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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边评论||谢治菊:构建心理服务体系,让易地扶贫搬迁户稳得住

南方治理 2024-06-27





构建心理服务体系 

让易地扶贫搬迁户稳得住


谢治菊


      易地扶贫搬迁是将生存条件缺乏地的贫困人口安置到其它地区,并通过改善安置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拓宽经济增收渠道,逐步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的过程。2015年12月,国家发改委等5部门联合下发了《"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明确用5年的时间对1000万生存条件缺乏的贫困人口进行易地扶贫搬迁。全国近1000万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动迁,关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深度变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复杂浩大工程。三年多来,全国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创造了易地扶贫搬迁的奇迹。截至2019年2月,全国已累计搬迁700余万人。随着搬迁工作的逐步完成,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心逐步从以搬迁为主向后续扶持工作转变,着力解决搬后是否“稳得住、能致富”的问题。“稳得住”是“能致富”的前提,是剩余搬迁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保证,故而十分重要。而搬迁户是否“稳得住”,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文化服务体系、社区治理体系、基层党建体系、培训和就业服务体系等“五个体系”固然重要,但心理服务体系也不可忽视。因为,将心理因素融入搬迁过程中,可让搬迁的效果事半功倍。因此,建议在继续坚持“五个体系”的基础上,构建行之有效的心理服务体系,对搬迁户进行心理服务。


一、将心理服务纳入顶层设计,制定心理服务考评体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都非常注重扶志在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反复强调“扶贫先扶志”的重要性,国务院扶贫办等13个部门更是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扶贫扶志行动的意见》,该意见致力于激活贫困户主动脱贫的“内生动力”,激发贫困人口“我要脱贫”的迫切愿望。可以说,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贫困户积极、主动脱贫的良好格局正在形成,但仍有一部分人还存在“等靠要”的依赖心理。要从根源上破除这种心理,就应将心理服务纳入顶层设计。其实,将心理服务纳入顶层设计,是践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的重要举措。为此,各地应结合省情实际,将心理服务作为与“五个体系”并驾齐驱的治理方式,提出心理服务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形成系统方案,给予心理服务充足的政策依据。强化党对心理服务的领导,将心理服务编入易地扶贫搬迁专项工作规划,给予专门的财政支持。制定心理服务考评体系,明确考评目标、标准、内容和方式,将其纳入干部日常考核的范畴,引导基层干部高度重视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心理服务工作。


二、积极发挥社工人员作用,建设心理服务人才队伍


     易地扶贫搬迁后,虽然各地政府都开展了就业服务培训,但因各种原因,部分搬迁户可持续生计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再加上自身理解的偏差,部分搬迁户习惯了国家支持和资金扶持,面对不能有效解决自己生计问题的尴尬,他们会产生“不愿脱贫、不能脱贫和不信脱贫”的盲从心理。为此,可积极发挥社工人员的作用,对其盲从心理进行疏导。事实上,作为资源的链接者、服务的供给者和效果的评估者,社工人员在提升搬迁户能力、疏导搬迁户心理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尽管2019年以来,部分省份已印发诸如《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与人才激励保障的实施意见》这样的文件,明确要求要加快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但是,由于社工人员精准扶贫知识、心理服务知识和反贫困经验欠缺,他们直接参与服务的效果并不好,建议通过培训教育、参与观察、社会实践等方式,更新他们的知识储备,使他们系统掌握易地扶贫搬迁的有关政策和背景,了解搬迁户的生活方式、语言和文化,熟知搬迁户的心理需求和生活需要,促进社工人员在易地扶贫搬迁领域的本土化。同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吸收来自学校、医疗机构、心理咨询机构的专业人才作为志愿者,充实到搬迁社区的一线工作队伍。此外,整合力量、制定政策,吸引社会工作、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专业背景的大学生到搬迁社区就业工作。或者,对基层工作人员、一线教师、帮扶干部进行心理服务技能培训,让其成为搬迁社区的兼职心理服务咨询师,建设本土心理服务人才队伍。


三、培育心理服务企业,健全心理服务机制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心理服务工作虽由政府主导,但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能有效解决的,应在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的基础上,合理引入市场机制。因此,为纠正社工人员或心理咨询志愿者可能造成的偏差,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社会心理服务公司或事务所,实现供给侧改革,定期对搬迁户进行心理疏导与心态监测。健全心理服务宣传引导机制,将搬迁社区的心理服务与媒体的传播结合起来,通过开设公益类专题栏目,或举办励志报告会、先进人物宣讲会、感恩宣讲会,营造良好的社区氛围,促进社区融合,增强搬迁户对党和政府的感恩意识,破除搬迁户的封闭和排斥心理。创新心理服务管理机制,严格准入条件,强化心理服务风险预警与处理能力,重点培育搬迁户自强不息、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健康心态,激发搬迁户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健全搬迁户的利益表达机制,完善搬迁点的社区公开制度,使搬迁户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不断增强他们利益表达的能力和机会,确定搬迁户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人翁地位,让他们感到被关怀、被重视。


