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的创造与堕落 ——奥古斯丁《论自由决断》的内在统一｜花威

【英文标题】The Creation and　Fall of Voluntas: Rethinking the Continuity of Augustine's De libero arbitrio

【作者简介】花威，1982年生，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 《论自由决断》通常被看做奥古斯丁早期思想发展的哲学基础，但现代学界对之的解释却大相径庭。依据奥古斯丁晚年的回顾和反思，本文试图表明，这部作品的前后3卷在论证上是内在统一的，都旨在论证人类意志的堕落下降，并不存在着从“早期”到“晚期”、从“乐观”到“悲观”的两个奥古斯丁；不过，奥古斯丁的早期思想的确发生过重大变革，集中体现在其解释《罗马书》的作品中。
《论自由决断》(De libero arbitrio)是奥古斯丁的早期作品，主要论证了，人类的意志为上帝所造，恶起源于意志从朝向上帝转到朝向被造物，上帝的预知并不决定意志的自由决断，但在意志堕落之后，人类就陷入到无知和无力的状态。①在现代学界中，这部作品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甚至被看作奥古斯丁除《论三位一体》(De trinitate)外最具哲学意味的论著。
然而，在考察奥古斯丁在390年代中期的思想发展时，现代学界对《论自由决断》的解读却大相径庭。以Peter Brown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在初解《罗马书》与396年成书的《致辛普力丘》(Ad Simplicianum)之间，②奥古斯丁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或“革命”，可以表现为《论自由决断》第1卷与第3卷之间的论证差异，即其间存在着“早期”和“晚期”两个奥古斯丁；③但承继着Goulven Madec的观点，Simon Harrison新近论证说，《论自由决断》是内在统一的，其中并不存在着两个奥古斯丁；④在此基础上，借助全面分析奥古斯丁的早期作品，Carol Harrison甚至认定，其整个早期思想都是前后连续而自然推进的，并不存在着根本性的转变或“革命”。⑤
鉴于以上争论没有关注奥古斯丁自己对《论自由决断》及其早期思想发展的反思，为了寻索出可兹论证的立场，本文将从他的这一反思出发，首先论证其真实可靠性，并以之来评判现代学界不同解释的得与失；之后论证《论自由决断》不是前后割裂的，而是内在统一的，第1卷到第3卷的转变只是从形而上学论证转换到了历史神学论证，即前者证明意志自身固有的双向能力，而后者证明意志堕落后失去了自行向善的能力；最后与392年成书的《与福图纳图斯的辩论》(Acta contra Fortunatum Manichaeum)对观，尝试纠正Carol Harrison的过度解释，并力图澄清《论自由决断》与奥古斯丁早期思想“变革”之间的可能关系。
奥古斯丁的自我反思
在《忏悔录》(Confessiones)前九卷的自传性叙事中，奥古斯丁记叙了自己在皈依之前不断反思当下的理论认识，在家乡的无名朋友之死中反思友谊与信仰的关系，⑥在罗马的死亡试探中反思洗礼与理性的关系，⑦并借助摩尼教(Manichaeism)、异教哲学和异端信仰反思有关善恶、上帝和基督等论题，寻找可以信赖的理论基础，最终才以大公信仰为自己的皈依所向。秉承着这种理智诚实的品格，奥古斯丁在皈依之后继续进行自我反思，教会传统和圣经经文成为他思考和著述的根基。藉着不断地反思，他可以坦陈自己在某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并随后加以修正和调整，以形成系统而有说服力的理论整体。他甚至在垂暮之年还专门写成《回顾篇》(Retractationes)，以全面回顾和评断其一生写下的大部分作品。
