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川啄木《秋风送爽》

歌集《一握砂》(1910)和《可悲的玩具》(1912)，诗集《叫子和口哨》(1913)以及评论《时代闭塞的现状》(1910)是他的代表著作。

啄木的歌集开创了日本短歌的新时代。在内容上他使短歌这一古老的文学形式与日本人民的现实生活相联系，冲破了传统的狭隘题材。他用现代口语来写短歌，在形式上也有创新，打破了三十一个音一行的传统形式，创造出二十一个音三行的独特格式。由于歌词新颖，意象生动，而一举成名。

啄木的短歌有一种理想的，往往是充满讽刺的内容，尽管他也因其诗歌中充满深刻的个人情调而知名。他曾在东京当校对生，并主编《朝日新闻》的诗歌栏，部分原因是不知节俭，经济拮据。曾在日记，特别是《罗马字日记》中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生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用罗马字写日记，是为了让妻子无法读懂。啄木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了他的复杂的感情和思想生活。他还出版过小说，虽然有些作品也闪烁着光彩，却无法和他的诗歌媲美。

啄木一生坎坷，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却留下日本历史上最多的诗篇（3000多首），让人感叹不已。1912年，年仅26岁，便因患慢性疾病和营养不良而死，年仅26岁。

二七三

想暂时忘记了也罢，

像铺地的石头

给春天的草埋没了一样。

二七四

从前睡在摇篮里，

梦见许多次的人，

最可怀念啊。

二七五

想起十月小阳春的

岩手山的初雪，

逼近眉睫的早晨的光景。

二七六

旱天的雨哗啦哗啦的下了，

庭前的胡枝子

稍微有点凌乱了。

二七七

秋日的天空寥廓，没有片影，

觉得太寂寞了，

有乌鸦什么的飞翔也好。

二七八

雨后的月亮，

湿透了的屋顶的瓦

处处有光，也显得悲哀啊。

二七九

我挨饿的一天，

摇着细尾巴，

饿着看我的狗的脸相。

二八〇

不知什么时候，

忘记了哭的我，

没有人能使得我哭么？

二八一

唉，酒的悲哀

涌到我身上，

站起来舞一会儿吧。

二八二

蟋蟀叫了，

蹲在旁边的石头上，

且哭且笑的独自说话。

二八三

自从生了病没有了力气，

稍微张着嘴睡，

就成为习惯了。

二八四

把只不过得到一个人的事，

作为大愿，

这是少年时候的错误。

二八五

有所怨恨时

她柔和的抬着眼睛看人，

我要是说她可爱，岂不更是无情了么。

二八六

这样的热泪，

在初恋的日子也曾有过，

以后就没有哭的日子了。

二八七

像是会见了

长久忘记了的朋友似的，

高兴的听流水的声音。

二八八

秋天的夜里

在钢铁色的天空上，

心想有个喷火的山该多好。

二八九

岩手山的秋天

山麓的三面原野里

满是虫声，到哪边去听呢？

二九〇

对没有家的孩子，

秋天像父亲一样严肃，

秋天像母亲一样可亲。

二九一

秋天来了，

恋爱的心没有闲暇啊，

夜里睡着也听着许多雁在叫。

二九二

九月也已经过了一半，

像这样幼稚的不说明，

要到几时为止呢？

二九三

不说相思的话的人，

送了来的

勿忘草的意思很清楚。

大约没有哪位诗人，产生过比屈原更为深重的委屈感。屈原的时空，苍茫无际又高度紧张。屈原生当思想文化气氛相当自由开阔的先秦，“邦无定土，士无定主”，在个人出处上，士人有相当自由的选择权，可是屈原一定要在楚国受委屈，委屈至死。《离骚》《怀沙》等屈赋楚辞，似能将我们带离那片时空，进入一个芳菲迷离、匪夷所思的世界。而这一切竟是因为他承受着超常现实重压——君昏国危，楚国赤子一再被疏被逐。

越是绝望，越是把唯一希望投向君王。屈原忠君若用情。屈赋中的屈原反复开始他的上天入地“求女”征程，却无不以失败告终。屈子持续地既把自己、亦把君王想象成“美人”。面向君王的这一“婢妾心态”，有深刻的政治及心理原因。只要存在绝对权力，臣民对君王生婢妾心态就毫不奇怪。亦可以说，婢妾心态是屈原赤子人格的极端表达。若能朝秦暮楚，人间必无此屈原。这是解读屈赋瑰丽非凡的美学特征，理解屈原异乎寻常感情与人格的基础。屈原带着南方文化的深邃热烈，猛然楔入中原文明腹地。他以生命向故国山河献祭。屈原完全无力左右其生存时空，却创造了第一个足够雄伟的文学时空，奇迹般地开启了独立诗人先河，并抬升了中国文学的高度。

