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蔡骏：一个悬疑作家的虚构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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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的北京，气温零下十几度，天色阴沉，酝酿着风雪。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上，蔡骏和来自上海作协的作家团拍照留念。中国文联第十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即将举行，来自全国的作家、演员、导演等文化工作者云集于此，等候聆听最高指示。蔡骏以作家的身份，从上海赶来。
镜头中，蔡骏穿着黑棉夹克，笑容拘谨，像是被家长强行拉来展示才艺的孩子。他依然没能适应人群。拍照时，他上身挺直，站姿如军人；需要笑的时候，他嘴角紧紧地抿着，脸颊上的肌肉全然未被牵动。由于众所周知的内向，同来的作家陈村提醒他，「要稍微主动一些」。
蔡骏听从了陈村的劝告。遇到人时，他开始主动打招呼，「舒婷老师，你好」。而最大限度的主动则是，在电梯上遇到迟子建，抿着嘴半天才说一句，「迟老师，我很喜欢你的作品」。
这位「中国悬疑第一人」，38岁了，依然不时透出对现实的不适应。唯在自己营造的悬疑世界里，他才更为自如从容。
自2002年第一本小说《病毒》出版之后，他几乎保持着每年两本的写作速度。《荒村》系列是蔡骏标签化的开始。这则短篇最早发表在《萌芽》，反馈不错。随即，蔡骏将之改编为长篇小说。如今，「荒村」这个虚拟的地点，已成为悬疑文学领域的经典符号。
过去，虚拟一直是蔡骏写作的主题，直到2011年《谋杀似水年华》，现实的比重突然增加。
蔡骏最新的一本书是《最漫长的那一夜》。这本由短篇故事构成的作品，延续了以往的悬疑风格。意外的是，除了那些一眼被看穿的、刻意设置的离奇情节，这部作品中大部分的情节，都来源于现实：《老闺蜜的秘密一夜》取材于文革，大时代下，每个人无可幸免地滑向各自的命运；《珂赛特的眼泪石一夜》写一名留守的女孩，她有一个位于中国偏远地域的故乡，一位远在东莞的母亲……
蔡骏将之称为「社会派悬疑」。这个词语源于日本，主张写作对现实社会的干预，常常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东野圭吾、松本清张均是代表。
蔡骏常提起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漫步于上海街头，蔡骏有时觉得自己身在1832年的巴黎，冉·阿让、珂赛特、沙威出现在灯火辉煌的街头，匆忙而过。这座容纳25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让大多数人的存在与消失，都构不成增量或者变量。
「荒草隐蔽，雨露冲洗」，没有冉·阿让的巴黎灰暗依旧。但蔡骏无法忽略这些隐匿于繁华，成为城市背景色的小人物。
「或许是因为我没有接受过精英教育」，蔡骏将写作上的倾向归结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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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骏
一
位于上海闸北区天潼路799号的过街楼，承载了蔡骏童年的大部分记忆。他时常一个人爬上长而陡峭的木质楼梯，趴在阁楼的「老虎窗」上。远处是层层叠叠的瓦片屋顶，长着瘦瘦的野草，偶有成群的鸽子呼啸而过。从阁楼地板的缝隙，能看到过街楼下的人来来往往。来自于阁楼的疏离感，构成他对世界最早的观察。
蔡骏是那种最容易被忽略的孩子，身量瘦小、沉默内向，成绩不好不坏，常坐在班级的后排。中学时，他喜欢一位年轻的音乐老师，被老师点名唱歌时，同学都唱《新鸳鸯蝴蝶梦》这样的流行歌曲，他独自唱了《我的祖国》，唱了一半就脸红着不好意思唱下去。直到学期结束，他也未能让音乐老师知道自己会吹笛子。
蔡骏的写作始于15岁，和一本蓝色封面的记事本。叛逆让原本腼腆的少年初尝孤独与忧伤。他没什么朋友，上学路上常常一个人。虽有同学一起玩红白机，一起踢足球，但他仍觉得孤独。一次，看到墙上相框中，母亲抱着年幼的自己对着镜头笑的黑白照，他忽然问自己，我是谁？
