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的傅聪丨沧桑严峻的是他，天真可爱的也是他！音乐是人类的最后避难所，这话对于傅聪亦然。
高贵的傅聪
平安夜，在上海与傅聪先生聚会，真令人回味无穷。为了坐得更亲近一点，周铿先生将订餐时的大圆桌临时更换成了一个小桌子。灯光不是很亮，却有足够的柔和。外面充满圣诞味道，好像不是在上海，倒像在国外。
我们先到了二十分钟之后，傅聪来了。
他上身穿着深蓝色唐装，古典味道极浓，质地是丝绸的，这种面料在灯光下有着微弱的光亮。他的头发如同照片上一样，梳理得一丝不苟。面部最突出的是两道长寿眉，黑白相间，悬空披垂，颇具神韵。他落坐时，没有任何多余的应酬话语，也不见丝毫笑意。这使他面部皮肤显出了老年人的干涩与松驰。呵，傅聪真的老了。而在我们的印象中，他还是定格在《傅雷家书》中的那个需要父亲循循诱导的孩子。
头一次目睹傅聪，是在两天前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小音乐厅。他在台上讲课。台上并摆着两台斯坦威，他与一位戴眼镜的学生坐在各自的琴前。学生按着他的要求时断时续地弹奏着肖邦的《第四号叙事曲》。灯光下，只见他活跃异常，不仅手臂挥洒得淋漓尽致，比指挥还指挥，而且他的两脚不时地跺着台面，犹似舞蹈，跺跳出一片激情。这使气氛相当活跃。这样的讲课对于傅聪而言，一定是很过瘾的。他简直不像讲课，而像在游泳，他在姿态万千地变幻着不同游姿，那份酣畅，那份自如，那份投入，完全达到了忘我境地。
我当时绝不相信这么富有弹性和活力的躯体是位七十岁的老人！就像现在，我同样惊异于他离开舞台就坐于餐桌前时，他的脸色怎么会如此沧桑和黯然，甚至还有几份冷峻。细瞅他的皮肤像一张并未折迭好的纸张，并且溅上了斑渍。
完全两个人。音乐的傅聪与生活的傅聪。离开音乐，莫非他就像鱼离开了水，跳到了岸上失去生动和鲜活？从加拿大回来的钢琴家朱贤杰事先曾提醒我：傅聪的脾气蛮大的，他让我见面时要谨慎一些。或许因为这个，我们陌生地围坐在一起，一时都没有找到适当的话说，不免有些冷场了。
“傅老师，你在上大师课的时候，我看你的样子顶多就像三十岁。”我是鼓足勇气这样说的，不想他正视我道：“三十岁？我像十七岁的呀！我跟好多人都这么说。”
一句话，另一个生动的音乐的傅聪又回来了。
几乎所有与傅聪初次见面的中国人都要提到那部《傅雷家书》。他说：“人家好像老是问我家书的事情，好像我还是小孩子似的。不过，我自己感觉我还是像个小孩子似的。”
有一次他聚会之后颇有感慨地跟一位朋友说，“不知为什么在场的人都比我年轻，可是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年纪大，我的感觉永远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说话时，他笑得很纯粹，一扫满脸的沧桑与冷峻。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傅雷家书》的意义已经远非“家书”而是“国书”了，毕竟那是影响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一本必读书。但是，傅聪说，“家书”其实我从来都不看，我不敢看，每一次要看都太激动，整天就没办法工作了，太动感情了，不敢看。我觉得“家书”的意义最简单来说，就是我父亲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价值，就是这个东西，人活着就是为了一个精神的东西。这个精神价值包含了很多东西，东方的西方的，是一个很博大的精神价值，可是绝对不是物欲横流的世界。有时候我对这个世界感到很悲观，我父亲其实也是，你们看“家书”可以看出这点来。可是，只要我还活一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是干下去，坚持我的这种理想，坚持我的追求，坚持我的精神价值。
这部家书似乎是一把我们走进傅聪世界的钥匙。傅聪对此显然有着超越时空的敏感。一位年轻钢琴家在国外见到他时也提到过这部书，并且说很感动。但是，他认为这位钢琴家肯定没被感动过。因为，“家书”的基本精神就是艺术的献身精神而不是功利，所以，他认为一切缘于功利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去读家书并且读懂家书的。
家书可以读出一位高境界的父亲的杜鹃啼血，也可以感受到一条清晰的父子间传承文脉。