与屈原的无力绝望不同，曹操曾长期处在能左右天下的状态。身处汉末大乱世的曹操，涉过无数激流险滩的曹操，其生存时空里的凶险复杂堪称登峰造极。曹操体现出诡谲、瑰异、苍茫、雄浑等多色谱气象，不难理解。大政治家军事家人格，辅之以大诗人人格，这才是曹操。与政治军事的运筹所需才能相比，那点诗才似乎微不足道。但这诗才却证明，与异常险恶的现实疆场对应，曹操有一个苍茫广阔的精神疆场。杀人不眨眼的枭雄曹操，深情柔软的诗人曹操，都是曹操。不论曹操曾操纵过多少阴谋，其灵魂的诗情画意却无法忽视。

曹操及建安文人面对的是一个血腥荒原。曹操就是建安风骨里那根最硬、最有味道的骨头。正是异常复杂的生存时空，塑造了曹操张力非凡的人格与审美格局。那里有志在千里的慷慨，又有乐极生悲的虚无。曹操丰富又雄伟，他的存在一直是醒目的。魏晋至北宋，人们基本能客观评价曹操。南宋及以下，则越来越难以正视曹操了。对迅速衰弱僵化下来的皇权来说，悄悄篡位的曹操比公然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实在可怕可恶多了。明清时代，曹操被描绘成绝对诡诈阴险冷酷无情的小丑。国势越衰弱，对奴性渴望越重，越热衷于塑造奴性模范与打造道德小丑。曹操这条正宗中华汉子、伟大诗人，其创造的精神时空堪称别具一格。

人们愿意相信，陶渊明的时空里从来就是静穆无忧的。他一直待在这诗句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世上无这等便宜事。人是不可能轻易抵达静穆境界的。陶渊明一生大多时候都需咬紧牙关。政治进退对任何一位古代士人都是大事，渊明亦不例外。若从来就视仕途功名如粪土，就不会有五仕五隐的漫长努力与徘徊。与众多士人一样，陶渊明理想人生是“功成身退”。隐士要做，但最好先有点功名为生存垫底。所以他明知仕路险恶，还是急于斩获功名。

在与朋友赠答诗中，渊明常告诫对方保重性命。枭雄林立的时空里，士人谁不是惊弓之鸟呢？他怕“死”，唯恐来不及活出自己的“活”就无奈死去。四十一岁这年，在仕途上一无所获的陶渊明彻底归隐。安全有了基本保障，贫困却日益加重。诗人对田园生活中的乞食、孤独、寂寞皆以诗文如实记录，读之令人悲酸。他在田园里将人生坚持到了终点。渊明完全不存赢取世人喝彩的愿望，但其“自言自语”却一再穿越时空，抵达后世人心。陶渊明是魏晋风度退潮后沉淀下来的一颗珍珠，已近似一粒文化“元种”。陶渊明放大了士人的精神时空，在老庄之外给中国文化额外增加了一个灵魂——田园魂。

心血来潮可称为李白的典型人格。“蝴蝶忽然满荒草……”李白之前，谁曾见过这等诗句？这个饱含异质并瞬时怒放的天才，需要一个心血来潮的人间，还该有位心血来潮的皇帝，这皇帝不加思索就给他一顶高级官帽。李白对超凡诗才不以为然，却顽固地以为自己政治才能不可一世。大唐还真有心血来潮之时，玄宗一下就把诗人从蓬蒿间弄进朝廷。诗人政治上的弱智立即暴露。皇上以极优雅方式打发掉不堪重用的才子：赐金放还。——宫廷不适合你这等生灵，大唐江山甚为广袤，有你李白蹽蹄子的地方。大唐皇帝与其他朝代紧张兮兮的皇帝就是不同。皇权两千年，哪位失宠文人曾被这样优雅地“处理”过？这就是大唐。没有大唐宏大时空，必无李白。

好像是为保持诗人赤子之心的纯粹，李白政治上始终不开窍。“忽复乘舟梦日边……”（李白《行路难》）“君子恩已毕，贱妾将何为？”（李白《〈古风〉（四十四）》）大梦不醒的李白，一心再回朝廷，可就是回不去。不能不说李白的“婢妾心态”。皇权时代，正如每个女子是潜在弃妇一样，每位臣子亦为潜在弃臣。所以，须眉皆有可能变身为宫廷的幽怨婢妾。宫中及出宫后的李白，写有大量幽怨隐秘的闺怨诗、思妇诗，那是抛向皇宫皇帝的一个个隔山隔水的媚眼。有一个咆哮放旷的诗人李白，还有一个婢妾心态甚重的诗人李白。

