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加拿大]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编辑荐语】生得无意义又活得不好是沉沦；生得有意义但活得不好是苦差；生得无意义但活得好是行尸；生得有意义而活得又好才是幸福。西方人怎样定义和追求生命意义？怎样定义和提升生活品质？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等理念定义自己、衡量别人。这些西方文明的变量来自哪里？将会把西方文明带到何处？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衍生它们、驱使它们？本书通过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契机去探索西方文化基因的来源、演变以及它们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第二十一章 英美交替：自由、资本交棒
英美霸权和平转移的研究综述
本章介绍了由于英美霸权转移，英式的个人自由理念和资本经济模式发展为美式自由世界理念和全球资本的这一历史过程。从结构上说，本章是本篇的最后一章，与前面几章共同讲述了英国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英式经验主义在与理性主义的竞争中胜出，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西方文明的主流意识形态；经过亚当·斯密、边沁和达尔文等英国学者的论述，为资本主义扩张奠定了道德基础；最终英美交棒，全球资本形成。从内容上讲，本章第一部分介绍了英国资本主义的演变和英国的衰落；第二部分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过程和结果；第三部分探讨了美国崛起。本章的重点有二。其一是德国崛起挑战了英国霸权，最终英国被德国拖倒，原因一半是自取，一半是命运[1]294。由于欧洲各国的竞争，英国金融资本兴起海外投资，英国转向帝国主义。统一的德国开始与英国争夺海外市场和资源。德国在非洲的扩张和德国新建海军直接威胁到了英国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和全球经济利益[1]295。最终，英德两国矛盾激化，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结束，德国惨败，英国惨胜，英美霸权转移。第二个重点是美国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和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天定命运有三个层面：（1）美国国民和制度（经济、社会与政治）的道德性；（2）散布以上制度去拯救世界，按美国模式去更新世界的使命；（3）完成这项工作是神许下的必然。这些层面下含有三个文化因素：（1）“美国与众不同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2）“浪漫国家主义”（Romantic Nationalism）；（3）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天然优越（Anglo-Saxon Superiority）[1]303。天定命运是美国扩张主义的基础，促进了美国在北美大陆的扩张，从大西洋直到太平洋；而门罗主义是美国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表现为19世纪美国追求美洲的区域霸权。我对本章的问题主要有：（1）西方工会组织的发展和演变？（2）不同信仰的欧洲列强（新教的英国、德国与天主教的法国、意大利）开发非洲的异同？（3）为何英国经验主义可以自然地被美国文化接受和推广，而不是欧陆的理性主义？为何英美霸权交接过程中没有发生战争？（4）美国内战与英国内战的异同？1815年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胜利，185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完成。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霸权达到巅峰。但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英国的经济地位逐渐被美国和德国超越，以至于英国与美国、德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升级到海军军备竞赛。随着国际局势日趋紧张，英德关系日益恶化，英美关系却逐渐缓和。最终，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英德两国推向了战争，而英美两国则开始合作。战后的《凡尔赛和约》没有带来持续的和平，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国力在战争中迅速增长，而德国被战争摧毁，英国也被战争拖垮。英国霸权和平地转移到美国。但是，在西方近代以来，霸权转移往往都经过战争，如西班牙霸权转移到法国、法国霸权转移到英国。为何英美可以实现霸权的和平转移？对于英美霸权和平转移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方向主要从政治、经济、地理、文化等方向入手。在政治方面，西方学者提出民主和平论。这类研究集中于国家的政体形式，主要观点有：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爆发战争；民主国家之间常享和平是由于民主国家有较好的分权制衡，同时又享有新闻自由，公民能对政府权力构成有效制约；民主与自由等价值理念是民主国家共同的价值理念，这让民主国家之间有较高的认同；与专制国家相比，民主国家之间更容易传递可信的信号，进而减少了对战争的误判。因此，英美两个民主国家的制度、共享的价值理念和传递的可信承诺等因素使得两国能够实现霸权和平转移[2]。相反，德国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民主和平论存在较大的漏洞，在19世纪的某些时期，英美这两个“民主国家”之间是敌对关系，而英德之间则是盟友。中国学者陈永提出核心利益论，他认为在权力转移过程中，战争发生的主要因素是主导国或崛起国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权力转移双方可以通过调适核心利益来规避战争[3]。英国的核心利益是海上霸权。德国宰相俾斯麦一直在压制国内扩张海军的诉求，以避免引起英国不满。威廉二世即位后，开始执行“世界政策”（Weltpolitik）【“世界政策”是19世纪末德国采取的外交政策，相对俾斯麦的“大陆政策”来说，“世界政策”主张大力扩张殖民地、扩建海军，试图挑战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即从谋求欧洲霸权转变为谋求世界霸权】并且建立公海舰队（Hochseeflotte），公开挑战英国海上霸权。德国的政策触犯了英国核心利益。相反的是，美国限制海军建设，并且没有公开声明其针对的国家。英美关系不断进行核心利益的调适使得两国关系逐步改善，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盟友。
