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国志 | 新加坡，远东咽喉的生死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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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扑克内容团队，马也
编辑 | 扑克投资家，转载请联系rym@puoke.com授权
围绕地缘政治进行的博弈从来都是人类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幕。在这个舞台上，无数的国家如同繁星一般崛起、衰落，用自己的历程给历史留下属于自己独特的印记。
“列国志”，是我们扑克投资家开辟的对于各国政经和经济情况的评述与介绍，精选出一个绝大部分人所未曾接触过的视角去看那些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国家，帮助读者构建起一幅关于全球政经动态最前沿的思考和分析框架。
我们的国家已经站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有足够理由去相信一个伟大的时代正在开启。我们既希望给读者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又希望有更多生活在不同国家的读者能够跟我们取得联系，能把你们生活中最鲜活的一面通过扑克投资家这个平台展现给世界。
扑克导读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新加坡作为一个华裔人口占主流的国家，跟中国同种同文，应该会是一个对中国友好的国家，但现实却往往与人们的粗浅认识相反，不管是在把中国排除出贸易圈的TPP协定，还是针对中国的南海仲裁，新加坡都站到了中国利益的对立面，以配合美国制衡中国为己任，这一切的背后，最深刻的答案会是什么？扑克投资家将为你揭开新加坡在地缘政治中各种行为背后最深层次的原因，提前预警这个远东最重要的航运和贸易港口在将来可能出现的严重地缘危机。
9月18日，第17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委内瑞拉闭幕。
会上虽然通过了不少文件，但在9月21日，据参会的人员透露，在磋商成果文件过程中，新加坡曾执意要求塞入为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背书的内容，由于多个国家明确反对，最终只得作罢。
在磋商过程中，有不少国家发言，明确反对强化涉南海内容，此时新加坡代表表现得气急败坏，对反对其企图的国家的立场冷嘲热讽，甚至在争论中出言不逊，对立场公正的国家的代表恶意攻击。不仅如此，在外长会及其后，新加坡不断节外生枝，公开挑战委内瑞拉作为主席国的裁决，再次遭到不少国家明确反对。许多与会代表对新加坡不顾不结盟运动团结，公开挑战不结盟运动决策程序及惯例做法表示不满。新加坡出于一己私利，在磋商和会议中反复纠缠，多次拖延会议进程至深夜，也引起各国反感。
新加坡这样的行为，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事。
2015年，新加坡接棒泰国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协调国”，为期三年。当年4月初，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在中美亚洲争霸过程中，亚洲国家心向美国，如果举行“秘密投票”的话，每一个国家都会赞成美国在亚洲地区有更广泛的介入，不管他们在公开场合怎么表态。
同月，针对中国外长宣布与文莱、老挝、柬埔寨就南海问题达成的四点共识，新加坡的两个巡回大使王景荣与比哈拉里分别表示，中国似“在干涉东盟内部事务”，“分化亚细安（东盟）”。
今年6月，在云南玉溪举行的中国-东盟特别外长会议后，新加坡又单独发表具有明显倾向性的声明。
今年7月，所谓南海仲裁案结果出炉后，除越南、菲律宾以外，东盟国家中只有新加坡明确表达了对所谓仲裁结果的认可。
8月2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期间双方重申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坚定承诺，并提及南海问题，呼吁有关国家“尊重”所谓的仲裁结果，支持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奥巴马重申他是TPP的强烈支持者，美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
李显龙在记者会上呼吁TPP各国、尤其是美国尽快推动国会批准这项贸易协定，强调美国的信誉与TPP成功与否“休戚相关”。如果美国在TPP问题上选择不同的方向，美国乃至全球都可能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另外，新加坡可能会购买美国的F-35战机，并将讨论新加坡部队在关岛受训的可能性。