读出屈子、李白婢妾心态，并无贬低他们之意。相反，在婢妾心态与伟丈夫之间，我看到了一个多色谱的恢宏的精神世界，看到人性的挣扎苦斗。做伟丈夫大英雄，活得硬气豪气，士人谁无此念？可是，当另一种绝对强大足以役使所有人的力量悬置于顶，你的灵魂将发生不可思议的异变。救国希望、功名之源全在君王那里。所以越是渴求热烈的臣子，往往越易生婢妾心态。屈原李白等有婢妾心态，却最终突破“婢妾环境”，成就伟大人格，创造伟大诗篇，无愧为伟丈夫。

屈原：第一个独唱的灵魂

屈原留给历史的最后表情是委屈。

屈原被深深地委屈了。历史完全承认这一点。

诗圣杜甫、诗仙李白，圣、仙之上就是神。中国的诗神是屈原。一个人、一个诗人，具有了近似宗教的意义。他那巨大的存在，从帝王到平民都难以忽视。在民间，他的确具有准神祇意义，人们却将他区别于任何神，百姓对他不求不拜，只以一个独特的节日来纪念他，纪念这个受了大委屈的人。

满腔忠贞、满腹委屈的屈原，行吟泽畔，行吟于遍生橘树的楚国，走进历史深处，走进一个水气淋漓的节日。

这个节日就是端阳节。

端阳节在屈原之前早就存在。在古代，端阳被视为一个可怕的时刻。按夏历，五月初五正处在小满与夏至之间，此时阳气极盛，疫病也最易流行。古人即取忌讳方式称五月为恶月，五月五日更被视为恶月中的恶日。这一天出生的婴儿甚至都不能让其存活。战国四君子之一的齐国孟尝君就因生于此日，差点被父亲扔掉。东晋名将王猛在这一天生有一孙，王猛的豪气非同一般，不但拒绝他人将孙子送出去的主张，还为其取名“镇恶”。王镇恶后亦成为一代名将。直到明清，民间仍保持这一天不汲水、不迁居、不曝床席等忌讳。在古代，人们曾将端阳节先后附丽于介之推、伍子胥、屈原，并最终固定在屈原身上。三位古人全都性格奇倔、正气凛冽，且皆死于非命。这个日子不可能与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好命”之人联系在一起。古人从来不把这一天看作平常日子，其投注的感情可想而知。我很怀疑屈原死于端阳节这一说法。我想，人们以之纪念屈原，最早必含有以正人镇邪恶求吉祥之意。

从历史来看，民众将情感投向哪个人，还真不是宣传教育的结果。

一

帝子降兮北渚，

目渺渺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湘夫人》

这是屈赋楚辞《湘夫人》首段。不看注释，不求甚解，仅轻轻吟诵，异样的天籁般的美感即无边无际扑面而来——生命如花，神灵如云，草木情深，人神相依。这与《诗经》给你的人间烟火气太不相同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根源何在？

屈原（约公元前339——前278年），名平，字原，先后忠事楚怀王、楚顷襄王，秦破楚都后投汨罗江而死。他创立了“楚辞”这一文体，《离骚》等二十五篇被视为屈赋楚辞。

迟于北方在远古南方文化发育，荆楚曾长期遭受华夏文明的歧视与征伐。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国风》未采录楚风，原因或许就在这里。至战国末期，楚文化已相当发达，形成与北方并驾齐驱之势，但文化边界却仍是清晰的。《诗经》记录了黄河流域的文明形态。在《诗经》里，不论是庙堂颂歌，还是田野风咏，都情感质朴、少想象。那是稷麦气息，那是有时温馨有时呛人的人间烟火。而这时的楚地却仍是神话沃野，巫风弥漫，人神共处。作为楚国北部人的老子、庄子，正可看作南北过渡的代表，少了些质朴，多了些想象与浪漫。长江岸边的屈原则纯是南人了。屈原带着植物气息，带着湿地沼泽气息，从另一个方向来了。那牵挂与哀愁，温热与伤感，具有多么醒目的强度啊。

屈子来了。他之来，不是为了加入已有的合唱，而是开始了独唱，开始了水气淋漓、芳香扑鼻、凄美绝艳的独唱。似乎没有任何征兆，任何铺垫，中国第一位独立诗人横空出世，大放悲声，哽咽难抑，草木为之生情，风云为之变色，神灵为之驱遣。《离骚》《天问》《哀郢》《怀沙》……一章章吟完，投江自尽。屈子死了，楚国亡了。屈子投江激起的这轮涟漪，渐洇渐大，很快，屈子便化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根最敏感的神经。

吟诗，以诗为交际工具曾是《诗经》时代的日常生活。“不读《诗》，无以言。”（孔子语）。那是一个诗像工具一样被普遍使用的时代，却并无独立诗人。屈子来了，这实在非同寻常。