在经济方面，中国学者黄琪轩提出经济成长模式论。他认为与美国相比，德国依靠海外市场的经济成长模式对英国构成的挑战和冲击更为迫切、直接，英德两国从经济竞争走向了军备竞赛，并最终走向了战争。相比之下，美国依靠国内市场的经济成长模式对英国的冲击相对较小，因此美国能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2]。西方学者约翰·瓦斯克斯（John Vasquez）提出地理决定论。他认为如果两国在地理上是邻国，那么一国的经济增长和军备建设会使周边国家感受到威胁[4]。同时，地理位置接近的国家往往有边界接壤，发生领土争端等冲突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地理位置的临近可能会加大威胁感知，增大战争爆发的可能。在此逻辑下，由于英国与美国之间有大洋阻隔，因此对美国经济成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挑战，英国的感知并不是很强烈。相比之下，位于欧洲大陆的德国因与英国邻近，其经济成长更容易引发英国的密切关注，也更容易导致英国对此作出反应[2]。该观点与国际关系专业中现实主义流派的威胁均衡论（Balance ofThreat Theory）相似。该观点认为英国选择美国进行霸权转移与英国对国际环境中的威胁认知有关。地理距离影响了英国对威胁的认知。由于德国距英国更近，因此英国把德国崛起视为更大的威胁[5]。不过，这两个观点仍然无法解释19世纪的英美冲突，地理距离只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并不是决定因素。在文化方面，学术界和政界基本达成共识，英美都有盎格鲁-撒克逊血缘，同样使用英语，信仰新教，这些共性无疑是英美文化相似性和近现代英美“特殊关系”的基础。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泛滥更加强化了这一认同。英美普遍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天生优于其他民族，英国人和美国人在种族和文化上具有亲缘关系，英美也注定要统治世界。中国学者赵斌认为相同的血缘和文化使得英美两国在霸权转移上有着更强的文化基础，一般不会倾向于兵戎相见[6]。但是血缘和文化因素也不能解释英美在19世纪的敌对。19世纪，英美在民族心理、价值观、外交政策等方面都有着明显差异，这些差异随着英美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国际局势变化，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逐渐弥合。从另一方面说，英国与德国同样有血缘关系，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与英国皇室是亲属关系。所以，文化因素无法解释英美霸权的和平转移。总之，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被西方学术界标榜为国际关系中的权力转移之典范。同时，其也是“修昔底德陷阱”中最重要的一个非战争权力转移的案例。但是，当前英美霸权和平转移的原因仍然众说纷纭。这些研究大多是从某一学科，或是从政治、经济、地理、文化等某一个角度进行的，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一些理论出现很大的漏洞。或许从文化基因理论出发，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2] 黄琪轩. 大国经济成长模式及其国际政治后果——海外贸易、国内市场与权力转移[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9): 107-130, 159-160.[3] 陈永. 反思“修昔底德陷阱”：权力转移进程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J]. 国际论坛, 2015, 17(6): 8-13, 77.[4] VASQUEZ J. Why do neighbors fight: proximity, interaction, territoriality[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95, 32(2): 277-294.[5] 封永平. 认同变迁：英美权力的和平转移[J]. 国际政治科学, 2005(3): 21-43, 4.[6] 赵斌. “利益共容”与新型国际关系建构——英美、英德关系（1898—1945年）的历史镜鉴[J]. 欧洲研究, 2017, 35(3): 20-40, 5-6.
1775年之前，美国是英国的第13个殖民地。同年独立战争的爆发，使得北美人民在华盛顿的领导下，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领土的扩张、制度的变革与更新、资本主义的深化等随之而来，美国开始逐渐崛起。
从1776年宣布独立至今，短短200余年内，美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崛起是一个历史过程，而其之所以能成功崛起，包括很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也有其自身在国际关系中的不断调整，当然，不可否认其独特的地理环境的重要性。
首先是美国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在建立了共和国之后，美国通过西进运动，将北美地区的领土不断扩张，最终将一个偏居大西洋西岸的小国扩张为一个横跨美洲大陆的大国。最终，美国地处美洲大陆，两面朝海，这使得它的外部安全受到较好的保障，不易受到攻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基本上都是在海外作战，远离战场，这使得美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而被迫中断。
其次，是工业革命的作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领先，但是这一情况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发生了变化，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受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并未及时地更新设备，追赶世界潮流，而是停留在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裹足不前，而这恰恰为美、德等国家赶超他们提供了机会。一战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第一，德国次之，而英法两国则渐渐落后。
另外，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尽管并非完美，却一直在不断被完善，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同时，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上台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当然，移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作为移民大国，新移民不断为美国注入新的活力，形成了独特的移民文化，而较少受到封建因素或专制主义的制约，因此有人说，移民改变了美国的命运。
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见，经济实力的上升是坚实的后盾，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其政治、军事力量也伺机发展。再加上几乎未与当时的强国英国发生正面冲突，反而在两次大战中进行了紧密的合作。凡此种种，天时地利最终成就了后来的超级大国吧。美国的天定命运论源于宗教