今年8月21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会发表演讲时，用15分钟时间发表了新加坡对中美关系以及南海问题的立场。他指出，新加坡乐见自己成为中美之间“共同朋友圈的一员”，更称新加坡受到在朋友之间“选边站”的压力，但他重申新加坡将采取“独立、仔细考虑过的”立场，计算自身利益，否则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将无法生存；同时他希望美国继续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虽然也说与中国的友谊“比南海广阔”。
新加坡不是南海当事方，却为什么比身处南海危局中的菲律宾等国家更加积极地参与在东亚所有跟中国国家利益敌对的活动，从TPP，到南海仲裁，再到各种会议上的小动作？
迄今为止对于很多生活在中国的人而言，天然地觉得新加坡这个主体构成民族为华人的国家会地对中国友好，却未曾想过，如果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而言，新加坡其实是比日本更加敌视中国的一个国家。如果说日本与中国的矛盾是长期历史和政治等各种因素的综合，那么，新加坡与中国的矛盾，则是地缘上不可调和的矛盾。
中国的强大一定意味着新加坡的衰落和破败。至于为什么，则要从新加坡的历史和崛起过程说起了。
被休了三次的独立
历史上，新加坡曾是马来西亚大家庭的一员。公元18世纪至19世纪初，新加坡即为马来亚柔佛王国的一部分。二次大战期间，新加坡被日军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恢复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1959年6月新加坡实行内部自治，成为自治邦。
当年，作为英国自治邦的新加坡面临困境无法独立生存，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所在的人民党，一直希望与马来亚合并，当时的马来亚总理东古·拉赫曼经反复权衡，于1961年5月27日提出成立“马来西亚”的计划。该计划把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和马来亚合并成一个新国家，即马来西亚。该计划获得以上各方的热烈赞同。
对于资源匮乏的新加坡而言，马来西亚是其最理想的经济腹地和产品销售市场。濒临破产的马来西亚政府也将获得新加坡上缴的税收，纾解巨额财政赤字。
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新加坡、沙巴、砂劳越组成了马来西亚联邦，期望结合成一个新兴的强大经济实体。
可是，还没度过蜜月期，这段“婚姻”就遇到了各种麻烦。
经济上，中央政府要求提高新加坡上缴的税收，新加坡则希望建立共同市场，以便将货物推销到大马全境。结果是，建立共同市场遥遥无期，新加坡时常拖延上缴的税收，双方陷入“双输”的僵局。同时，印度尼西亚并不满意身旁突然出现一个强大的邻居。在马来西亚成立后，印尼便断绝了和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禁止马来西亚的商人到印尼做生意，很多新加坡商人因此破产。
政治上，为了维持平衡，马来西亚宪法规定马来西亚的公民不能到新加坡从政，新加坡公民也不能参加马来西亚的大选。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党都争相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对方地盘。新加坡两次爆发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种族骚乱，使马来西亚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关系日趋紧张。
1964年，马来西亚大选后，新加坡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急转直下。李光耀不愿意分家，他始终希望建立一个包含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但马来西亚“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决心已定：“我打定了主意，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
1965年8月9日上午10时，广播电台和丽的呼声播送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断，大为震惊的听众听到广播员庄严地读出一份宣言。这份宣言只有90个宇，却改变了新加坡人民和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
