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借都市想象重构中国文学史图景 | 专访视频

1983年，岭南人陈平原第一次进京。多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初春的清晨，披着借来的军大衣，步出火车站，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特别的焦糊味。“北京破晓时分所蕴涵的力量、神秘与尊严。这种混合着肃穆、端庄、大度与混乱的‘北京气象’，令人过目不忘。”

在北京居住了十余年之后，有感于“上海学者关注上海的历史与文化，广州学者也对岭南文化情有独钟，而北京学者更希望谈论的是中国与世界。因此，有意无意间，遗漏了脚下同样精彩纷呈的北京城。”陈平原心血来潮写了篇短文《北京学》，呼吁建立“北京学”。

2001年秋天，陈平原在北大开设“北京文化研究”专题课，真正将“城市”作为一个学术话题，投入一定的精力。这些年来，他不仅主持相关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还主编“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与“北京读本”。今年，他关于城市研究的两本文章合集《记忆北京》与《想象都市》出版，前者收录了作者关于北京的文化随笔共计25篇，后者是他关于都市研究的文章结集。

作为一名人文学者，陈平原的都市研究，一方面着眼于如何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关照被忽视的都市日常生活场景，建立一种有别于传统的“都市美学”，并借此重构中国文学史的图景，“以前的文学史对城市建筑以及都市生活关注不够。”；另一方面，他也时常徘徊在书斋生活和社会关怀、学界立场和公民立场之间，面对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过程中的利与弊，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这代人，经历上山下乡，体验过中国城市化的停滞乃至倒退……比未及看到波峰的上一代或想象不出谷底的下一代，都更能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艰难、曲折与辉煌。因此，说话不会走极端。”陈平原说。

回顾城市研究的成果，陈平原坦言因精力有限、兴趣太多，对于城市研究“提倡有心，创造无力”，并寄希望于下一代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学者，真正理解都市的七情六欲，来揭示“中国文学史有待揭示的另一面相”。

张垚仟 / 文

徐洋 / 摄

像狄更斯那样理解城市的七情六欲

读品：1994年您发表了《北京学》，并自此开始都市研究与“北京学”研究。梳理这些年的研究，您觉得自己最大的研究成果是什么？

陈平原：学界有人做过检索，确实是我最早提出“北京学”这个概念，但那不是一篇专业论文。我真正投入一定的精力，是从2001年秋天在北京大学开设“北京文化研究”专题课才开始的。我的兴趣比较广，城市研究不是我做得最好的一个方向。好多方向同时做，精力自然分散，成绩不太理想。所以我才会说，或许将来回头看，我的贡献是带出了一批博士，且在某个时段、某个区域引领了城市研究的风气。城市研究，现在很多人在做，从不同方向，尤其是年轻一辈，上手很快。

我有两个基本判断。第一，我自己是在农业社会长大的，上大学以后才进入城市。我对城市的理解，与真正在城市里长大的一代人是有差距的，对城市隐藏在外表下面的七情六欲体会不深。第二，我投入到城市研究的精力是不够的，只能说“提倡有心，创造无力”。下一代人，他们在这条路上会走得比我好得多。

我的工作，早期成绩是带出一批学生。现在的“贡献”，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再三强调：“北京学”必须是“城市研究”，而不是“首都研究”。北京学者谈北京，总喜欢说我们不是一般的城市，我们是首都，而首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样一来，在理论上，很容易放弃那些成功的城市研究方法、思路及框架，转向国家的政治制度、组织结构及实际运作。换句话说，明显压抑了北京的城市功能。明明是谈北京，很容易由城市进去，一转眼变成了国家论述。过度强调北京的首都功能，会把“城市学”给做歪了。

《想象都市》

作者：陈平原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读品：作为一名人文学者，您都市研究的重点在哪里？

陈平原：“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既是我主编丛书的名称，也是我主持的系列国际会议的主题，也是我自己研究关注的重点。这当然是跟我自己的学科背景有直接关系，这么做比较顺手。城市研究可以有各种层面，政治、经济、地理、建筑，但我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的关系。如同我在《“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总序》中所说的，虽有文明史建构或文学史叙述的野心，但更希望像波德莱尔观察巴黎、狄更斯描写伦敦那样，理解北京、上海、西安等都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

读品：除了书斋内的研究，关于城市的建设、遗迹与古迹的保护这些工作，您也一直在建言献策。如何在学界立场和公民立场之间找到平衡的落脚点？

陈平原：某种意义上，做人文学科的，大概都会面对这个问题。你当然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有的专业很偏，比如古文字研究，没必要强调现实关怀。可是你做城市研究，尤其是我刚才所说的偏于历史文化，又恰逢生在一个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利弊兼有的时代。我说“利弊兼有”，那是因为城市化进程乃大势所趋，且确实带来很多生活上的便利，但也留下不少遗憾。面对这种现状，只在书斋里讨生活，还是不太令人满意。所以，才会有时候写专业论文，有时候写文化评论，有时甚至在报纸或电视上呼吁，介入一些论争。

作为人文学者，如果你想走出书斋，为保护文物、维护生态平衡、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等做点贡献，在坚守自家立场的同时，得学会与媒体相处、与政府沟通。这里的分寸不太好把握。因为“城市学”既是学术，也是政治；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研究，也是说服。我反对以下三种倾向：第一种，看不起媒体，信不过政府，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指点江山；第二种，摇身一变成了媒体人，不管懂不懂，整天在电视上哇啦哇啦乱说话；第三种，完全丧失独立性，成了政府决策或条令的解说员。其实，作为人文学者，最难的不是“遗世独立”，更不是“卖身投靠”，而是“有立场且能坚守”。

