立了合资公司，做棉花生意。可能得罪了中央系“接收大员”，后被以抗战期“通敌”罪（与日本人作棉花生意），被上海法院判监三年，查没财产，沦为赤贫，解放后流亡上海。
在1950年“肃反运动中”，因历史曾加入“军统”等问题，被定为“反革命”入监关押。其妻杨柏蔚为其鸣冤，幸李明扬、张爱萍出证，为其夫妇在皖东北联共抗战这一段功劳说了公道话，未杀头；杨柏蔚也被安置在监所当狱医，幸可养家糊口。1955年，盛子瑾瘐死狱中。
或许是江上青的抗战功绩与盛子瑾同书一笔；不肯定盛，则江的功绩有污难实之故，终延至2001年，由上海国安局出面，为盛子瑾作出“撤消反革命罪名”的甄别决定。盛子瑾的后人们则信息渺茫。
江上青烈士在彭雪枫将军的巨大光环之下，长期寂寂无闻，直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被高层隆重推出纪念。
“国父”溯源
江上青牺牲后，先葬于泗县潘集，1982年重葬于泗县烈士陵园，张爱萍亲题墓碑。江老大、江泽慧率子女多次亲临祀奠。自此确认了江上青烈士的“国父”之尊。
有几个问题，不妨探讨一二：
（一） 倘江上青未牺牲，建国后政治待遇会怎样？
从职务上看，低则与其胞弟江树峰（1927年与江上青，同被顾民元介绍入团，1929年三人同去上海艺大求学；1937年与江上青同行参加“江文团”去皖动委参加抗日宣传）相仿，正常可按在文化部门当个处级、局级领导；高则与陈国栋、汪道涵、李任之等，同处省部一级职务。
（二） 倘江上青未牺牲，江老大命运又如何？
倘江上青未牺牲，断不会有亲属主持江老大过继为其养子一说。江老大偌定为汉奸江世俊之子（血缘）而非烈士江上青之子（法律），按当时阶级斗争政策，属“黑五类”之女。“黑五类”子女入党、留学、提干，连想都不敢吧。更甭说上位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
只是历史不能假设前提。
（三） 但恐在审干、肃反、文革中，面临四大政审难关：
一是1927年、1929年两次被捕、有无自首无变节之疑？
二是1929年上海入党，1938年才在长江局接上关系。这一段空白长达十年，中间是否脱党？尤其是1928年至1934年，江苏（兼上海）省委和中央上海分局党组织，包括中共法南区委和南通、扬州的党组织多次被破坏，高层人员叛变频繁，几度停摆。上海临时中央局、江苏省委1934年已不复存在。白区“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危害期间，江、浙、沪的地下党员被捕后脱党、叛党比例高达90%。历来是审干清查的重点。
三是与戴笠亲信、军统盛子瑾、杨柏蔚夫妇的关系，非同一般。盛子瑾被“肃反”，江上青能轻易不受牵连？
四是江上青的党藉和党龄认定：
据江泽慧撰文，“父亲1927年在南通中学高中结识了顾民元、刘瑞龙（当时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11月在白色恐怖中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5月，父亲获释出狱。是年秋考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读书。……父亲在上海艺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支部书记。1929年冬在上海北四川路粤商大酒楼参加江苏省委召开的会议时再次被捕，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西牢，一年后释放。”
另有文说，刘瑞龙是顾民元的姨兄，1927年秋介绍顾民元入团（一说入党），顾民元又介绍江上青、江树峰入团。刘、顾、江关系很亲密，有“南通三杰”之誉。