在以下，我们先主要考察《回顾篇》的写作目的和风格，力图表明，奥古斯丁晚期对《论自由决断》的反思是真诚的，反映了他自己的一贯看法；再从这一看法推论出，他直至晚年也不认为，像Peter Brown等所解释的那样，《论自由决断》中存在着论证上的明显错误，或第1卷与第3卷形成某种对立和冲突，反而认定其内在统一性，并总是将之视为自己意志哲学的坚固基石，其思想转变只体现在初解《罗马书》与《致辛普力丘》之间。
为了寻找恶的起源以驳斥摩尼教，奥古斯丁在388年居停罗马时写成《论自由决断》第1卷，但直到391年出任希波大公教会的司铎之后，他才完成第2、3卷的写作，其截止时间一般被认定为395年。⑧不久之后，他将之寄给了诺拉的保林(Paulinus of Nola)，认为其中基本解决了“自由决断”这个“大问题”(grandis quaestionis)。⑨在412年左右，因有人质疑《论自由决断》第3卷对灵魂起源的悬置处理，奥古斯丁写成《书信》143给朋友兼帝国官员马科林(Marcellinus)，承认自己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写作中不断发展并有所修正，但否认先前对灵魂四种起源说的模糊处理有任何不当之处，不过其中没有论及自由决断。⑩
在《回顾篇》1.9[8]中，奥古斯丁的回顾显然也认定，《论自由决断》是可靠的和内在统一的，服务于当时的论证目标。但问题是，他在其成书三十多年后的反思和评判是否值得信任。为了证实以上回顾是真诚可信的，我们就必须追问：第一，在写作《回顾篇》时，奥古斯丁是否有相关作品或抄本在一旁作为参考，抑或仅凭记忆来回顾评判；第二，奥古斯丁在回顾《论自由决断》时的态度是否真诚，是否他在先前写作时承认了初罪后的意志仍然可以独立地意愿善，就像佩拉纠所解释的那样，忽视了恩典在其中的作用，但在当下回顾时却故意隐瞒或掩饰了这一点。
对于《回顾篇》的写作缘起，我们也可以追溯到412年写就的《书信》143。在回应别人对《论自由决断》的批评时，奥古斯丁认可了这种批评的权力与对作者和读者的可能益处，并希望有机会回顾自己的所有作品，以直面过往的理论得失，作出必要的修正，并许诺将做到“我对自己并无偏袒”(non sim acceptor personae meae)。(11)
显然，在写作意图和材料准备上，427年才成书的《回顾篇》并不是应急仓促之作，而是奥古斯丁力求检审自己毕生笔耕的开创性尝试，其目的也不是要隐藏或掩饰过往的可能错误，反而是要以现在的成熟思想为鉴来努力找出它们，从而显示自己的思想发展历程，使教会中的同仁和信众从中受益，以规避这些理论暗礁。这至少可以表明，奥古斯丁在写作时的初衷是良好的，态度是真诚的，《回顾篇》的序言也对此说：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考虑和筹划去做我现在藉着主的帮助而开始做的，因为我不认为这还应该被推迟，就使得我以法官式的严格(cum quadam iudiciaria severitate)来回顾我的每一段话，无论是在著作和书信中，还是在布道中，并以审查员式的笔锋(velut censorio stilo)来标识出我现在所不赞同的。(12)