傅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凌霄，是爷爷给取的名，因为属龙嘛。小儿子名叫凌云，他自己取的，他说这名字挺俗的，但没有办法。凌霄之下不就是云了嘛！我说，你父亲心存高远，希望你成功也希望你儿子成功，他非常敏感地回敬一句：“不是成功，是希望有成就，成功与成就是不一样的。”
他说他对儿子完全不似父亲对他那样。他说：我不管他，我根本就不管。因为我自己都忙不过来，怎么有能力去管他们？再说了，我与父亲同处于一个时代背景下，虽然我们是两代人，却都是五四那一代的人。我们都是追求理想的人，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教育，可我儿子生在英国，世界完全不一样了。他管我叫“怪东西”（Fenny fellow）。有一次我弹琴正弹得来劲儿，无意间发现他站在那里窃笑，他感觉非常奇怪。他不能理解我练琴练得这么苦，为什么还天天坚持练。
他与儿子发生过剧烈的冲突，那是因为巴以冲突时，以色列的军队开进巴勒斯坦大屠杀，这使他很长一段时间心情特别坏。他认为西方世界发生得很多事情不人道，他们口头上讲人道主义，实际上做的一套是对说的一套的彻底否定，一切都是假的，他在家里生气，小儿子不理解，就为这个，他与小儿子发生了巨大冲突，差点没把儿子赶出家门，父子关系也差点决裂。他认为年轻一代玩世不恭是很不应该的。他说他这一点很像父亲。当年，甘地被刺杀的消息传来时，傅雷把自己关闭在房间里，痛苦至极，整整一个星期未出来见人。他认为人类怎么会这样恶呢。他认为甘地这样的善良人都会遭到刺杀这个世界还会有希望吗？
他说父亲把他的理想传给了我，我背负着沉重的包袱来到欧洲就已经够受活了，儿子要是再背上不是更难活吗？我在想，我有没有这个权利，把我先人之见加在他们身上呢？
接着他又说：其实，遗传的东西是不可抗拒的。这种东西儿子身上也不能没有。他在大儿子身上就看到这种使命的东西。因而，他认为大儿子活得照样不轻松。
傅聪始终戴着一副黑手套，只有半戴指头露出。这是因为练琴把手练坏了。他两年前回国时，他的手上缠着绷带，现在，他无论弹琴时还是吃饭时，都是戴着这样一副手套。黑色的手套格外醒目。与他见面握手时，感受到这个手套的隔离感。我注意到他在吃饭时，戴手套的手挟菜很费力，一块虾段没挟住掉在桌面上，他就横过筷子顽强去挟。汤蓓华女士劝他别挟了，已经埋汰了，但是，他倔强地说：我就不信挟不起来。他硬是挟了三次，到底挟起来了。
汤蓓华夫妇都是从美国归来，他们双双驻扎在上海音乐学院。她的先生周铿是傅聪的朋友，此番傅聪回上海，正是周铿所邀。而我能够得以与傅聪近距离接触，也是周铿的精心按排。周铿是来自鼓动浪屿的，他在国外的教堂里受洗，他的眼神中有着一种非常坚定与超迈的宗教内涵。他对于平安夜的感受肯定与常人不同的，席间，他几乎没说一句话，但是，最后结束时他说了一句话就让我们非常感动。他说非常对不起，今晚是他的儿子的生日，已经22点多了，他得回去了。
傅聪那晚是非常有谈兴的。简直可以说眉飞色舞。
他说他十七岁之后才正儿八经弹琴，童子功没打好，他十分羡慕现在的孩子们，童子功好得不得了。为了进行后天的弥补，即使现在，他每天差不多也要练上八个小时的琴。他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呀！他认为：就钢琴家纯粹机械性的这个方面来说，到我这样的年龄，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得花加倍甚至四五倍的精力才行。这几年我的手老是受伤，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从弹钢琴的纯粹机械的本事来说，所有钢琴比赛的选手、所有音乐学院里的学生，都比我强，真的是这样！可是，讲到追求一种精神境界，讲到声音的变化，讲到音乐里头的“言之有物”，那他们还是有很大差距！
谈到他的生活现状时，他不无感慨地说，他们有时候都看到我活得相当苦，所谓苦，也包括痛苦，或者艰辛，两者都有。一位叫马育弟的老朋友在长途电话里对他说：“哎呀！傅聪啊！你是不是也可以过一些正常人的生活了！”但是，当他听到我的音乐会后说：“听了音乐会，你不能，还得继续，不能过正常人的日子，你有责任还得干下去！”
傅聪听了老朋友的话很感动，他说：“就是说我命里注定还得辛劳。唉，不过我的手老出毛病。恐怕只有等我的手真的坏到不能弹的时候，才会停，才会有时间到处看看，到那时，恐怕我都走不动了！哎呀，人生真的太有限了。
“我没有办法去学所有的音乐，到现在为止，我不过对几个作曲家的作品，比较集中地学习过，基本上是全部的肖邦，全部的德彪西，大部分的莫扎特，舒伯特的差不多也全弹了，只剩后期六个大奏鸣曲中的最后一个，我现在还在下功夫，争取尽快拿出来。对我来讲，永远有压力，音乐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我永远在那儿追求，并不是舞台或听众给我的压力。这是高山仰止，一门大学问，事实上是给自己出难题，我一辈子都在学新东西。”