已有更具体的说明：江上青是1929年秋冬在上海艺大，经中共法南区委特批，由团转党，并被指令担任党支部书记。
经初步考证：
（1）“上海艺大”考：上海艺术大学，1925年6月创立；但于1928年1月停办。首任校长吴稚晖。陈望道、丰子恺、田汉等大批文人曾任教。
江上青1929年6月和顾民元、江树峰三人就读已停办一年多的上海艺大，似不合常理。
又及，法南区管片是法租界和南市区，上海艺大停办前则设在虹口体育会路（今东体育会路），应归另外六大区委之一管辖，不属法南区委管辖地界。
（2）法南区委考：上海法南区委直属江苏省委，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设立，1934年终止。曾是中共在上海权重最大的区级党委。据李维汉回忆，1929年任法南区委书记的是李富春。同年8月14日，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颜昌颐、中央军委杨殷牺牲；省委书记罗登贤调出。江苏省委书记先由任弼时后由李维汉代理，上调法南区委书记李富春，外县工委负责人陈云和任弼时、李维汉、康生五人组成省委常委。
（3）江苏省委29年冬季会议考：
1929年冬，1929年11月16－26日，江苏省委在上海秘密召开的第二次全省党代会。会议代表37人；中央代表周恩来，李立三，省委代表李维汉、李富春、康生。会议代表没有江上青；也没有发生被敌特破坏，叛徒出卖的“事件”。代表法南区委参会只有区委书记陈德辉一人。这是29年冬，江苏省委召开的唯一一次会议。
江上青肯定不是因参加江苏省委会议被捕的，也不是会议代表。这一时期，执行“左倾盲动”路线，各类“飞行集会”、游行、罢工不断，被抓了很多人，江上青在参加这类群众集会中而不是党的会议时被捕的可能性最大。
（4）入党必要证据缺失：
江泽慧说，江上青及七弟江树峰，是在1927年11月在南通中学读书时，在顾民元、刘瑞龙介绍影响下，加入了共青团，29年秋转上海艺大后入党；同年冬被捕。30年冬出狱，31年转暨南大学就读。
刘瑞龙1927年7月在南通入党，同年秋，任南通团负责人。1931年曾任中共法南区委宣传部长；江上青牺牲后，刘瑞龙调派皖东北任要职，与张爱萍搭档。刘瑞龙作为江上青入团的证人身份是可靠的。但我孤陋寡闻，没有看到过刘瑞龙为江上青入党和出狱后恢复关系的历史，做过正面背书的史料。
另一“入团”证人顾民元。顾民元是南通名门望族，教育家顾怡生之子。顾民元是刘瑞龙姨兄弟，在南通中学就读时，介绍江上青、江树峰入团，1929年秋三人同到上海艺大。顾民元，江树峰1928年脱离团组织，江上青反而由团转党？抗战前，顾又与江氏兄弟（上青、树峰）同在一起办刊物，唯江上青是党员？江、顾同途异归，在逻辑上似不通。
顾元民被误杀于1941年2月。新四军在黄桥一战打开苏中局面后，1940年11月，在著名爱国人士季方召开的南通、如皋、海东、启东四县各阶层代表参加的“抗日联合动员”（掘港），会议上顾民元作为民主爱国人士，被委任为启东县首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1年2月，被误定为“托”派，被新四军苏中四分区（司令刘先胜、政委张震东）五团政委彭德清奉命囚而后杀。不料顾云元在当地影响大，民众激愤；遂于同年4月2日，苏中四分区出于统战策略，在掘港又开追悼会，定位“误杀”，追认顾为烈士。但内部实按“另类”烈士处理。
1985年，中共南通市委作出《关于顾民元同志的结论》，追认其为党外抗日烈士。2012年11月24日，启东举行“纪念顾民元烈士诞辰100周年”，顾民元亲属、江上青亲属（江泽慧）、刘瑞龙亲属（刘延淮、刘延申）和启东市委书记、市政协主席及各界人士参加，实质是一次公开平反的仪式。
顾民元自1928年脱团后，没有恢复团藉，再加上早已牺牲了。江树峰也自此脱离组织，两人不可证实党组织之事。江上青入党和党藉存续，除了顾、江、刘三人不能证，实际上已没有人可证实。
