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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读书人的圣地！中国藏书楼Top 8，你去过几座？
李清照具有自传性质的名篇《金石录后序》正是作于这个时候。
这篇为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合著的《金石录》所作的序言情真意切，记录了青年时代夫妻二人收集金石古物的乐趣，也记录了战乱年代她流亡过程中始终随身携带文物古籍的艰辛。
所藏多次为邻人所盗，为官兵所取的经历让李清照不禁泪流感叹，“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她也忆及前人，梁元帝一生爱书著书藏书，却在国破家亡时用一把火焚毁了数十万册书；唐传奇中记载隋炀帝死后显灵，将生前珍爱的图书复归己有。
李清照追问，“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难道人性专注的东西能够逾越生死而念念不忘吗？
我们今天的主角，正是一群与梁元帝、隋炀帝一般嗜书爱书，专注于读书藏书的文人藏宝之地——藏书楼。
我国藏书楼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藏书楼的历史变迁、典籍的兴废聚散与社会文化的发展传承息息相关，记录了中华文化发祥、发展的历程。
藏书楼由官方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与书院藏书四个系统组成，造纸术、印刷术、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汉魏、宋元、明清带来了一次次藏书活动的高潮。
今日现存的藏书楼多见于明清两代，为了更好地传承了解藏书文化，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藏书楼吧。
天一阁建于明朝嘉靖年间（1561-1566年），由退隐的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修建，至今已有四百余年历史，底蕴深厚。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对天一阁影响至深。这句话摘自汉代学者郑玄注解《易经》，天一阁不仅得名于此，建筑设计排布也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建阁之初，范钦就在阁前凿池，以作蓄水防火之用，此为天一生“水”。
藏书楼的楼体构造为二层一排六开间，上层为宽阔统间，不设隔墙，合“天一”之名；下层分为六间，前后有长廊贯通，合“地六”之数，正符合“天一地六”的解释。
清康熙四年（1665），范钦的曾孙范光文在书楼前后环绕水池堆叠假山，修筑成福禄寿喜等字样，并利用山石堆成“九狮一象”的生动形态。假山的最高处筑四方亭，环植竹木，使之具有了江南园林的风貌，这些景致基本遗存至今。
不过天一阁声名远播，还是由于藏书本身。范钦所藏之书传承几代后，依旧完整如初，这得益于范氏家族内部，建立了严苛的藏书管理制度。
藏书管理的缘起是创始人范钦的遗训“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而后又经子孙后代逐渐完善，愈加严苛。
天一阁目前藏品包括古籍、字画、碑贴、各种出土和传世的陶瓷器、铜器、玉器和地方工艺精品，为研究书法、地方史、石刻、石构建筑与浙东民居提供了实物资料。藏品中最珍贵的是一些孤本、抄本、金石碑刻和明代文献。
天一阁的故事，不只停留在江南，还引出了一桩“四库七阁仿天一”的文化盛事。
这桩盛事发生在乾隆时期。皇帝一纸令下，建造了七座以天一阁为建筑范式摹本的皇家藏书楼，以贮藏大名鼎鼎的《四库全书》。
此举使得乾隆皇帝将自己的文化伟业推向高峰，天一阁也从民间走向皇家，成为四库七阁营建的出发点。
地处紫禁城的优势位置，让文渊阁与文华殿一起兼具了朝政功能，这是文渊阁区别于其他六阁的特有功能。
尽管四库七阁有着统一的建筑范本，且藏书数量相同，但是根据藏书楼所在不同环境，建筑形式还是有所区别。文渊阁的建筑体量就比其余六阁巨大不少，其底层通面宽约为35米，通进深约为17米，比剩下六阁宽出十米有余。
屋内采用海墁天花，内檐装修罩槅、栏杆采用“夔龙拐子纹”装饰母题，样式素朴、清雅。
文渊阁内部的柱子分为前面三排，后面三排，这样建造的目的是尽可能地避开阳光直射，以阴凉的内部环境保护书籍。
文溯阁是四库七阁之中园林化程度最弱的一座，不见叠石假山和人工水池等常见园林要素。这和东北的严寒气候有关，冬春时节上冻结冰，很难体现园林的幽邃氛围。
文溯阁的建筑形制也较为朴素，用了北方常见的合院空间，利用游廊进行连接和空间划分，这更接近于居住空间的构成方式。