楚辞形式上与《诗经》迥异，句式、篇幅不拘长短，随物赋形，曲尽幽情，诗的表现力得到大解放。孔门诗教：“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屈子却是又怨又怒，气吞声悲，肝肠寸断，大哀极伤。以北方诸子为标准衡量，屈赋真可谓不伦不类，不经不典，可正因如此，屈赋才具备了自为经典的品格。《离骚》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早最辉煌的抒情诗篇之一，亦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从此中国文人的伤感有了深度，有了参照，从此《诗经》《离骚》并峙，进而风骚并称，成为文学的代名词。

春秋战国是华夏文明走向成熟的时代，是思想哲学的自觉时代，思潮激荡且主流已显。这一大潮中的楚文化却仍保持青春气象，狂热、纯洁、生猛，并具原始气息。屈原是这一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它的极端代表。诸子之文皆可视为文学作品，但文学是以寄生状态存在。屈原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屈原带着源自南方沃野的新鲜血液，猛然楔入华夏文明腹地。

中国第一个独唱的诗魂痛哭登场——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八方有灵，四顾茫然，“东一句西一句地上一句天上一句”（刘熙载《艺概》评《离骚》语），自言自语，绵绵无尽。他似乎将我们带离了历史、生活现场，进入一个似真似幻、婉转浩瀚、芳菲迷离、匪夷所思的世界。而这一切竟是因为他承受着超常的现实重压——君昏国危，党人跳梁，朝政日非，宫阙日远，他一再被疏被逐，无助绝望日甚一日。

二

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离骚》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离骚》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离骚》

《离骚》作于屈原初被怀王疏远或第一次流放之后。忧心如焚，缠绵悱恻，辞意哀伤而志气宏放。这时的屈原希望未灭，心存幻想，切盼怀王悔悟，让他重回郢都，为国效力。这数句诗，将屈原的人格主要特征、困境意识表达得很充分。

屈原陷入困境，导源于楚国陷入困境。

屈原出身楚国贵族，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怀王为太子时，屈原曾长期侍读。怀王即位后，屈原深得其倚重，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仪表出众，风度翩翩。古人是迷信相貌的。相貌或许是命运的一种形式。才华和相貌都会引起他人的嫉恨。屈原在作品中屡屡诉说他为嫉恨所困。

正当中国实现大一统前夕。迅速崛起的秦国，雄踞西北，虎视鹰瞵，有野心有实力有动作。对六国来说，存亡是逼到眼前的现实。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有能力抗衡秦国的是齐、楚，齐国在政治上已显颓势，楚国疆域更广更富庶。“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天下不归秦，则归楚。实际上，秦国完成大一统之前，楚国先完成了中国南方的统一。

六国从未有过真正成功的合纵，秦国的连横动作却每每奏效。

已是风声鹤唳的局面。天下大势，屈原看得分明。他的焦虑紧张，由来已久。屈原始终力主联齐抗秦。他屡次出使齐国，都是为了同一目的。可是他的主张与奋斗却一再受挫，楚国逐步陷入为秦摆布状态。屈原亦渐被疏远，直至被流放。楚怀王三十年（前299年），怀王应邀赴武关会盟时被秦扣，三年后客死异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据记载，此时屈原绝望，赋《怀沙》，投汨罗江自沉。

春秋战国之诸子百家，早就认可天下必将重新归于一统，形成“新天下”。天下重于国家，是诸子的共识。到战国时，“邦无定土，士无定主”，客卿制盛行，纵横家走俏，朝秦暮楚竟无关人的品质评价。士子们有空前的活动空间。在一个爱国感情相对稀薄的时代，屈原却把自己与楚国命运紧紧绑在一起。

不断有后人这样发问：凭屈之才能，何国不容？何不弃楚而去？屈原不是不明白，而是做不到。屈原并非不认可诸子的天下观，但天下即使不是由楚来统一，也至少要长久保存楚国，这是屈原政治、思想、情感的底线。他融合吸收以儒为主的诸子思想，称道尧舜禹汤，主张仁政，其主导思想是北方的，情感文化却是南方楚国的。作为楚贵族，世代与国家关联极深，本人一度成为政坛中心人物。这一切决定屈原自觉地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绑在一起。楚国如为人吞灭，在他是不能接受的。举目天下，无处能给他安身立命之感。不是天下不能，是他不能。若能朝秦暮楚，人间必无此屈原。这是解读屈赋，理解屈原异乎寻常感情的基础。