（5）中共江苏省委、中共法南区委1929年――1931年期间的负责人，包括李富春、陆定一、李维汉、李硕勋、刘晓等。在江上青逝世后多年，无一人撰文自忆中提过江上青。如1930年2月――1930年11月，在法南区工作的中央文委领导人之一吴亮平（1908－1938），1930年11月被捕，也关在提篮桥监狱西牢，直至1932年10月。吴亮平后到中央苏区曾华中华苏维埃经济部长，参加长征。到延安后任中宣部副部长。建国后曾任化工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1938年时任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1930年4月以后也关在提篮桥西牢。据其回忆可证，当时狱中有严密的党支部，但只和可靠的党员联系，以防范内奸混入。
当年曾在法南区委工作的共产党人，还有知情人，解放后仍健在。但上述可能知情人，无一人发声佐证：江上青入狱时、出狱后仍保持党组织关系未断。
（6）江上青党组织关系的恢复及张劲夫、刘瑞龙、李世农等人的缄默之迷：
有回忆文章说，“江文团”内有三名党员，成立了临时支部。1938年春先到武汉，与长江局董必武接上组织关系；再由长江局转介绍到安徽省工委张劲夫处；再由张劲夫派遣江上青去盛子瑾部，后由张劲夫指定其任皖东北特支书记。但由哪个地方党组织、向长江局出具的组织关系介绍信？这是证信缺失的关键。
张劲夫与江上青、盛子瑾的关系，比张爱萍更深，曾是江上青在安徽的直接领导。江与盛的皖东北合作，亦是张劲夫安排的统战棋局。盛子瑾被缴械，张劲夫作为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更是主导者之一。
张劲夫作为第一知情人，生前理应站出来为江上青英雄事迹大书特书。但，至死保持缄默。
李世农也应是另一重要知情人。江上青与中共安徽省工委接关系，并在其领导下工作期，李世农是省委委员、组织部长。李世农生前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省纪委书记，省政协主席，2006年才逝世。也没发过声。
另一重要知情人是刘瑞龙。其一：刘瑞龙是顾民元姨兄，27年9月入党，10月刘介绍顾入团（一说入党）；顾又介绍江上青和江树峰入团。顾及江兄弟都与刘瑞龙很熟，四人年龄相差不多。有“南通三杰”之称。顾及江氏兄弟29年秋同赴上海艺大求学，若江上清单独转党并成为支部书记，刘瑞龙、顾民元和江树峰应是知情者。其二：江上青1929年冬被捕，一年后出狱时，刘瑞龙恰在中共法南区委任宣传部长、江苏省委巡视员，后任江苏省农运书记、军委委员；1933年3月到川陕革命根据地。江出狱后，若要恢复党组织关系，刘应是他首先要找、也可以找到的人。其三：刘瑞龙，1940年初调皖东北任党的主要负责人时，江上青虽已牺牲，但江上青的发妻王者兰尚在江都守寡，另一未亡人王毓贞还未牺牲。加上历史渊源，刘瑞龙应对江上青了解最多。刘瑞龙对江上青的夫人王者兰一直很关心；解放后亲自安排王者兰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横滨桥储蓄所当出纳，进至退休。1979年8月29日，是江上青牺牲40周年祭日，为促成家属在扬州平山堂举行一次纪念活动的意愿，刘瑞龙、杨纯、刘玉柱三人亲自联名给扬州民政局电发署名文章《怀念江上青同志》，同时给江上青遗属发来慰问电。
刘瑞龙1988年5月25日逝世。生前有充分时间，为江上青党籍、党龄背书：如1982年江上青迁墓重葬，就是一个契机。尽管顾、江、刘的后代后期往来密切，但刘瑞龙也没有对江上青入党、入狱及出狱后恢复党组织关系，这几大重大历史关节点，有过明确肯定的书面证明。不知者不说的立场，表明刘瑞龙极强的党性组织原则。
我提出这些质疑，一是出于对历史、对江上青烈士的尊重；