“学艺术一定要出于对精神境界的追求，要有一颗‘大爱之心’。我父亲说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种精神。’”
无疑，他是音乐的苦行僧。他与自己过不去，他折磨着自己的双手，也折磨着自己的灵魂。看到他的黑手套在饭桌上舞动，犹似一只滞重的受伤的黑蝴蝶，不禁令我联想到梵高的“耳朵”还有燃烧的向日葵。艺术的殉道，殉道的艺术家呵。
我听贤杰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无意间听到傅聪演奏肖邦激动得不得了，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文章。他说他回加拿大后将这篇文章给我发过来。令我惊喜的是，在傅聪最近出版的《傅聪，望七了！》这部书中就收录了这篇文章。我跟傅聪提起此事，他显然非常高兴。他说黑塞不仅是大作家，也是大音乐家，他非常懂音乐。还有罗曼·罗兰。他们音乐嗅觉极其敏锐，能够从一首曲子中感知到一片一片叶子如何飘摇着坠落于地。他的父亲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他最喜欢的书。傅聪认为真正的作家是与音乐家有着相同的人生艺术境界的，在这种境界上，完全可以沟通可以感知彼此的。
黑塞是他的知音，也是我的知音。十多年前我去闯黄河源时，就背着他的一部《荒原狼》。我对傅聪还说到黑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这部写精神与物欲极至人生追求的书，他频频点头，他说，还有一部是这类的书，叫什么……他一时想不起来，我说《席斯哈尔塔》吗？写婆罗门教徒的。他说不是。他想了想，还是没有想起书名。显然，黑塞这位将笔触探入人生极至之中的作家引起了傅聪内心的撼动。可惜的是，黑塞在世时，傅聪并不知道他写过《致一位音乐家》的文章。许多年之后，金圣华翻译了此文，并在译后记中感慨道：“当年的黑塞，聆听傅聪而领悟肖邦的音乐，未晤傅聪而了解傅聪的情怀。艺术到了最高的境界，原是不分畛域、心神相融的。文学大家以笔写胸中逸气，音乐大师以琴抒发心中灵思；两人因而成为灵性上的同道中人，素未谋面的莫逆之交。”
我对他说，我感觉你是个符号，是一个风吹不散的很坚实的符号。也是不可取代的符号。至少有种承袭的意义。他打趣道：“你说我是符号是说我不是人呀？！”
接着我们都笑了。
其实，我所说的符号的意义，就在于他所强调并执著追求说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他的父亲傅雷对于今天的世界，其意义不也相当于一个符号吗？他说：“我父亲在很多地方都是个先知，我说过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一个符号。
贤杰跟傅聪介绍我写过郎朗的书（《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的他的父亲》），而我在书中也写到傅聪对于音乐的诠释。因而，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了郎朗身上。他说头一次听郎朗弹琴时，激动得不得了。郎朗的父亲曾告诉我，傅聪感动得落泪了。我问傅聪是不是落泪了，他说，落泪倒没有，但是非常感动。他认为郎朗的天才是无限的。傅聪的这一评价与巴伦波依姆是一样的。不过，傅聪接下来就尖锐地指出郎朗趣味不高，甚至有点民间艺人的感觉。他担心郎朗在美国那个趣味不高的国度里会影响精神境界的升华。他说郎朗不应该去应合美国的低级趣味。他说郎朗什么都具备，他又那么聪明，学什么东西都会很快的，所以，他希望郎朗能够从巴伦波依姆等趣味高雅的老师们身上学到更好的东西。他认为郎朗身上有很多先天的东西，很充分的，趣味是可以后天培养的，所以，他对郎朗依然充满希望。
这时，《新民晚报》的沈次农插话问：“郎朗在国际上的成功是不是有些奇怪？”傅聪认为不奇怪。接着我们又问他，中国那么多弹琴的孩子，再过五年十年，会是什么样子，傅聪回答非常精彩，他说：“一批光彩的手指。”
傅聪对弹琴有着高远的追求，他像中国古典文人，非常强调趣味。在他的书中，对趣味有这样的解释：“我们中国人很讲究趣味，趣味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比如中国人讲绘画、讲什么能、妙、神、逸——逸品，飘逸的逸；这种品格我想很难具体说出来，但就是有这么一种气质，我想可能是潜移默化的自然的流露。”
