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非虚构著作《南瓜花》：亲历者讲述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 | 谷雨推荐
▲战场上的弗里德曼
编者按
近日，《南瓜花：士兵的故事》一书入选RBC Taylor Prize“2017年度最佳作品”。这是一部战争题材的非虚构作品，记录一群在黎巴嫩-以色列边境，未走上真正战场，却经历真实死亡的青年士兵们。本书作者马蒂·弗里德曼既是故事的亲历者、记录者也是着眼于历史与现实的反思者。通过此书，读者不仅能够理解今日中东动荡不安的真正源头，也更能正视生存的荒诞以及生命的脆弱。该书入选2016年美国亚马逊十佳图书，本文为对此书的书评。
命运剥夺我们的盔甲，我们回报以诗：《南瓜花》
文/Jackdaw
年轻人们憧憬着总有一天世界会交到他们手上，他们为此战斗，也为此牺牲。
南瓜哨坐落于黎以边境的荒漠中，一批以色列士兵驻扎于此，警惕着真主党游击队的突袭与渗透活动。这个篮球场般大小的岗哨荒凉、无趣，毫无战争电影中紧迫悲壮的史诗色彩，士兵们常感斗志索然。1994年10月的一天，真主党精心策划了一场“媒体战争”，让一段虚假的南瓜哨被以军弃守的影像传遍了中东。士兵们沮丧地发现，他们的名字，他们守卫的这座岗哨居然是通过敌人的策略才第一次被祖国注意到，民众口吐“耻辱”、“懦夫”这些词汇恶言相向。军队试图整肃军纪，开除违纪军官和士兵，把一批新的年轻人送上了开往南瓜哨的运兵车。
▲黎巴嫩南部
“南瓜山事件”是《南瓜花》一书的开端，故事第一部分的主角阿维因此提前进入了哨所。以色列人从“南瓜山事件”中看到了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军队的钢铁意志正在瓦解，他们已经没有机会感受父辈在五次中东战争中为“犹太复国运动”抛头颅洒热血的勇气，也不太能熟练地应对恐怖主义那种“细致入微”的战争模式。阿维所属的排一遍遍地在沙漠里训练越野、排雷，好像在黎巴嫩他们即将面临的不是一场游击战争，而是正儿八经的坦克对轰——军队急需一场“真正的战争”以证明自己，他们的“时钟依旧设定在赎罪日战争发生的1973年”。
但这一年已经是1994年，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和以色列双擎伊扎克·拉宾、西蒙·佩雷斯在这一年共享了诺贝尔和平奖。在“和平”的幻想氛围中，阿维他们18个月的漫漫服役期显得空洞，没有目标。
交给阿维和他所属的青年先锋战队手上的南瓜哨和“被辱”之前没有太大的区别——“一片危险的天地”。这面由二十几岁的男孩子们架起的铁皮盾牌的防御力恐怕不及以空军的“钢铁穹顶”防空系统的十分之一。他们的战斗成败实际上也很难影响到特拉维夫，哨所真正守护的后方是“犹太复国运动”中最无足轻重的那些人：“在边疆饲养火鸡的农场主；城市工厂里的玉米豌豆罐头制造商；说希伯来语的阿拉伯水管工；生于1958年前后的列宁格勒犹太美人……”在《南瓜花》的故事里并没有温暖的军民互动，挂在岗哨上的“保卫北部城镇”的标语，战士们对它的态度也很模糊。
▲战场上的弗里德曼
怎么看，这都是容易滋生虚无主义的地方。没有斗志，没有目标，却被敌意和死亡环伺，人对人的看法倾向于非黑即白。战士们不仅要和真主党游击队战斗，还要时刻和心中微暗的无意义性作斗争。阿维的斗争方式就是直接露出自己身上的刺，我行我素，不服从部队纪律，还有阅读和思考。阿维心心念着罗曼·加里的小说《风筝》，男主人公经历一战却保存了纯真，这在阿维看来就是他退役之后渴望的生活状态。他的战友也全是一群爱思考爱看书的家伙。亲历“南瓜山事件”的士兵埃兰，在事发之后一头扎进了犹太学者阿斯拉格的利他主义训诫中。生活既然已经受困于敌国，那么内心绝不能再被命运摆布。
然而，战斗和阅读，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方式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有着惊异的统一性。这个全民皆兵的国度也奉行全民阅读。前者来源于犹太民族数千年来的徘徊于灭亡边缘的求生欲，后者，用作家阿摩司·奥兹所说的来解释，“除了书，我们民族一无所有”。