二是家父蔡辉和江上青有过相同经历，都是学子出身，16岁入团，18岁转党，都有上海地下党被捕的经历（我父亲1935年—1936年因办进步刊物在法租界被判刑一年，其间失去与党联系）。1937年抗战爆发后，江苏省委复苏，才接上组织关系。1942年在华中党校高干班学习整风期间，这一段历史被重点审查。党龄从何时算起，就争议很久。好在当时江苏浦东特委的领导人多在新四军工作，可证。当年上海、江浙，有一大批像顾民元、江树峰那样有过脱离组织经历的党团员，抗战后纷纷回归；当时有严格的甄别政策，一般说不清楚的按党外进步人士，或者历史清楚，但脱离期长按重新入团、入党处置。有些老同志，临终前才被确认脱党前的党籍党龄。
三是江上青入狱后再回到组织，没有程序交待，显然不实。抗战初期，党对从白区工作，特别是有过被捕经历的党员，有一整套严格甄别程序。在陕北，从红军大学到抗大，都有特别班（白区班，被捕人员班）边学边甄。在南方，则先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后武汉办事处）先甄选。陶铸、林立明、曹瑛、赵希愚、彭康、方毅、刘顺元、张恺帆、李世农、桂蓬等由中共营救出狱的领导干部档案中，都有甄别负责人黄文杰（最后一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的意见。
顾民元、江树峰当年与江上青共赴风雨，1927年－1938年经历相同。他们在脱离组织后，又作为党外人士参加党领导的进步活动，受到党的欢迎，但未重新入团、入党，是符合当时党的组织政策的。江上青则似是特例。
（四） 江上青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概况：
江上青生父江石溪（1870－1933），早年随其父从皖南（或江西）迁至扬州，后定居江都县仙女庙河南。
1893年娶妻范氏（1873－1956）。范氏出身扬州广陵区头桥镇大户人家；“范氏老宅”有200多年历史，四合院式民居，讫今犹存，受到文物保护。
江石溪没有功名，自学成才，青年时期曾在妹夫朱石村帮助下，回祖籍徽州应试秀才，未第。擅诗琴书画，学过中医，坐过堂（太和堂药店）。辛亥革命后，在江都庙内河轮船公司、南通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任职。1933年9月故于扬州；归葬仙水庙之郊大王庄（今江都水利枢纽工程二站东侧）。1994年，江都市政府在此建碑亭一座，以为纪念。
江石溪共育7个子女。长子江世俊（1895-1973），长媳吴月卿（1897-1977，是江家的童养媳）。次子江世杰，早夭。三子江世豪早夭，其媳胡齐德（1916-1983）。四女江世英（1906-约1948），其婿梁荣园是江都老字号鼎丰纸行创始人梁鉴泉三儿子，抗战祸起后，鼎丰纸行破产。五子江世雄（1909-1966），媳杨桂芳（1911-1944）。六子江世侯（江上青），嫡妻王者兰（1911-1985），1935年与江上青结婚，生二女，长女江泽玲，次女江泽慧；庶妻王毓贞（1912－1941），中共党员革命烈士，无子女。
江世俊（又名：江冠千），是江老大生父，早年就读于扬州第一所公立中学（张謇创立的两淮中学堂，27年更名为扬州中学）。网上唯一可炫的业绩，是在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时，曾与大文豪朱自清为同窗，同于1916年毕业。传闻待考：江世俊曾任汪伪行政院宣传部副部长等伪职。江世俊、吴月卿夫妻墓葬在扬州茅山公墓。
江世俊、吴月卿夫妻墓
江世俊、吴月卿共育三子二女，长子江泽君，次子江泽民，四子江泽宽；老二、老五是两个女儿。凡江世俊介绍中，必提其与朱自清是中学同窗。而江泽民对此卖点尤为重视。
据江老大回忆，江石溪与朱自清父亲朱鸿钧（季小坡）同年（1870年）两家在扬州时相距不远，为好友。
