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人 | 我认识的童道明

童心向道，道自彰明

我认识的童道明先生

逼近八旬的年纪，童道明越来越忙。他连续写了三个剧本，主题无一例外，都是关于契诃夫的。安徽的一家杂志登载了其中一个剧本，给他寄了一本，他看到杂志里还有中国当代人写的诗，他读了以后，觉得“我也要写诗，我写出来能跟他们不一样”。

总是这样，他的写作来自“同行的刺激”，这个“同行”首先就是契诃夫。童道明大半生读、翻译、研究契诃夫，心智三观，都被这个19世纪末的俄罗斯写作狂人所塑造，他出去做任何演讲，都能随口引用契诃夫的作品，引用那些被他珍视的契诃夫意象，例如“樱桃园”。契诃夫影响了他写戏，契诃夫的戏里没有反面人物，童道明认为这是他高人一筹的地方，说明他不只满足于描写人与人的冲突。

童道明的本职是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一个看起来很纯粹的象牙塔工作，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翻译《梅耶荷德谈话录》等作品时，他就已在公众中有了知名度。戏剧的受众有限，书的印数也超不过五千本，但是精准切中了细分市场，至今，林兆华、濮存昕这些中国戏剧界一等一的人物，总会谈起童译梅耶荷德对自己的重大启发。

这些工作并没有“导致”他成为人们所说的大拿、大咖、专家，他一直安于做一个俄罗斯“轻型”文化名家的推介者——他不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这几位“厚重”的人物，而专心推崇契诃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推崇像帕乌斯托夫斯基这样的散文作家。他创作戏剧，追求的是用优美的语言谈简单的道理，这便是帕氏的散文名作《金蔷薇》的风格；他写诗向普、莱二位看齐；他青睐的文学是让人喜悦的，而不是引人仰慕或专供学者研究的。20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编辑的契诃夫书信集，他取书名为《可爱的契诃夫》，希望读者从中认识契诃夫的“可爱”，而非“伟大”。

社会上都在说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式微，童道明对此似乎从不关心。他的哲学是“做好自己”。简直可以这么讲：他以个人的勤奋，迫使出版社去注意他的工作，他以到处讲说俄罗斯文学的热情，迫使媒体也在推介优秀的作家作品方面尽己之责。他曾说，19世纪的俄国诗人莱蒙托夫太倒霉，生于1814，死于1841，可惜在1914、1941这两个百年到来时，人们都因为战争而没有机会纪念他。好容易熬到2014年了，二百年诞辰，童道明很不开心地看到，除了小圈子里做了些纪念外，北京的大报上甚至都没有一条相关的消息。他坚信，媒体的失职，损失的是受众，而莱蒙托夫的诗，是完全可以进入普通中国读者的心灵的。

他常说，你不面对大众，你还做什么研究呢？他还是以契诃夫为榜样，写那些让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字。不过，童道明又常常直言，中国人一向认为契诃夫就是写《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这类所谓“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这认识太片面。故而，他常常谈论契诃夫的书信给他的触动：一封信里写了“月色很美，我去寄信”这几个平常的字，童道明旋即想象出一个沿着海边、踽踽独行的形象，他心中有思念，因此等不到明天了，今夜就要把信寄走……《可爱的契诃夫》一书中充满了他读契诃夫的书信的心得，读起来，像是与一个知根知底的老友在谈心，并非为凸显个人存在感而“夹带私货”。

“中国推广契诃夫第一人”——对这个媒体赋予他的身份，不妨如此理解：如果契诃夫活到八十多岁，他就是童道明的样子，随时随地，见任何人，他都能驾着一阵沙哑的笑声，瞬间回到儿童的身份里，或者，回到1959年他“问道”伊始时的样子：那年，满心俄苏情怀的他，作为一个莫斯科大学的留学生，提交了一篇有关契诃夫戏剧的论文，得到了授业老师拉克申的鼓励。种子就此落入泥土。虽然一年后童道明就因病回国，可是他再未减弱对契诃夫，以及对戏剧的热情。1962年，他应《文汇报》之请写了一篇长文谈布莱希特，此文被《新华文摘》选入，文学研究所立刻给了他一份工作；他还是国内最早介绍英国戏剧导演、理论家彼得·布鲁克的人——布莱希特和布鲁克的作品，他都通过俄文阅读过。

凭着爱好，凭着几篇文章，童道明就捧上了可以吃一辈子的饭碗，而对幸运的深刻自知，反过来又促使他做个勤奋的人。1979年后，刚从一场大病中恢复的他，连续写出谈梅耶荷德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论文，可谓又领了风气之先，此后一说精通外国戏剧的专家，童道明的名字都是被最先提起的。1982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给他出了论文集，王朝闻先生给写了序，序的题目是“假定性的魅力”。

有两件事情，是契诃夫未做而童道明做了的：一是写剧评。契诃夫写戏剧却不写剧评，童道明两者都写，只是他极少批评，而专心谈某个剧作（例如高行健的《绝对信号》）的好，这是他热爱戏剧的方式；二是写公众微信。他从八十岁开始写公众微信，到去世时写了二百多篇，每篇都控制在1500字以内：追求短小，简练，到位——这是他热爱契诃夫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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