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法学阶梯”入门讲座系列之十 | 李启成：为己之学与独立思考

《中国法律评论》于2014年3月创刊并公开发行，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法律出版社主办的国家A类学术期刊，刊号CN10-12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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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堂开，法律门启。作为中国近现代法学专门教育的先行者，北京大学法学院一向高度重视法学教育的改革和探索。2019年春季学期，北大法学院继续举办“法学阶梯”入门讲座系列活动。

学院邀请民事诉讼法、犯罪学、国际法、中国法制史、债权法和物权法等六门基础性、骨干性课程的任课教师，利用开学第一周的授课时间，就如何进入法学之门、学习相关课程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引。

在活动形式上，将封闭的内部授课打造为开放性的讲座，面向全院学生乃至全社会开放，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在活动内容上，不是如通常的第一节课那样，仅仅是本学期课程的简介和进度安排，而是对相关法学专业的学科概况和学习方法，做一个整体的、全面的讲述和阐释，切实起到在方法论上引导法学新生入门的功能。

通过举办“入门讲座”系列活动，将进一步提升北大法学院的教学质量，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宣传北大法学院的优秀师资，承担北大法学教育的社会责任。

2019年2月20日下午，北大“法学阶梯”入门讲座系列的第十场，在北京大学举行。本次讲座的主题是“为己之学与独立思考——中国法制史入门”，主讲人是李启成老师。李启成老师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史、中国近代法等，有专著多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阎天

主持人是我院助理教授阎天。讲座内容涵盖中国法制史的宗旨、什么是中国法制史、如何学习中国法制史三大主题。

题解

对于“为己之学与独立思考”的主题，李老师解释说，所谓“为己之学”，来自于《论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为己”，是我在读书、我在做事，突出主体性，而不是说我读书、我学习是为了做给别人看。

“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人，是说读书是为了别人看的，这要不得。学习中国古代的法则以及近现代法则是为了自己能够用得着。

“独立思考”指不要盲从，什么事情怎么评判它的是非对错，要经得起自己理性的追问，这就是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

李老师开始即引用了王阳明先生关于天泉证道的两首诗，强调课堂是师生共同求学问道的场所，良好的课堂氛围是师生共建的。老师在讲课时要正心诚意，并举了明道先生“如沐春风”和伊川先生“程门立雪”两个故事。

学生对老师所讲要半肯半不肯。可以质疑问难，当众明辨是非，但不能私下将学术观点的争议付诸外在权威来裁断。求学不能为了一时之功利而贬损一己之人格。

中国法制史的宗旨

李老师认为，大凡学要有宗旨，“讲学而无宗旨”，如果一个老师在传道授业解惑，讲学过程中没有宗旨的话，即便有几个很精彩的段子，但是这门课就成了无头绪之乱丝。中国法制史的宗旨，就是“治吏”，即如何通过制度去约束官员，这在古代中国特别严密和系统化。

从《唐律疏议》到《大清律例》，基本上每一个条文背后都凝聚着数代人的心血、有无数的血和泪。很多条文背后都是因为出现了不少判断不公的案子，为了下一步判断不再这么不公不义，要对条文进行修改，条文的背后有它的学问，有它的生命。

从近代开始，帝国要转变成为民国，人民主权的共和国，国家的主人是人民，管官治吏依然存在，只不过主体发生了变化，是人民代替皇帝去管官、去治吏。

在这个意义上，这就是近代为什么要转型，建设民主法治所要解决的问题。李老师在此总结说，“所以中国法制史的宗旨，如果让我归纳，‘约之使其在我’，就是这两个字，‘治吏’。”

李老师以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面所讲的“以水济水，岂是学问”这句话引出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并举例，如果有同学不同意“治吏”，要反对到底，认为家族本位才是中国的法制核心，“义务”两个字才是中国传统法制的宗旨所在。

李老师认为仍然可以，只要持之以理，言之有据，能够通过义务、家族这两个词解释通中国古代的制度就好。对同学来说，读书与问难，读到后面，自己要想办法独立思考，可以通过问难的方式促进深入理解。

什么是中国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课程标题有三个词，中国、法制、历史，由此分化出三个问题：什么是中国、什么是法制、什么是历史。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