江泽民与朱自清次子朱闰生中学同班，关系亲密。2006年，江泽民给清华大学校长顾兼林、党委书记陈希（即十九大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新任中央党校校长）致信，要将中学同学、诗画家朱季和送给他的一幅手书“荷塘月色”转送给清华，信中写道：“我又回忆朱自清的父亲朱小坡和我的祖父江石溪是世交，朱自清和我父亲江世俊是扬州第八中学（扬州中学前身）同班同学……”
在1988年朱自清诞辰90周年和1998年朱自清诞辰100周年时，江老大两次题诗：朱自清在扬州旧城安乐巷27号的故居，“朱自清故居”扁额，也由江老大题字。
朱自青90周年时，江老大题《七律》：背景名文四海闻，少年波（披）老更情亲。清劳正气传当世，选释诗篇激后昆。
1998年朱自青诞辰100周年时，江题《五律》：辰鸣共北门，谈笑少时情。背影秦淮绿，荷塘月色明。高风凝铁骨，正气养德行。清谈传香远，文章百代名。
江上青和王毓贞：江上青1937年11月22日随“江文团”（江都是文化救亡宣传团）离开扬州，前往安徽大别山，此时留在扬州的妻子正怀有第二个女儿江泽慧。次年，安徽怀远县尤亢镇人王毓贞（后改名：王贞），在六安县桃溪镇加入“江文团”，与江上青相恋、同居（一说“结为夫妇”）。1939年8月29日，江上青等八人遇袭身亡时，王毓贞正在泗县张集东南薛庄薛端家生孩子。1941年3月20日，遭日军飞机炸成重伤，经抢救无效，次日牺牲。被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追认为革命烈士（有行署主任刘瑞龙亲笔证明），葬于当时苏皖边区党委驻地半城（现属江苏泗洪）。其与江上青所生一女，不知踪迹。
王者兰是江上青姑父朱右村的外甥女，与江上青“青梅竹马”之交，有才气。江上青牺牲后，王者兰作《七律·悼江上青》：“噩耗传来处处惊，才华未展恨难平。十年半山河运，一片丹心日月明。誓抚遗孤承素志，尽除奸慝报深情。黄沙血染英雄骨，碑碣永万古名”。长兄世俊，长媳吴月清按地方风俗，将正在中学读书的14岁次子江泽民过继给亡人江上青为子。吴月清还曾陪同王青兰，不畏艰难，赴泗县祭奠江上青。
江上青与七弟江树峰最亲。据江泽慧撰文，1927年秋，兄弟俩在扬州中学读书时，由共产党员顾民元介绍二人加入共青团，1929年秋，顾民元偕江氏兄弟三人，共赴上海艺大求学。1933年江树峰从吴淞公学经济系毕业后到皖东天长县中学任教。1937年11月，江上青、江树峰两人一起参加了“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宣传团”赴安徽。江上峰一度参加过新四军“东南晨报”工作，后离军回扬州中学任教。解放后任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晚年腾达，作为党外人士，任扬州市文联副主席，扬州市政协副主席，中华诗词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社会存疑是：为什么江世俊及其后代、王毓贞及其亲属的身份，讫今信息模糊不详？
（五）江上青祖籍源考
一说源于皖南宣城市辖下旌德县西南15公里的白地镇江村。
江上青故居
江村自清末唐初建村已讫1300余年，明清时常驻人口曾达8万多，当时有“小杭州”之称。全村占地9.2平方公里，村中曾有宗祠9座、牌坊18座、书舍9所。现有尚存完好无缺的古祠：“江氏宗祠”、“明孝子文昌公祠”、“孝子祠”等，以明清民国时期徽派建筑为主。2001年5月，江老大曾回村“省亲”。2005年，江村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2006年，江村古建筑群被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江村，历代都有名士入人仕登朝，唐、明、清都有旌德。白地江氏官至二品。近现代名人有江绍原，《语丝》发起人；江朝宗（1861-1943，政客、汉奸，北洋时期曾代国务院总理；抗战后降日，任伪北平市长，后病死）；江冬秀（1890-1975，胡适夫人）；江亢虎（中国社会党创始人，中国无政府主义鼻祖，早期社会主义传播者，汉奸；1940年出任汪伪政权的国务委员，考试院副院长；与江冠千同朝为官；1946年以汉奸罪判无期，1954年病逝上海提篮桥监狱）；江泽涵（1902年-1994），著名数学家，曾长期任北大数学关系教授，江村现有祖宅保存。