有鉴于这种理智诚实，奥古斯丁的写作是谨慎而细致入微的，对自己作品中的思想甚至具体用词都详加考察。比如，在回顾《论幸福生活》(De beata vita)时，他遗憾于过多地赞誉了在米兰时的朋友西奥多(Manlius Theodorus)；在回顾《论秩序》(De ordine)时，他遗憾于多次使用了带有异教意味的“运气”(fortuna)一词，而关注行文细节的例子还比比皆是。(13)在回顾《论自由决断》时，奥古斯丁频繁引用其中的行文，不仅知道其前后顺序和卷数分布，且在大段引用时并无错愕之处，可以勘比《回顾篇》1.9[8].5对《论自由决断》3.18.51的相关引证为例。在回顾《〈创世记〉字解残篇》(De Genesi ad litteram imperfectus liber)时，奥古斯丁甚至明确说，“当我回顾我的小作品时，这本未完成的作品就落到我手上(venit in manus)”。(14)由此可以证明，在回顾自己过往的写作得失时，奥古斯丁不是在凭借记忆，而是有相关的抄本在一旁作为参考，这也才使他能够精确地给出每部作品的第一句话。(15)
而据此反向推论，我们就有理由认定，奥古斯丁在回顾《论自由决断》时既有原文在手，又力图以“法官式的严格”和“审查员式的笔锋”来诚实地做出评判，与其他回顾所承认的诸多错误相比，其间应该不会故意隐藏或掩饰自己在意志和恩典问题上的可能错误。也就是说，奥古斯丁不认为《论自由决断》第1卷与第3卷是彼此割裂的，而在初罪后的意志不能独立地意愿善上，他在此时的看法与晚期的成熟看法并无二致，都是其真实而一贯的看法。
虽然认定奥古斯丁在回顾时的态度是真诚的，但我们的问题是，这种真诚是否能够得到理论论证，即是否如其所说的那样，《论自由决断》第1卷与第3卷是内在统一的？在下文中，依据《回顾篇》的记叙，我们这里先梳理和展示奥古斯丁对《论自由决断》的最终评判，以显示他的真实立场，随后再来开始进行相关论证。
即使在刚刚成书不久，《论自由决断》就已经得到了不同甚或相反的解读，尤其表现在奥古斯丁后期与佩拉鸠派(Pelagians)的往复论战中。其间，佩拉纠(Pelagius)高度赞扬了这部作品，认为其中肯定了意志的向善能力，人可以借助意志主动抵挡犯罪的诱惑，以基督为榜样，过有德性的生活，从而避免灵魂的死亡；马赛派(Marseilles)或半佩拉鸠派(Semi-Pelagism)则相对肯定了这部作品，认为其中仍然为意志保留了一些主动能力，人可以转向信仰，主动呼求上帝，而上帝就以恩典来回应，使意志能够实际地践行出来善。(16)奥古斯丁则极力批判二者对《论自由决断》的错误解读，以划分意志堕落前和堕落后的两个阶段来说明，这部作品中前后两个论证其实是彼此相续而内在统一的。
对于初次的罪和意志的关系，佩拉纠认为，亚当的初罪只是“榜样”或“类型”，造成了他的身体将必然死亡，也致使其后裔的身体必然死亡，但罪的传递只在于我们不断模仿了这一榜样，并不存在着所谓“原罪”(originale peccatum)的遗传。(17)在《论自然》(De natura)一书中，佩拉鸠论证说，在亚当的初罪之后，我们的自然并没有被败坏，因为这一自然是上帝所赐予的，我们可以借助意志的自由决断主动抵挡罪，以基督为新的榜样，过有德性的生活，从而最终获得救赎。(18)为了论证以上立场，佩拉鸠还多次引用《论自由决断》中的章节来论证意志的主动能力，奥古斯丁后来就列举出了14处之多，其分布区域从第1卷开头一直延续到第3卷的3. 18. 50，(19)而以下的论证将会显示，3. 18. 50恰恰可以被看作是《论自由决断》前、后两个论证的转折处。(20)
对于佩拉鸠的赞许和引用，奥古斯丁予以断然否认，并陈明原因说，《论自由决断》的写作旨在反驳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论证恶起源于意志的自由决断，即人类的堕落下降一线，其中就没有明确讨论上帝的恩典。
同样，依着不敬虔的谬误，他们——就是摩尼教徒——愿意引入一种恶的自然，不变动且与上帝同永恒。因为这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这三卷书里就完全没有讨论到上帝的恩典。(21)
在讨论意志的能力时，奥古斯丁把意志划分成两个阶段，即在堕落之前的亚当的意志和在堕落之后的我们的意志。意志是上帝的善的创造，有着自己原初的主动能力，在堕落之前，它有着双向的决断能力，既能够自主地选择去过正直而有德性的生活，也能够自主地选择去犯罪而堕落；但在堕落之后，意志就失去了前一种能力，成为罪的奴仆，除了上帝的恩典之外，任何外在的帮助和内在的努力都不能使人类摆脱这一被奴役的状态。
