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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樑|乡土诗人余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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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9日余光中夫妇与黄维樑家人在高雄合影


黄维樑,1969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获一级荣誉学士学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文学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二十多年,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历任美国,我国海峡两岸多所大学的教授,客座教授或客席讲座教授。著有《中国古典文论新探》《香港文学初探》《壮丽:余不中论》《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等二十余种。




乡土诗人余光中


黄维樑


引言:余光中•乡土文学定义


余光中用金色笔写散文,用黑色笔写文学评论,用蓝色笔翻译,用红色笔编辑文学作品。诗呢?他用紫色笔来写。五十多年写了一千首诗,他成为当代最多产的诗人之一。1979年春,我编好了《火浴的凤凰:余光中作品评论集》,在此书导言中我指出:


到现在为止,余光中写了四百多首诗。其中有长达六百行的《天狼星》,也有短仅三数行的,如《戏为六绝句》里面的几首。他的题材,有的来自现实,有的得自想象,极为广阔多面。他从自己开始,写情人、妻子、母亲、女儿、朋友、诗人、画家、音乐家、舞蹈家、学者、名流、哲人、政客等等。生老病死、战争爱情、春夏秋冬、风花雪月,从盘古到自由神像,从长安到纽约,从长江黄河到仙能渡山,从台北到沙田,从奥林匹斯山的诸神到超级公路的现代兽群,从屈原荷马到艾略特和叶珊,从嫘祖到妈祖,从黑云石到白玉苦瓜……总之,从天地之大到蟋蟀之小,包罗万象万物。


1998年出版的钱学武《自足的宇宙:余光中诗题材研究》一书,把余氏诗作内容分为人、物、景、事、地五大题材范畴,每一范畴再分类,每类再分目,有些目再细分,其内容的繁富多元,一目了然。1998年至今七年,余光中写诗不辍,题材就更广阔了。一千首诗,是小千、中千世界。在当代众多诗人中,博大型的余光中,作品涵盖宏远,构成大千世界了。以不同题材情思辞采形成的诗歌类型、风格为他冠名,则余光中是爱情诗人、亲情诗人、友情诗人、咏史诗人、怀古诗人、星象诗人、地理诗人、文化诗人、咏物诗人、讽刺诗人、政治诗人、社会诗人、民谣诗人、山水诗人、田园诗人、环保诗人……也是乡愁诗人,也是乡土诗人。


不少文学用语,都难获公认的精准定义,乡土文学是其一。20和30年代,两岸的文学界先后用过“乡土文学”一词,强调写作者所属乡土的经验,强调相当的“土气”。70年代台湾有乡土文学论争,乡土文学一词的涵义,也成为争拗的一个焦点。有人认为乡土文学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有人认为它是“民族文学”,有人强调它的“台湾意识”,真是一个“富于歧义性”的词语。

本文既以“乡土诗人余光中”为题,自然需要先为乡土文学作一番解说,为它下一个工作性定义(working definition)。


1.狭义的乡土文学

地域:乡土指乡村、乡野、郊野,总之不是城市。这个乡土是作者的故乡,或者是他长居之地。


(20世纪很多“乡土”都有不同程度的城市化,因此城乡之别并非绝对。居住了多长时间谓之“长居”,也有讨论的余地。)

题材:这个乡土的人、事、物,包括自然山水。

情思(主题):(A)肯定、赞美、爱恋或怀念乡土的自然山水,以及可爱、可敬的人及其故事,这些人、事、物愈少科技工商文明色彩愈好。(B)乡土如因内部或外来的腐败邪恶力量而受伤害,则作者控诉、诅咒或抗击这等力量,表示悲愤恨恶之情、守护乡土之情。