“中国”一词，较早出现在西周成王时期举行祭祀的时候刻的一个铭文里面，说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周相对于商来说是小国家，居然蛇吞象灭商。“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我们就住在这片地方，我们居住的这片地方就叫中国，“自兹乂民”，在这天土地上属于天下的百姓、中国的百姓。“中国”就开始出现了。

《尚书·梓材》也提及“皇天既付中国民”，老天爷把这块地方的百姓给了周天子，让周天子抚育万民。《诗经·民劳》也讲“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老百姓已经够辛苦了，这种小康境界的出现都不多，希望老天爷能够关照一下我中国，让四方得到安宁。所以“中国”指的是在周天子所管辖的、以黄河渭水流域为中心的这一片地方的土地和民众，这就叫中国。随着中央政权所管辖的地方越来越广，周围的民众越来越汇入，

中国的空间范围也在发生变化。梁启超把古往今来的中国归纳为三个时期：

第一，“中国之中国”，从黄帝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是中国之中国。

第二，从秦始皇之后一直到清代乾隆末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前是亚洲之中国，我们主要与周边交往。

第三，从乾隆末年到现在，是为世界之中国，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

学中国传统法制，需注意此一空间范围。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法制（法律制度）？

这是法理学、法哲学上的大的问题。在古代中国，有种影响很大的观点，即君主颁布的、让老百姓遵从的规范叫法律，与马克思主义的法律定义有相近之处，强调最高权威，强调法律的暴力性和强制性。

而儒家讲的法律，从广义的层面讲，“出礼入刑”，对百姓教化在先，教化了还是不听，从而刑之，然后用暴力让你改。所以法律是礼加刑。

从广义上讲，“礼”是第一位的，告诉你应该要怎么做。从小孩最开始学到洒扫应对，到家国天下皆有其礼，违反了礼，就有刑对你进行制裁。从狭义层面讲，法就是刑。

李老师认为，法律是人类为了追求公平正义和稳定秩序的规则表达，法律是规则表达，是一个成系统的规则，目的如下：要遵守公平正义。追求公平正义有时候会和秩序之间产生矛盾，要在两者之间维持一个平衡，按这么一套规则表达。

这一套规则表达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要真善美地生活，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法律是让我们过得更好一些，追求真、追求善、追求美。

如此一来，就跟着有一系列追问出来了。比如人为什么要法律、法律的各种权威取决于什么、法律的好坏有没有标准、法律与其他的社会规范的区别是什么、法律与人的自我实现及生活意义有什么关系等等。

对这些问题，李老师认为都可以进一步思考，学完了法制史后，大家回过头来就可以回答中国古代人对这几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怎么思考的。

李老师认为中国古代具体制度背后的道理大多相通，人最难改变的是人性和人情，“术”不一样，但是“术”背后的“道”是有相通的，由“术”进而探讨、了解“道”才是学法制史的真谛所在。不是背一套制度，这没什么用。说到底是对人的了解、对社会的了解，对人自身、对人与人的关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了解。

《中国法制史》是在法学和史学产生之后的一门交叉学科，主要受日本影响。日本学法国、德国，这一学科是在“脱亚入欧”的情况下产生的。在这个背景下，自然出现“以欧释亚”的现象。中国古人本来讲是“出礼而入刑”，结果在西方的学术分类下，有刑法，有民法，有公法，有私法，自然出现一些中国古代民法史、中国古代刑法史、中国古代诉讼法史、中国古代宪法史等等。

中国的传统和西方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比如中国古代有没有民法？这个回答非常固定：有。

那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民法典》？没有《民法典》意味着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根据在哪？《唐律疏议》《大清律例》里面跟民法相关的条例不太多，因此它不发达。但《唐律疏议》《大清律例》本身就是《刑法典》，从《刑法典》里面非要找民法条文能找出几个？当然就不发达了。

李老师认为对中国法制的评判，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今天谈到中国法制史的缺点很多。西方人在启蒙时代，看到的多是好的一面，今天我们看这些评论，真是“扬我国威”，非常赏心悦目，我“天朝”曾经是如何如何的。

从19世纪、20世纪到今天，西方评论完全掉了个个儿，比如黑格尔对中国古代的法制属于“非理性的卡迪司法”。他们一会把你捧上天，一会把你摔下地，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别人说的话只是从思考、改良自身的法治状况出发，不是客观研究中国传统法，我们就不要太当真，用范仲淹的话讲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中国法制，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第三个问题，什么是历史？