“自由与独立永远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我，李光耀，以新加坡总理的名义，代表新加坡人民与政府，宣布从1965年8月9日起，在自由、正义、公平的原则下，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主、独立与民主的国家，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里，誓将永远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和快乐。”
紧接着是另一份宣言：“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命。愿真主——宇宙的主宰，得到颂赞……余，马来西亚首相东姑拉赫曼，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批准，谨此昭示，自1965年8月9日起，新加坡不再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它将永远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邦国，从此脱离并不再依赖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政府承认目前的新加坡政府是独立自主的政府，并将本着友好的精神与之合作。”
国会里一片死寂。东姑是在副首相敦拉扎克提出一项议案一读之后发言的，该项议案要求立即对1965年宪法与马来西亚法案进行辩论。到下午一点半，二三读辩论完毕，法案送交上议院。上议院的一读从两点半开始，到四点半三读通过。最高元首当天就批准，完成了宪法所规定的程序。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
按照马来穆斯林的风俗，丈夫可以宣布“塔拉克”（我休了你）三次，做妻子的却无权这样。这期间他们可以重归于好，他可以娶回她。不过，在他讲了三次“塔拉克”之后，就不能再娶她了。马来西亚“休”了新加坡的时候，国会上下两院三读法案，等于宣布“塔拉克”三次。
就这样，新加坡被一脚踢出了马来西亚联邦。
宣布新加坡独立时，李光耀泪流满面，因为新马分家，意味着他绝无可能成为马来西亚的总理，没有机会去管理一个数千万人口级别的国家，只能沦为一个小国的总理，这后来成为了李光耀一生的憾事。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我从来没这样悲伤过。分家成了事实，我辜负了马来亚、沙巴和沙捞越许许多多的人……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头上的。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在居住着1亿多马来回教徒的群岛上，我们华族人口简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如何生存呢？”
是的，新加坡应该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生存呢？两边的国家，一个是马来西亚，一个是印尼，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而且不管是人口还是军事实力都要压倒当时弱小的新加坡，如果印尼或者马来西亚用武力威胁新加坡，新加坡还能够活下去吗？为了活下去，注定要引进一个强大的外部军事力量，把自己捆绑在其战车之上。
而要吸引一个强大的外部的军事力量，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新加坡唯一的优势，在于自身的地理位置。
远东通道的咽喉
新加坡、马六甲海峡在英殖民地时期，一直是大英帝国开展远东战略的关键要塞，早在1819年，东印度公司莱佛士很早就发现了新加坡重要的战略位置，他发现新加坡其实是与马来半岛隔着一条柔佛海峡，属于马来半岛的一部分，在新加坡最南端海角处延伸出一条岛链，这里就是沟通亚洲东西方的重要通道，北部被半岛所延伸出来的陆地所包围，成为抵御风暴与海啸的天然屏障。
与新加坡相邻的群岛大约有30多个，通过新加坡转运各地的线路四通八达，从这里出发的货物可以转运到马来半岛、荷兰东印度公司，长线可输送到印度、中国、日本、西澳大利亚。
对于想从事贸易的人来说，必须选一个交通方便的地方，没有人会去货物进出不方便的地方买进卖出。而且，这个交通方便还必须是中转交通方便的地方。比如，天津的交通很方便，可是转运不方便。英国要运货去往日本韩国中国，由于大船的运费便宜，物流商一定会订一艘大船装上这些目的地不同的货物，然后再选择一距离中日韩方便的中转港转运到小船上分别运到中国和韩国与日本的各目的港。
显然，上海是最理想的中转地，因为上海距离日本韩国等距离，在上海卸货后再分别用小船转运到韩国日本是最经济最快速的。
而货物必须中转是因为大船的运费低，小船的运费高。但是在上个世纪60到70年代，上海这个本应该是东亚最有优势的港口，却因为中国当年的闭关锁国而错失了最好的机会。上海的错失。直接的后果就是让新加坡就自然成为世界最大的航运中心。