今年上海书展期间，陈平原在上海图书馆开讲

通过都市研究，重构中国文学史图景

读品：您本身是南方人，做“北京学”研究，是否有隔膜？

陈平原：我曾经指导过一篇博士论文，首先让作者在北京地图上标示出老舍与张恨水小说人物活动的地点。圈出来一看，果然不出我所料，张恨水的北京要比老舍的北京大得多。为什么？老舍的北京非常深，小羊圈胡同这周边的环境，他发掘得很透；而张恨水则是用一种游客的眼光，而不是在地居民的眼光来看北京。

谈小说艺术，张恨水写北京不及老舍深入骨髓；可是你要想了解北京的全貌，反而是一个外地的、新闻记者出身的通俗作家，他更有展现北京城方方面面的欲望。我妻子是北京人，可对北京的方方面面，有时我比她了解得还多。为什么？因为我是外地人，会从读地图开始，从一个大的视角进去，逐渐进入到我生活的这个点。而对本地人来说，就在这个地方生，就在这个地方长，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没必要像游客一样拿着地图到处寻找“北京城”。由里而外与由外而里，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记忆北京》

作者：陈平原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读品：您曾经说过希望借“文学的都市和都市的文学”来重构中国文学史的图景，如何理解这种“重构”？

陈平原：在以往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我们对朝野之间的对立，对读书人的生活态度，对文学创作的形式等，有比较多的理解。但我们对传统中国文学的制作与传播，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都市生活，却可能缺乏了解。我感慨的是，以前的文学史对城市建筑以及都市生活关注不够。因为，涉及唐宋都市，单靠中文系教授做不好，必须是历史、考古、建筑、艺术等诸多领域学者一起做，才可能比较完美地呈现。

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对城市的发掘远远不够。在《想象都市》中，有一篇谈到了“唐朝的天空”。1924年，鲁迅前往西安讲学，准备撰写长篇小说或剧本《杨贵妃》。但据他自述，到了西安之后，发现“唐朝的天空”不见了，只好停止写作。思接千古，诗文及人物好说，那些消失了的历史场景、生活方式以及民风世情，其实是不太容易呈现的。所以，我才强调对都市生活的考辨。最近几十年，得益于考古发掘以及历史研究，我们对古代都市的形态有较好的了解。而大量图像资料的出现，比如壁画等，让我们对古代人的日常生活，从服饰到宴饮到狩猎，以及集会、游戏、出行等，也有了更清晰的了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谈文学，讨论诗人的聚会和唱和、文学的生产与传播，还有经典的建立以及趣味的转移等，可能会更加丰满，也更为可信。

读品：如果说之前的文学研究对于城市层面的挖掘不够，那么应如何建构一种都市美学？

陈平原：都市美学的建构和现代城市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传统中国，都市与乡村之间差距不是特别大。少年山村读书，中年都市游宦，年纪大了，告老还乡，可以不断循环。但是今天不一样，走出山村后，回不去了，官员回不去，读书人也回不去了。很多人离开家乡后，就是每年春节回去探亲，让他退休后重新回山村生活，已经不可能了。喜欢旅游的，你若到过婺源，看到有些穷乡僻壤，从前出过大官，告老还乡后服务桑梓，留下很好的印记，这是传统中国“上下流动”的优良传统。

可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城市迅猛发展，乡村日渐衰败。经济实力决定文化建设，再逐渐积淀为文学形式或审美趣味。我曾开玩笑说，第五代导演，比如说张艺谋，拍农村拍得特别好，拍到城市就是不像。我们这些在农村长大的，虽然日后长期生活在城市，但看城市的眼光与趣味，还是不行。当下中国人，一半以上生活在城镇，我相信年轻一辈，会养成不同于传统中国的审美眼光和表达方式。

回过头来，重读前辈所撰中国文学史，会惊讶地发现，我们以前是不是过分地从乡土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学，以致都市的层面没有得到很好呈现？承认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乡村经济及文化有其重要功能，但谈论汉唐以降的中国文学，历朝历代的都市生活，必须得到更多的强调。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作者：陈平原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给城市立传，希望兼及文学与史学

读品：近年来，国内外都有作家为城市列传，《伦敦传》《南京传》《北京传》。您如何看待这种写作？

陈平原：不仅仅是给城市立传，给大山、大河立传，也是可以的。这种写作方式，把远古的历史地理、当下的人文风情，以及贯穿其中的人物故事等，综合在一起，可读性很强。但这到底是文学创作，还是历史考辨，每个人的写作状态不一样。作家给城市立传，当然也会下功夫考辨，但写出来很可能还是偏于文学。我还是希望兼及文学与史学，还有地理、建筑、考古、艺术等，那样的城市传会做得更扎实，也更好看。甚至像泰山、黄河等历史人文景点的“传”，也都可以这么做。

读品：汉语中关于都市与文学的书，有没有您比较推崇的？

陈平原：早年我写文章推荐过赵园的《北京：城与人》和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不仅是因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的魅力，更由于两位作者的独具慧眼。赵书所谈论的“城与人”，基本上限于京味文学，因写作时间较早，稍嫌单薄。李书视野更开阔，以都市文化为题，涉及百货大楼、咖啡厅、公园、电影院等有形的建筑，以及由此带来的文人生活方式及审美趣味的改变，更讨论印刷文化与现代性建构、影像与文学、身体与城市等一系列极为有趣而复杂的问题。二十多年前的著作，今天看来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开创之功不可没。

本期人物

陈平原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1998，2003，2009，2013），以及第四届王瑶学术奖著作奖（2016）、第四届思勉原创奖（2017）、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2019）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著作三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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