2.广义的乡土文学

地域:“乡土”指出生或长居之地,可以是乡野,也可以是城市。

题材:这个地域的人、事、物。

情思(主题):(A)肯定、赞美、爱恋或怀念这个地域的人、事、物,包括其科技工商文明。(B)这地域如因内部或外来的腐败邪恶力量而受伤害,则作者控诉、诅咒或抗击这等力量,表示悲伤恨恶之情,守护“乡土”之情。[顺便一提,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中,论者所说的“乡土文学”有不少是指“2.情思(B)”这样的作品,且通常指的是小说。]


50年代至70年代:从《鹅銮鼻》到《车过枋寮》


余光中这位台湾乡土诗人,对这片乡土事物的书写,始于1953年的《鹅銮鼻》。“我站在巍巍的灯塔尖顶,/俯视着一片蓝色的苍茫。”诗人这样开始,接下去力写天风海浪,“冥冥”、“浩浩”、“大海”、“巨鹰”等气象雄浑的字眼很多。鹅銮鼻灯塔上的强光“旋向四方,水面轰地照亮;/一声欢呼,所有的海客与舟子,/所有的鱼龙,都欣然向台湾仰望”。“欣然向台湾仰望”这结束语,充满了身为台湾一分子的自豪感。陈幸蕙说得好,这是首“台湾颂”﹔也因此,它是一首乡土诗。不过,此诗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全诗二十四行,“我”字出现了七次,有两次出现在“我的脚下”词组中。作者想象自己为张翅待飞的巨鹰,“小我”的情怀豪壮,盖过了“大我”的乡土。所以《鹅銮鼻》不算是当行本色的乡土诗。


1958年有《西螺大桥》。此诗有附注谓余光中“3月7日与夏菁同车北返,将渡西螺大桥,停车摄影多帧”。后写成本诗。西螺大桥横跨台湾最大的河流浊水溪,于1951年建成通车,长近二公里,在当时是东亚地区第一长桥。余光中形容它是“钢的灵魂”,“力的图案,美的网”,是“意志之塔”,又说西螺平原吹着“壮阔的风”,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不过,正如陈幸蕙说的,此诗是“一章以强悍的意志、向命运挑战的决心写成的人生宣言。西螺大桥,只是诗人借题发挥的对象”。《西螺大桥》虽然涉及台湾本土的“物”,其乡土性比起《鹅銮鼻》就更淡了。《鹅》、《西》一写灯塔一写钢筋长桥,两者都是科技文明的产物,这也削弱了狭义的乡土性。


《鹅》、《西》二诗涉及台湾景物,成于1962年的《观音山》和《碧潭》亦然。后二者都是情诗,观音山和碧潭只是背景、“道具”而已。不过,诗人以台湾实有地名入诗,使爱情不在虚无缥缈间,或游离在异域里,可说明诗人对所居住的台湾,大抵已经认同了,有一份感情了。这已经是余光中熟悉的一个岛、一片土地。


1972年的《车过枋寮》正式宣示了余光中对台湾的乡土之情。诗分三节,首节首行是“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次节首行是“雨落在屏东的西瓜田里”,末节首行是“雨落在屏东的香蕉田里”,全诗写的就是屏东、甘蔗、西瓜、香蕉,“甜甜”的、“肥肥”的;“屏东是最甜的县”、“屏东是方糖砌成的城”。这些,连同诗中的“山麓”、“平原”、“海岸”、“阡陌”,合起来成为一片令人怡悦的乡土。《车过枋寮》具有《诗经》以及鲍勃•迪伦(Bob Dylan)民歌般的质朴、回环往复的风格(此诗成于余光中《摇摇民谣》的时期),这是乡土性的另一呈现。两年后,即1974年,余光中写了《雾社》和《碧湖》,向抗日的山胞致敬:日本人的“樱花谢了”,“武士刀也锈了”,“永不褪色是烈士的血”;“忆当年/乍一座活火山在此飞迸”,“余波撼,远摇富士的山脚”。《车》、《雾》、《碧》三首诗,写的是余光中的“台湾经验”,属于“本土文学”(陈芳明语)。有人认为《车》对台湾乡土的了解不够深入。如果这句话的意思是《车》的乡情较淡,这样的批评是可以接受的。人生、爱情的哀愁有浓淡之分,乡情当然也有。《车》较淡,《雾》和《碧》则正如诗人自己说的“于今烈士碑前、英雄坊下,忠魂义魄,犹令人低回不能自已”,是深沉的乡土悲歌。