阿维、埃兰和南瓜哨的战士们是如此年轻，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命运和选择再次在他们身上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没有战争和兵役的话，阿维有很大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在他从哨所寄给异性知己斯玛达的信里，我们可以读到阿维对于南瓜山的景观有着冷峻而细致的观察力，他笔下的黎巴嫩并不是刑场和墓地，而是“美丽而狂野”的所在。就好像以色列军队给阴冷枯燥的边境哨所全部取了优雅名字——南瓜哨，罗勒哨，番红花，红辣椒——他们管伤员叫“花”，阵亡则是“夹竹桃”，“这些名字仿佛意在为丑陋之事赋予美好”。对于阿维来说，诗意是他从自己的阅读和写作中培养出的素质，是他的选择。但对于岗哨和大多数士兵来说，他们却是在土地的死亡力中尽力淬炼出诗意。
▲黎以冲突
岗哨在一次次战斗中绽放出越来越多的“花”和“夹竹桃”，沾血的诗意裹在沙尘里挥之不去，但阿维的诗意却日渐萎缩，他写给斯玛达的信愈发着笔于意识和思考中的灰暗。1996年6月的“猎鹰弯事件”开出了五朵“夹竹桃”，阿维突然意识到“运气”从来都不是战争中真实存在过的东西，在这里命运随时都以死亡的姿态让梦想破灭，但他还有太多想要的没有得到——爱尔兰、阿拉斯加、整个世界，还有最高的理想：爱。现在，只要回家，他就会拼劲全力去实现它们。
但命运是不是像阿维钟爱的那些书一样在人物一出场时就给他们铺就好的呢？在纳粹德国投降前一小时阵亡于欧洲战场的鬼魂为什么选择附在他乘坐的直升机上？在己方飞行事故中丧生的阿维，又究竟能不能被算作“夹竹桃”？
答案随着直升机的爆炸和73名士兵的遇难遁入血雾之中，士兵们变成了矗立以色列北部一块土地的73块石碑。巴勒斯坦，像海子笔下的“土地”一样，“以诗歌的雄辩和血的名义吃下了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名字被地里面发出的微光照亮——汤姆、瓦季姆、奥尔特、阿布克西斯……阿维·奥夫纳……好像只要记住名字，他们就没有真的死去。
1997年2月，阿维带着自己的命运和战争残忍的诗意和祖国的国土合二为一，就此退场，《南瓜花》的作者马蒂现在以第一人称走进了这个故事晦暗的长廊里。可以这么说，马蒂的幸运有一部分建立在阿维等人的悲剧之上，他提早知晓了南瓜山这个地方不同凡响的命运困境，也通过探望受伤的好友莫迪凯见识到了一个21岁的青年是怎样绽放出“如同死尸一般”的笑容。这多少能解释他在故事第三部分中能如此冷静，甚至略带幽默地讲述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一切。
▲战场上的弗里德曼
在扛枪上山之前，马蒂记述了“四母运动”这一民间反战活动。从故事第二部分的纸张厚度来看，“四母运动”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97年正是内塔尼亚胡执政的盛年，这位右翼新总理一扫佩雷斯处理恐怖袭击的颓势，让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的态度再次强硬了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呼吁从黎巴嫩撤军很难得到多数派的支持，军队本身更是对左翼活动家不以为然——他们见识过真正的仇恨和鲜血，空洞的博爱对此有什么帮助呢？“四母运动”再次表明了战争对于前线和后方的两种生活有着典型的分割作用。它先是一刀劈断了男孩的纯真期，用极端残酷的现实直接把充满麻木和恐惧的成年期推到你面前，而后，这一残酷和后方人民的爱国主义在“安全线”内外开始产生极大的落差，战士们的某些行为不再得到理解和宽容。在机枪手奥弗的故事里，没有遵照必死的命令扑向敌人的火线就是怯战行为。在这个军事立国的国家，任何战争表现都能成为左翼和右翼政治斗争的口舌。右翼对于军人意志薄弱怒火中烧，左翼则批评军队把自己的孩子推往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他们中又有谁试图理解奥弗面对黑暗中的枪眼时究竟作何感受？
在军人的宿命和母亲的悲伤之间的夹缝中，以色列年轻士兵的“局外人”困境被越放越大。他们试图保卫的后方正在用自以为是的“和平”曲解这场战争，他们的敌人，有时候是真主党游击队和哈桑·纳斯鲁拉，有时候，又只不过是灌木丛里的几头野猪。马蒂听见南瓜山向他发出疑问：“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为什么不回家？”关于这个问题，阿维有过结论，他那些性情和才智相近的排成员“在这里是为了彼此，不是为了军队”。在马蒂的实践中，他发现这种联结并没有因为战友间不同的性格和习惯而有所减弱。别让沉默的哈雷尔再看一次战友的尸体，也要给谨慎的奥菲尔做好掩护。在这个鲜血和仇恨的荒场上，既然命运嘲讽般地将他们捆在一起，那他们索性就让这根捆绳更结实一点。
