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已达37.8岁，区域间的人口流动会如何变化？

山川网：人口的流动，长期以来被视作区域经济兴衰的风向标。

中国三大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之所以能够有今日之成就，与四十多年前，三地在全国范围内最前把握住改革开放之机遇，率先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期，从而吸引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密切相关。

而当时间已近2019年年末时，我们再来回头看看，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各区域内人口流动的情况，是否依旧频繁？

近日，互联网招聘平台BOSS直聘发布了《2020人力资本趋势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报告中，有关于2019年求职者工作城市流动的相关数据统计，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所以今天，与大家一并分享——

在报告发布方看来，通过该平台相关的数据监测，认为2019年区域职场人流动情况呈现如下状况——

2019年，我们明显观测到了从“城市抢人”到“区域化抢人”转变的趋势。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1月，一线城市职场人净流出率为0.58%，较2018年同期增加0.05个百分点。杭州、东莞、武汉、长沙、苏州成为求职者离开一线城市后首选的五大城市。

西安、东莞并列成为2019年相对一线城市人才流动率（1.17）最高的新一线城市，其中西安连续两年名列榜首。

而通过延续观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四大城市群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就业均衡指数，具体情况如下：

京津冀逐步向心

北京地区高等教育资源优质，人才吸引力极强，但城市承载力有限，加之外来人才竞争激烈，本地区培养的人力资源呈现外溢的状态。天津河北则各自面临挑战。

成渝一收一放

2019年，重庆的本科就业均衡指数和硕博就业均衡指数分别为0.85和0.58，远小于成都的1.41和1.07。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互联网技术成为基础设施，技术应用已渗透各行各业，信息技术行业快速发展带动成都企业招聘的平均薪资明显高于重庆。

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1月，成都企业招聘的平均月薪为7163元，重庆为6812元，差距较为明显。

珠三角求贤若渴 长三角泰然自若

珠三角地区内部高学历人才供需出现偏倚，举例来说，东莞2019年的硕博就业均衡指数高达101.5，本地高校人才培养严重短缺。而教育资源雄厚的长三角地区，内部发展更为均衡，以上海为中心的优质人力资源外溢对区域内城市的需求进行了有效补给。

通过报告中以上的表述，我们可以发现：2019年人才市场流动依旧活跃，人才不仅在行业、岗位之间流动，单个城市间的人才流动也已升级为城市群内部的区域迁移。大量企业选择跨行、跨城、跨岗招聘。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区域化人才留住的现象表现得十分明显。即便是从上海“出走”的人才，超四成的人仍选择继续在长三角内部迁移，杭州和苏州吸引了大量上海人才。

一年间，企业、求职者双方内部的竞争均变得更为激烈。“抢人大战”成为最热门的公众话题之一。随着城市、行业、岗位人才分界限不断模糊化，新旧职业快速更替，企业的人才竞争明显加剧，招聘难度大幅度提高。

这里就到了今天我们的重点所在，为什么相比前些年跨大区版块（例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远距离地区间）人员流动无论是数量，还是增幅都十分可观，而到了当下这个时间点，这类型的人员流动明显减少了呢？

这个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核心的，其实有两点：其一是中国整体及重点区域的城镇化所处阶段的变化；其二是中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的变化。

我们先来一起看看2018年全国各省市常住人口及城镇化率的相关数据——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发现，以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地区共同构成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最低城镇化率水平都已经达到了70%左右，而最高的京沪二城城镇率更是已然逼近90%。

毫无疑问，在当下的中国三大核心城市群，都早已进入了城镇化的晚期，未来能够承载的外来人口体量上限是可以估量的。

而更重要的还不止如此，如果我们顺着中国省级行政区城镇化率的排名一路往下看，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城镇化水平低都已经不低。

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一般来说区域或城市城镇化率的终点并非100%，能够达到60%已经处于城镇化中期阶段，而能够达到70%、80%时就已经全面进入了城镇化晚期阶段。

不同地区由于不尽相同的客观情况，不少地区未来能够达到的最高城镇化率可能就只有70%，甚至于更低。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发现，不仅仅是核心城市群，就算是中国的普通内陆省份，多数未来的城镇率进程都将全面放缓。

而根据此前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9》数据显示——

1985-2017年间，中国劳动力人口（包括学生）的平均年龄从32.2岁上升到了37.8岁。2017年，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辽宁、吉林、黑龙江、重庆、湖南，平均年龄最低的五个省份是广东、贵州、海南、新疆、西藏。

这个数据如何理解呢？它最大的意义，其实是在于区别全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单独将适龄的劳动人人口拿出来进行比较。

简而言之，就是中国目前所有的在工作人口，平均年龄已经接近38岁，距离40岁的大关迫在眉睫。这意味着中国的职场正在快速老龄化，未来我们在各家公司和企业中看到的员工，青年人占比会越来越低，中年及老年人占比会原来越高。

这种情况会带来的影响显然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老生常谈的退休机制与养老压力。未来退休年龄还将进一步延后，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必然发生的一件事情。

核心原因并不是大家的人均寿命越来越长了，所以就需要更多的工作总年限，我想没有多少人愿意在60岁甚至65岁之后，依旧不能退休安享晚年时光，每天依旧要忙碌于工作的。

当老年人越来越多，一方面职场中的适龄劳动力就会变得不足，同时社会整体的养老资金池也会变得入不敷出，且缺口越来越大。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政策能够做的最直接手段，事实上正是延迟退休年龄。

不过这种手法，其实就和通过限制性手法抑制房地产交易一样，治标不治本。

而当社会整体劳动力年龄越来越大之后，必然会导致的另外一种情况，正是职场人跨城市、跨区域流动性的大幅减弱。

关于这点很好理解，一位25岁的职场人和一位35岁的职场人，前者几乎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年在北京，今年在上海，明年去深圳；但是后者，是决然不可能这样做的，因为他身上背负着沉重的责任与压力。

这样一来，报告中所提到的跨区域人员流动情况降低，区域内人员流动情况尚可的原因，自然也就更容易理解。

本文综合参考以下素材，深表谢意——

《报告：中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已达到37.8岁》·中新网

《2020人力资本趋势报告发布 长三角已初步实现区域化留人》·新民晚报

《突变时代：2020人才资本趋势报告》·BOSS直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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