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言实录 | 梁鹤年先生课堂拾锦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读书心得（二十二）
本章的关键是美国的文化和经济反映出全球资本的意识形态——自由、竞争、消费、效率。美国称霸全球其实是资本主义的称霸。这也使得美国的霸权形式与西班牙、法国和英国有很大差别[1]322。
我对本章的问题主要有：（1）美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怎样的？美国建国后也有国家主义的发展，在二战前也出现过共产主义运动，但为何最终选择与资本主义结合并发展为全球资本？资本主义与国家的关系是否类似于基督宗教与国家的关系？（2）什么是功利文明？功利主义与功利的异同？（3）英国和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异同？
本文讨论的问题是对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的界定。
“盎格鲁-撒克逊人是谁”似乎是研究西方文明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无论是美国近现代政治理念“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天然优越”（Anglo-Saxon Superiority），还是美国的民族性格“黄蜂”（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中的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出现词义重复，盎格鲁-撒克逊人本来就是白人。所以，有时也用Wealthy Anglo-Saxon Protestant来代替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意为美国富裕白人新教徒】，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是其中的核心。
在英国历史上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不列颠岛上以血缘为主的民族。但盎格鲁-撒克逊人并不是最早到达不列颠岛的族群。在新石器时代，伊比利亚人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迁入不列颠；公元前700年以后，凯尔特人部落分三批先后迁入不列颠[2]；公元前55年，罗马将军恺撒入侵不列颠，罗马人逐渐建立了在不列颠的统治，罗马人的占领引入了拉丁文化，最重要的是其占领使得基督宗教在不列颠传播【参见 第十三章读书心得《英国政教关系的演变（上）》】；公元5世纪中期，罗马帝国崩溃，罗马人撤离不列颠，同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
公元8世纪初，英国修士比德（Saint Bede或the Venerable Bede）所著的《英吉利教会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英国古代史书，英国七国时代诺森伯利亚王国修士兼学者比德（672/673年—735年）所撰。原书采用拉丁文编撰，全书5卷，记述罗马不列颠和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历史】详细记载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来源和构成，盎格鲁-撒克逊人包括：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其中朱特人来自怀特岛和西撒克逊地区，主要包括肯特人、怀特人和朱特人的后裔；撒克逊人来自古撒克逊地区，即今荷尔斯泰因地区（Holstein），主要包括南撒克逊人、西撒克逊人和东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则来自朱特人和撒克逊人祖居地之间的安格尔恩地区，即今斯莱思维克地区（Sleswick），在不列颠岛上的盎格鲁人逐步形成了东盎格鲁人、高地盎格鲁人、麦西亚人、诺森伯里亚人的后裔以及其他盎格鲁人[3]48-49。英国多个修道院在公元9世纪开始编写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本书是英国最著名的史书之一。这部编年史以古英语书写，大约出现于9世纪后半段的威塞克斯，之后由英格兰各地的修道院独立书写、抄录和保存，更新延续至1154年】沿用了比德的观点，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自欧洲大陆盎格尔（今德国石勒苏益格）的古日耳曼部落，由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组成[4]11-12。中国学者侯建新在《英格兰的种族、语言和传统探源》一文中对此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主要包括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其中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来自两个最原始的日耳曼部落，都使用英吉利文，风俗相似。他们远离罗马文明、野蛮好斗。而朱特人则是居住在莱茵河下游，来自日耳曼人的法兰克部落，他们与罗马文明有一定接触，受到拉丁文化的影响。盎格鲁-撒克逊人中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差异[2]。中国学者王兴业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播迁不列颠的历史研究》一文提出，盎格鲁-撒克逊人于3—7世纪分阶段迁入不列颠。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一个高度混杂的民族集团，包括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丹人、斯维比人、弗里西安人、考契人等族群[5]15。他们逐步在不列颠建立王国，开启了英国历史上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其身份也逐渐从海盗、雇佣兵演变为不列颠的征服者。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虽然不列颠经历了维京人和丹麦人入侵，但盎格鲁-撒克逊人主体民族的地位基本稳固。