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离骚》这样，将个人情感、政治际遇、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所谓长歌当哭，《离骚》是也。自成天籁，“自铸伟辞”（刘勰语），《离骚》是也。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语）没有楚国，亦难见屈原。楚国，屈原，《离骚》，三者可互印互证。“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韩愈《送盘谷序》）楚国之有屈原，不是偶然的。各国亡了就亡了，很快便尘埃落定，惟楚国国亡而“魂魄”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在怀王客死之时就喊出这一口号。六国中为何楚国、楚人特别能“记仇”，特别怀念故国？除了战国末天下大势这一原因外，恐怕还应从文化上找原因。不能不承认，战国七雄中，楚国文化面貌最鲜明最独特。历史果然应验。反秦斗争中，楚人最为踊跃，陈涉首事，以“张楚”为号，项梁从民间找到楚怀王孙重新立为“楚怀王”。汉高祖刘邦曾为项梁部下，还写过楚辞《大风歌》。新兴汉朝对包括屈原在内的楚人表示了特别的尊重。

陟升皇之赫戏兮，

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

蜷局顾而不行。

——《离骚》

《离骚》收篇于一场白日梦般的飞升远游。这类似庄子的《逍遥游》。可是当屈原从天界一瞥见故乡，天上的快乐等一切都不复存在，只有故乡，只有魂牵梦萦的故乡。《逍遥游》在想象中完成了对现实的超越，屈原却总是重重地坠落在地。从天空坠落，是屈赋楚辞中一再出现的意象。屈原那里有中国最早最沉重的乡愁。屈原之乡，不是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而是苍茫的遍生橘树的楚国。

三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橘颂》

世浑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

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怀沙》

屈子的人生，从明媚《橘颂》欢快出发，至黑暗《怀沙》痛苦而止。

屈赋楚辞，除《橘颂》《国殇》等数章外，大多篇什皆示人以众芳芜秽、日暮途穷之强烈意象，《怀沙》则是无路可走后的绝命词。屈原对死亡有长久的预谋，死之意愿贯串于疏远流放全过程。对屈子来说，死是他最后可以使用的工具。“明告君子”中的君子指商代投水自尽的彭咸。在《离骚》等作品中屈原先后七次郑重述及这位古贤，《离骚》最后两句决绝地说：“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意思很明白：我必会效法彭咸。这个时候，他尚在壮年。屈子是作为自觉的牺牲者，走上祭坛的。

《橘颂》被视为屈原最早作品。屈原正当青春，受到与他同样年轻的怀王重用。屈原以遍生楚国凌冬不凋的橘树自喻，扎根祖国，自信豪迈，阳光明媚，与天地、诸神、君王及社会高度和谐，显露出强烈的使命感。《橘颂》表明，屈子是一赤子，楚国的赤子。赤子面临相对单纯局面时会如鱼得水，能按他既有的人格结构勇猛精进。当局面复杂化、异己化，则必会陷入困境。屈原此后的人生正是如此。他把赤子人格坚持到人生终点。

《橘颂》已显露屈原好修求美、自高自贤端倪。同时，屈原有执着的“美政”理想，希望辅佐君王成为尧舜般的圣王。既深深地爱惜自己，又殷切地期待君王与朝廷，这可视为屈原赤子人格的核心内容。不能实现的爱惜和期待，最终只能是毁灭。

至《离骚》，这一人格特征更加突出。《离骚》开篇赞美自己的出身和生辰后，接着一再申述对美质修能的不懈追求，一再表明对时光飞逝的焦虑。他的根本愿望，就是为怀王、为楚国尽力，并能确立个人“修名”。可是，随着楚国政局的恶化，屈原越是坚持此人格追求，与楚王及朝中党人的对峙便越紧张。怨恨怀王的同时，他强烈谴责党人：“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国家即将倾覆的可怕局面就在眼前，“恐皇舆之败绩”便成为屈原心头时时悬着的噩梦。

注重修身、自高自贤、以道自任，傲视王侯至少是平视王侯，包括孔、孟在内的先秦诸子皆有此气象，只是程度、风貌各不相同。这是那个伟大时代足以令千古唏嘘的特征。屈原正具此气象。《离骚》开篇介绍完自己后，即豪迈地说：“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为王者师的气度十足。屈原总是比他人更极端。屈原一再申明：“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是不可改变的，宁愿死。屈原与楚王及党人难以调和是必然的。

失意臣子屈原只能无路可走。越是绝望，越是把唯一希望投向君王。长期以来，他一直企图以心目中的圣王尺度引导塑造楚王。屈原的“恋君情结”是强烈的，君却不恋他。屈赋中处处交织着对怀王极恋又深怨之情。忠君如用情的屈原，所向往的君臣关系类似于亲密无间的“情人”关系。忠君是他永远无法醒来的梦魇。忠极则恋，恋极则怨，恋与怨正是一体之两面。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爱情，虽然未必能持久。当其他感情达到一定强度时，亦会呈现“疑似爱情”的状态。屈原这种“疑似爱情”既强烈又持久，堪称亘古一人。屈赋中屈原反复开始他上天下地“求女”征程，无不以失望失败告终。但是，屈原却将自己的“单相思”义无反顾地进行到底，大约令正宗爱情也望尘莫及了。面向君王的这一“婢妾心态”，有深刻的政治及心理原因。忧患极深、心事绝大的“失恋臣子”屈原，就这样把浩瀚无际的诗意、至微至巨的意象与匪夷所思的“疑似爱情”融会在了一起。真是难煞了一代又一代解骚者。