2004年它的集装箱吞吐量超过1千万标箱，是世界第一大港。2014年，虽然在上海建成深水港以后，它退居上海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港，但是港口吞吐量依旧达到3千万标箱，仅仅比上海少了二百万标箱。
而上海虽然取代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港，而且地理优势远超过新加坡，日韩的货物在上海中转的话大船可以走更远的距离。但就是因为之前上海没有自贸区的政策，日韩转运的货物仍然只能选择新加坡。
众所周知，货物后面对应的是资金。每年，仅仅欧洲非洲与中日韩和越老柬之间的集装箱就要通过新加坡转运几千万标箱。这些集装箱后面所对应的资金流超过万万亿！而为了处理本国的货物，世界各国有点影响的银行都在新加坡设立了分行。所以，仅仅这些外资银行的本地雇员就超过10万，再加上港口物流和大宗货物卖场（世界最大的石油、矿石、期货交割中心都在新加坡）产生的白领工作岗位，一个人口才400多万的小城市，想不富裕都难。
通过历史原因取代上海成为远东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卡住远东能源和贸易的咽喉，这是新加坡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也是它自身最大的价值。美国在海外的最大的海空基地就在新加坡，美国的F35战机和濒海战舰一早就部署在新加坡。新加坡樟宜机场的一半是美国空军基地，新加坡所有的港口都有美军专署码头，而且前往南海骚扰中国的美军战舰就是从新加坡出发的。
如果今天的新加坡不是远东的贸易金融中心，不是能够扼守住能源和贸易通道，美国恐怕连一辆吉普车都不会部署到新加坡。而一旦它对于美国没有这个价值，那么在马拉西亚或者印尼尝试用军事来威胁新加坡的时候，美国会不会提供对它的保护，就很难说了。一旦失去美国的保护，新加坡很可能会成为异教徒的羔羊，所以它必然会拼死抵抗。
这就是为什么上文说新加坡与中国的矛盾是地缘上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新加坡一直敌视中国的最根本原因。
站到新加坡的角度来看，上海一旦有了深水港，又有了自贸区之后，因为与韩国朝鲜日本基本是等距离，还有一条长江辐射中国西部，一条运河辐射中国华北，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虹桥和浦东机场之和是世界最大的航空港，还有跨海大桥覆盖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宁波温州，那么很多前往日本韩国朝鲜的货物肯定就未必再选择新加坡中转而会选择上海，因为这样的话大船就可以走更远的路程省下更多的运费。
上海的发展就意味着新加坡整个国家存在和崛起的基础，会被连根拔起。李光耀统治下的新加坡并不是因为他回忆录里说的勤奋加努力，如果没有60年代中国的闭关锁国，上海的封闭，就是给他再勤奋一百倍，新加坡也不会有今天的位置。
正是因为李光耀深知这一点，所以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如何配合美国削弱中国，以及阻挠中国开辟任何能够绕开马六甲海峡的运输方式。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绝大部分中国人包括中国政府，都没有引起对新加坡的足够警惕，甚至大批量把自己的中层行政人员派到新加坡去进行学习。这样大规模把自己的政府工作人员派到潜在敌对国家进行学习的行为，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而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落马的很多官员，尤其是上海周边省份的，不少就曾经到过新加坡进行所谓的培训，至于培训的时候被灌输了什么，估计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中国现在推进的一带一路上很多重要工程，也正是为了降低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为自己的能源和贸易安全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
瓜达尔港，克拉运河与皎漂港的意义
首先就是瓜达尔港，此前我们扑克投资家已经在《兵锋所指：中东！瓜达尔港的前世今生》就瓜达尔港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证。由于新疆的石油枯竭，大量炼油设备闲置，每年，邻近新疆的中东石油却要绕道上万公里经过上海才能到新疆。于是中国希望与巴基斯坦合作，在瓜达尔建港，然后铺设瓜达尔到新疆喀什的铁路。这样，中东石油一出霍尔木滋海峡就能从瓜达尔港通过铁路绕过新加坡直接运到新疆的喀什。这能够节约80%以上的路程。更重要地是可以不经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摆脱美国和印度的威胁。