80年代以来:环保诗和乡土诗


1950年余光中到了台湾,至1974年,除了其间三度居留美国共五年外,一直住在台北。1974年起在香港教书,至1985年迁回台湾,在南部的高雄任教于中山大学至今。高雄居已整整二十年,这是他一生中居住最长久的地方,是他的城市,也是他的乡土。他抵达西子湾的校园,答记者问时,即清楚表示在高雄他将不是过客。鹅銮鼻在垦丁,写《雾社》和《碧湖》时他人在垦丁,垦丁在高雄之南,《车过枋寮》的枋寮也在高雄之南。余光中不是高雄的过客而是归人——回归50年代所咏写的台湾南部。余光中是福建永春人。最近二十年居住在高雄,高雄南下即为恒春半岛。原籍永春的诗人,如今与恒春为邻。恒春之邻的高雄,成为他的故乡,至少是第二故乡了。

余光中1985年定居高雄后,所写的诗已结集出版的有四本:《梦与地理》,1990年;《安石榴》,1996年;《五行无阻》,1998年;《高楼对海》,2000年。余光中在《高楼对海》的后记里统计过:这四本诗集涉及中山大学所在地西子湾的数量颇多,“西子湾的山精海灵给我的天启,至少引出了二十四五首诗”。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乡土诗。他写西子湾,还写台湾别的山水乡土,如垦丁、玉山、兰屿、雪山等等。写雪山有两首,兰屿六首,玉山七首,垦丁多至十九首。


迁居高雄后四个月,余光中于1986年1月为“木棉花文艺季”写了主题歌《让春天从高雄出发》,余光中80年代的台湾乡土诗,恰恰好就“从高雄出发”:


让春天从高雄登陆

让海峡用每一阵潮水

让潮水用每一阵浪花

向长长的堤岸呼喊

太阳回来了,从南回归线

春天回来了,从南中国海

让春天从高雄登陆

这轰动南部的消息

让木棉花的火把

用越野赛跑的速度

一路向北方传达

让春天从高雄出发


这首诗意志“高”昂、“雄”心万丈,春天的高雄,在一片“壮丽的光中”(余氏诗《五行无阻》末行语)。高雄在台湾南部,春天从高雄出发,这是诗的地理意义。高雄是台湾的第二大城,台北第一。余光中说春天从高雄出发,这是诗的象征意义:高雄人自豪,敢为天下之先。1987年高雄举办第二届“木棉花文艺季”系列活动,余光中为此写了《许愿》,呼唤爱心,强调保护环境。萧萧评论此诗说:它“虽是应景应酬之作,却注入了深情”。我同意其说。我相信《让春天从高雄出发》也是应景而有情之作。刘勰虽然贬“为文而造情”的作品,不过,因景因“文”而造出来的情,如果恰巧是实情甚至是深情,结果是情文并茂,当然值得我们喝彩。


《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得到喝彩,为不同政见的人士引用。和它一样传诵,甚至流传更广的,是《控诉一支烟囱》,在《让》之后四十日写作的。