后世文人臣子特别乐于营造“求女”意象的传统，不能简单以为是对屈原“求女”意象的效法。以婢妾心态对君王绝非屈原发明。只要存在绝对权力，臣属对君王产生婢妾心态就毫不奇怪。极而言之，只要有人被赋予能决定你一切的权力，你就极有可能以婢妾心态款待他。多少人灵魂早就跪下了，却并不自知。屈原以婢妾式的诚挚劝楚王，但他从未完全跪着。屈原的救国愿望，只能寄托于最高统治者。忠君是绝望中的希望。摆脱婢妾心态其实很容易：缓释爱国之情，出走他国。屈原不是不明白，只是做不到。

当代有些学者，以现代心理学、病理学解读屈原，时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发明。但不把屈原放在楚国、放在那个时代，只就屈赋中的一鳞半爪，就得出屈原是恋物癖、同性恋、双性恋、易装癖、精神病患者等结论，实在比《天问》更具想象力。屈原长期身处逆境，备受磨难，身心俱疲，丧失健康，时常陷入病痛或神思恍惚状态，是可以肯定的，其文之恣肆、迷狂、瑰异风貌应当与之相关。就是说，某种程度的精神异常在促使屈原精神能量的爆发、创作能力的强化上，可能起了作用。但屈子坚贞人格始终未曾分裂崩溃，心智未曾瞀乱失序，也是可以肯定的。屈赋为证。《怀沙》表明，屈原投水之前，彻底绝望，同时高度清醒。他之从容就死，就剩下捍卫人格或殉道、殉国这种作用了。屈子之死是屈子经营最久用情最深的一首诗。

屈原的“天”塌了。

《天问》系屈原晚年之作。全诗一百七十二问，疑至何处，问至何处，只问不答，问就是答。全诗不讲文采，不事修饰，问天问地，问古问今，问他这痛苦的此生。屈原似乎是在宣布他曾有的“天”塌了，类似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尼采疯了，屈原赋《怀沙》后投水了。令屈原成为疯子的压力比让尼采成为疯子的压力或许更大，但屈原没有疯。葬自己于楚国水土，屈原最终只能做此事了。《怀沙》，有情屈子写给无情世界的绝命辞；死，绝望屈子唱给深情自我的歌。

四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渔父》

每个民族都有令人言说不尽的话题人物，屈原就是一个。并且，屈原刚死或未死之时，大约就是这种话题人物了。

《渔父》在楚辞里别具异趣。作者不详。应是屈原之后一位具有道家精神的楚辞作者所为，是最早透露屈原社会反响信息的文章。司马迁把《渔父》录入《屈原列传》，以佐证自己对屈原的评价。

《渔父》极具戏剧性，殊堪玩味，就似在泽畔上演了一幕二人短剧。屈原和渔父皆亲切可感，只是作者反而让渔父显示了精神能量上的优越。《渔父》可能是屈子投水后，楚人对屈原最早的解读。

这一短剧极富张力，是两种道德精神的冲突与映照。在渔父那里，这世界固然不怎么美妙，却是个可以将就可以和光同尘的地方。屈原则是西西弗斯式的反抗荒谬世界的荒谬英雄，伟大英雄。“渔父”是明白这一点的。旷达的渔父，执着的屈原，他们与其说是为了说服对方，不如说是各自进行了抒情式陈述。《渔父》可看作是对屈原内在矛盾的文学表达。这一矛盾在《离骚》等作品中皆有表现。莞尔而笑的渔父扬长而去，枯槁憔悴的屈原葬身鱼腹。

汉武帝令淮南王刘安编撰《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汉书·淮南王传》）可见刘安早就将《离骚》烂熟于心。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用刘安所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完全继承刘安论点，并进一步评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突出屈原应该怨，屈赋产生于怨。刘安、司马迁是最早对屈原作出高度评价的人。

此后，围绕屈原，历代文人或褒或贬，或爱或恶，对垒分明，直至现当代。

西汉初贾谊、西汉末扬雄皆为有名辞赋家，都激赏屈原品格及作品，同时痛惜其遭遇，责其未能离楚，全身远害，致遭蝼蚁之辈欺凌。

东汉班固，青年时激赏屈原。自中年奉诏修史后，一改从前立场，激烈反对刘安、司马迁观点，在《离骚序》等文中全面否定屈原，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怨主刺上”“非明智之器”，《离骚》不合儒家“法度”。班固观点的逆转可视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古代版本。

