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演纪要 | 翟学伟:差序格局理论——贡献、局限与新发展
2020年5月14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翟学伟发表了《差序格局:贡献、局限与新发展》的线上演讲,这是社会学长江学者工作室、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迈向人民的中国社会学——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系列讲演”的第二讲。
在本次讲演中,翟学伟教授强调:费孝通先生留下的理论遗产,应是他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虽然他自己在其后半生的岁月里很少提及此概念,但如同其他所有的重要思想一样,它一旦流布开来,就不再属于个人,而会成为人类知识宝库中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越发感受到它的魅力及其价值。中国社会学的研究需要在理论上有所发展,费老开了一个好头,但不是结束。如果中国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研究始终停留于大半个世纪以前费老提出的“差序格局”上,那不是可喜的,而是悲哀的。
往期讲演纪要回顾 第一讲 | 周晓虹:费孝通江村调查与社会科学中国化
差序格局
贡献、局限与新发展
讲演 | 翟学伟
整理 | 金茉莉
本文系翟学伟教授讲演纪要,由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金茉莉整理,未经讲演人审阅。
费孝通先生留下的理论遗产,应是他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虽然他自己在其后半生的岁月里很少提及此概念,但如同其他所有的重要思想一样,它一旦流布开来,就不再属于个人,而会成为人类知识宝库中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越发感受到它的魅力及其价值。
中国社会学的研究需要在理论上有所发展,费老开了一个好头,但不是结束。如果中国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研究始终停留于大半个世纪以前费老提出的“差序格局”上,那不是可喜的,而是悲哀的。
深入研讨与总结这个概念的得失,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范式与方法论意义。为了比较好的理解这个概念,我这里先讨论一下差序格局出现的历史背景
(1)时代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出现社会科学,也就是说没有从客观性的角度借助于形式逻辑讨论自然、社会、文化与人的问题(比较接近的是历史学和考据学,有点这方面的苗头)。
追踪下来,这样的研究意识还是从第一代社会科学家留学以及翻译介绍了西方社会科学后才出现的。一些当时著名人物,都受到了西学的影响,如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傅斯年、冯友兰、陈寅恪、吴文藻、李安宅、瞿同祖、潘光旦等等,他们都受到了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洗礼。虽然他们的学术领域各不相同,但都强烈地表现出要用一种不同于传统学术的思路来重新认识中国人文,也重新梳理和研究自己的社会与文化。
(2)学科背景
社会学是于清末传入中国,严复当时把它译为“群学”,后受到日文翻译影响,改为“社会学”,但在潘光旦的心目中应该叫“伦学”,虽然这个名字没有采用,但这是一个西学与中学结合的名字(值得思考)。
社会学民国初年进入中国高等学堂。1916年国立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学班,次年清华大学也设有社会学课程。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社会学教学乃至系科的设立主要集中在教会大学,讲授内容均为西方社会学。当时的一些重要的社会调查主要由西方学者完成,至少也由中国少数留洋学者同西方学者合作完成。
(3)费孝通的求学背景
费孝通出生于1910年,他的前20年主要在苏州度过。具体而言,他随他的父亲是在他外祖父家生活的,因此他的文化教育来自于其外祖父。他的外祖父是慈禧时候的举人,后成为当地的学官(省教育厅厅长)。他对西学有了兴趣,便弃官去商务印书馆做了编辑。其父亲是最后一届秀才,去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开办吴江中学。
费孝通在这样的读书人家成长原本是要接触和背诵一些儒家思想的启蒙读物的,但因为家庭背景原因,一开始就学习了西学,他于中学时期开始写文章发表,并学习了英文。他当时先读东吴大学医学预科。1930年正式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其间,听过美国社会学家派克来校讲学。1934年毕业,论文是《迎亲婚俗之研究》。然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社会学部,师从史禄国教授学习体质人类学。1935年在广西大瑶山从事体质人类学时,发生重大事故,妻子去世,开始接手其妻的《花篮瑶社会组织》的编写。以此经验开始从事苏州开弦弓村调查,携调查资料去英国留学,完成了《江村经济》。
个人学术作品概览
江村经济(1938)
云南三村(1945)
生育制度(1947)
乡土中国(1948)
乡土重建(1948)
潘光旦对“格局”和“伦’’的讨论
“格局”在现在汉语中的含义是结构、局面或格式,有客观化倾向,但它的初始含义本带有主观的成分。潘光旦在考证“伦”的含义时,有几个观点对费老产生了影响。首先是解释与“伦”字有关联的字,潘光旦认为,论、掄、抡、沦、纶,这些子偏旁不同,但有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凡从“仑”的字,都有条理与秩序的含义。其中“沦”指的就是水纹,也叫文貌、文理。然后引申到“类别规律”。
概括起来,差序格局大致可以表现为有以几种内含:
1、它表现出了中国人交往中的亲疏远近特点。这一点既同中国传统家族的五服图相一致,也同中国人际交往的事实相吻合,又同儒家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相贯通;
2、这一格局的重点在于反映个体与家国、天下之间的关系,尤其表明了个体在其中所处的同心圆的中心位置,进而可以反映出宏观与微观、大宇宙与小宇宙,大我与小我之间的一体性或同质性;
