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言实录 | 梁鹤年先生课堂拾锦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读书心得（十九）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
第十九章 大英崛起：斯密的“追求私利可达公益”
英国对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的应对措施
本章的重点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全名《国家富强的本质和成因的探研》（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密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其道德观之上，而其道德观又深受大卫·休谟的影响，特别是休谟的“理智是也应该是欲望的奴隶”和“道德情绪刺激欲念去产生行动，与理智无关”的思想[1]267。其次，斯密的《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指出，人类道德是基于追求“认可”（sympathy，也译为同情）。在书中，他首次提出“无形之手”，用以解释个人因素决定的人类行为往往对整个社会有好处。《国富论》的学术地位受时代背景的影响深刻。在理论上，该书针对并批判法国“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的弊端。尽管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在此之前已经提出“重农主义”以反驳法国的重商主义，但斯密的理论却以休谟的个人自由、重农主义的经济自由、牛顿的自然定律为基础[1]268，相对前者更具说服力与影响力。在国际形势上，七年战争中英胜法败，斯密尝试从经济理论的角度解释英国战胜法国的原因。然而，斯密其实是在已经有了英国胜利的结论后再去寻找证据，也就是用英国在战争中的胜利来证明英国经济政策的先进，以此获得理论权威。《国富论》的出版，正好赶上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和英国霸权的建立，为英式自由贸易【国家不应干预市场，意味着18—19世纪在英国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英国有自由把英国货物卖给他国，而他国不应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国富论》共分五卷，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第一卷中的“追求私利可达公益”理论，以及第四卷中的“无形之手”理论。依斯密所言，“无形之手”是指全善之神支配着这宇宙去使人类得到最大的幸福，而该“手”运行所需的条件是产权制度和商业道德。其中，产权制度则来自洛克的“产权至上”。斯密认为，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基础条件，保护产权是政府的唯一的功用。而商业道德则来自休谟的“人性是追求享乐”，即理性非但不能约束人性，还是人性的仆人。因此斯密认为，人性驱使我们追求财富。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分工和交易增加人类快乐的总和[1]269。总之，斯密的经济理论继承了经验主义的传统，随着英语文明支配世界而被广泛传播，成为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基础和全球资本的奠基石。
我对本章的问题主要有：（1）17世纪世界贸易中心是如何从荷兰转移到英国的？荷兰海上霸权地位是如何衰落的？（2）斯密与休谟思想的相似点？（3）宗教对工业革命的影响？在工业革命中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差异？（4）如何从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的矛盾方面分析19世纪初法英之间的封锁和反封锁斗争？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英国对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的应对措施。
1806年，拿破仑率领的法军在耶拿会战中击败普鲁士。同年，拿破仑在普鲁士首都柏林签署了《柏林敕令》【《柏林敕令》内容包括：第一，宣布英伦三岛处于封锁状态，禁止欧洲大陆国家同英国的任何通商、通信往来；第二，逮捕在法国及其盟国境内的所有英国臣民，没收财产；第三，没收来自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货物，扣留违反敕令的船只；第四，禁止来自英国港口或英国殖民地的商船停靠大陆口岸】，宣布对英国实施大陆封锁政策。1807年，拿破仑先后签署了《华沙敕令》《枫丹白露敕令》，重申对英国的封锁政策。同年，拿破仑击败俄国，迫使俄国签署《提尔西特和约》。在此之后，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权势地位达到顶峰。他统治下的法国包括比利时、德国的莱茵河以西地区、皮蒙特、热那亚等地区，同时，他还是意大利的国王，莱茵邦联的保护人，瑞士的统治者；在荷兰、那不勒斯、威斯特伐里亚、巴伐利亚、华沙大公国等地都有听命于他的代理人；拿破仑的军队占领了欧洲北部沿海地区，爱奥尼亚群岛、卡塔罗城和巴尔干半岛亚德里亚海沿岸一带；普鲁士、奥地利已经顺从于拿破仑；俄国则是他的盟友[2]。自此，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Continental system, 1806—1814）基本建成。从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方面对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进行解读的研究颇丰，但从英国的角度开展的研究相对较少，下文尝试从英国的角度出发，在理论和经济方面分析英国对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的应对措施。
从理论上讲，大陆封锁政策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法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受到了来自英国自由贸易理论的批判。西方近代经济思想的主流是重商主义，也就是保护主义。重商主义两个理论基础是：金银是国富的衡量标准；推广出口（以换取金银）、保护进口（以制止金银外溢）[1]267。到了17世纪，法国路易十四任命柯尔贝尔为财相，实施重商主义政策：一方面巩固海外殖民地与法国本土的贸易，另一方面加税[1]268。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还是农业国，而通过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英国已经遥遥领先，法国商品在市场上无法同英国竞争。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但重商主义首先受到魁奈重农主义的批判。之后，斯密在继承休谟的个人自由、重农主义的经济自由、牛顿的自然定律[1]268的基础上，提出自由贸易来批判法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斯密强调“追求私利可达公益”和“市场竞争会带来最高效率的经济分工”。而英国所倡导的自由贸易，是在英国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强制要求其他国家和殖民地开放市场，自由买入英国高附加值的制成品，自由卖出低附加值的原材料。这其实就是对落后国家的掠夺[1]281。
