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届知青】往事杂谈——离别家乡（阿玉）

【69届知青】

往事杂谈

——离别家乡

作者： 阿玉

语音：燕燕

  
       半个月前，接到曾一个连队顾炎昌战友的电话，告诉我74年离开兵团调往江苏工作的赵小荣找到了，并向我询问另一位战友的联系电话。第二天晚上我和先生正在逛商场时，又接到了顾炎昌的来电，说找到了赵小荣、章昱，我们小范围二十来人先一起聚聚。
        
        26日早上当我赶到在凉城路的酒店，在酒店门口就遇到了曾经老九连的几位战友，赵小荣也在其中。赵小荣离开兵团后与大家是第一次碰面，整整四十六年了，在他身上似乎并没有刻上多少岁月流逝的沧桑痕迹，我第一眼就认出了他。变化当然也有啊，年少时的他比较沉闷，很少听到他的发言，现在他身上仿佛有股活力，热情洋溢，在相聚时和大家交谈得非常热烈。

     到包房才知道，这次聚会的不仅有我们老九连的战友，还有二营六连和三营、四营的战友，更没想到还有静安区到澜沧插队，曾经到我们连队待了一年左右的两位插兄——林国雄、苏字星。他们两位是七一年底前就离开兵团了，算来相别已近半个世纪，因为当年的那段知青经历，使得我们有缘走到一起。在聚会上又见到了六连的胡文魁，虽然不是一个连队的，但对他有很深刻的印象。见到他又使我想起了离开上海时和在火车上的一些往事。

        我家于1969年暑期结束前才离开虹口，搬到江湾五角场（那时属宝山县）。从市区户口变成城镇户口有多种原因，最主要是父母希望能将我留在上海近郊。母亲的祖籍地在虹口，父亲的祖籍地就在宝山张庙（那时属宝山县）。当市区动员68届上山下乡一片红时，父亲就为我毕业的去向担忧了，他去张庙老家的大队、公社进行了联系，希望能让我回原籍插队。上海郊县原本就地少人多，本地青年毕业分配安置都成问题，我家在张庙虽有祖传老房子，但老家没有直系亲属，所以根本回不了老家插队。宝山县城镇户口老三届毕业生全部是就地安置，所以父母决定从虹口搬到宝山，并将全家的户口都迁到了五角场。

        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紧张，边境吃紧，其时上海市革委会就让应届毕业生全部战略疏散到上海近郊。10月底或11月初时我们被安排到松江一个公社劳动。那年的冬天仿佛来得特别早，我们到松江时已是天寒地冻，大田里已都收割完毕，显得萧瑟冷清。当时队里的贫下中农对城里来劳动的学生似乎有很大的偏见，所以劳动中并不是很愉快。我从小没有出过远门，所以到松江没几天就特别的想家。

        劳动了个把月，有天召集我们开会说有五个到云南军垦的名额，但必须是城镇户口的，后来明白这是为动员69届上山下乡拉开了序幕。我从小爱看闲书杂书，满脑子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实特别的幼稚。动员时将到云南军垦的条件说得很严格，被渲染得简直像招兵，而且将西双版纳的风土人情及地理状况说得天花乱坠，顿时激起了我的冲动，不假思索地就举手报了名，天真地以为自己做了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批准条件说得那么严，而且名额又那么少，担心不被批准，盯着班主任老师和负责我们班的工宣队师傅，让他们帮忙使我去云南。那时我显得比较稚嫩、娇小，所以老师和工宣队师傅都不主张我报名去云南，复原军人的王师傅将他亲身护送知青奔赴边疆的经历告诉我，并给我分析黑龙江和云南等地的情况，让我放弃去云南的想法，以后和班里同学一起走。当时我真的一根筋，错以为老师和工宣队师傅不愿将去云南的名额给我。到了版纳后，我才明白了老师和王师傅的苦心。

        报名被批下来，我从松江回到家里，又失去了告知父母我即将要离家去云南的勇气。做着家务想着心事，将五斗橱上的花瓶扫到了地上才惊觉。父亲看出了我的异样，就追问我，我吞吞吐吐地道出了原委，坐在窗台边沙发椅上的父亲，惊得一下子从椅上站立起来，人还没站稳就昏厥了过去，将放在窗台上的金鱼缸从五楼打到了楼下。我吓得赶紧抱住爸爸，嘴里拼命地哭喊着。爸爸醒来后泪水不停地流下来，一个劲地问我，“为啥胆子这么大？为啥自说自话不和家里商量？为啥要去云南？……”爸爸有许多许多的不明白，为啥平时看来胆子很小，乖巧懂事的女儿，在抉择上山下乡道路上会如此的胆大妄为？母亲也是泪水长流，彻夜难眠。看到父母的悲伤痛苦，我后悔了，又无从可悔，从那一刻起我的心好痛！接下来只有短短的一周多时间，要准备出发的行装和告别长辈亲友……临走前长辈们又是叮咛又是嘱咐，还有许多告诫……出发那天收到了舅舅在大别山的来信，信的开头就是对我的责问，问我对云南了解了多少？对我不征求家人长辈意见而不满；随后信中都是出门在外应注意的事项和叮嘱！