街角的游戏厅已不能吸引他，那些花花绿绿闪着光的机器，他一次都不曾玩过。读书和写作，成了他唯一的乐趣。
从家里翻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看，从学校小图书馆里翻到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也看，周末，他还会跑到静安区图书馆翻期刊。身上带着那本蓝色封面的笔记本，每周写三首诗，也写自己的孤独心事。蓝色的本子写满了，就换了黑色封面的本子，写了好几大本。
中学毕业后，蔡骏没考上上海美专，转而去郊区的一家职业学校读电报专业。还没毕业，电报技术便被淘汰，熟记的两千多个中文电码毫无用武之地。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坐在邮局的小窗口内填单子。
那年，他19岁。每天接收着寄往世界各地的包裹，快递单上的地点对蔡骏来说，异常遥远。那是他最灰暗的时候，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下班。
小小的邮局里，他像一个钉子一样被钉在小窗口的后面。事实上，在庞大、秩序严格的国企内，个人几乎无法摆脱同样的命运。「我担心自己要困在一个平凡之地度过一个平凡的人生。我害怕会像身边的那些成年人那样，渐渐失去腼腆，学会扑克牌和麻将」。
被困邮局的日子里，小窗口前无人排队时，蔡骏就抱着一本小说。下班后，也常一个人待在思南路图书馆的顶层，对现实生活毫不在意。
这段经历，后来被写进蔡骏的小说。在虚构的情节里，他遇到了一位叫做「卡佳」的老太太。卡佳才华横溢，却由于吊诡的政治逻辑成为一位公交车售票员，年复一年地在相同的线路上来回往复，像被惩罚的西绪福斯。
卡佳是另外一个蔡骏，被缚在平庸的生活中，却拥有着不为人知的执念与梦想。「卡佳，你到现在也是这样的人啊，你瞧不起任何人，你是个骄傲的人，不是吗？」这是卡佳，也是蔡骏。
二
蔡骏在小邮局里填快递单时，一个叫朱威廉的人刚建了个叫「榕树下」的文学站点。「榕树下」是一代文学青年的记忆，慕容雪村、宁财神、李寻欢、今何在、郭敬明、安妮宝贝等都曾聚集于此。热爱文学的人像星星一样散落在广袤的大地上，榕树下则把这些星星聚集起来，灿若银河。那是1997年，蔡骏刚刚职校毕业，正坐在邮局窗口收银。
被钉在邮局的第三年，蔡骏发现了榕树下。他兴奋地一页一页翻着帖子，最终决定把自己写过的文章发上去。2000年的平安夜，榕树下在上海美琪大剧院组织聚会，躲避人群的蔡骏意外地去了。南京路上，一群年轻的男男女女在冬日清冷的暮色里，很是热闹。蔡骏第一次见到那个叫做「23」的姑娘。
在榕树下，蔡骏是人气作者，见面却依然是那个说话就会脸红的腼腆少年。此时，蔡骏刚刚拿到贝塔斯曼人民文学新人奖。在IRC（当时的聊天软件）上，他跟「23」较真说，自己能写出铃木光司《午夜凶铃》这样的作品。始终在不好不坏的及格线上游荡的蔡骏，在写作上有着意外的好胜之心。
第一篇悬疑小说取材于一个叫做「女鬼」的病毒。「女鬼」在入侵个人电脑之后，会导致电脑黑屏，随之在屏幕上出现女鬼的头像。蔡骏的电脑并未被「女鬼」入侵。靠窗的书桌前，他的手指上下跳动，脚边伏着一只叫贝克汉姆的沙皮狗。几个月后，蔡骏写完了《病毒》。这个故事有明显模仿《午夜凶铃》的痕迹，从电脑屏幕中出现的千年古尸和贞子的出场方式类似。
《病毒》在榕树下反馈不错，不久便有出版社的编辑找到蔡骏，2002年《病毒》出版。这一年，他一共出版了3本书，《病毒》、《诅咒》和《猫眼》。「悬疑小说」逐渐成为蔡骏的标签。他介意自己被束缚在标签里，却又因为市场的需求不断地重复。荒村、古墓、凶杀、废宅……这些特定的意象，构成了蔡骏的悬疑世界。
在写作上，蔡骏对自己近乎严苛。他从不熬夜，任何时刻坐下来就能写，坚持每天都写。最快时，一天能写近万字。他也不抽烟喝酒——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厌恶抽烟喝酒，不依靠外在的刺激赋予灵感。他将写作变成一件完全职业化的事，勤奋、克制、自律。即便在参加作代会的7天里，蔡骏依然每天都写一点。
如今，蔡骏的小说累积销售已超过1000万册。「中国悬疑第一人」的名下，是巨大的商业价值。除了小说，他发在博客和微博上的随笔、影评、书评也被编辑成册——《蔡骏随笔集》。腰封上印着卡佳对蔡骏说过的话，「在写作这条路上，你可能会很有成就。但要记得，绝不能轻视任何人，就像决不能轻视自己那样」。
三