四、建设心理服务平台,加大心理服务投入

      

      易地扶贫搬迁户大都来自偏远的农村,往往更容易产生乡土情结,怀念旧有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对新环境产生排斥心理。这种排斥会让部分搬迁户形成应激性抵触心理,不去主动适应因搬迁而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变迁。通过构建心理服务平台,加大心理服务投入,可以更好的帮助搬迁户适应社区生活。为此,应构建大数据心理服务平台,为搬迁社区心理服务提供线上支持和专业资源,搭建展示平台,促进学习交流,助力心理服务工作成果量化评估。加大对搬迁户心理健康的投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建立专门的心理服务工作室,整合多元社会力量以专职或兼职的身份到工作室工作,将搬迁户的心理保健纳入基本医疗保健范畴,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普查。创新社区管理模式,按照搬迁安置点的规模大小,对搬迁社区进行分类管理,分别在集中安置点设立独立型、融合型、挂靠型移民社区,确保搬迁后服务群众有机构、有组织、有人员、有经费、有场所,克服搬迁户的不良心理。切实保障搬迁户的合法权益。易地搬迁后,一些搬迁户开始由农民向居民过渡,附着在身份上的权益随之也必然发生一些变化。为此,可采用“一证变两证”,即原户籍证管理土地和林地、社区居住证管理房和人的做法,保障好搬迁户在原集体耕地、林地承包等方面的相关权益,以及在新安置区的身份认同,确保搬迁群众在新移民安置社区平等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切实提高其认同感,使其“稳得住”。


五、强化社区心理融合,开展心理文化建设


     易地扶贫搬迁打破了搬迁户传统思维中熟人社会的文化观念,虽然搬迁的行为属于自愿,但搬迁后,城市原子化的邻里关系和个性化的人际关系,可能会使部分搬迁户有孤独感,认为自己是外乡人,进而产生焦虑情绪。为此,应在加大移民社区文体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基础上,结合搬迁户的风俗习惯,经常组织开展一些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搬迁户积极参与,加深搬迁户之间的交流与了解,强化搬迁社区的心理融合。同时,建议通过“文化下乡”“结对子”等惠民活动,为易地扶贫搬迁户提供图书、展览、演出等流动文化服务,帮助其形成健康的思想观念,营造劳动光荣的环境氛围,树立自力更生的生活理念。此外,建议设计合理的奖惩机制。对于部分有劳动能力但好逸恶劳的搬迁户,一方面通过教育鼓励他们参加劳动,另一方面要把低保资金和其他政策补贴,用以奖代补的方式发给他们,通过有偿的奖惩机制改变他们不劳而获的心态。最后,应强化典型示范和扶志教育,通过典型人物的“传、帮、带”,凝聚搬迁户向心力,形成“志智”双扶的良好氛围,增强搬迁户“干事、创业”的自我造血功能;建好用好搬迁点的宣传栏、微信群、移动客户端等信息平台,发挥搬迁点干部和驻村工作队贴近搬迁户的优势,组织党员干部、技术人员、致富带头人、脱贫模范等开展讲习,提高扶志教育的针对性、便捷性和有效性,建设良好的心理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精准扶贫与贫困户的社会适应研究”(18BSH048)

作者简介:谢治菊(1978-),重庆合川人,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方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作者:谢治菊

来源:《学习时报》2020年4月6日

排版:肖鸿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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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治理评论》稿约


《南方治理评论》始创于2013年,CNKI来源集刊,原名《广州公共管理评论》,由广州大学和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和广州市智慧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连续性学术辑刊。

《南方治理评论》秉持“培育公共精神,直面转型中国,诠释社会热点,扩展学术深度,贴近重大需求,服务国家治理”,追求“本土化、专业化、个性化、国际化”,崇尚原创研究、微观研究和深度研究的学术精神,试图在中国繁杂的地方语境下运用本土话语体系着力解读地方性知识和日常性逻辑。

《南方治理评论》认为,作为以学术为毕生事业的研究者来说,我们应该告别那种脱离现实生活玄虚的致思方式,以关注现实、关怀民生的学术伦理和脚踏实地、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立足公共生活、直面中国现实问题,从而确立中国地方治理本土化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旨趣和学术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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