江氏宗谱历经千载，全套22本，被史学家称为中国“三大宗谱”，20世纪20年代，与曲阜孔氏、爱新觉罗氏族谱，同被荐参加巴拿马国谱谍大会。
旌德江村
旌德江村宗氏认定江上青为“金鳌江氏”的一支。金鳌江氏族族谱1930年代由江亢虎主持编订。按此谱谍，这一支现代，既出了三大汉奸：江亢虎、江朝宗、江世俊（江冠千）；也出了江上青烈士及江老大。
婺源江湾
一说江西婺源江湾是江上清的祖居地。江湾始建于隋末唐初，始称“云湾”。北宋神宋元丰二年（1079年），以汉萧何之后自许的萧江第八世祖江敌始迁至此，后改称“江湾”。2001年5月3日，江泽民也曾亲临省亲。国家5A级景区，2016年入选首批中国特色小镇。
江湾是婺源通往皖、浙、赣三省的东大门，占地近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000余。明清七品以上仕宦25人；宋一清，进仕宦38人；入《四库全书》的江氏著述有15部、161卷。村中至今还保存有御史府、三省堂、敦崇党、培心堂藤家老屋和南关亭、东和门，徒戒桥、水坝井等徽派古建筑。萧江宗祠始建于明万历六年，多次焚毁。2003年9月，第三次重建，规模宏大、雕刻精美。江湾萧江氏，明代出过抗倭名将、户部侍郎江一鳞、宫廷太医江一道；清代有朴学大师江永、清末著名教育家江谦。
在徽州清代最出名的人物不是江湾“萧江氏”，之后而是江湾镇篁岭村的曹氏“一朝两宰相”。篁岭村是红湾曹姓聚居的一个山寨古村落。清乾隆，曹文植历任礼部侍部、户部尚书；其子曹振镛，乾隆朝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太傅。
江石溪为何有两处祖籍地？据说江石溪近祖曾生活于安徽旌德县白地乡江村；但其上祖属徽州婺源（今归江西）江湾萧江宗支。而“江湾萧江”又是歙县江村济阳江氏的分支之一。汉都归宗于济阳江氏。
“歙县江村”江氏总谱记载：济阳江氏，于唐朝黄巢战乱时，迁居徽州篁墩。有《橙阳散志》为证。后分为六大支系，其中歙县江村、旌德江村、婺源江湾村，都是济阳江氏的名门望支。
“歙县江村”名人，有明末清初新安画派创始人之一浙江（江韬）；中医名著《名医类案》（江卷）的作者江灌（1503-1565）；清乾隆期扬州八大徽商之首江春（1720-1789）。江春因其“一夜堆盐造白塔”的奇迹，被乾隆帝浩授光禄大夫、正一品，赏戴孔雀翎，开“官商一体”之先河。
从远祖籍考，歙县江村、婺源江湾、旌德江村，都有江石溪先祖血缘；从近祖考，江石溪父亲从旌德江村一扬州谋生的可能性最大。
（六）对江上青的追奠是否超规格、反常例？
当今与江上青相关的祭奠纪念地，规模大、名堂多，甚至超过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周恩来、胡耀邦、陈毅、粟裕等革命元勋和李大钊、左权、彭雪枫、罗炳辉、黄继光、罗盛教、董存瑞等革命先烈；各类悼念活动规格之高，也堪比国级、副国级领袖百年追思的豪华阵容。
江上青纪念园
江上青墓
纪念地略计有：江苏泗洪烈士陵园的江上青烈士墓、安徽泗县刘圩镇泰场村“江上青纪念园”（耗资数亿，占地数百亩）、扬州“江上青史料陈列馆”、扬州东圈后街16号“江上青烈士故居”，江都水利枢纽二站东侧江石溪纪念碑亭，扬州头桥镇“范氏老宅”（江上青生母范氏故居）。与江上青祖藉有关联的安徽旌德“江村”，江西婺源“江湾”，都被官商合作斥巨资打造成国家级5A级、4A级旅游景区，列入国家红色旅游经典线路之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群。