结果谁都没想到的是，中国把瓜达尔港建成后，新加坡竟然用高出中国标价10倍的天价获得了瓜达尔港的经营权。导致“巴中经济走廊”（瓜达尔港到喀什的铁路）不得不停建。因为新加坡控制了港口等于美国控制了港口，再建“巴中经济走廊”就失去了意义。对新加坡而言，巴中经济走廊是对马六甲航道的分流，直接威胁新加坡的繁荣。所以，新加坡中标后一直闲置了8年不开发。直到中缅石油管道开通，继续阻绕“巴中经济走廊”已经失去意义，李家父子才交出该港的经营权。但对于中国来说，已经失去了整整8年的重要战略开发期。
如果看追踪航运贸易的卫星图，我们会发现，瓜达尔港对于石油这一战略的安全保障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还有更多东西是不可忽略的，最典型的就是南北美过来的粮食和中国输出到北美，欧洲的大量货物。图上明显出现两个重要的交汇点，一个是南非的开普敦，一个是位于安达曼海峡与马来半岛之间的海峡。
瓜达尔港对于中国的粮食和贸易影响实在是有限，这也就导致中国必须在瓜达尔港之外另外寻求安全通道。
从图上看，最简单的避开马六甲而又能保证航运通畅的方案，就是直接穿过位于泰国的克拉地峡，凿开这条狭窄的通道，就可以使中国的航运贸易直接由安达曼海进入泰国湾，一旦进入泰国湾，很快就可以抵达中国在南海控制的军事基地的海军航空兵保护范围之内，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最优的方案。
虽然挖掘克拉运河的事一直给人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但是细细推算，也没有那么大难度。
假如运河宽400米，深35米，长102千米，总土方量约15亿。按1公里一个标，可分为102个标段。每个标段的工作总量是1千5百万方渣土。假设每个标段安排40台渣土车和若干挖机推土机，每台渣土车每次运50方左右（长9.42米宽:2.4米高:2.1米），每车每天可拉15个来回，每天动用40辆车就可以拉3万方渣土，每月按照26天计算就是7.8万方。所以，每个标段上的1千5百万方渣土，理论上19个月就可以完工（每月按时按量开工，理想状态）。中国国内有几万个施工队，只要资金充足，同时开工，2年内完工是绰绰有余的。
至于运河上的桥梁和隧道，在运河开挖前建设也非常容易。所谓的资金难题，更不是问题，1千多亿人民币，仅仅相当于上海东海大桥的费用，由于全是路上施工不需要海上施工，施工难度小得多。东海大桥30多公里长，因为建在海上，施工难度起码10倍于克拉运河，所需设备更是复杂。可是东海大桥二三年就完工了。所以运河在工程上根本不是问题。起码比建100公里长的跨海大桥和500公里的地铁要简单得多（上海地铁长度就超过500公里）。通常，每公里的海上大桥的施工成本大概10倍于陆地修路。所以，30公里长的东海大桥花的1千个亿足够挖100公里的运河。不要说中国，就是上海也拿得出。更何况这样的效益明显的项目，极其容易商业融资。
与东海大桥不同的是，克拉运河能够很容易的收回投资。不仅仅大船通过一次就可以收费几十万美元。即使一分钱过路费不收，仅仅经营二岸的土地，都足以收回投资。泰国现在远远落后于新加坡，运河通航后，运河二岸都会成为像新加坡那样的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商业中心。彻底解决泰国的就业难题，为泰国带去繁荣与资金，对于泰国来说同样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次优的选择则是缅甸的皎漂港。
因为中缅两国已经正式签署修建油气管道的政府间协议，该工程起点为缅甸的皎漂港，经由曼德勒、中国瑞丽最终至昆明，石油管线长度1100公里，其中缅甸境内长771公里，管线建成后每年向中国输送2000万吨的原油，油源主要来自于中东和非洲，开通后，中国进口中东原油不必再经马六甲海峡，可自印度洋安达曼海的缅甸若开邦马德岛上岸，经该管道输送至中国西南地区。天然气全长2806公里，每年输送120亿立方米缅甸西海天然气。
中缅油气管道于2010年开工，经过近5年建设于2015年1月30日，在缅甸皎漂马德岛举行试运行仪式，马德岛港同时正式开港（可供30万吨级大型油轮靠泊），这两项工程总投资约为24.5亿美元，由中石油集团、缅甸国家油气公司共同出资建设，持股分别为50.9%和49.1%，项目运营期30年吨。至2013年7月，天然气正式投产通气，至今，已向中国输气105.708亿立方米，为缅甸下载天然气9.92亿立方米。
目前中缅原油管道基本完工，而云南炼厂的千万吨炼油项目已于今年4月29日通过国家环保部环评，届时可以消化1000万吨来自中东和非洲的原油，炼出来的成品油将可以覆盖一直受困于高额运费的云贵高原，以及经常闹"油荒"的重庆。据了解，与云南安宁千万吨炼油项目相配套的2200万吨/年的中缅油气管道已具备输油条件，该炼油项目竣工后，有望在今年年底投产。届时，生产出来的成品在自给自足外，还可辐射四川，广西，贵州等西部省区市，提升油品供应的安全程度。构建出新的炼油产业布局。但天然气分输线建设相对缓慢，目前中国段的楚雄至攀枝花的天然气管道建设预计于2018年开工。
但是如果从功能上看，皎漂港的定位更类似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是为了保障能源安全而修建的。对于粮食和其它货物而言，主要的产地和消费地还是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如果走缅甸通道，意味着还是得先进入中国的西南腹地，然后在才能从陆路转运到东部沿海，出口则刚好相反，并不能很好地替代克拉地峡的作用。