因为上帝的恩典——其在当时还不是问题——在这些和其他类似的讨论中没有被提到，佩拉鸠派就认为或能够认为，我们持有他们自己的观点，但他们这样认为是徒然的。意志当然可以使人借此去犯罪或正直地生活，我们在这些讨论中说到了；但意志已经成为罪的奴仆(serva peccati)，除非藉着上帝的恩典而脱离奴役(a servitute)，对于必死的人来说，意志自身(ipsa)就不能得到帮助而克服罪恶，去正直而敬虔地生活。这一神圣恩惠使人得以被释放，而除非它是先行临到的，否则是赐给了人的功德，就不是恩典了，而恩典是白白(gratis)赐予的。(22)
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只要论证出恶起源于意志主动背离上帝，驳斥摩尼教的目的就达到了，而不需要再论证，意志如何借助上帝白白赐予的恩典而返回到自己的原初状态或得到上帝的保守。论证的目的决定了论证的手段，要论证恶起源于意志的主动背离，奥古斯丁显然要论证出，意志最初有着指向上帝并正直地生活的能力，因为只有亚当拥有了这种能力，他才需要为自己随后的犯罪和堕落承担起道德责任。也就是说，在《论自由决断》中，奥古斯丁旨在论证亚当的堕落下降一线，而不是他的救赎上升一线，由此就不需要专门论证恩典如何在其中具体发挥更新作用，虽然行文中也偶尔提及。(23)
回到前面的论题，在佩拉鸠的引用中，他恰恰只引用了奥古斯丁对意志在堕落之前的能力的论证，而不承认亚当的堕落使自己的意志陷入了罪的奴役，不再有能力抵挡罪，而只能继续犯罪。正是基于对人的自然的充分肯定和对原罪的绝然否定，佩拉鸠才会无视了奥古斯丁对意志的两个阶段的划分，只在《论自由决断》的前半部分论证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章节，而没有认可或理解奥古斯丁的整全论证。从以上回顾和反驳可以看出，奥古斯丁自己并不认为，他后来改变了《论自由决断》中的观点，反而认为，即使到了驳斥佩拉鸠派的时期，他的以上观点仍然是一以贯之和行之有效的，甚至自信地说，“看啊，早在佩拉鸠派异端存在之前，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些，好像那时就在驳斥他们一样”。(24)至于马赛派的解读，即意志在堕落之后仍然保有一定的主动能力，《论自由决断》似乎没有完全否定这种可能，但由于没有具体论及意志与恩典在信仰开端中的先后关系和作用机制，这使得奥古斯丁仍然能够通过引入恩典的主动作用来否认这一解读。
在晚年的回顾中，奥古斯丁明确承认，其早期思想发展中存在的重要转变发生在从初解《罗马书》到《致辛普力丘》之间，“我实际上在努力维护，人类的意志的自由决断，但上帝的恩典占了上风”。(25)这是在论证，在“信仰的开端”(initium fidei)中，是人类的意志，还是上帝的恩典先行开启了人类的救赎上升一线，但并不直接关乎人类的堕落下降一线，与《论自由决断》分属于不同的论证目标。

由此看来，依据奥古斯丁对《论自由决断》的反思，其中对意志问题的论证既不支持佩拉鸠派的错误引用，(26)也不支持马赛派的过度解读，而完全可以满足早先驳斥摩尼教和后来驳斥佩拉鸠派的理论需要，没有任何必须修正的地方。基于这一立场，奥古斯丁就会认定，《论自由决断》不仅在各卷之间形成了内在统一，也并不与早期其他作品存在着紧要的冲突，反而可以作为自己在390年代中期思想发展的垫脚石，并在随后发挥着支柱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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