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功名只赏诗
人生天地之间，会与人或物结下种种缘分，也即因缘。但有的是好缘良缘乃至佛门所说的善缘，有的则是恶缘甚至孽缘。我庆幸自己从小小少年时起，就和古典诗歌结下了不解的好缘，从青青子衿时起，就和诗歌欣赏与文学写作缔结了难解的良缘，彼此相亲相知复相守，直至我两鬓飞霜白头已老的今日。
还是在遥远的童年，我就与古典诗歌私订终身了。家严李伏波先生是诗家与书法家，于诗书两道才华出众而不事张扬。犹记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的喜讯传来，我们正流亡于洞庭湖之南的汉寿县，鞭炮喧天，欢声动地，白天结彩，夜晚张灯，倾城而出的百姓提灯游行三夜。刚上学不久的我也和小伙伴们一道大红灯笼高高提，加入全民庆祝胜利的嘉年华里。犹记父亲当时作有七绝《喜闻日寇投降》：“声声爆竹沸湖城，闻缚苍龙喜不胜。扶醉还来窗际立，错将星斗当花灯！”我虽少不更事，但因是目击身经，自然觉得他写得情景如画，神采飞扬，尤其对结句之妙印象殊深，数十年后仍铭记不忘。此后，我经常私自翻阅父亲珍藏的古典诗词书籍和他的诗词手稿，百忙中的他虽然也偶尔指点，少不更事的我仍半明半昧，不甚了了，但春风好雨已经润泽了我幼小的心田，我后来曾以“润物细无声”为题撰文，回忆与感念高天厚地的父亲的遗泽。
1953年，我就读于湖南省第一师范，语文老师是有“铁面御史”之美誉的晚清翰林赵启霖之子、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赵家寰先生。赵老师家学渊深，诗书兼胜，他对数理化总不及格的我多方呵护栽培，他对其他老师说我“在文学上是可造之才”，在我的作文后面，也曾以朱笔批有“希望你有大成而不是小成”的寄望殷深之语。
我曾留级一年，1956年毕业时师范生忽蒙特许可以报考大学，但三个志愿均只能填报师范院校，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竟然绝不旁顾，三个志愿写的都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当年高考的作文题目是“生活在幸福的时代里”，我竟然出格越规加了一个副标题“祝宝（鸡）成（都）铁路通车”，并请来李白的《蜀道难》以壮声色，蒙至今不知名姓的阅卷官法外开恩，我终于将自己青涩的名字写进了北师大中文系的新生花名册。待至年岁已长，我也曾以“师恩难忘”为题作文，分别发表在大陆、香港与台湾的报刊，感激我终生不忘、于我有大恩大德的恩师。
北师大中文系当年鸿儒荟萃，名师云集，后来名满国中的启功先生还只是副教授，教我们《红楼梦》。在强烈的学术气氛与文化氛围中，我立志继承中国古代诗论家的馨香，成为当代有建树的诗论家，而且啼声初试，就读期间即在其时极具声望的《诗刊》与《文艺月报》（今日《上海文学》的前身）发表诗学论文。
1960年毕业后，远赴君不见之青海头，在每一天都被饥饿填饱的艰难岁月，在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无处可以取暖的日子里，在繁重的中学语文教学之余，我仍然将理想与文字抱在怀中作为取暖的薪火。后来回到原籍湖南，在一个县城的中学任教，业余时间我仍笔耕不辍，先后在《长江文艺》《四川文学》《湖南文学》《解放军文艺》《文汇报》等报刊发表诗论与诗评文章。资深的革命前辈、真正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寄赠他的诗集《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并多次来信，鼓励我“有志者事竟成，望你努力”。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龙卷风雷暴雨不期而至，小川在凄风苦雨中备受摧残英年早逝，不到而立之年的我，不但数百卷图书风流云散，手中一管年轻的笔也被迫投闲置散了。
斗转星移，大地重光。历史新时期伊始，我已居不惑之年，终于有幸在自己喜欢的岗位，做着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工作，斯则人生之大快也！白日放歌，青春作伴，我轻裘快马，日夜兼程，去追捕那虚掷已久的黄金岁月。正如我在一本著作的“后记”中所说的：“朝阳唤我，夕照留我，深宵不寐的灯光伴我，让展卷的书页计算白昼有多长，让不倦的健笔测量夜晚有多深，让不断问世的著作证明我是如何挽回空耗的年华和追赶匆忙的岁月。”
诗国神游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我四管齐挥：一是当代诗歌的研究与评论，二是古典诗歌的研读与赏析，三是诗歌理论的探求与建树，四是港台与海外诗歌的评论与推介。在先后出版的十本有关著作中，有代表性的是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卷长留天地间——论郭小川的诗》、1984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楚诗词艺术欣赏》、1987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美学》、1992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写给缪斯的情书——台港与海外新诗欣赏》。三十多年后，《楚诗词艺术欣赏》经过大规模的扩容与美容，易名《诗国神游——古典诗词现代读本》，由中华书局2017年印行新版，这算是此书的前世与今生；《诗美学》这一原本五十余万字的著作，也经过较大的修订，并补写“严谨整饬变化多姿——论诗的形式美”一章，201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印行，这也算是此书的前世与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协同合作的《中华文学通史》，1997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其修订新版2011年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第十卷·当代文学篇”的第八章第一节，即以“诗歌研究与谢冕、李元洛”为标题，对我的诗歌研究尤其是《诗美学》一书，作出较高评价，指出它“既是李元洛本人研究诗学的集大成成果，也是当代诗学研究的成体系的代表性著作。他从诗美学的高度解释诗歌创作现象……构成一个完整的诗美心灵流程，也造就了这部著作的独特体系”。《台湾文学研究35年（1979—2013）》（江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的专题著作，著者为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专家曹惠民教授及司方维博士，该书在“专题篇”一章中辟有“李元洛”之专节，文中说我“是祖国大陆最早发表研究余光中、洛夫等台湾诗人的文章广有影响的诗评家”，“与流沙河一起带动了祖国大陆研究台港新诗的第一波浪潮”。上述引文，可视为对我有关著作的特点与价值的鉴定书。