        要出发了家人都想到火车站给我送行，父亲身体不好，母亲阻止不了父亲，就请外婆来阻止父亲，并让小弟小妹守在爸爸和外婆的身边。车站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高音喇叭播放着一曲曲上山下乡的歌曲，站台上人山人海，都是送别的人群。我的心里充满了惆怅、忐忑、悲伤和痛苦，强忍着泪水，听妈妈一遍遍的叮嘱……高音喇叭催促我们上车了，我放开紧紧拉着妈妈的手，关照弟弟照顾好妈妈，感谢来送别的同学好友。当出发的汽笛响起，车轮“哐当”一声，站台上顿时哭声一片，仿佛生离死别。我从车窗中探出身子，眼睛拼命地寻找着站台上的母亲和弟弟，看到妈妈不停挥舞的手臂和踮着脚尖搀扶着妈妈的弟弟，我克制了许久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不停地汹涌而出，擦也擦不净……火车驶出站台后，渐渐加速，欢送的人群被火车抛在了远远的后方，从我视野中渐渐消失！

        当别人在大声哭喊时，我强忍着泪水，可他们雨过天晴了，我却止不住地抽泣。此时听到同行的校友说：“真搞不懂了，有啥好哭的？哭哭啼啼像啥样子！”听到他的话我不觉一愣，心里不觉嘀咕了一下，“是的，我是自己自愿报名的，有啥可伤心的？离别家人心里再难受也不应该被别人看到的呀。”此后很多年，我都不会轻易在别人面前痛哭流涕，伤心难过总是避开他人，或者躲在被窝里默默流泪。

        回过头来说聚会碰到使我印象深刻的战友胡文魁了。当火车开动没多久，车厢里就恢复了平静。刚刚还一个个痛哭流涕大呼小叫的，此刻好像风雨都已过去，已然忘了车站上送别的情景。各自纷纷打开家人为出远门孩子准备路上吃的水果食品，你来我往的大快朵颐，吃饱喝足了，又是唱啊又是说的，真是热闹非凡。同一节车厢工农中学有个“小胖子”特别引人注目，顽皮活跃得一刻也不停，像个会滚动的“皮球”，在车厢里不停地来回穿梭行走。一会儿从座位上跳上列车椅子背上，连说带比划的，再过一会竟然爬上了行李架，将身子蜷缩在行李架上，嘴里还在不停地说着。“莫X玲，你动员我到云南，我不会忘记的。等满两年有了探亲假，我就回上海到学校找你’报仇’，如果没有探亲假，我有钱了自己买飞机票飞到上海，将你的头敲得像水壶伽扁。”他在那里说着孩子气的混话，坐在下面座位上的好几个男生也不停地附和着，而且越说越气愤，到后来就学弄堂里老娘们诅咒人的话了。他们在那里满嘴胡说，发泄着被“流放”和对动员下乡老师的不满。后来听他们同学说了，这几个男生中有两个是家中的“独苗”，小胖子也是其中之一。小胖子到兵团后先分去了三营，和学校的同学都分开了，为此他不愿意，后来他又回了二营。74年时照顾特困家庭他是第一批返回上海的。直到前几年五连团拜会上才知他的尊姓大名——胡文魁。这次聚会再次遇见他，和他聊起了火车上的趣事，半个世纪了竟然还都记得，记得这么鲜活，这使他非常的惊讶！因我们69届十二个班级我们这一批到版纳只有七个同学，而且都不是同一个班的，相互之间不熟悉，所以在列车上也没有太多的交流，但列车上发生的一幕幕趣事都记录在脑海里了。

        这么多年后，见到了同一天奔赴西双版纳的战友，又使我想起了奔赴版纳前的那些旧事，心里有着无限的感慨。72年探亲假期间到学校探望我的老师们，见到了当年阻止我报名去云南的班主任老师，他问我到版纳后可曾后悔过？其实我连肠子也悔青了，但我还嘴硬地说“不后悔”。老师将他大学里分配在景洪云南热作所同学的联系方法告诉我，说有困难可去找他同学，但我从也没去找过，我不愿随便给人添麻烦。后来听同学们说老师调回他母校武汉大学了，同学们也都和他失去了联系。我也很感激当年工宣队王师傅，他应该也有八十多岁了吧？！在此我祝福他们，愿他们好人一生平安！        

作者系赴云南西双版纳水利四团后转插到安徽凤阳的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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