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家的客厅，都曾撕得一片狼藉
文-/-阿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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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的文本中，家庭，该是一片温暖与休憩的港湾。
然而，在另一些天性敏锐又悲凉的家伙眼里，家庭是一片藏污纳垢的角落。人类所有的本性，在这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最小单元里，丑态毕现。
家庭，是社会关系的缩影。
一对夫妇，他们可有3种位置模式：男上女下，双方平等，男下女上……
这几种模式，又不是固定的，随着时间与场合会有变化。因此，相应的，一对夫妇会有三种关系：平等、互扶，与竞争。
平等，是指双方境况相当时，起头并进的状态。
互扶，是指一方明显处于优势而另一方处于劣势时，优势方会照顾与支撑另一方。
竞争，则是两人对于主导权和话语权的竞争。
孩子作为第三方，有时可以担任制衡作用而存在于家庭，然而有时，也会被卷入这个失去平衡的世界。
当两个家庭中的两对夫妇相遇，每个人之于其他三人，都具有独立的关系——这样的关系经过不同的排列组合，交织在一处，便可产生火花四射般的爆炸性效果。
话剧《杀戮之神》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杀戮之神》的剧本法国新锐女作家雅丝米娜·雷札创作，2006年于瑞士苏黎世首演，08年起在伦敦西区公演，大受欢迎。2009年，该剧荣获美国百老汇托尼奖最佳戏剧及英国劳伦斯·奥利弗戏剧奖最佳新喜剧奖项。
2011年，罗曼·波兰斯基将之改编为电影，邀来朱迪·福斯特与凯特·温斯莱特大飙演技，该片也荣获当年波士顿影评人奖最佳群戏奖，和威尼斯电影节小金狮奖。
电影版《杀戮之神》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复排了这一出黑色戏剧，把文明伪装下的贪欲和偏执，遍洒在精美光亮的舞台上。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瓦隆夫妇和雷耶夫妇的小孩打架了，因此，瓦隆太太组了个局，让两对夫妇面基一下，来解决孩子的问题。
就此，四个人在瓦隆家的会客厅开启了一场贯穿人类由野蛮至文明的历程的论战。
一开始，气氛还是和平的。但从就座方式，已经可以看出初步的势力格局。
主人一方的瓦隆夫妇，太太坐沙发，主导着与客人的谈话，而丈夫则坐着小凳倚靠在边上，见缝插针地抢着白。尤其是在当客人表示想喝咖啡，他顺势“命令”妻子“帮我倒杯咖啡”时反遭瞪眼攻击；以及妻子去准备咖啡间隙，入座沙发，妻子回来后又被赶回凳子上的样子，引来观众席阵阵欢乐的笑声。
为何瓦隆家会是如此状况？
因为，瓦隆太太——维朗妮卡，是一名富有社会正义感的作家，她正在写一部关于非洲问题的著作，对于陷于贫穷和苦难的人们，满怀同情。
而瓦隆先生——米歇尔，是一名家居零件商人。
陈姣莹、刘鹏饰瓦隆夫妇
这一对文艺女性和中小企业商人的婚配组合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流婚姻模式的强烈挑战——雷耶先生阿伦是一名分分钟接电话谈业务的律师，雷耶太太安娜特是一名经济咨询师。雷耶先生西装革履、冷静霸道，是位极其厌烦过问家事的直男癌患者，而妻子安娜特对名牌包的热情正如维朗妮卡对于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热情。
起先双方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家庭”的尊严，谨遵“在外人面前要给伴侣面子”这一【伴侣第一法则】。
然而，任何一对夫妇根本无法就大部分事务达成统一意见的事实，只需3分钟的谈话就会浮出台面。
雷耶太太讨厌雷耶先生对家庭的不管不顾；而雷耶先生根本不想参与这场“家庭会议”。
瓦隆太太想传播正义的声音；而瓦隆丈夫根本不介意所谓正义。
对于另一组夫妇，性别交错构成了初步的好恶。
瓦隆太太对妩媚得体的雷耶太太油然而生了源自同性竞争潜意识的厌恶，认为她“做作、虚伪”，但是对雷耶先生无感。
身为小商人的瓦隆丈夫则认为身为大律师的雷耶先生过分霸道，但是“他太太还好。”
以家庭为壁垒的联盟，在雷耶太太呕吐、瓦隆先生攻讦太太等一系列循序渐进的连锁反应之下，很快破产了。
矛盾进入了第二层面：性别矛盾。
妻子们如履薄冰地操持家庭、教育孩子，却会被丈夫的行为轻易击碎：比如雷耶先生毫不顾家，随时煲手机粥；瓦隆先生扔掉了孩子心爱的宠物仓鼠。
两位丈夫大大咧咧地站到一边喝起酒来，两位太太坐到沙发上抱团哭诉做女人啊真难。
当雷耶太太终于怒不可遏地将在谈话过程中已经响了500次的大律师的手机塞到花瓶中时，两位太太胜利般地相互击掌、跳起舞来。
然而，以性别为盟的平衡也很快被打破。
现代社会，性别分工已不不再森严。女性同样可以掌握知识，乃至向建立秩序的权柄发起挑战。
瓦隆太太维朗妮卡正是其中代表。她并不甘于仅获得同性的认同，而更渴望成为一个符合现代文明价值观的“人”。
在知识分子的静好外表下，社会舆论的压制和对普世价值的向往在她内心交织成的心理冲突转化为了攻击性和掌控欲，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克里斯马综合症。