伴随基督宗教的传播、贤人会议的演变、英格兰王国（Kingdom of England，927—1707年）的建立、英语的形成，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族特征开始形成，并逐渐演变为以英国文化和血缘并重的现代民族。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基督宗教信仰使得其民族性格带上了宗教因素。公元597年，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奉教皇之命，率领40名传教士远渡英国传教，自此基督宗教传入英国。基督教会的影响力迅速扩展，不仅渗透到王国的政治与经济领域，而且取代了原始多神信仰，统一了不列颠岛的宗教信仰。信教与否成了西方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准。随着英国各国王皈依基督教会，基督宗教为国王披上了神圣的盔甲，国王拥有了统治王国的公共政治权威，国王的人身财产安全和王国统治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基督宗教不仅帮助皈依的国王建立了社会管理体系，而且还建立了一支信仰统一的军队。到都铎王朝时，亨利八世因罗马教廷拒绝他与西班牙阿拉贡公主凯瑟琳离婚而与英国博林家族的安妮博林结婚的要求，带领英国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在亨利八世和议会的推动下，从1529年开始，英国开始了宗教改革。1534年，英国议会通过《至尊法案》，英国国王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英国天主教会改组为英国国教，盎格鲁-撒克逊人加入了新教阵营。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贤人会议为英国近现代议会制度奠定了基础。贤人会议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带入不列颠岛的原始部落民主制，主要表现为国王处理大事时必须首先征得贤人会议的意见和同意。贤人会议由国王支持召开，会期不定，参加会议的人员主要是贵族、国王近臣和地方官员等，基督宗教传入英国后，教士加入参会。贤人会议拥有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既是国王的助手，也是王权的制约者。到了诺曼王朝时代，盎格鲁撒克逊的贤人会议发展为贵族大会和模范议会。当王权过度膨胀，国王行为侵犯贵族、骑士和市民的权益时，以贵族为代表的阶层必然借助合法组织抵制国王、限制王权，而国王自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英国《大宪章》就是世俗权力分裂的产物。到都铎王朝时代，英国议会结构逐渐复杂，议会权力不断增加。从1343年起，议会分为上下两院：上议院由传统贵族、神职人员组成“贵族院”（House of Lords）；下议院则由新贵族、骑士和平民代表组成“平民院”（House of Commons）。英国宗教改革后，英国国王与议会的关系从“国王和议会”演变成为“国王在议会”或“君临议会”（King-in-Parliament）。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议会逐步限制国王王权，甚至选择符合议会利益的国王，最终把国家最高权力从国王手中转移到议会手中。盎格鲁-撒克逊人传统的贤人会议逐渐形成了英式政治制度。
英格兰王国始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七国时代。公元8世纪时，威塞克斯王国从七国中脱颖而出。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率部抵抗维京人的侵略，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自称。自此，英格兰王国先后经历了诺曼王朝、安茹王朝、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直至1707年，英格兰王国与苏格兰王国合并，结合成为大不列颠王国（Kingdom of Great Britain），盎格鲁-撒克逊人成为英国的主体民族。由于不列颠是岛国，立国以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威胁主要来自欧洲大陆，英吉利海峡则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抵抗外族入侵的天然屏障。同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形成了有别于欧洲大陆民族的“岛国心态”。
英语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共同语言，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工具。英语源于日德兰半岛和莱茵河流域日耳曼部落。公元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把他们的语言带入不列颠岛，被称为古英语。公元11世纪的诺曼征服，使得英语受到法语的影响。15世纪，宗教改革前夕，英国开始用英语翻译《钦定版圣经》，并通过新兴的印刷术对其大量出版。这不仅为英国宗教改革奠定了基础，也标志着近代英语的形成。17世纪，随着大英帝国的建立，现代英语随着盎格鲁-撒克逊人传播至英国的全球殖民地。因此，使用英语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重要文化特征。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本书第三篇（17章—20章）和第四篇（22章—25章）在描述世界霸权更替现象的基础上，审视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形、发展和盛行的三个阶段（表1）。具体而言，资本主义成形阶段（18世纪末—19世纪中期）表现为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转向英式工业资本主义，英式资本主义走向巅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英国工业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且英式资本主义在美国得到发展为主要特征；而在资本主义盛行阶段（20世纪中期开始），美国接棒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并推动资本全球化[1]。