目前克拉运河的进展我们无法得知更详细的进展，但是中国现在推进的这若干工程，都会直接削弱新加坡作为航运中心的位置，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新加坡在外交上已经像一个失去理智的人在狂热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向中国发难。
然而，螳臂挡车，最后的下场永远是被历史的巨轮碾成齑粉。可能新加坡的统治者英文学得太好，已经不怎么读中国的历史，不太懂得这个历史典故了。
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
新加坡的体制，跟朝鲜的金家封建王朝并无太大差别，都是父传子，子传孙。1965年以来，新加坡政治继承就是内定制，由现任权威还活着的时候，预先挑选接班人，用逐渐树立接班人权威的方式，实现权力交接的过渡。吴作栋当家虽然不是李光耀属意的接班结局，但是上述的政治继承模式基本成立。新加坡民主制度发展了51年，显然李显龙班底还是企图根据这个模式选择接班人。
李显龙现年64岁，在新加坡的政治语境里，六十出头就给人英雄迟暮感，是政治文化传统所致。李显龙2004上台后提及栽培继承人多次，曾表示不希望自己70岁时还担任总理，对“卸任”日期虽然曾经改口，但是始终一致是“必须积极栽培接班人”的说法。人民行动党每届大选也的确有引进一班新力军，但是不知为何，在这一批一批的新人里，总是没有一位可以脱颖而出。
久而久之，李显龙是否有诚意退位也开始让人怀疑了，就是他“卸任”后，是否也会像前面两位总理一样，退而不休，在幕后或掌权、或指示、或影响，新加坡民心应该是有默契的。
李家政权盘根错节，比吴作栋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要寻找到一位可以信赖的人才放心接棒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此一来却夺去了新一代领导人更多发挥的时机，对面向世界日新月异需要不断更替的新加坡社会来说，不能不说是耽误。
人民行动党的干部引进与选拔一直是议题。虽然新加坡标榜是民主选举制度，但是执政党的权力继承更像威权制度的产物。内部栽培的被指定，而不是凭个人的能力魅力自由竞争出现。社会上不是所有集团均可参政议政，最近一项新法案规定惩处各种藐视法庭行为就被认为可能压制言论自由。通过竞争和参与的程序方式来选举产生领导人，是政治民主的本质要求。新加坡政府不在乎这一点。但是后果是，精英的参与感与民众的认同感都不强，流动机会不大，也就导致接班人的稀落与质薄。
这种精英制度已经被许多观察者指出具有极大的局限，但是在新加坡短暂的政治发展史上却奏效。避免发生错误（即狂妄者、煽动者的出现）是行动党常担心的事项，证之以当前“特朗普现象”，这样的担忧也是不是没有理由的。新加坡脆弱的民主制度缺乏自疗自制的能力，一个政治错误会演变成溃局不无可能。
然而其中的隐患不难看出。当前第四代领导团队虽说是已经出现，但是也不过是四或五人而已（陈振声、黄志明、王乙康，再加一个沈颖），而其合法性尚待建立。因为从政资历浅薄，故无法窥看出哪一位能够出任第一把交椅。主动权完全在于现任的党领导，大选机制可以帮助筛选精英，但是提拔、升迁就全看领导的安排和意愿了。
当然他们有所谓“观察期”、“考验期”，包括在内阁不断调换的职位的表现，民意并没有影响力可言。也因为缺乏一个健全的竞争机制，内在复制的毛病就难免产生，彼此观望而必须服从，缺乏活力与创意就不言而喻了。在一个颇有成就的经济体制里沾沾自喜有之、步步为营有之，但是绝对不能越过党所画的雷池，政治继承者的心态是以不变应万变，保守性比进步性要强得多。
政治继承基本上有三个程序：旧领导层的退位，新领导班底的选拔，以及新领导人的合法化。
李显龙自小被栽培是个特殊个案，不可能再被复制。其实李显龙上任时的合法性也不断被国际媒体追问。李显龙凭借家世资源当家做主，已经不能成为新一代接班模式的一种选择。这也侧面证明了在一个威权制度里政治继承人合法化的难度。
而李显龙的身体在今年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8月21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发表国庆讲话时，突发疾病，导致现场演讲一度中断，直播画面紧急切离，李显龙被搀扶下台。按照当时流出的画面，李显龙显然已经撑不了太久，而且李显龙性格过于懦弱，不够杀伐果断，更没有李光耀这种开国领导的光辉。
一旦李家无法在李显龙离开之前培养出足够优秀的下一代领导层，新加坡出现动乱并不是一件很难预见的事，而一旦新加坡进入动乱，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这块肥肉是一定会引来周边各个大国和各种政治势力的争咬，谁都会争相把手伸进去。
写到这里，我也大概能理解李光耀的不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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