通过本章的学习笔者才发现，原来美国一直以来宣称的自由、民主、人权及其带来的傲慢自大的优越感，来源于“天定命运”和“美国与众不同论”，而这些理念均是建立在使命观的宗教思想基础上。宗教改革之后，美国的清教徒特别强调选民意识和使命感，认为基督徒是被上帝选中来造福世人的，而且负有改良社会的责任。美国所热衷推行和维护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观与制度，看起来是世俗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但实际上也起源于基督新教的价值观和宗教改革。美国人普遍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和人权是最符合上帝旨意的，也最符合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所以，帮助其他国家实现自由和民主，是基督信徒的使命。美国人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也源于清教徒所崇尚的“天定命运”这一宗教观念。这种优越感后来又得到达尔文物种进化论的烘托，形成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越论”。之后，这种民族优越论限制了美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使得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至上，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宗教信仰缺乏正确理解和包容心。而且，美国自建国以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政权更替，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制度是维护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最佳政体。由此，美国总是用自己国家的价值观来评判其他国家，企图把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和价值观以及美式自由经济理念输出给别的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直到今天，虽然美国的宗教意识淡薄了，但源于宗教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仍然对美国人的自我认知和对外政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此次因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的黑人“弗洛伊德式死亡事件”引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甚至暴乱，则是对其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制度优越性的讽刺和挑战。
英美交棒：本是同根生？
承接本书上一章关于资本主义“成形”的内容，本章聚焦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以英国走弱、美国走强为特征的“英美交棒”。“交棒”一词，说明了英美霸权更迭具有延续性，是在世界经济同一赛道（即“资本主义”）不同时期的领跑者，这一点区别于之前的世界霸主更迭（比如英国取代法国，属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赛道的转换）。类似地，大卫·哈克特·费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在《阿尔比恩的种子》（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阿尔比恩”是不列颠岛的古称，英国最古老的名字】一书中，从美国地域文化起源与发展的视角，将这种延续性生动地比喻为“种子”[1]。也就是说，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源于英国，因此英美有相似的文化基因；但同时，在美国这片新的土壤，美国文化又生长出了自己的特质。
笔者认为，以文化视角观察世界霸权的延续和更迭，现实意义极强。无论是古代的斯巴达与雅典，还是近代的英国与美国，抑或当代的美国与中国，都涉及对守成大国和挑战守成大国霸主地位的新兴大国之间关系的理解。无论是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还是俗语“一山容不得二虎”，都试图解释这种大国关系走向冲突的可能性。梁鹤年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如果全球资本主义成为当下世界经济角逐的“一山”，那么一山容不下二虎的问题症结或许不在“二虎”，而是“一山”。如果从“二山”的角度思考，即构建区别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实现“一山一虎”，是不是可以提供一种化解二虎冲突的可能性？笔者认为，梁教授提出的这个角度十分具有启发性，“二虎争一山”是现象，而不是既定前提。因此，思考这个问题至少涉及两个隐含前提。
第一，假设眼前的这座“山”是“好”，二虎“应该争”。问题是，这个“好”的价值判断成立吗？在什么条件下以及站在什么立场可以作此判断？比如，本书第二十章就阐释了，19世纪的英式自由贸易（或自由竞争）虽然身披道德外衣，然而其本质是大英帝国追逐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那么，思考“二虎争一山”问题的起点，是不是应该先明确站在什么立场，或基于什么样的价值观来理解“应该争”呢？比如书中指出，站在今天中国的立场去看，美国的以民主为工具的自由主义是一套不可持续的意识形态[2]491。
第二，假设只有“一山”，二虎“必须争”。问题是，只有一座山可选吗？有没有可能找到另一座山，实现“一山一虎”来化解“争”的矛盾？比如，本书第一篇中阐释了“唯一真”是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受这种文化基因的影响，西方人众多的价值观（比如历史观、意识形态等）容易形成非黑即白的思想倾向，导致互不相容。那么，理解“二虎争一山”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跳出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范式，发挥处理大国关系的想象力，去创造黑白之外的其他可能性呢？比如书中指出，中国如果用一套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不争”的思维，去兼容中西，或许能发现一些线索[2]491。
所以，“一山容不得二虎”是“二选一”的“真命题”，还是缺乏想象力的“假两难”，值得思考。
参考文献
[1] 大卫·哈克特·费舍尔. 阿尔比恩的种子[M]. 王剑鹰,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2]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作者：李媛，加拿大女王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博士研究生
第二十三章 自由、功利压倒平等意识：资本主义腐蚀共产主义第二十四章 自由、功利战胜民族意识：资本主义击败国家主义第二十五章 自由、功利取代生命意义：资本主义吸纳存在主义第二十七章 “不损害别人自由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第二十九章 民主：“是人民的、由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可能吗？第三十三章 “唯一、真”、“人、个人”两组文化基因的纠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与契机的互动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