▲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中的士兵
在前哨，任何和世俗生活有关的活动都格外受到追捧。1998年世界杯期间，部队要专门调整轮岗名单好尽量让每个战士都能看到想看的比赛。马蒂随队出勤时，心心念的是哨所电视机里的西班牙犹太美人娜塔莉。他发现在这片国境边缘上，爱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不再是士兵们重要的精神信标。真主党游击队员外出作战时随身携带小开本《古兰经》，而阿维和莫迪凯身上带着的却是小说《来日方长》和《天使拉吉尔之书》。对于这一代的以色列青年来说，塑造他们世界观的是阿摩司·奥兹写下的家庭故事，是莱昂纳多·科恩的诗歌，是平克·弗洛伊德、U2、涅槃、枪花和后街男孩，是《星河战队》和《现实的创痛》的录影带……这么说并非忘恩负义，时至今日他们所奋力捍卫的，仍旧是本-古里安和西奥多·赫茨尔的梦想。
“我们至此国土，是为建设之，亦为重建自己。”这句犹太复国主义口号的经典之处在如今看来包含了以色列人现代生活的双重性。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血肉联结让以色列在千年的仇恨环伺中锤炼出了不死鸟般的意志，然而一朵朵绽放的“花”和“夹竹桃”让“后中东战争”时代的和平依然显得遥遥无期。犹太青年们渴望的“新中东”从来没有真正来临，这片土地反而向世界输出了恐怖主义这个狰狞的巨兽。在两个把“以牙还牙”四个大字刻进脊梁骨里的民族之间，单方面的和平幻想是多么脆弱和自以为是。任何一方只要仍存有激进的意识形态，就不可能因对方的让步而放弃复仇和血的欲望。想想看是谁杀死了拉宾，又是谁杀死了萨达特。凭什么父辈的仇恨和历史的闹剧要像遗物一样交到年轻人的手上？命运让阿维再也看不到千禧年的五光十色，马蒂和幸存下来的男孩则都已经明白，拥抱世俗主义，回归个人生活，这才是和历史和解的唯一通道，“在这个不幸的地域和这段反常的历史中，竭力维持人类寻常的快乐。”
▲南瓜山的云，1998年
数百颗25千克地雷将南瓜哨炸成碎石瓦砾，“四母运动”呼吁的撤军在新千年来临之前终于实现了。退役的马蒂在靠近边境的城镇里打理一座温室，在这里，“每天清晨都能看到数以千计的玫瑰蓓蕾”。南瓜哨曾经在血雾中竭力营造的诗意之花园在离它不远之处轻易地实现了。故事的最后，马蒂伪装成加拿大游客入境黎巴嫩，捉摸不透的怀旧驱使他一路向南去往已经被大自然重新接管的南瓜山。他发现这块以前令他费解和恐惧的土地上并没有太多战争的硝烟味，取而代之的是贝鲁特市场里浓郁的孜然香味，属于加利利夏天的茴香黑甘草味，而地中海沁人的咸味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海岸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对他，对黎巴嫩人来说已经无意义的南瓜山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马蒂站在他曾经匍匐过的壕沟里，回忆纷至沓来。这副场景让我想起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的小说《流浪的星星》里描写过的犹太少女的哀歌：“我也熟悉这一切。我曾经就在那儿，和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在一块儿。我就在那片阴影下，在那份荫凉里，在果肉里。战争没有来临，从来没有任何东西搅扰过大海的平静辽阔。”
▲《南瓜花——士兵的故事》中文版，中信出版社，2017.2
关于马蒂·弗里德曼
马蒂·弗里德曼，当今最耀眼的犹太裔文学新星。2013年荣膺美国文学协会 Sophie Brody 文学奖；2014年荣膺 Sami Rohr 犹太文学奖；作品已被翻译为超过 10 种语言。《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基督 教科学 箴言报》《出版人周刊》《展望》《环球邮报》《悉尼先驱晨报》《犹太人纪事报》《犹太人标准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Kirkus书评网佳评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