「蔡老师在文学上很有野心」，与蔡骏共事半年的王辉城说。蔡骏的短篇《珂赛特的眼泪石一夜》获得郁达夫文学奖提名，他刚去了富阳领奖。他的另外一个短篇《北京一夜》则被金宇澄放在《上海文学》的封面。获知被小说被《上海文学》选用是在一天中午，「我独自在家吃午饭，一边吃一边掉眼泪。不为别的，只想要证明自己」。
在《谋杀似水流年》后，蔡骏越来越多地将自我表达融入离奇的故事。这种自我表达在《最漫长的那一夜》密集地出现。
他写被文革左右命运的人，写背诵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名言的童年，写第一代也是最后一代独生子女的孤独，写公共事件……他将自己重新命名，隐藏在每一个节奏明快的短篇故事里，却又呼之欲出。
蔡骏的办公室风格混搭。一张茶案占了一半的空间，古朴的木质桌子上放着白瓷茶具；墙上挂着四张照片，其中三张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另一张则是写出《肖申克救赎》的美国作家斯蒂芬·金；办公桌背面的书架上填满他自己出版的书，中间则是一张红底的切·格瓦拉照片。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斯蒂芬·金都是蔡骏仰慕的作家，切·格瓦拉则是其意识形态的启蒙者。他认为自己是西方意义上偏向左翼的作家，他对挣扎于底层小人物的关注，便源于此。
在更早的时候，少年蔡骏从家里翻出过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少年像一张白纸一般对着鸿篇巨制。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几乎已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蔡骏住在老公房里，家家户户都闭着门，同是邻居却不知对方是谁。
他会在位于三楼的阳台上站着，楼下是川流不息的人群。这是中国剧变的开始，80年代的迷茫与文艺，被商业的洪流席卷而去。海子死于一场春天的雷暴，一段广场的历史被抹去。一个时代结束了，又一个时代开始了。
在他成长的时代，商业如同脱缰的野兽，生机勃勃却又危险万分。城市迅速膨胀，无数的人被绿皮的火车从乡村带到城市，他们如同风暴中的浪头，一层一层地涌来，又一层一层地消失。在巨大的城市系统中，他们是歌女、保安、服务员、白领、农民工，他们被冠以群体之名，却不曾留下任何信息。发展的速度让人目眩，无数人被甩出运动的轨迹，不知所踪。
天潼路799号的过街楼被拆掉了，苏州北路小学变成灯红酒绿的声色场所，「所有人的故乡都在毁灭」，记忆成了唯一的故乡。
他将《悲惨世界》中的人物引渡到上海的苏州河畔，让雨果的巴黎在上海复活，这是他对世界最个人的表达，「没有给穷人创造改变命运的环境，只把机会留给机少数人，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失败」。
「十九世纪并不遥远，在巴黎的穷街陋巷，大概也住满了这些追梦的人。于连在德·拉莫尔侯爵的府邸抄写情书；冉·阿让守卫着他的珂赛特宛如吸血鬼不能走到阳光下，就像二零一六年欧洲的寒冬中，逃亡的阿拉伯难民——此时此刻，在这个刚刚开头的世纪里，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上演着大体相同的故事。」
2012年平安夜，刚练完拳击的蔡骏路过苏州河。几个年轻的男子站在栏杆边，半个身子探出去，声嘶力竭地吼着：「明年一百万！」声音在河面上起伏。他们是外来的打工者，职业多半是房产中介，没有女孩陪伴的圣诞节，他们聚着喝酒，在艰难的生活中期望未来。远处灯光灿烂，倒影在冬日的苏州河里。
这是最真实的上海。
在蔡骏7岁的时候，母亲自考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单位里唯一一位拥有本科学历的女性。这一年，蔡骏的命运被改变了。此时，被改变命运的还有一个叫韩寒的孩子。他的父亲韩仁均是蔡骏母亲的同学。这纸学历证书让韩仁均获得了农转非的机会。
而那本对蔡骏影响深远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正是母亲自考的书籍。
「你永远没有机会去把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悬疑。」蔡骏说。
和对的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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