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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精粹】李伟︱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及管理(一)

中国知识产权实务讲坛第二讲




深圳市超多维光电子有限公司总监李伟于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会议室作题为“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及管理”的讲座。

本次讲坛由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马海生副教授主持,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廖志刚和牟萍副教授担任与谈人。

        因本次讲座信息量大,我们拟分成两次推送。本次推送的是“超多维简介”、“知产产权战略——为什么”和“知识产权战略——内涵与外延”的问题,后续内容将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主讲人:李伟



一、超多维简介


首先,李伟总监简单介绍超多维公司的发展和商业模式。超多维是从事裸眼3D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导者,曾经在2013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这是有史以来深圳市第一家民营企业获得这个奖,国内也很少有民营企业能够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超多维的商务模式跟高通的商务模式比较类似,超多维把高新技术研发出来以后,在整个产业链销售。超多维形成芯片,把算法放到芯片中,硬件的技术会跟富士康、京东方合作,或者是跟台湾的做面板的公司合作,把技术提供给他,购买超多维的芯片,最后形成产品。超多维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是最核心的两个部分。超多维现在已经建立了好几大产业平台,比如说技术平台,本身专利跟技术是合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产业公正平台,要做出自己面板出来,提供产品平台,包括和富士康公司等公司共同推出产品。因为裸眼3D的推出必须要有网络和内容,所以超多维后来搭建了网络平台,构成一个整体的裸眼3D的生态链。





二、知识产权战略——为什么


企业特别强调知识产权,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企业,很多把知识产权作为企业的战略,甚至在很多的公司,尤其是技术性公司,知识产权的地位比一般的法务还要高,要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为什么呢?李伟总监就下图(波士顿的咨询公司)说明:纵坐标是企业收入对知识产权的依赖程度,越是技术型的公司对这方面的依赖越大,所以如果企业收入对知识产权依赖程度比较低,而且企业的知识产权数量比较少,这样的公司往往像一条小鱼,很容易被其他的公司吞并。很多公司现在采用放水养鱼的方式,他早就知道对方在侵权,但视而不见,等到对方发展到足够大的时候,在最关键的时候进行谈判诉讼。此时,企业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就要付出巨大的商业代价才能解决危机,甚至很多企业可能因此一蹶不振。



以HTC为例,有一段时间在国内手机卖得特别的火,结果在进入美国市场后,苹果连续发起几场专利诉讼,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后续大量的资金用来维持跟苹果的诉讼,因为它也不想输,输了产品就进入不了美国,所以两方打击之下,立马HTC整个市场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新的产品不敢推,老的产品又因为研发的很多资金大量被抽取做专利诉讼而非研发。例如要上市的公司,一到上市的时候,一堆诉讼就袭来了。很多公司只能签署协议,还有很多公司的上市计划受到推迟,或者上市不成功,最后只能妥协。此时,知识产权变成两个企业之间的竞争或者谋利的工具,看谁的知识产权专业人员又能吃透商业,同时又精通法律,将两个技能进行很好的结合,这种人才对于一个公司来说是最喜欢的。


很多专利流氓公司产品和商务可能做得不怎么样,但是有巨大的知识产权,比如诺基亚,其实企业已经很少生产手机了,但是每年收入几十亿,就是通过收取其他手机的专利许可费用获利。还有大量的公司最终可能会变成一个天平状态,比如说像中兴、华为,国际上的三星、苹果他们,指的是企业收入非常的高,但是本身的知识产权实力非常的庞大,这是一种相对比较平衡的状态。但是这种公司也会很谨慎,这是由于一部手机上包含的专利大概有几十万件,但是一般的公司很少会有直接打专利战,只有市场饱和的情况下,企业变成你死我活的状态,诉讼才真正发生。维权不是根本目的,维权只是为了拿来打压对手的一个说法而已,最终什么时候和解,怎么和解,谈到什么情况下和解,要把你打到什么样,这才是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随后,李伟总监又以半导体市场的例子,80年代半导体市场,TI做芯片比较牛,那时候亚洲企业基本上没有那方面的销售,亚洲企业低成本取得了比较合理的的份额,结果就开始通过知识产权要进行围追堵截,三星赔偿了在当时最贵的一笔赔偿。后来三星痛定思痛,每年投入巨额的资金,一方面做研发,一方面申请专利。几年后,TI再续签协议的时候,发现三星已经变强了,不可能再像原来那样为所欲为了。同理,02年到10年的时候在中兴通讯,当时还处于3G时代的前夕。01、02年的时候,当时的传统通讯公司,诺基亚、立信都想进入中国的市场,因为1G的时候没有中国的企业参与,2G的时候欧洲GCM系统一个阵营,美国是高通。到3G的时候,三套系统,欧洲继续演进,高通就继续往下走,当时国内大唐公司推出TDSMA,这么做的原因是以往我国没有自己的标准,在2G的时候不但包括中兴华为做手机要给人家交钱,甚至连中国移动、联通他们运营网络,也得给那些企业交钱,每年的专利的成本可能超过整个的20%。所以最早的时候装一个电话还要给邮电局交一个初装费,不像现在免费给你装,就是因为以往的限制。