3、从这一同心圆的格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道德既有内在的一贯性,又有等差性。照费老本人的观点来看,差序“系维着私人的道德”,但它们之间也都有“仁”的共相。以往学界有所争议的地方是,儒家道德原则究竟是特殊的,还是普遍的?而差序格局无形中把两者巧妙地接合到了一起,让人们觉得一以贯之与差等有别可以共存于同一体系中;
4、该格局还反映了公与私,自我与他人及内外群体之间相对且模糊的关系,而不同于西方社会所体现的明确(二元对立的)关系。在西方的概念中,公私是对对立概念,两者界限分明。任何属于公的就不可能属于私,而划归为私的就不是公。
对中国社会而言:
对家族而言,家庭就是私,家族就是公
对老乡而言,家族就是私,老乡就是公
对国家而言,老乡就是私,国家就是公
对天下而言,国家就是私,天下就是公
因此同一个地方,既可以为私又可以为公
5、以上这些特点又会引出一个格局的比较问题。表面上看,差序格局在人类社会似乎是普遍存在的。西方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中国社会的格局。一般来说,人们都会对自己的家人、朋友更好。可是,一旦将它同团体格局的特征做一一比较,西方人就会承认他们还是更能接受后者。可见,这里面隐藏着宗法观念与宗教精神的差异;
6、差序格局导致的行为差异使人们很难遵从法律准则,人们更乐于向内来寻求价值的提升与遵从富有弹性的习惯法。由此一来,这样的社会在制度设置、运行以及执行上都容易顺着社会情境与个人关系来操作,这就很容易造成人治的特点。
1、一个比西方理论好的本土概念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上面的许多特点其实可以提升为一系列认知中国社会的模式,即我们并不是按照西方所谓的二元对立思维来构建社会的。以群体研究为例,西方社会学倾向认为群体应该划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但差序格局打破了这样的界限。它让我们看到个体完全可以共存于若干群体中,也看到了一个体在多种群体中的游离与自定义的状态,结果分辨各个群体与自己之间的关系远近比划定内外界限更重要。
近来兴起的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强关系”与“弱关系”概念看起来也是一种关系研究,但它还是摆脱不了对内外群体的辨认。比较这对概念,它们显然不如差序格局更符合中国人关系运行的实情。
以上这些探讨足够让我们看出差序格局对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解释力了。
由于费老自己没有定义,不同学者给出不同观点。其中明显的争论,一是内部的,差序格局是平面的,还是立体的;一是外部的,这个概念有没有解释力。如果我们解读文字,那么“差”和“序”就可能立体,如果我们借助费老自己给我们的比如,比如水波纹,那么就是平面的。
后来接受西化的学者想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发挥,无非是想把西方的社会资源理论、社会网络理论与差序格局糅合在一起,说明中国人在符合社会交换与分配时容易受到差序格局的限制。
这种糅合出来的理论框架,更多地是想把差序格局放入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中,早期的就是特殊主义。后来是交换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这时,差序格局中的深刻思想也就大大地简化了,只成为血缘、地缘;熟人、生人;家人、朋友、外人的关系表述。而阎氏立体说面临的一个难解之处是,一旦把差序格局放在立起来的等级架构中看,费老突出的自我中心便没有了摆放的位置,因为晚辈或地位卑微者无论如何也不会处在等级结构的中心(平面的中心点和立体的中心点是不一样的)。
而困境在于如何在历史的角度上做出贡献,启迪后者的思维方向。这点运用在一种理论上,也许比演绎、推理和论证更为首要,但或许是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过于强大,不但后人要批评费老的比喻方式,就是费老本人也想在这个比喻的基础上做逻辑推论,以便能回到逻辑实证中来、这就出问题了。
1、想象中的“推”与现实中的“通道
在中国统一后的历朝历代,这样的转化形式会有所变化,比如察举制度、科举制度,留学与高考制度,考公务员制度等,但它无论如何变,万变不离其宗,建立了一种通道,向国家推送人才就是促成了社会上一种比较单一的向上动力,而在这一动力的背后也促成了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网络。正因为有这种牢固而又可以扩展出去的网络,上升的过程也伴随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这也是中国人的奋斗理想的解决途径,通道问题的显现,虽然一方面不能使所有的人都去做修齐治平的事,但它给所有的个人及其家庭带来了一种发家的梦想和政治理想,即大多数家庭都寄希望于其中至少有一个家庭成员能走过这个通道。
2、社会学界最宝贵的学术财富
综合来看,差序格局是一种动态性视角与动力理论,我们就能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来重新理解差序格局所包含的非二元对立关系、扩张与伸缩、公与私的相对性、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融合以及差序界限的模糊性等问题,而不再限制于对差序格局本身定义及其涵盖性的解读。虽然这个概念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在视角、方法论及隐喻之方法上的启示,无疑是费老留给中国社会学界最宝贵的学术财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费老当年提出的这一概念应为中国社会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一、费老经历的是中国社会学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们这一代人也经历了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
二、费老的学习经历和大多数社会学学生很像。我们的学习经历也是中小学、本科、研究生或出国留学。
三、但费老因不满足于社会学的现状,而有所创新。我们对中国社会学的现状满意吗?
费老说,他提出的“文化自觉”是给中国社会学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我们在意文化自觉”吗?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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