百度上江上青被定义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江上青烈士牺牲四十周年，百年诞辰、甚至其夫人王者兰百年追思会等纪念活动的规格之高，亦为罕见。一度政治局领导、省部领导五大班子出席，亦为非正常态。
“江上青百年诞辰”之际，人民日报2011年4月11日，刊登江老大亲献辞《满江红—江上青百年诞辰祭》、王者兰赠江上青《七绝》并附录江上青《七律》，共三首。附录如下：
（一）《江泽民：满江红·江上青百年诞辰祭》
自古英雄，凭苍宇、江山点索。
酬壮志、铁窗寒彻，泮池磅礴。
史岭红梅花沥血，芦沟晓月天飞鹤。
擎玉虹，魑魅冷相看，惊魂魄。
歌颍上，旗旆烁。驱稔寇，飙尘恶。
诉声声杜宇，孛星凋落。
春水绿杨风曼暖，秋山红叶日彰灼。
清明日、持酒告先灵，神州跃。
（二）1939年江上青赠江树峰七律
过隙光阴逝白驹，
十年患难早相扶。
雄心拼付三期战，
别绪全凭一雁书。
春水绿杨思故里，
秋山红叶走征途。
天涯兄弟成劳燕，
互问风尘老病无。
（三）1938年王者兰赠江上青七绝
易逝年华不复回，
枕边泪湿鬓颜摧。
天涯奔走风尘客，
杜宇声声可忆归。
红色圈子的政治玄机
江上青死后半个世纪，即1989年以后，对中国政治格局的直接影响，实超乎史家想象。
江上青的革命领路人刘瑞龙与皖东北合作奠基的张爱萍，既是1929年南通红十四军起义的战友，又在抗战期间同为皖东北（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领导（邓子恢主党，彭雪枫、张爱萍主军，刘瑞龙主政）；加上江上青在皖东北时期与汪道涵夫妇的结识等缘由，冥冥中形成了一个红色小圈子。
这个红色圈子的后代，在1989年-2017年代，出了一位党政军老大，一位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刘家女儿），一位中将（汪家之子）。与这个圈子关系密切的张震将军（新四军四师参谋长），则在江老大当家期间，被老上级张爱萍推荐，高龄升任总参谋长、军委副主席，其子后晋升上将。
1979年与刘瑞龙、杨纯联署名写“纪念江上青”的另一江上青皖东北战友刘玉柱，1930年在苏北红十五军暴动时，又与时任红十五军第三师政委李干成（1908-1993，江苏涟水，建国后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是铁血战友。李干成之子李源潮和刘延东从团中央书记处职位上起步，历练至十八大，刘延东担纲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李源潮为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江上青牺牲后才到皖东北的彭雪枫、邓子恢及其后代，则在以江上青为纽带的核心小圈子之外。属于更大的一个外围圈子层。
李干成
张震
刘延东
李源潮
在中国现代史上，江上青牺牲的政治含金量，谁孰与争锋？
我常常想起毛泽东的两句名诗，一句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一句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今朝难评今朝事，且借前朝话得失。
2017.10.25日北京
原载微信公号蔡晓鹏闲侃江湖，本号获许可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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