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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戈里·柯索诗16首

美国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格雷戈里·柯索(Gregory Corso,1930-2001),美国优秀诗人,与凯鲁亚克、金斯伯格等齐名的垮掉派文学运动开创者。一个街头流浪儿、少年犯,全凭自学和天赋达到艺术的顶峰。其人狂放,从不妥协,长期被主流文坛排斥;其诗绝妙、纯粹、本质,以独到的诗性敏感解放了语言,极受同仁推崇,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他一生穷困潦倒,死后葬在雪莱的墓旁。
美国,一九五五年,在垮掉一代的大本营城市之光书店的墙上,又贴出了一幅惊世骇俗的诗歌朗诵会海报。上面除了已经小有名气的艾伦.金斯堡,还有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格雷戈里.柯索(Gregory Corso),在海报上他说出了他最“无厘头”的一句名言:“不要打疣猪!”“疣猪”究竟象征什么?后来人众说纷纭:有猜是指柯索厌恶的中产阶级,也有指传统的美学观,甚至说是柯索本人身上的那个“旧我”。
《不要打疣猪》一诗后来发表,成为柯索的代表作,也成为反叛的一代人除了《嚎叫》外最猛烈的宣言。此诗激烈、迅捷,充满颠覆性,很能体现柯索诗歌的特点,值得全文引用:
一个孩子走近我/树梢上荡漾着一个海。/他告诉我他姐姐死了,/我扒下他的裤衩/给他一脚踢。/我把他赶上大街/赶出我这一代人的夜晚/我狂吼他的名字,他该死的名字,/沿着我这一代人的大街/孩子们对这个名字乐坏了/一路跑来。/妈妈爸爸们扭过头来听:/我狂吼这个名字。/这个孩子哆嗦着,摔倒,/又踉跄爬起来,/我狂吼他的名字!/然后一群愤怒的妈妈爸爸/把牙齿咬进他的脑壳。/我召唤我这一代人的天使/在楼顶上,在小巷里,/在垃圾和石头底下,/我狂吼这个名字!然后他们来了/嚼碎这个孩子的骨头。/我狂吼这个名字:美/美 美 美
我们善良的读者完全被打懵了:柯索到底要用如此暴戾的语言告诉我们什么?柯索在诗中自己颠覆着自己,首先我们读到的是一个可怜的小孩和一个恶棍般的诗人,接着我们怀疑这一切都是反讽,就像“不要打疣猪”其实是号召大家猛打疣猪一样,但最后柯索不容置疑地宣布了这个孩子的名字:美!难道他是在鼓动一种和美更有切肤之痛的接触?又或是反对对美的温情脉脉?甚至号召杀死美,就像有人为了艺术的发展号召“杀死艺术”一样?
这种怪诞的含混不清实在是柯索的最大魅力,它很“无厘头”,又很“黑色幽默”,他的诗中充满了像“酵母人”、“小丑蟹”、“走路呆瓜”等等莫名其妙的滑稽演员,协力演出柯索心灵中的挣扎、狂乱,最初你会看得发笑,最后你也许就笑出苦涩的眼泪来了。
在这个“无厘头”的基调上,柯索尽情发挥他的天才——他是当代唯一一个常被人比拟为雪莱的天才型诗人——在诗歌艺术的某些方面,他达到了一种极致。我惊讶地发现,卡尔唯诺在其《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提倡的五项能力,柯索就拥有了两项,那就是轻逸,和迅捷。柯索的诗,不论是叙事歌谣还是安魂曲,都是迅速轻灵的,也许和他的爵士乐爱好有关。以我极喜爱的一首《致音乐家“老鸟”帕克的安魂曲》为例,柯索用诗歌的音乐向他的爵士乐偶像Charlie Parker致敬:他迅速地展开诗歌的多个分部,犹如帕克的萨克斯风,挟带着戏剧性的叙事碎片向前狂飙,其间他的“轻逸”之力又引领着小主题在多个和弦间做着不露痕迹的跳换,在你还没明白什么回事时,音乐已经戛然而止,你稍一定神,才知道自己已经经历了柯索用其滑稽笔调讲述的一个关于生死更替的寓言。





1990 年 代 大 众 文 学 的 崛 起 和 发 展


1990年代大众文化的崛起与发展是对1940年代左翼文学倡导的大众文化的整体性反拨,而与清末民初在上海等大都市兴起的大众文化(海派文化)有一定的承续性,不过1990年代的大众文学兼具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双重特质。1990年代大众文学重新崛起,它形成的内在机制是:一、社会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权力政治对文化的控制力相对减弱,文化工业包括文学开始按照市场机制运作,适应市场销售从而获得最大利润的需求和正在形成的市民阶层的精神文化需求相互应和,推动了大众文学作品的出现和发展。二、1990年代的中国处于全球化的格局中,对现代化的焦虑和渴望使中国急于和世界接轨,港台的大众文学作品满足了普通的中国人对现代国家的想象,培养出一大批受众。三、大众传媒的现代化为大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媒质和手段。四、1990年代知识分子也正在完成一次历史性的转变,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互相融合,艺术生产者与市场互相认同。五、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成形并愈来愈显示出巨大能量的新兴市民阶层,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计民生,也决定着文化思想意识的多元走向,市民阶层急需的不是精英文学和高雅文学,更多的却是能反映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对应然生活的一种虚拟和想象,他们渴望一种能代表他们意愿的通俗化、平民化的文学作品,这是1990年代大众文学崛起和发展的群众心理基础。

1990年代的大众文学的主要特征是:一、世俗性。大众文学满足了普通民众的世俗欲望、情感、意愿和审美取向,与“文革”结束后中国的世俗化走向相关。政治意识形态不再是大众文学的关注点,大众文学也拒绝做受众的精神导师,它热衷于日常世俗生活并对其多做平面化的处理。二、受控性。大众文学受市场控制,为满足市场的需要而进行生产,这决定了大众文学很难去追求艺术上的独创性,生产也是标准化和程式化。三、普泛性。大众文学总是与世俗愿望、平常心态、日常生活相连,它追求的是发行量,根据大众心理炮制,具有文化快餐的性质。四、包容性。大众文学的内蕴其实是极为芜杂和混沌的,在藏污纳垢的同时有着极其巨大的包容性。传统与先锋,激进与落后,民间与政治等思想都可以被包容进去并得以广泛传播。

大众文学在1990年代的崛起与发展,首先对政治意识形态起到一定的改制作用。它的通俗性与普适性为主流意识形态最终实现被个人接受和选择提供了良好的机制,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开始调整原有的策略和方式,进入世俗化政治阶段。其次,它也开始改变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社会地位和职业角色,更新其文化立场、知识结构以及生活方式与人生命运,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分化。再次,大众文学有力地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化乃至当代中国整体的现代性进程的想象与构建,它的活力和局限都必然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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