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识成千上万个我，我却只有一个你
这篇文章是我年初就开始写的这几年做教科书减费项目的故事，为什么现在终于要发呢？
大家可能还记得之前我分享的疫情下美国在线教育不公正问题——疫情对贫困学生的巨大影响之一是丧失校园实体资源，而我作为图书馆员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美国比通货膨胀涨速还快数倍的教科书。我们学校疫情前就有超过7成的学生表示教科书太贵不得不推迟买书、3.5成学生干脆不买书。大家可以想象，这批学生、以及所有曾严重依靠图书馆来看教科书、依靠学校打工补贴的学生，疫情期间会面对更严重的经济和学业障碍。我最近和同事的研究显示课堂教科书的费用以及是否有图书馆免费资源直接决定学生的成绩通过率以及更重要的，不同经济水平学生的成绩差异。可惜的是，图书馆和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界一样预算削减，能给学生的帮助越发有限。
感谢大家倾听我和这群学生的故事，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分享、点击阅读原文支持我为他们做的疫情电子书众筹项目。
决定负责校园教科书减费项目的前一刻，我正紧张得不知所措：坐在2018加州教科书开放教育资源会场，我不时偷偷整理下平时不怎么穿所以有点皱的衬衫，观察着身边打扮成熟、举止自在的其他学校代表，有点慌张，生怕别人发现我格格不入。我假装认真听着一串串高等教育的专业名词和数字、影响流程和决策的手腕和技术，既不敢发表评论怕太幼稚，又不敢问问题怕太简单。工作半年了，我还是经常战战兢兢，好像总把自己当成学生，而把同事看作比前辈更可怕的存在——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教授。
不得不承认，那时的我总觉得神圣的师生关系，暗含着让人焦虑的权力动态。初入高校职场，我一方面恭敬地向同事请教着我做事的合规，一方面在学生面前小心经营着我作为年轻老师的权威感。入职第一个学期，我就拿到了重要学术会议的奖金和演讲机会，还通过上课、咨询、做活动接触了上千个学生。可惜地是，我越刻苦于个人职业发展，离做老师的初心却似乎越来越远。
会场发言人忽然从教授变成了一群学生。与那些高谈阔论高等教育弊病的教授不同，这些学生开始讲减少教科书费用对他们生活的实际影响。我发现自己终于能多懂一些了，开始认真听。
“你认识成千上万个我，我却只有一个你。”
听到结尾的这一句，我的呼吸几乎停了一秒。
我忽然意识到，我对自己职场表现的紧张比起这些刚刚成年学生的无助是如此微不足道、甚至自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要接受政府救济或贷款来念书，上学期间为了维持生计还要全职工作和照顾家里。
超过70%的少数族裔，60%是家里第一代大学生，超过50%家庭年收入少于两万美金——从象牙塔般的文理学院来到加州公立学校系统后，从以传递高大上思想为使命的学术出版社来到专注边缘群体的图书馆工作后，我无时无刻不震惊比我从小到大认识的大多数人要缺少太多资源的学生和他们的坚韧。
他们入学前是工人阶级甚至贫困线下的家庭、充满暴力和犯罪的家庭的孩子，能够毕业已经要克服万难。在职场压力中挣扎的我也总感到自己作为平凡渺小的老师的无力。但我忘记了，对于每个学生来说，一个平凡老师可能会千万遍去传播、参与的每一堂课、每一个项目对他们都是得之不易的唯一机会，都可能带着影响千万个他们的人生轨迹的能量。
来自CSUN对少数族裔男生特别指导项目
调查学生现实的无助和痛苦、理解复杂的出版和校园决策体系，试水和触怒未知的利益权力让我害怕，可开放教育资源的打破经济和阶层壁垒、让教学材料包含更多样观点、赋权老师和学生比执着于个人“成功”、“权威感”让我更有信念。
但是，组建和协调一个校园团队，我凭什么？书店店长、教科书存储处负责人、教职工科技总监，他们不仅比我多至少十余年的经验，更可能完全没兴趣投时间在一个无报酬的项目上。而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的我，又有多少精力去做好这个我除了一腔热血还几乎一无所知的项目呢？
当我把对做这个项目的各种担忧和害怕告诉学校健身项目里打工的学生Jose时，没想到他给我讲了很多他一边上学一边做40小时工作，还做校足球队长同时拿着学校奖学金的窍门。
我知道我的学生们家里条件不好，但听说Jose有时候一周都要吃菜单上减价到1美元的快餐时依然有点惊讶。这是他读大学的第五年，还有5门课要修完才能毕业，所以他一直在省钱。
他说大二那年他本打算每周工作40小时同时修5门课，可是等到他每隔一天在酒店做完8小时的服务生回到家才发现，写作业根本没法集中精力，更别提准备考试和第二天上课。无可奈何，他放弃了2门课，但这也意味他即将和80%他的同学一样，没法4年内大学毕业。
来自CSUN为学生免费发食物组织，每五个学生就有两个调查中表示有饱暖担心
这学期他不再在酒店打工，而是做健身私教，精力上可以分给学习更多。至于收入变少，他想着学校有不少活动有免费的食物。Jose得意又自信地谈着自己的计划，让我难过这么努力优秀的他因为客观原因无法按时毕业。
不过，比难过更强烈的是被鼓舞：Jose让我想起和他一样的其他学生，即使缺钱和时间、看不清未来，依然打工支持自己毕业找到工作。在这所“工人阶级大学”，每五个学生就有两个吃不饱饭，我所在的分校更是全美第二大接收、服务听力有障碍学生的高校。可是即使是这么困难的条件下，大多数学生和Jose一样就算每周要工作超过30小时、承担了很多照顾家人的负担，还依然坚持上学、坚持创造、坚持用社区志愿活动为自己关心的公正话题贡献。
在我后来集结起校园团队、带着青涩的英文和着装走入校长的办公室时，在巨大的官僚体系中开始尝试创新、开始试水可能激起众怒的减少教学材料费用的种种举措时，以及在我一次次面对不成功的活动和没有效果的宣传时，我总是想起Jose，想起比起我个人的恐惧和失败，有更多重要得多的事等着我去关心和投入。一想到可以为这些拥有稀少资源的学生扫除成长的障碍，为他们创造更平等的学习环境，我忽然意识到教科书项目其实和我个人的成败与否，丢脸或风光与否关系甚小。
而同样被学生的坚韧所打动、希望帮他们成功的，还有书店店长、教科书存储处负责人、教职工科技总监、还有——我后来惊喜地发现——学校几乎所有我带领的教科书项目需要获得支持的老师和领导。
我第一次在学术委员会发言被质问得一时语塞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直接替我回击指出不肯考虑学生的老师懒惰和自私；
我苦于无法建立项目的权威和影响力时，学校教授主席主动背书这个项目，不仅用很少使用的群发和大会发言内容，还亲自来项目会场主持采访；
我担心项目经费不够激励老师付出的巨大努力时，是一位位老师告诉我他们做这一切是为了学生，经费从来不是最关键因素；
甚至，我面对庞大的教科书体系和数据库不知所措时，是书店店长主动给我介绍出版内幕、最终居然协助我支持教授减少购买书店图书的种种研究和行政措施。
我就这样战战兢兢、冒冒失失，但最终靠各种各样的支持跌跌撞撞地推动着项目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