用那样蛮不讲理的姿态

翘向南部明媚的青空

一口又一口,肆无忌惮

对着原是纯洁的风景

像一个流氓对着女童

喷吐你满肚子不堪的脏话

你破坏朝霞和晚云的名誉

把太阳挡在毛玻璃的外边

有时,还装出戒烟的样子

却躲在,哼,夜色的暗处

向我恶梦的窗口,偷偷地吞吐

你听吧,麻雀都被迫搬了家

风在哮喘,树在咳嗽

而你这毒瘾深重的大烟客呵

仍那样目中无人,不肯罢手

还随意掸着烟屑,把整个城市

当作你私有的一只烟灰碟

假装看不见一百三十万张

——不,两百六十万张肺叶

被你熏成了黑恹恹的蝴蝶

在碟里蠕蠕地爬动,半开半闭

看不见,那许多曚曚的眼瞳

正绝望地仰向

连风筝都透不过气来的灰空


《控》引发的积极反应,论者多有谈及。《让》是歌颂,《控》是控诉,一正一负,都基于对高雄这块土地的关爱。余光中对环境的污染,在《控》诗前后,声讨了很多年;亦诗亦文,以此为主题,他发表过多篇作品。在《控》之后,如《贝壳沙》、《警告红尾伯劳》、《灰面鹫》等,都是环保诗或者说生态诗。前者指责游人在沙滩乱抛垃圾,后二者讽斥饕餮者捕杀禽鸟,这几首诗都常为人引述。


远在《控》之前,写于1963年3月的《森林之死》,似乎也可列入环保诗、乡土诗。《森》的副题是“2月26日大雪山所见”,诗人见到的是“杀杀杀!”“整个下午,大屠杀进行着/灭族的大屠杀在雪线上进行”。云杉、红桧、冷杉、香杉,“绿色帝国的贵族们,颓然倒下”,“白血飞溅”。木材将成为华厦、桅墙、铁轨的枕木。“征服”森林的人胜利了,“钢铁胜利”了。保护环境的措施之一,是不要滥伐森林。1962年美国的卡尔森(R. 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引起注意,环保运动跟着形成了。不知道余光中写《森》之前有没有读过此书,也不清楚他写作《森》时有没有环保意识(在台湾环保的力作《我们只有一个地球》,韩韩和马以工合写的,到1983年才出版);无论如何,就诗本身而论,绿色的森林被屠杀,以钢铁为代表的现代文明胜利了,这实在包含了诗人悲悼、不忍之情:人类为什么要这样征服、屠杀大自然?这和环保意识是相通的。《森》长达七十四行,是对大自然遇害的长长悲啸。

科技文明入侵乡村、乡野,带来污染,破坏生态。乡土文学常有反文明的意识或下意识。余光中像你我他一样生活于现代,拜科技之赐,享受科技文明,但他颇有返璞的思维。例如,1982年他人在香港,想起当时的台北,现代文明侵占,红尘滚滚,特别是“满耳的噪音,满腔的废气”,他写了《旧木屐》 (收于《紫荆赋》),“拖着一双旧木屐,走出去/就让两边的围墙和篱笆/伸出扶桑和九重葛/一路接我回家去”,就颇有乡土气息。又如1994年的《火金姑》则有这样回归乡土的想象:


多想某一个夏夜能够

一口气吹熄这港城

所有的交通灯,霓虹灯,街灯

那千盏万盏刺眼的纷繁

只为了换回火金姑

点着她神秘的小灯笼

从童话的源头,唐诗的韵尾

从树根,从草丛的深处

寻寻觅觅,飘飘忽忽

一路飞来,接我回家去


罗大佑应该有兴趣把《火金姑》谱成音乐,因为他的歌就有这样的歌词:“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80年代以来:山水诗和乡土诗


余光中的诗文,“古典”、“浪漫”、“现代”诸种元素都有。浪漫诗人喜爱大自然,有环保意识的人,多半都喜欢自然山水。余光中对自然之爱,表现在他的登山涉水、模山范水的作品中。1974年至1985年居于香港期间,余光中登临过飞鹅岭、八仙岭诸山,游遍了船湾、吐露港、维多利亚港诸水域。1985年迁居高雄,“高楼对海”,面对着西子湾。他用彩笔为西子湾浓妆淡抹,自然加上艺术而更美。高雄向南两个小时车程,就是垦丁公园,他写作《垦丁十九首》(为什么是十九首?可使人联想到《古诗十九首》?)是垦丁山水文学处女地最辛勤开垦、最有实绩的园丁。