中国政府为了发展整个的通讯行业,一方面是跟国外企业谈判,一方面开始扶植自己国内的企业,如中兴、华为等,并且3G时代大唐公司争取了一个标准。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当时工信部对欧美企业非常的警惕,工信部迟迟不放开3G标准,是认为中国企业需要积累实力。诺基亚、爱立信想让中国尽早放开,就在国内找一个代言人,当时他们分别来跟中兴、华为谈,跟华为谈华为很爽快的同意了,允诺一个为期五年的低许可费率。同时又跟中兴谈,中兴当时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等到后面07、08年的时候,五年合同到期了,华为那时候在国内做的一般,但是在国际上做得非常好。华为在这五年的时间申请了大量的标准必要专利,以及一些基础性的专利。在08年的时候华为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在谈判时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企业知识产权都是作为企业竞争的工具,企业如何使用工具,是基于对这个工具法律的适用性和在竞争策略的调整。如果完全从法律的角度去理解,可能会跟平常的认知不一致,但是结合商业的考量,比如对技术的发展产业成熟的方面去理解,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不一样。


李伟总监又列明了一些索赔的实例。这是现在整个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科技型企业普遍的一个问题,随着中国人勤奋能干,很快的了解国际规则,中国的企业迅速的崛起。但是同时我们很多时候在一些原创性技术或者原创性专利方面先天不足,所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到某一个阶段就会碰到很多知识产权的问题,这时候就会导致很多中国的高科技公司的知识产权大部分都是防守型的。发展知识产权招大量的人才,并且申请大量的专利,主要的使命还是为了知识产权的风险控制,使得将来企业在拓展国际市场,甚至将来上市时,知识产权不会变成企业的薄弱环节。所以现在中国绝大部分的企业的使命主要还是知识产权风险的控制,尤其是产品型的公司。第一,知识产权风险是系统性的风险,专利、商标、版权、运营各个环节都会涉及到。第二,知识产权诉讼的一个必然性,商业战场上没有太多的道德可言,可能前几年合作得特别好,过几年以后可能就要大打出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苹果跟三星,苹果智能手机做得很好,三星做芯片,而且最早苹果的芯片都是由三星提供的。最早三星没有做智能手机的时候,苹果跟三星的合作关系是非常好的,而且当时苹果的芯片只能由三星公司做出来。但是随着三星在给苹果供芯片的时候,也学习苹果的智能手机,推出自己的智能手机后,两边就立马大打出手。三星此番早有预谋的,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产权,在这点上三星比HTC要强,所以两边打来打去谁都奈何不了谁,最后只能是慢慢和解。


李伟总监又指出企业在诉讼地点的选择上也有周密的考量。仍以苹果大战三星为例,为何两边都没在中国进行诉讼呢?这是由于中国的市场是最大的,不能给中国厂商任何机会,两家都不会犯这种错误,两家很默契,主战场都选在欧洲美国。所以如果大家以后在企业工作做任何的决策,商务考量是最重要的环节,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法律环节的设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子。



李伟总监指出对于全球化的公司来说,尤其是要全球拓展市场的公司来说,知识产权是它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可能还在某种程度上有政府保护,包括专利赔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平均一个专利诉讼赔偿的额度是8万。在中国往往执法难,专利诉讼花了律师费和时间成本,最后发现赔不了多少钱,所以在中国存在很多知识产权的问题,就是执法方面的问题。但是在欧洲美国一方面诉讼的成本比较高,第二确实惩罚赔偿的力度很大,在美国如果发现是故意侵权是三倍惩罚性的赔偿,可能一个诉讼公司就破产了。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少见的。所以说如果一个公司要走上全球化的话,进入美国欧洲市场一定要解决知识产权的问题。


李伟总监也说明当前一线城市的知识产权人才十分紧缺,尤其是缺具备技术、法律、商业三方面背景的人,以后高校这方面的培养力度也会加大,未来学生的竞争也很大,如果想成为高端的人才,要集中技术、法律、商业三方面完美的融合。



三、知识产权战略——内涵与外延

首先,李伟总监展示了一组数据,这是1961年到2003年日本所支付收取的专利权使用费,大家一直觉得日本的知识产权做得很好,但其实到2003年专利费才是正向的,在此之前都是交钱,而当下的韩国还在交钱,所以知识产权一定是一个持久战。对企业知识产权而言,应考虑这几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整体性,从宏观角度,作为一个知识产权企业负责人,一定要从商务竞争的角度考虑知识产权,主要竞争对手是哪些,风险在哪些地方,哪些对手,跟你的业务怎么结合,从这几个方面来预防风险。