英国以自由贸易理论为依据，开始实施反封锁政策。1807年，英国先后颁布了五道“枢密院令”[3]，形成了对法国及其盟国的反封锁体系。其中的关键措施是英国的扩军备战。英国在已有的海上霸权基础上，逐年增加海军军费：1803年海军预算还不到900万英镑，而1811年竟超过了2000万英镑[3]。英国陆军也在不断扩充：1808年，英国已经可以派出一支远征军，在伊比利亚半岛与拿破仑作战。有了强大军事力量的保护，英国开始逐步落实自由贸易理论，实施反封锁政策，逐渐突破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首先，由于大陆封锁政策，英国粮食进口渠道被切断，导致英国国内粮食供应困难，粮价飞涨。英国一方面组织农民开垦荒地，自给自足；另一方面拓宽粮食进口的渠道，不仅从加拿大、美国等进口小麦，从印度进口茶叶、食糖，还通过走私把北欧平原的小麦运入英国。其次，由于大陆封锁政策，英国从欧洲大陆进口的工业原料被切断。英国依靠英属的海外殖民地进口大量原材料，同时，英国武力夺取了法国、荷兰等国的殖民地，扩大了原材料的来源。第三，由于大陆封锁政策，英国商品向欧洲大陆的销路被切断。英国一方面加强对殖民地的商品倾销，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另一方面，通过走私把英国商品输入欧洲大陆。英国依靠海军优势，在欧洲大陆周边地区建立了大量走私基地并开辟新的走私路线，使得英国商品可以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大陆。
总之，英国在自由贸易理论和强大海军的支持下，通过多种经济手段的反封锁措施，打破了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2] 金贡男. “大陆封锁”与拿破仑进攻俄国[J]. 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1): 77-84.
[3] 周明圣. 试析1806~1812年法英双方的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9(4): 3-5.
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
1776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出版了划时代巨著《国富论》，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
斯密写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怜，而是由于他们的自利心。”他说，面包师如果想要购买啤酒，就不得不烘烤面包来赚钱；酿酒师如果想要购买面包，就不得不酿制啤酒。所以每个人在看似狭隘地关心自己利益的时候，自然而然生产了他人所需要的产品。这样，每个人都如同被“看不见的手”驱使着一样，不知不觉提升了其他人的财富。斯密的这个理论又称“开明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各人有理性地追求自利，会带来社会的繁荣和福利。
要了解《富国论》，必要先了解七年之战（1756—1763）。在斯密的经济理念中，优胜劣汰是自然现象，胜就是优，而七年之战的结果是英胜、法败，因此斯密想要推理英国的哪些经济优点导致了英国的胜，而法国的哪些经济弱点（法国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加剧了法国在军事上的失败。这个时候的斯密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经济。他所指的“自由”是政府少干预私人的经济行为，但应该打击欺诈、强买、强卖。他反对保护政策，认为应以生产活力衡量国家财富等。这是斯密对七年之战的解读。
但斯密真的主张自由经济吗？我们来回顾一下另一场战争即英荷之战的起因。18世纪初，当时以阿姆斯特丹为基地的荷兰海运势力强大，而英国海运接近破产，英国决定封锁英国和苏格兰市场，不允许荷兰进入，因此颁布了“航运法案”（Navigation Acts, 1651—1849），规定不准其他国家船只载运英国货，只准英国船运英国货和其他国家运往英国的货，以保护英国的海外贸易。该法案直接导致英荷开战。对于这个保护性极强、极端的反自由经济政策的法案，一向提倡自由竞争的斯密竟极力支持，可见斯密还是比较务实的，他的最终目标还是以英国的“国富”为重，而不是自由贸易。
1830年左右，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生产力旺盛，急需扩大和持续这种生产活力。此时自由经济发展模式与英国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环境极为吻合，自由经济可以让英国产品行销全球，促进英国国内生产，向世界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源。于是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成为世界经济学主流而大行其道，成为现今被大部分经济学家推崇的“古典经济”（Classical
Economics）。
亚当·斯密的著名理念“追求私利可带来公益”，阐释了人的利己追求可使人在自由经济中通过竞争达到富裕，对私利的最大化追求可以促进社会公益。斯密给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戴上了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光环。他认为，从利己出发的自由经济活动，会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自然调节私利和公益，无意间增进人类社会的福利，因此不加管制、放任自由的经济运行是可取的。
但是，资本的本质是逐利，资本需要稳定的增值，具有垄断性和排他性。自由竞争的结果就是资本不断剥削，使利润最大化，并通过垄断和吞并实现增值，而追求效益最大化似乎成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全部。自由竞争之下，资本的逐利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加，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逐利的竞争使得弱者落败，之前投入的资源也作废，私利求得的公益大打折扣。财富逐渐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自私的人性使财富均衡成为“美丽的谎言”。自由竞争造成浪费和环境污染，私利的追求引致全球的不可持续发展。长期的自由放任主义导致全球金融危机，也显示出自由竞争机制的缺陷和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有限性。可见，“看不见的手”很难消除“私利可达公益”的缺陷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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