傅聪也认为霍洛维茨应合了美国的低级趣味。因而，他也并不欣赏霍洛维茨。说到美国与欧洲的品位时，他当然是欣赏并适应欧洲的贵族气氛的。这时候我问他：“假如欧洲的高贵趣味在美国被冷落，美国市场不认可，那么这种高贵趣味的实际意义有多大呢？”
傅聪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无奈地笑了笑：我也无法回答呀。
我感觉到傅聪有许多无奈。特别是对于媚俗的无奈。于是，我问他是不是越上了年纪越感觉无奈？他回答道：“我一直都生活在无奈之中。怎么办？也不去管他了，弹琴吧。”
我说：“你幸亏还能弹琴，将自己沉在音乐之中。”
他认可。贝多芬曾说过一句名言，音乐是人类的最后避难所。这话对于傅聪亦然。
傅聪说，有个十五岁的初中生写过他一篇文章，题目叫《文人的傲骨与生命的悲情》，他说他认为这个孩子很理解他，因而他将这篇文章收录到《傅聪，望七了！》一书中。
丹纳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最有价值，那就是揭示你为之奉献的一切的、笃信不疑的事业的真谛。”其实，读《傅雷家书》读《傅聪，望七了！》，还有当面聆听傅聪谈论艺术人生，所有的感觉都汇聚到丹纳这句话上了。
傅雷是为高贵的艺术而存在的，傅聪亦然。他们父子都是属于上个世纪的人了。他们能否适应这个世纪或者说这个世纪能否接纳他们？
想想傅聪说过的话：“现在不光是演奏家缺少精神境界，听众也越来越缺少精神境界，整个商业化到这种程度——唱片公司要销售唱片，已经不是以演奏艺术本身为准，而是先考虑人的美貌，封面上印什么半裸体照片，非常恐怖！所以很担忧……”傅聪担忧的东西很好的，他活到七十了，还是这般忧国忧民忧艺术，他却独独不为自己的晚年生活所忧。这就让我们不能不去为他所忧了。
还会有一个这样的中国人吗？古稀之年跟自己过不去，拼命折磨自己，将自己的手弹得一片狼迹连吃饭都不顺利了；还有一个人会这样吗？为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而迁怒于家庭，甚至视儿子对此事件的态度为大逆不道，差点断绝了父子关系；也是因为巴以矛盾，他与好朋友巴伦波依姆之间关系中断了好多年，后因巴伦波依姆站到了一个更高的人类情怀境界上他们的友谊才得以复苏；还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吗？问他什么就说什么，不管怎么尖锐怎么得罪人怎么不中听，他都是真实地合盘端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他周围的人怎么会都比他年纪小，而他却偏偏感觉这些人都比他年纪大呢？他所说的比他年纪大的人是因为比他更世故吧。他的内心永远是个孩子！那么正直着纯粹着，为了音乐似乎惟有音乐！
他不喜欢摆样子，即使照张相片也不喜欢摆。我让他摆出碰杯的样子拍照，他突然不悦了，说这个摆得不自然了，便将杯子放于桌面。
沧桑严峻的是他，天真可爱的也是他。那得看他在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他的情绪的丰富变化，一如他在对于音乐的复杂多层面的理解与陈述。无疑，这是一个丰富的人，一个从未见过的如此丰富的人：如此自信，如此从容，如此真诚！
与傅聪会面的第二天，上海一位建筑界朋友请我在金茂大厦54层用餐。居高临下看脚下的黄浦江，看浦东浦西，看冬日里雾气迷蒙的大上海，有种强烈的感觉是上海真的很大，很高，很浮华。而在这样的越来越国际化的大都市里，似乎还缺少点儿什么。就像傅聪给那个学生上大师时，认为他弹肖邦都弹对了，但是，还是缺点什么。我的理解是，缺点肖邦最本质的精神，那就是文化与艺术的最本质的东西。
上海真的需要有傅聪这样的艺术与精神的符号，听说他要在上海买房子，看来，他需要上海，上海也需要他的。其实，他原本就是属于上海，他的根在上海，只不过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成了一位流亡钢琴家，多年在海外漂泊……
斯卡拉蒂《D小调第32号奏鸣曲》似乎像从我敲击的电脑键盘中飘逸出来，弥漫了我的整个房间。太深情了，无限的情愫深藏其间。那种琶音间具有无法言说的内涵，是无法梳理的岁月在粘稠着演奏者的手指和心灵。我的文章就是在音响中播放的傅聪先生演奏的这首乐曲中，划上了句号。
2005年1月6日于南国东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