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既有的文学史叙事中，“学衡派”的名字往往是与文化守成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全面考察学衡派的文化理念，其传统怀抱与现代经验是缠绕在一起的。学衡派以1922年1月创刊的《学衡》杂志得名，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之后与新思潮论争的一大代表。
学衡派虽然在五四之后激烈地与新文化运动相对峙，但其文化立场实际上包含两个指向：一方面，学衡派在五四新潮渐有回落之际自觉反顾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有意识地对五四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进行反拨；同时，学衡派也在理论视野和资源上关联着西学新知，特别是美国思想家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理论成为学衡派重要的思想依据。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吴宓（1894—1978）、梅光迪（1890—1945）、胡先骕（1893—1968）都曾留学美国，其知识结构与学术背景已不同于林纾一代仅以传统眼光否定新文化与新文学的情形，从学衡派提出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这一宗旨中不难看出其试图纠“五四”之偏与会通中西的文化题旨。由此，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在文言与白话的紧张对立中，学衡派确实坚持维护文言的正宗地位，反对“言文合一”，竭力维护被激进的新文化运动所否定的旧的正统文化秩序；另一方面，也不难发现在学衡派守护传统、反对进化论模式的文化变革背后，确有新的思想内涵。不同于新潮人物的历史进化与启蒙、革命信仰，学衡派秉承新人文主义的人性标准与道德法则，了解现代价值在西方已经遭遇到的新的分化，所以在处理传统文化与学术时，他们着意强调传统道德与文言文学传统在文化积累和伦理重构中的积极作用，既能发扬光大民族优良传统，也要沟通西学新知。在对待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古今”文学关系时，学衡派拒绝以简单的“新旧”二元对立判断高下，力图从学理上回应文学发展中的“传统—现代”问题。
可以说，学衡派以伦理主义的文学观反对新文学革命的历史功利的文学功能论，以累积、连续的文学演化观反对主流文学的历史进化论，以对永恒精神价值的追求对抗启蒙文学面向社会现实的文学理想，以稳健守成与融合转换的文化态度反对五四激进的文化观念。学衡派自然在新潮涌动的新文学演进中难脱保守之讥，但在历史单向突进的语境中，其中正平和的立场的确提供了不同的文化与文学建设的思路，也颇为中肯地触及了主流派的偏至之处，不应与真正的复古派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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