我在青年时代伊始，便和诗论诗评订下了白头偕老的盟约，自以为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了，不意数十年后，在头尚未白的花甲之年，我不仅逾矩，而且“出轨”，竟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散文几次暗通款曲之后，便移情别恋于散文创作，并自称“已退伍的评论老兵，刚参军之散文新秀”，日月匆匆，至今已经是二十多度春花秋月。有人曾问我为何用情不专，我的回答是：多年专事诗论诗评，已经产生审美疲劳，而且诗坛乱象丛生，旗号纷纷，让人心生厌倦；我的诗论诗评虽然谋求个性与文采，却大都是言说古人与今人，不像散文完全是个人的独立创作，写作过程中有一种妙处难与君说的审美创造的愉悦；此外，有人扬言有才华的人搞创作，没有才华的人搞评论，并谥评论者为擦鞋匠、抬轿夫、吹鼓手，所以我要试试自己是否既能弹又能唱，让心怀偏见甚至恶意的人闭嘴。
于是，我首先同时推出了两部散文著作：一是1994年由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凤凰游》，一是1995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吹箫说剑》。台湾著名诗人兼散文家余光中于我亦师亦友，他一序而二书，两本书共用一序。他的序言有褒有贬，褒多于贬，这是他评文的一贯风格，绝不像许多评文一样，只讲好话而不指陈缺失，他还特别警告：“评论家改行从事创作，心路历程是由分析转向综合，由客观转向介入，由估价转向赚钱……李元洛半途出家，却已经年近五十了，出家而要成家，评论出家而要散文成家，真是谈何容易。”这番话对我颇有刺激，或者说令我鼓舞，我虽不能以岳麓书院的著名门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自诩，但偏偏决心也要散文成家，以证实虽然谈何容易，却也可以金石为开。
我在出版三本试水也是试笔的散文著作之后，想的是如何自立门户，独树一帜，开创不与他人雷同的散文创作的新天地。我认为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是“两栖人”，既是寄身于文坛的作家，也是曾讲学于高校的学者；既具作家的创作潜能，也有学者的文化素养特别是古典诗词的素养，应该不满足于即兴式的没有聚焦点与方向性的有感而发，应该而且可以融合并发挥作家与学者的二者之长，写出具有独立性与开创性的诗学与美学兼备的散文著作。于是，我决心以唐诗、宋词、元曲、清诗为题材，将文学传记、地理游记、文学评论、诗词札记、文化随笔以及一般意义的散文的诸多文体基因熔于一炉：抒写我对古典诗人与诗词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而非大同小异的课堂讲义或鉴赏文章；回眸古典而心系当代，我力图贯通今古，古今互证，力图开掘阐释说不尽的古典的当下意义与现代价值；着力融汇学术与文学，让学术文学化而不再城府森严，望而生畏，让文学富于学术底蕴而提升自己的文化品格；梦想文体的创新，为所谓“文化散文”或“学者散文”提供新的文体样品。十年磨一剑也许太耗时费日了，二十余年来，我共磨出了四剑，即《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清诗之旅》，其间，剑花飞舞，还旁逸斜出了一剑——《绝句之旅》，如果上述四剑是年终结算时的正选，那后者则可说是额外的花红。以上诸书，分别先后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印出，最后落户于中国青年出版社，只有《绝句之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仍可谓剑走偏锋。附带一提的是，在专注散文创作的同时，我仍心有旁骛于诗词的欣赏，《诗国神游》的姊妹篇《唐诗分类品赏》一书，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印出并上市。此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仍新出版了我改编的《唐诗之旅》《宋词之旅》之“手绘水彩私享版”。
我的上述散文专题著作，虽是散文，但与诗仍有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学者兼作家的原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樑教授称之为“诗论与散文的结合”，学者兼诗人同济大学喻大翔教授誉之为“诗文化散文”，而由郭英德、郭预衡两位教授任主编，刘锡庆、张国龙教授任分册主编的皇皇大著《中国散文通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其“当代卷”对我的散文也曾辟有专节论述。令我同样欣喜的是，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在“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中，列有我的《唐诗之旅》与《宋词之旅》的压缩版评点本，前者印行了二十余次，后者印行十余次，而复旦大学出版社后出的《穿越唐诗宋词》评点本，几年内也印行了十余次。十多年前，河北廊坊二中一位不识的老师打来电话，向我报喜其子考上了清华大学，因为他的公子曾把我的《唐诗之旅》读得烂熟，作文时引用了许多警语嘉言而得到高分云云，我听后当然也不免欣然色喜。
我在《春游梅溪湖》组诗之一中说：“半世流光去绝踪，白头长忆少年红。春华已逝藏何处？都在桃腮柳眼中！”我的生命的春华呢？都已收藏在我近三十种诗论诗评与文化散文著作中了。唐代诗人司空图《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诗说：“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千年前的诗人兼诗论家的他真是先得我心。我极喜这两句尤其是后一句，过去曾请人刻为闲章，今日也未能征得他的同意，就径行取来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
（作者：李元洛 著名诗评家、散文家。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
注：本文 转载自上海《语文学习》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