东汉末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注本，对后世影响甚大。王逸反对班固所有观点，视屈原为标准儒家门徒。为此，王逸不惜削足适履。例如，他这样解释《天问》：“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天问”这种命题方式，在屈赋及诸子著作中甚为普遍，屈赋中尚有《橘颂》《国殇》等。重要的是，王逸的解读有违《天问》主旨。《天问》正是昊天之下“日暮途穷”的屈原，对“天”的激烈发难。

班固与王逸观点针锋相对，其思想却并无本质不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为汉武帝推行后，儒教迅速三纲五常化。班固因感到实在很难把屈原当儒家门徒对待，干脆“打倒屈原”。王逸则煞费苦心“解屈”，务必将屈原修饰成标准儒家门徒。

汉唐之间是漫长的乱世。历仕梁、北齐、北周、隋四朝的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文章篇》中，历数几十位“轻薄”文人，屈原首当其冲：“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扬才露己，显暴君过……”颜之推自叹“三为亡国之人”，朝秦暮楚，却皆为“忠臣”，腾挪躲闪，竟得善终。念此惊魂一生，必有深刻“心得体会”。如此评价屈原，可谓发自肺腑。

自唐代始，统治者不断加封屈原，意欲将其打扮成忠君道德神。体制塑造适合它需要偶像的冲动是强烈的。南宋理学家朱熹作《楚辞集注》，努力把君臣大义从屈赋里读出来，无视屈赋显露的冲天怨气、如梦似狂的精神状态，将“怨”全解读为“忠”，以屈原作孔门太庙之牺牲。元明清诸朝，对屈原或褒或贬，并无超出前代新意。闪光点却是有的。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将“忠君”解读为“忠国”，同期的金圣叹否定屈原“忠孝著书”说，立屈原“忧患著书”说。二人同历明亡之痛，眼光毒辣，迥异于俗儒，属非常之人的非常之见。

皇权时代，围绕屈原的论争，少有艺术批评意味，多有政治道德纠缠。根源在于，皇权专制二千年一贯制，了无新意。

那些真正的诗人、文学家对屈原是何心态？刘安、司马迁之后，贾谊、扬雄、李白、杜甫、柳宗元、辛弃疾、苏轼等皆厚爱屈原。他们甚少参与论争，只是把屈赋精髓融入血液，融入诗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杜甫《天末怀李白》）在杜甫想象中，遭遇冤屈奔波湖湘的李白会写诗投入汨罗江，与屈子之魂惺惺相惜。“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其一）》真正的诗人，他们的确容易对屈原产生惺惺相惜之情。

诗人中竟也有憎恶屈原的。中唐诗人孟郊有《旅次湘沅有怀灵均》一诗，其对屈原评价之劣可说绝无仅有：“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如今圣明朝，养育无羁孤。”简直类同诅咒，连屈原自杀亦被视为不孝。真是令人瞠目。上纲上线式的大批判，古人亦懂。上纲上线的作用就是，让本不搭界的意思搭上关系后，会有特别惊悚的效果。诗最后歌颂“吾皇圣明”，社会福利好得很。一个很有成就的诗人，为何如此仇视屈原？孟郊又有《登科后》一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狂喜至此。孟郊为“苦吟派”诗人代表，功名心重却半生困顿，大约永存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梦想，精神人格之苍白干枯由此诗可见一斑。已成标准“小人儒”，却完全不自知。孟郊的心态就是完全建立在一己功名基础上的彻底婢妾心态。

围绕屈原，古代文人似可站成数列。一列：刘安、司马迁、贾谊、李白、杜甫、王夫之、金圣叹等。二列：班固、颜之推、孟郊等。三列：王逸、朱熹等。他们对屈原态度分别为：高度肯定或大部肯定、基本否定或全盘否定、高度肯定或基本肯定但曲解之。第三列虽只列出二人，实际追随者却是一支浩荡大军，一支拿“艺术”比附政治的大军。推敲一下三列人物的思想、情感、个性及文化取向，大有趣味。

对屈原的解读，至梁启超、王国维等现代学者，始基本摆脱皇权阴影，置于现代理性阳光之下。可是，时至今日，屈原仍然可以继续被荒谬、被涂抹。

一位诗人，如果能有让历代读者百读不厌价值，那么他一定具备可以让读者“自我发现”的功能。解说不尽的屈原，就像一面镜子，文人或非文人都可以拿来照一照自己。有人照见面具，有人照见肝胆，还有人照见的不知是什么。