如果说“中国”是个空间范畴的概念，那么“历史”就是一个时间维度的概念，从古至今。对于历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历史的看法也不一样，我们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特征是惩恶扬善，褒贬善恶，《春秋》就是一个典范。孔子著《春秋》使“乱臣贼子惧”。

《春秋》里面有两个字都是讲杀人的事情，第一个字叫“诛”，第二个字叫"弑"，臣弑君，子弑父。一个是褒义，“诛”就是褒义的东西，“弑”就是贬义的东西。“诛”和“弑”的关系，在《孟子》里面有论证。

《孟子》体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格。对弑和诛，中国很多史书记载是褒贬善恶，通过褒贬善恶让你害怕，你在做事的时候想着我一定要多做善事，可以光宗耀祖，可以为子孙后代积阴德、积阴福。如果你做坏事的时候可以想，老天爷看着的，不要让我祖宗蒙羞，不要让我孩子折福，等等。

这是中国的史，讲褒贬。历史不一定全都是真实的，历史也有失真，比如史书都是盛世修史，不把前朝否定一下，说他们失德，不把他说得差一点，怎么体现当今是盛世呢？所以有的时候难免失之于客观。前朝的好人，估计也是客观上为了延续前朝的统治，也是坏人。

再就是掩盖某些东西，见不得人的事。还有一种是渲染自己，像朱元璋，像刘邦的出身的。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把曾经发生的事实的真相、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揭露出来。

学东西的时候要切忌“食古不化”与“食洋不化”。如国外有个制度非常不错，这个制度为什么会不错？造成不错的结果有哪些因素？如果把它搬到中国来，中国有没有这些因素，如果缺一、两个因素，会不会出现淮南之橘到淮北为枳的情况？

这都是要考量的。光抄条文、抄制度特别容易，不考量能不能在这里生根，这叫“食洋不化”。不论哪个制度，比如科举，说科举好，如果真把科举制拿过来在今天也有很多问题，这叫“食古不化”。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都是病，都得治。学法制史，用李贵连老师归纳的十五个字来讲，理想的境界就是要“通古今之变，明中西之异”，最终目的是要“究当世之法”。

“通古今之变”，就是要了解法律古今的变化。虽不能至，不妨心向往之。

如何学习中国法制史

其一，提升人文素养。要有悲悯之心和审慎之心，这就是人文素养。如何培养人文素质？李老师认为读的书至关重要。这就牵扯到读书，读哪些书。读书很大程度上是提升境界的一个方法，提升人文素养，不要做刀笔吏，不论将来什么职业，心里得有些善念。书学法制史对写判决书、做仲裁不可能有直接帮助，最多只是在背后发生作用。

其二，深入其中，同情理解。要看到制度背后的思想依据，从枯燥无味的制度中，看到活跃于制度底层人群的活动和思考。立法者也被法律所改造，制度不再是孤悬的条文，也不再是法律的规章，制度背后反映的是人对问题思考的路径，以及对时代所做的反省。

其三，读书要读经典。经典一定是过去有许多人读过，认为从中受益，这就是经典。一般的经典，比如说三天两头弄出来的东西一定不是经典。

还有，读其书要知其人，首先应对作者有一定了解，朱子做《四书章句集注》，前后花了四五十年的时间，朱子在临过世前一天还在修改。像朱子如此博学的人，用一辈子时间著的书，当然是经典。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什么是经典？司马光自己在给皇帝上书的时候说道：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他的精力完全用在这本书，真是呕心沥血之作，才可能成为经典，浅尝者不可能成为经典。这个作者心术不正，可能在某个专业领域他会做得很精干，但是也不足以成为经典，不经意中可能有些人格、人品就会透露出来，所以作者一定要有他的德行，有他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李老师给同学们推荐的经典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商君书》和《韩非子》，它们是中国古代的法理学。还有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李贵连老师的《法治是什么——从贵族法治到民主法治》，黄源盛老师的《中国法史导论》。

李老师认为，有一些经典，不一定跟《中国法制史》相关，只要能为己之学，自己受益就好。读经典，要找一本气质大致相投的，不要太过勉强自己。但也不要对自己一点不勉强而束书不观。关键是拿捏好分寸。最后，李老师希望大家本学期学有所得、能学为己，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渐渐地学会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而不是自觉不自觉地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 综述：韩龙河、潘程、王若时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启成老师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史、中国近代法等，有专著多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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