二是后效性,专利从申请到授权,至少是一两年,多的四、五年,也就是工作无法立即见效,尤其是对专利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所以一定要考虑长期性。因此专利的前瞻性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出现问题了再去解决,到那个时候可能就无解了。

三是非量化性,知识产权更多的价值会体现在一些宏观战略层面的东西。一个是风险管理,做得好就是增值保值,做得不好可能变成一个漏斗,出点事就得交点钱。核心的知识产权做出来,甚至对外许可交流,还能把知识产权做一个保值增值。知识产权做得好,还能给公司拉点客户,公司领导会觉得本身是把我们当做一个专业人士,后来发现不仅仅是专业人士,还具有很强的商业思维,能够给公司带来更好的市场和价值,这将大大提高对你的认可度。以供应链问题为例:给中兴供货的几家公司打起来了,比如A公司说我有专利,中兴不能让B公司给你供货,它供货的东西侵犯了我的专利,不但告B还要告中兴,如果中兴前期没有做好调研和手段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最后就受制于供应商。所以中兴前期要签一个知识产权担保条款,真的有问题了由供应商来做一个担保,你做我的供应商就不能用知识产权来威胁我等等,甚至关键的时候要求把你的知识产权跟我共享,用这些手段有效的防范知识产权的风险,维护企业最大的价值。


李伟总监指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无论什么样的企业形态,知识产权战略最后都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发展,一个是保护。尤其是对中国企业来说,所谓的发展,企业的商务拓展不会受限于知识产权,为什么很多手机公司不敢去美国欧洲,只敢去第三世界国家,为什么?就是因为知识产权积累是不够的。所以知识产权首先就是创造公司自由发展的空间,使得公司的发展不会过多的受制于知识产权。第二就是保护,公司的核心的技术、智力成果,也要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甚至将来作为增值。比如说,随着中国企业的发展,公司也有自己独特的技术,这个技术一方面跟一些传统的公司做知识产权的交叉许可,以保障自身自由发展的空间;一方面可能还要遏制其他的竞争对手,不要轻易的进入该领域。


知识产权战略的发展和保护将来多方面的利益:

第一,创新的基础,在企业特别强调知识产权的同时和中国整个创新创业的大环境相结合。专利就是技术创新直接的一个产出,这也是大家努力的一个基础。

第二,做好风险管理,现在高科技公司知识产权风险太大了,专利、商标、版权、域名,稍不小心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专利是战略性的,尤其是高科技行业。当然,这里给李伟总监强调专利诉讼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这个手机有几百万件专利,肯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知识产权从业人最怕的是人家打过来了,而你一无所知,而且没有给公司做过任何的提示和预警,这就是你的失职。所以说风险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专利方面要提前做好分析和预判,提前做好准备。所以说任何的知识产权,尤其是企业的知识产权,如果脱离了整个产业环境和公司的市场以及竞争对手的理解,那做的事情可能是无用功或者有副作用。包括给领导出的任何商业意见,一定要结合具体的商业思考问题。

第三,商业机会,李伟总监指出如果你有很强的专利思维,了解市场,知识产权利用得当的话,可以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市场。


知识产权的工作成效,首先是看商业效果,防御效果,比如说专利的交叉许可,如中兴跟华为。其次是减少对手威胁的机会,进攻的效果,采用IPR遏制竞争对手,像英特尔和威盛。有一些公司技术要过期开始做许可了,如果再不做的话可能后面就没这个机会了。当然最终的一个愿景,这是很多公司都想做到的——变成高通的商业模式,能够凭借芯片和知识产权来控制整个产业链。李伟总监认为十年前说这个话可能会是好的,但是现在根据他对目前整个行业的理解,大家越来越开放,大家对过于垄断比较反感。高通在3G的时候非常的垄断,自己建立一个整个的产业链,它都一家独大,到4G的时候尤其是到5G的时候大家不跟它合作了,即使高通的4G标准是最好的。知识产权会造成一个相对的垄断,垄断和开放中间也要与整个公司的发展来平衡,垄断短期来说可能会带来巨大利益,但是可能长期来看会扼杀公司的产业发展空间。英特尔,或者是IBM,过一段时间会把自己授权的专利免费许可给社会,当然它肯定只放一部分,最核心的捏在自己手里,告诉大家你自己去研发,没有专利的成本,也没有研发的成本,很快可以进入市场,但是你再往下走的话,可能要依赖于英特尔或者IBM的芯片,总体来说还是它的开放和垄断之间的一个平衡,以达到它最大的商业价值和商业目的。




未完待续


编辑 | 丁文



中国知识产权实务讲坛

本讲坛是继中国知识产权法官讲坛、中国知识产权名家讲坛之后的西南知识产权第三大讲坛,由西南政法大学和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由重庆知识产权保护协同创新中心和重庆知识产权研究会联合承办,由深圳市超多维光电有限公司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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