虽不似其他藏书楼环境丰富，但是文溯阁在室内装修等方面做了区别其他藏书楼的豪华处理。
所有的门、窗、柱都漆成绿色，外檐彩画也以蓝、绿、白相间的冷色调为主，这与其它宫殿红金为主的外檐彩饰迥然不同。阁内彩绘画题材也不用宫殿中常见的行龙飞风，而是以“白马献书”“翰墨卷册”等与藏书楼功用相谐的图案，给人以古雅清新之感。
乾隆皇帝多次写诗阐释文津阁园林的造园意向：
“天一阁前原有池，池南更列假山峙。文津之阁率仿为，故亦迭石成垒。有峰有壑有溪涧，涧水琴音泻池泚。东则月台西西山，又如宝晋斋传米。山亭因以趣为名，林泉引兴诚佳矣。贮书四库其趣多，餍饫优游意在此。”
这段御制诗不仅表明文津阁园林沿用天一阁“假山—水池—平台—堂（阁）—花台—假山”序列外，也表明文津阁的月台和叠石形成的西山亦写仿了宋代书画家米芾的宝晋斋。
文津阁通面阔约为26米，通进深约为15米，屋顶为重檐硬山式，不设斗栱。
阁内使用海墁天花，内檐装修罩槅、栏杆均采用“夔龙拐子纹”装饰母题，样式素朴、清雅。楼阁多使用红色、绿色、灰色青砖，既有北方园林的庄严肃静，又保存了南方园林的温婉静雅。
文津阁后水池中进行了“昼月”设计，用假山环抱池沼，假山中留有一穴漏光，白天立于阁前，便可以看见一弯新月的景象，形成日月同辉。
🏯 文澜阁·杭州
文澜阁所在区位十分奢侈，被载为“阁在孤山之阳，左为白堤，右为西泠桥，地势高敞，揽西湖全胜。”
文澜阁更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曾毁损于太平军战火，又在光绪年间重修，有着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在江南庭院的基础上，文澜阁兼具了皇家建筑均衡对称、庄重严谨的特点。
文澜阁选址于山麓，又是在行宫基础上改建，用地受限，被起坐房分为两个院落，空间层次主次分明，重点突出。
尤其是其驳岸理法被我国园林大师孟兆祯盛赞为变化虚灵，大方无隅。池岸的变化、进退、高低形成连续的动势，指向仙人峰。
因孙氏父子敬慕南宋学者王应麟，故以其巨著《玉海》作为楼名，取“书如玉之珍贵，若海之浩瀚”之意。
玉海楼坐北朝南，前后两进，左右回廊。原三面环河，现只剩东侧有河。西侧是百晋陶斋和孙诒让故居。前后三进，后有花园。建筑集藏书楼功能，浙南优秀民居特点和私家园林风范于一体。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是晚清浙江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孙氏作为当地大族，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孙衣言的才学更是深受恩师曾国藩的赏识。以孙氏二人为代表的文化精英堪称十九世纪温州文化的领军人物。他们以弘扬传统学术为己任，广收学术资料，形成玉海楼的藏书特色。
1908年孙诒让逝世后，孙氏后人曾对藏书进行一次全面曝晒和清点，计藏书32604册，以名家批校本、瓯郡乡邦文献和孙氏父子手批手校本闻名于世。
赵氏脉望馆为典型明代建筑，与天一阁处于同一时代，万历年间为赵用贤、赵琦美父子所建，今为古音正宗的虞山派古琴艺术馆所在。
脉望馆的名字由来为《仙经》，书中记载了一种名为脉望的小虫，“蠹虫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为脉望。”可见赵氏父子对书籍的喜爱。
赵氏脉望馆所藏《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是记录我国古代戏剧发展历史的重要古籍，这部戏剧总集的意义不亚于敦煌石室或汉简的出世。
《脉望馆书目》开近世著录残宋本先例，大量的校跋文字成为后人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并引发后人对藏书理论进行总结研究。
海源阁四代藏书总计四千余种，二十二万卷，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在中国藏书史中得到“四经四史斋”“琅环之府、群玉之山”的高度评价。因海源阁与铁琴铜剑楼收藏的宋元刻本和抄本最多，故有“南瞿北杨”之美称。
海源洛藏书始于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杨以增继之，且愈嗜好藏书，以购精本、善本为主，尤其得苏州黄不烈士礼居藏书颇多。嗣后，子辈孙辈继续收藏图书，编制《海源阁书目》。
近代著名学者傅增湘曾盛赞海源阁集“四部之著英”，乃举旷世之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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