五

惟郢路之辽远兮，

魂一夕而九逝。

——《抽思》

屈原之后，随着以儒为主、儒释道融合格局的形成，中国士人的人格、情绪得到驯化、平衡，少有屈原式的悲剧英雄了。

屈原代表了人类困境的一种类型。“魂一夕而九逝。”屈原说，在流放地，他的梦魂一夜奔往郢都“九次”。用“忠君爱国恨党人”来概括屈原的精神世界，应该无大错。君、国、党人、屈原，形成一个无解的困境。他那“一夕而九逝”之魂，想的是存国，存国，还是存国。忠君？他不能不忠君，国家存亡系于君王一身。君昏国危是逼到眼前的现实。他对君的忠、恋、怨、愤即婢妾心态，全部根源于此。

屈子的悲剧深刻又彻底。可以说，悲剧成全了屈原。当然，这是今天的解读，而非屈原的自觉。屈原是自觉的牺牲者，而非自觉的诗人、自觉的文化创造者。这与前面所说“屈原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并不矛盾。所谓“自觉时代”是后世历史的认可，屈原并无这种自觉。屈原追求的是楚国统一天下、楚国常存以及个人成就“修名”这一“喜剧”，而不是做“伟大诗人”。人，不论伟大还是渺小，自觉进入历史的可能性极小。

读到余秋雨解说屈原的文章《诗人是什么》，文中有此一说：

在后世看来，当时真正与“国家”贴得比较近的，反倒是秦国，因为正是它将统一中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形成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之中国”。我们怎么可以把中国在统一过程中遇到的对峙性诉求，反而说成是“爱国”呢？

有人也许会辩解，这只是反映了楚国当时当地的观念。但是，把屈原说成是“爱国”的是现代人。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作为诗人的屈原早已不是当时当地的了。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恒性因素搓捏成一团，把局部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总是把速朽性、局部性的因素抬得更高，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误区。

寻常老百姓比他们好得多，每年端午节为了纪念屈原包粽子、划龙舟的时候，完全不分地域。不管是当时被楚国侵略过的地方，还是把楚国灭亡的地方，都在纪念。当年的“国界”，早就被诗句打通，根本不存在政治爱恨了。

作者将多种莫名其妙因素“搓捏成一团”，文意看似曲折，实则甚明白：秦亡楚，楚速朽了、局部了，“政治爱恨”化为尘烟，所以屈原爱国说很荒谬无道理。这一思路如成立，人类将难以找到“爱国者”。宋亡于元，版图扩张了不少，国界也被打通了，该也算“对峙性诉求”？与作者高见恰恰相反，“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具体的国家、朝代、党人往往是速逝、速朽的，真正的爱国精神绝不会速朽。试问：古今中外哪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形象不是在某种“对峙”中确立的呢？屈赋楚辞的每个字都浸透着屈原钟爱楚国的血泪。屈原正是因此才超出了“当时当地”，成了中国的、世界的。屈原不论生于何国，如果他抱持那种精神，进行了那样的创作，不论其国家存亡，他都一定是伟大不朽的。或者说，与楚对峙的其他诸国，若出现了屈原式人物，历史照样尊敬他。再说，屈原爱国说怎么是始自“现代”呢？自汉至明清皆说屈原忠君爱国。君权时代，忠君爱国难以区分。王夫之干脆将屈原忠君说换成忠国说。

真正的文化一定是从泥土里、血液骨髓里生长出来的，不是嘴皮子吧嗒出来的。屈原无“文化”，头脑很清楚，爱楚恨党人，一点不含糊。“政治爱恨”一定是具体的、时代的，真实的“国界”也一定不是诗句所能打通的。“诗句打通国界”只能当一句诗来看。不可否认，屈原“爱国说”有后世包括现代人附会堆垒的成分，这是许多古人共同的命运。但他爱楚国却是无法否认的。从余氏话中自然可推出又一层匪夷所思的高见：我并不否认屈原爱楚国，但爱楚国能说是爱国乎哉？如屈原爱的是后来统一了天下的强秦，其爱国说才能立得住脚。呜呼哀哉不亦乐乎！爱国与否竟然也以“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一江湖原则来判断，似乎又难以用走入“误区”来理解了。

可以批评屈原的愚忠、婢妾心态，可以惋惜屈原没有诸子的达观，但一个中庸玲珑、朝秦暮楚、蹀躞有术的屈原一定不可能完成伟大文化创造。现实困境中的屈原，最强烈的向往一定不是靠写诗“打通国界”留名青史，甚至也不是文化创造，而是存国、存国、存国。屈原伟大的文化价值是后世历史的认可，若以这一认可来否认屈原为爱国者，或认为若承认屈原为爱国者就贬低了屈原的文化价值，这无疑极端荒谬。屈赋楚辞的伟大文化激情与其爱楚国之情密不可分，这两者在历史在现实中皆不构成普遍性因素与局部性因素的关系。将其这样划分，不但很难说是理性思维，甚至可说是不通情理。屈原显然扮演不来“文化蹀躞家”角色，蹀躞于齐兮，蹀躞于鲁，蹀躞于秦兮，蹀躞于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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