《垦丁十九首》依其序列先后,写山、风、日出、海、沙、瀑布、树、菊花、鸟、蝶和石头;第十五首《牧神午寐》较为特别,写林中的寂静。陆机《文赋》有几句话正好用来形容这组诗:“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这组诗景物多姿不必说,其描述角度和手法则力求变化,语言巧妙不拘一格。连其“体”也屡迁:陈幸蕙认为这十九首中,《牧神午寐》、《蟛蜞菊》、《银叶板根》、《青蛙石》都可称为童话诗,或多或少表现了“可喜的幽默、顽皮的趣味、轻松的美感、以及无目的的快乐”,信焉。《蟛蜞菊》开首这几行,用的就是童诗的笔调:


忽然一声喊,野孩子们纷纷

从石隙石缝里一下子涌来

黄发细颈的野孩子们

一转眼就爬满了沙滩

兴奋地又笑又唱又喊


写“风翦树”就不同了,它意志坚挺顽强:“永不下降的一面半旗”,“和欺人的风势一较摔跤”,“就这么一身铮铮的傲骨/翘在咆哮呼喝的风口”。(《风翦树》)《山海瀑》一首写瀑布,同样英勇坚毅:“万壑千山都拦你不住”,“谁都挡不了一条活水/向绝路寻找自己的生路”。《问海》则写浪花,意新言妍,充满哲思;写《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苏轼,写《多弗海滩》(Dover Beach)的阿诺德(Matthew Arnold),一定欣喜于诗的江海,前浪后浪千百年滔滔不绝,欣喜于这首《问海》:


是骤生也是夭亡的典礼

刹那的惊叹,转瞬的繁华

风吹的一株水晶树

浪放的一千蓬烟花

为何偏向顽石上长呢?

为何偏向绝壁上开?

壮丽的高潮为什么

偏等死前的一霎才到来?

问你啊,无情的海


面对垦丁的美景奇景,余光中的妙想翩翩、哲思缕缕;问海之余,他劝大白斑蝶(《大白斑蝶》):


趁春天还年轻,飞吧

飞回哲学家正甜的午梦

一路要提防,切莫闯进

昆虫学家采标本的袋网

让一根无情的针

穿肠成唯美的栩栩如生


陆机认为诗要写得好,诗人得先深刻地观察事物,增进典籍文化知识(“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这首《大白斑蝶》,因为“哲学家”、“梦”、“栩栩”等字句而丰富了人文意蕴。余光中写垦丁这组诗,乃为了“歌颂这半岛(恒春半岛)的壮丽与天地的慈恩”。这“壮丽”有个焦点,就是大尖山。《大尖山》为组诗之首,诗云:“垦丁是一切风景的结论/而你是垦丁的焦点”;“阳刚之美的一座石塔/所有仰望的眼光合力/将你拱举到天际”。


在迁居高雄之前七个月,余光中在香港写了一篇题为《山缘》的散文。他说一生中有三次山缘,一在四川,二在美国的丹佛,三在香港的沙田。1985年他缘订三山之后在台湾续其山缘。《大尖山》一诗之后,他有《爬山的次日——献给大尖山》,还有《武陵道上见雪山》,还有《雪山二题》、《玉山七颂》。雪山和玉山,高近四千公尺,是台湾山中的“至尊”。高山仰止,余光中极言其“魁伟”、“雄奇”。中国大陆有昆仑、天山等崇高名山,《武陵道上见雪山》这样收结:


在一切烟雾与噪音

一切松针与鹰隼之上

与皓皓的昆仑,皎皎的天山

终古对望


表现了一种气势、一种关系。《玉山七颂》(1992年)中的《青睐》,是“山颂”的副产品,山的背景——“纯然之蓝”的天——成为主角,最有机趣:


天蓝得如此无奈地酷烈

远处的雪峰都为之低首了

而愈近高敻的穹顶

那蓝色愈是慑人

谁敢目不转睛地逼视

而不受永恒的暗伤呢?