她向代表中产阶级中坚力量的男性律师阿伦发起了冲击。
来自这位拥有远胜于自己丈夫的性感和帅气的大律师的轻视，使她苦心建立的内心稳定系统失衡。
道貌岸然的大律师阿伦，信奉的依然是丛林法则，与维朗妮卡的文明观相对峙。两人间产生了与《欲望号街车》相似的绝妙的化学反应。
《欲望号街车》中，马龙·白兰度与费雯丽演绎了一个粗野的男人和精致的女人之间，同时存在的强烈性吸引和价值观抵触之间的强大张力。
而维朗妮卡和律师阿伦之间也具备这样的作用力。作为女性，维朗妮卡既渴望自身对阿伦是具有性别魅力，又渴望在智识上获得尊重。然而对当代社会适应良好的阿伦，坦率地说道：像他这样的男人，不会对一名有建立秩序渴望的女性产生欲望。
至此，维朗妮卡成为四个人中真正的孤身一人：丈夫、同性、能量相当的异性，都并不真正接纳她。作为一个真正在文明社会中以“文明”为终极追求的女性，却发觉身边所有人都仅是“被迫”地文明。
她不可谓不是真诚的，然而又如此的不合时宜。
同时，她也和其他人一样深深裹挟着无法清除的自私——雷耶太太呕吐后，她不停地大声呼喊“我的画册、我珍贵的画册怎么办！”，当丈夫“背叛”、“顶撞”了她建立的价值论，犹如在她供奉的神像上拉了屎，她长途助跑冲到沙发上殴打丈夫。
只能获得这样的推论：对非洲贫困人们的同情与悲悯、对文明和理智的探求，至是她建立自尊和优越感的方式——另一种包装自身的外套而已。而一旦这种优越位置显然不被他人认同，小野兽就立刻跑了出来。
最终，她将他人纳入自身理解的“文明”价值体系的尝试，彻底失败。
维朗妮卡没有撼动以原始的丛林法则在中产社会中生存的阿伦，她自己的信仰架构却被社会主流定义上的“成功人士”轻易地瓦解了。
在巧妙的台词串联之下，两对夫妇互相产生了交错的能量传递：联合或是对峙，最终力量的交锋集中在两个家庭中相对强势的角色：维朗妮卡和阿伦身上。矛盾也由而转化为两人所代表的不同的价值之间。
应当说，这两人都是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在他们撕扯的过程中，中产阶级家庭的虚伪本质也暴露无遗。
一部分人，把文明当作披风。另一部分人，把文明当作胸罩。然而重重的衣物与修饰都无法遮蔽人性中真实的动荡——自我保存，以及以自我保存为目的的自我突显、自我隐藏、拉拢同盟、背叛队友。
中产阶级，一般指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这是含混的定义，笼统的说，白领、新知阶层都可算在这范围里。
西方许多国家拥有相对庞大的中产阶级数量，这一类人群的生活困境，成为影视、文艺等作品的常见题材。这一类人群体面、稳定地生活了很长时间后，遭遇了严重的精神危机。
美国就有许多展现中产阶级精神危机的电影，比如1999年两部名声大噪的电影《美国丽人》、《搏击俱乐部》。
《美国丽人》中的莱斯特是一名广告公司的小职员，妻子比他能干。他遇到了青春靓丽、活色生香的少女安吉拉，开始了精神出轨的生活……
《搏击俱乐部》中，一名大汽车公司的小职员杰克，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危机和憎恨。他遇到了一个浑身充满叛逆、残酷和暴烈的痞子英雄泰勒，开始了将愤怒发泄于地下拳击组织的生活。
近年，也有伍迪·艾伦发布大作《蓝色茉莉》，助攻凯特·布兰切特勇夺影后。
当然，对于中产阶级的反思，远远不是这20年来才有的事。1972年，布努埃尔早有《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一片对之进行犀利的嘲讽：看，这是一群不停地奔赴各种宴会外表优雅内在欲壑难填的人们啊……
上世纪中至下叶，也有美国现代戏剧家爱德华·阿尔比的剧本《微妙的平衡》、美国现代小说家约翰·契弗的《游泳者》等等作品对中产阶级这一人群的精神走向进行质疑与反思。
而似乎，这一在物质和文明均达丰盛的时代却依然精神贫乏得捉襟见肘的悲伤，至今依然缭绕在人们的心头。
文明应当是带来了不同于野蛮的新的交往秩序。然而与两个孩子的童稚打斗比起来，成人背负着“人类文明必须是进步的”这般沉重包袱，他们的论战和规范，却犹如巴洛克华丽的流苏和珍珠，只是对于生存状态的一种繁冗的修辞。
在圣经《启示录》中，记载有天启四骑士（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分别是Conquest战争、Slaughter杀戮、Famine饥饿、and Death死亡。四位骑士昭示着世间由繁荣至灭亡的过程和轮回。
当瓦隆家的客厅犹如空袭过境一地鸡毛之后，人类被“杀戮之神”驱使的天性，恰似圣经早已曰过的一般，无法被任意一种的文明模式所控制或消解。
不过毕竟是西方的文本。而在本土，东方文明也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所困扰的痛点。中国人的会客厅以“和”为贵，大致是鲜有听闻关于“道德”的讨论的，可是人们也一样活在面子和里子的夹层之中。
在豁得九曲回肠的领子和拎来拎去拎不清之间，“杀戮”以另一种形态横行。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可以被笼统纳入“中产”一词的今天，在座诸位的会客厅是否也暗藏杀机、遍地残骸？只待各位看官，自行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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