笔者认为，书中这两篇的不同章节之间逻辑关联紧密，其中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资本逻辑。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包括有形资本（如厂房和机器设备等）和无形资本（资金），本质属逐利或功利。“主义”是最高理想和准则的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独尊”和“自由功利”，是资本对其他生产要素起支配作用并通过自由竞争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经济意识形态[2]。它的思想基础是英式经验主义和个人主义，基本手段是自由竞争。英国和美国作为自由功利意识形态的主要倡导者和践行者，为资本主义的成形、发展和盛行提供了土壤。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大致经历了工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转向、全球资本转向三个阶段。
第二，基因视角。按照笔者理解，本书作者将两篇分别命名为“天择”和“适者”，体现了基于“基因视角”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更深层次的思考。笔者尝试将这一逻辑进行梳理。“基因视角”是由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自然选择和自我利益实现的基本单位是基因，而不是生物个体、种群或群体，基本论点有三[3]：
（1）稳定的复制性（或高保真度）。从“个体视角”看，繁衍过程中后代对上一代生物个体的“复制”，并不是完整复制，而是父母双方特征的混合，并且这种混合会随着生老病死逐渐消亡。而从“基因视角”来看，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是依附在生物个体身上的基因，占据优势的基因具备稳定的复制能力，可以将基因优势持续稳定地在不同生物个体间传播下去。也就是说，基因比个体具备更稳定的复制能力，更有可能成为被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因此，“天择”是基因层面的选择，生物个体只是基因的载体。
（2）自然选择的时间维度。从“个体视角”看，生物个体的寿命是有限且相对短暂的，即便是种群，从千万年的进化时间维度来看，存续时间也是有限的。从“基因视角”来看，在千万年进化过程中，被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是具有极强适应力的基因。也就是说，当依附于生物个体的基因在生物个体存活期间实现自身的复制和传播，并且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都能延续这种复制和传播，那么这种基因就越成功，即被自然选择的几率越高。
（3）基因利益不同于个体或群体利益。从“个体视角”看，有些生物同时存在追求繁衍和主动限制繁衍的行为，如果单从生物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即提高生存或繁衍机会的角度来看，无法解释这类现象。而从“基因视角”来看，基因的利益（即生存机会）并不总是与基因所依附的个体或群体利益，或者说与其共存的其他基因的利益一致。也就是说，生命体承载着不同的、相互共存的基因，基因与基因之间、基因与所依附的个体之间，存在着竞争或互利关系。对某一种基因而言，竞争还是互利，衡量标准是能否有利于该基因的利益最大化。
借镜以上“基因视角”的观点理解本书“天择”和“适者”两篇内容，可获三点启发：
（1）文化基因复制。18世纪末的法国和英国作为经济实体分别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基因，即法式的乐观、悯人的理性主义和英式的悲观、功利的经验主义。在此基础上，自由功利的资本主义在英国找到适合的土壤开始生根发芽，并在与以法国为代表的封建主义经济体的竞争中，占据优势。而且，这种文化基因优势，在英美之间的传播，促进了自由功利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演进。
（2）基因与个体的竞合。以“基因视角”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基因）利益意味着自由和功利，而不同国家（个体）的利益意味着国家利益最大化。当两者利益一致（即“合”）时，基因利益最大化会促进个体利益最大化，比如传统自由功利的资本主义助推英国和美国相继获得世界经济霸权；而当利益不一致（即“竞”）时，基因利益最大化不一定有利于个体利益。比如作者在本书中提出，随着资本全球化，有国界的“资本家”逐渐转向跨国的职业“资本管理者”，而与前者相比，后者只会忠于抽象的资本主义形态行事[1]322。那么，全球资本主义反噬传统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现象会出现吗？
（3）基因与基因的竞合。通过腐蚀共产主义、联手共产主义击败国家主义、吸纳存在主义，自由功利的资本主义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深化。也就是说，自由、功利的意识形态，与平等意识、民族意识、生命意义的基因相互“竞合”，最终实现了自身的发展。
作者：李媛，加拿大女王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