至少我不敢,这纯然之蓝

是蓝给玉山的诸峰看的

原就无心启示给凡眼

何况是久已习于红尘

于是一排树剪过影来

为我遮一遮天之青睐


如此“酷烈”、“慑人”的蓝,却原来是“蓝给玉山的诸峰看的”,于是配角的山“平反”又成为主角了。这天蓝实在慑人、伤人,使人不敢逼视,让人受不了这“青睐”:“于是一排树剪过影来/为我遮一遮天之青睐”。大自然美的恩宠,有时是凡人消受不了的。


山缘海缘中,海缘更深。诗人与西子湾日夕相对,对夕阳时更有无限好、无限心情。诗人逐日,因为要留住彩霞满天的晚景,留住《西子湾的黄昏》(1991年):


几只货柜船出港去追赶落日

在快要追上的一刻

——甲板都几乎起火了

却让那大火球水遁而去

着魔的船只一分神,一艘

接一艘都出了水平界外

只剩下半截晚霞斜曳着黄昏

直到昏多于黄,泄漏出星光

敻辽的冷辉壁照着天穹

似乎在探索落日的下落

而无论星光怎样地猜疑

或是涛声怎样地惋惜

落日是喊不回魂的了

这原是一切故事的结局,海说

朝西的窗子似乎都同意

只有不甘放弃的白堤

仍擎着一盏小灯塔,终夜

向远方伸出长臂


诗人化身为夸父,夸父化身为货柜船,去追赶落日,而“大火球水遁而去”。星光出现了,不甘心,“探索落日的下落”;涛声惋惜地喊,落日不回魂。这是结局?还有不甘心的:“白堤/仍擎着一盏小灯塔”。什么是想象力?《文赋》说是“笼天地于形内,挫(收拾役使之意)万物于笔端”的能力、魔力,也就是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说的:“不被认知的事物,想象力使之成形;诗人之笔塑其形貌,使虚无飘渺之物有居所有姓名。”余光中正是如此,追赶、遁去、探索、喊叫、不甘放弃等等动作,构成一系列行动(亚里士多德《诗学》说的action),余光中编导了一出天天在西子湾——以货柜船、白堤、灯塔为“乡土”标志的高雄港湾——演出的凄美戏剧。

80年代以来:水果诗和乡土诗


西子湾的日落凄美,台湾南部盛产的水果则甘美。《安石榴》收辑了1987—1989三年写的十首水果诗,是他“在齿舌留香之余”对佳果及乡土的颂赞。十首诗之首是《埔里甘蔗》,诗中埔里、南投、西螺这些乡土名字先后出现;《莲雾》和《南瓜记》则有屏东,《荔枝》有旗山,证明这些水果都是土产特产,产自“南投芬芳的乡土”(《埔里甘蔗》),“带着屏东田园的祝福”(《莲雾》)。余光中怀着感恩的心,自己或与亲友,吃着或将吃甘蔗、槟榔、安石榴、苹果、莲雾、南瓜、荔枝、水蜜桃、葡萄柚、芒果,把相关的情景写成一首首超短的诗剧或诗小说,而以《埔里甘蔗》的牧歌作为这些水果诗的序曲。下面是它中间的数行:


看我,拿着甘蔗的样子

像吹弄着一枝仙笛

一枝可口的牧歌

每一节都是妙句

用春雨的祝福酿成

和南投芬芳的乡土


他把甘蔗想象为仙笛,仙笛奏出牧歌,甘蔗有一节一节的蔗身,每一节是歌曲的句子。古人说文如饭、诗如酒。酒是酿出来的。这里说牧歌如诗,也因此如酒,也因此说“用春雨的祝福酿成”。欣赏完精妙绵密的诗艺,再来听下面《荔枝》动人的故事:


不必妃子在骊山上苦等

一匹汗马踢踏着红尘

夺来南方带露的新鲜

也不必诗人贬官到岭外

把万里的劫难换成一盘口福

七月的水果摊口福成堆

旗山的路畔花伞成排

伞下的农妇吆喝着过客

赤鳞鳞的虬珠诱我停车

今夏的丰收任我满载

未曾入口已经够醒目

裸露的雪肤一入口,你想

该化作怎样消暑的津甜

且慢,且慢,急色的老饕

先交给冰箱去秘密珍藏

等冷艳沁澈了清甘

脱胎换骨成更妙的仙品

使唇舌兴奋而牙齿清醒

一宿之后再取出,你看

七八粒冻红托在白瓷盘里

东坡的三百颗无此冰凉

梵谷和塞尚无此眼福

齐璜的画意怎忍下手?


《荔枝》写诗人欲吃荔枝前的美好想象。余光中以其一贯具体生动的手法来写,诗中人、物、事都有,是咏物诗而具有情节,体现了艾略特“戏剧性”的理论:即使是一首短小的抒情诗,也应写得好像一出小小的戏剧那样人事物都具备。诗人抒情:为“七月的水果摊口福成堆”、“今夏的丰收任我满载”而喜;为快将吃到“醒目”、“消暑”的“仙品”而乐。他议论:现在我们真有口福,不必像杨贵妃“在骊山上苦等”,不必像苏轼“贬官到岭外”才尝得到佳果。他叙事:诗人驾车时,路旁有农妇叫卖荔枝,诗人欲大快朵颐,想到把荔枝冰冻后才吃的清甘美妙。他描写——咏物诗当然要对所咏之物好好刻画一番:“带露的新鲜”、“赤鳞鳞的虬珠”、“裸露的雪肤”、“冷艳”、“清甘”、“仙品”、“七八粒冻红托在白瓷盘里”等等,或用赋法,或用比法,虽然没有石破天惊的“陌生化”(defamiliarized)意象,却也视觉、触觉、味觉词汇具备,感性相当丰富。丰富了此诗内涵的,还有杨贵妃(“妃子”)、苏东坡、梵谷、塞尚、齐璜这些历史文化名人及其相关典故。


结语:学者乡土诗


正如孟樊在论述台湾写实主义诗题时指出的,这类诗作者常有乡土题材;而这类诗作的“语言多半具有……平白化的特色”,可谓是“一览无遗的诗”,诗味很淡。平白、平淡即少曲折、精巧,孟樊意谓这类写实诗缺乏高明的诗歌艺术。余光中的乡土诗和平白的写实诗、乡土诗不同。和他自己技巧密集、典故繁富的《慰一位落选人》、《唐马》、《祷女娲》等相比,余光中的乡土诗是较为“平白”的,但比起当代其他一般的写实诗、乡土诗,却奇美有味得多。有一首题为《返台观感》的环保诗、乡土诗,慨叹乡土被污染,三节中第二节是这样的:


一九八五年初夏

我返国归乡

仔细研察台湾

被肆无忌惮破坏

变色的乡土

变色的大自然

在我心底哭泣


三节都是这样的平白。余光中1986年的《控诉一支烟囱》,上面引述过的,和《返》比较,就马上显出两者技艺的落差。余光中是诗歌女神缪斯(Muse)的异族兄弟,奇想妙思丰盈。本文论述的《控》等诗就是这样。刚才引的《荔枝》则以书卷气胜:在高雄的旗山欲吃荔枝,先想到骊山的贵妃,然后是眉山的苏轼;以文(艺)会友,连梵谷、塞尚、齐璜也来了。有人曾对乡土诗的要素加以分析,认为其一要素是“展示朴素的风格”。余光中的乡土诗并不华丽,但在相对的朴素中有其文雅、文化,在乡土气中有学者味、文人味。小说中有“学者小说”,散文中有“学者散文”;乡土诗中有“学者乡土诗”,就是《荔枝》、《火金姑》、《武陵道上见雪山》等诗,上文析论过的。


乡土情怀、乡土文学古今中外都有。“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王粲《登楼赋》这句话,只要把“怀”字兼作“怀念”和“关怀”解,就可用来说明一切乡土文学的根源。对乡土事物的关怀和书写,角度和方式,向来多元多样。都是以其家乡(所谓native region)为背景,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小说,颇异其趣;南美洲的马尔克斯(Gabriel Márquez)又和他们北美的同行不同,他写的是既写实又魔幻的乡土小说。所以,如果余光中的乡土诗和吴晟、李昌宪的乡土诗有异,这只是自然的现象。吴晟生长于农村,读的是农专畜牧科,既读书且耕种。余光中五十多年生活于学府,读书而不耕种,他不会写出吴晟“母亲的双手,是一层厚似一层的/茧,密密缝织而成”(《手》)和“吾乡的人们,透早和透瞑/无闲理会满身的污泥”(《过程•种》)那样的诗句;然而,吴晟写的“自己的家乡,自己不爱护/谁来爱护”(《劳动服务》),“大地的温暖,泥土的慈爱/我们仍然要信赖”(《草坪》),一定会得到余光中的共鸣。


台湾的很多乡土文学,都写“穷”——乡土被内部或外来腐败邪恶力量所伤害,也就是前文定义部分所说的“2.情思(B)”;作者写作时,可能也“穷”——包括王粲所说的“穷”,“文穷而后工”的“穷”。余光中的乡土诗,写的多是乡土之“达”:山水风物的壮丽、甘美、可爱。而他事业堪称顺利,名闻遐迩,是“达”人。岂穷达而异心?他对乡土之爱、对台湾之颂(当然也有针砭、讽刺),是如日月之明朗,如山之高水之长的。


余光中精通中文英文,其学术兴趣兼顾中文和英文文学。兴趣多方,他还学习西班牙文,还在中英互译之外,翻译土耳其诗(转译自英译本),还听音乐、看绘画,且撰写乐评与画论。他在文学上,不可能不诗、散文、评论诸种书写体式都经营。他在诗方面,不可能不题材广阔、体制多元。余光中自称为“艺术的多妻主义者”。他也是生活地域的“多妻主义者”:撇开大陆是母亲不说,他自言台湾是其妻子,香港是其情人,欧洲是其外遇。这样一算,他已是“三妻主义者”了;如果把甚为戏谑式的“美国是弃妇”之喻加起来,那是“四妻”了。对天地万物,他多情、兼爱甚至泛爱(当然有其最爱)。余光中写过多篇美国、欧洲的游记,描其山川,写其人文。居住香港十年,结了山缘海缘之后,称美其山其水。90年代以来,余光中常访大陆,乡愁的诗不再,而游访巴蜀、齐鲁、金陵、“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的诗文,汩汩而出。余光中写诗怀念母亲、悼念父亲,抒发嫁女之喜、抱孙之乐。他写过《珍珠项链》、《三生石》等传诵诗篇,鹣鲽之情极深。他在台湾这片乡土,前后居住四十年,对台湾这个妻子,其颜如玉(有玉山),其容如西施(有西子湾),怎能不情诗一首接着一首,颂其娇美雍容、诫之以庸俗污染、述说二者的逾恒恩爱呢?(他也写了很多台湾乡土散文,这是本文的题外话了。)

余光中是现代诗人,是抒情诗人,是山水诗人,是环保诗人,是乡土诗人,是山水、环保、乡土浑然一体的诗人,是垦丁诗人,是高雄诗人,是台湾乡土诗人,正如他是香港诗人是华夏诗人一样。


夲文选自九州出版社《壮丽余光中》(李元洛、黄维樑合著)一书。

编辑 | 章雪芳  审核 | 李元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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