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抗战风云：川军出川抗日将领王缵绪父子事略

抗战风云：川军出川抗日将领王缵绪父子事略

文/桑宜川  加拿大

如今在巴蜀茶馆里喝茶，若遇到能侃的茶客，摆起川军出川抗战的老龙门阵，话匣子打开了，往往会如数家珍，向你娓娓道来，可见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华夏民族最后赢得了胜利，其中有川人流血沙场的功劳，早已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在坊间传为美谈，在盖碗茶杯碟的清脆碰瓷声中，在店小二沏茶的吆喝声中，张扬得淋漓尽致。茶客侃起四川军阀刘湘，多半会说他有不少战功，且又语焉不详，信息皆源自道听途说，管它有啥来头，接着传播，图个热闹就好，这就是川西坝子上的茶馆文化。大邑建川博物馆一角的树荫下也竖立了一尊刘湘雕像，以示纪念。前几年我去参观，听老同学建川说，这尊雕像还引起了北京高层的关注，传来公函，给予肯定，当时让我好生纳闷。

回望历史，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后，为了争夺地盘的各地军阀逐渐摒弃了多年来的龃龉，在抗日的大命题下，殊途同归，走到了一起，不管是桂军，还是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作为正面战场上的主力军，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川军，滇军和桂军，作战骁勇，民国文献记载有“国之劲旅”之称。那个年代，四川是全国出兵人数最多的一个省份，八年内先后出川逾350万兵马。面对日寇，没有任何一位川军将领投降，领军血战疆场，视死如归，浩气冲天，永存华夏史册。

同年8月7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为了统筹抗战，将全国南北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即第一至第五战区，后又增加了第六和第七战区，四川军阀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然而没想到的是，从1938年开始，国民党连折三员上将，他们分别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山东王）韩复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四川王”刘湘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冯玉祥麾下的“五虎将”之一宋哲元。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吟唱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佳句，用在这里暗合了这三位国军上将的人生宿命，说的是他们并非战死在抗战前线。韩复榘因“丧师失地”，被民国军政部判处死刑，由戴笠执行枪决，刘湘和宋哲元则是双双“病亡”。其中刘湘因胃病复发，于1938年1月20日死在汉口万国医院手术台上。从1937年10月出川算起，刘湘在外省的时间仅有短短三个月。

抗战伊始，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就这样折损了三位上将，可谓“马失前蹄”，军政部发文里有“痛哉惜哉”之语。若细思推之，又觉得死得蹊跷，死得诡异。坊间有传闻，刘湘和宋哲元乃是“非正常死亡”，死因犹如谜团，犹如后来戴笠之死，至今未解。前些年我应邀从加拿大到台湾访学，曾专程去台北国史档案馆查阅了抗战时期的川军史料，因为那里保存着最为完整可信的民国文献档案。其中关于刘湘领军出川参加过的战役，文字不多，仅有南京保卫战的记载与其相关。1937年11月中旬，蒋介石电令坐镇汉口的刘湘，派其麾下唐式遵部进驻安徽青阳一带，牵制并阻截从太湖流域进攻南京的日军。仅此纪事而已。

由此看来，当时身在外省三个月，刘湘虽为川军将领，拥护抗日救国，可圈可点，却并无实际战功，如今被誉为“抗日英雄”，似乎有些牵强。那一年，大敌当前，刘湘与韩复榘和宋哲元联手，密谋反蒋，阳奉阴违，拥兵自重，曾惹得老蒋大为恼怒，客观上确实影响了全国抗战的大局，即使刘湘有再多的理由辩解，他的做法已站到了抗战的对立面。

当年川军将领唐式遵和潘文华二人均为刘湘亲信，早年川军中人却送其外号“唐二瘟”，源自他的书生气质，军人阳刚之气不够。尽管如此，抗战时期唐式遵是有战功的，率领川军打了几场恶战，说他是抗日将领，名副其实。刘湘死后，他因立下战功，更受蒋介石青睐，被任命为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其麾下兵马被收编为中央军嫡系部队。1949年底，他与王陵基先后被任命为四川省政府主席，任期时间极短，都不足月余，也都算是民国江山的末代“封疆大吏”。1950年初，唐式遵率领余部退守川南一带打游击，从泸沽进入越西小山地区时，与中共军队展开激战，是国共内战时期被击毙的最后一位国军上将。当年若是活着被俘，注定了要被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强制性的思想改造。（上图：唐式遵旧影）

话说回来，当年在抗日前线正是因为有唐式遵等川军将领在前面顶着，刘湘并未身先士卒，领军参加战斗与厮杀。那时他已身患沉疴，难以事必亲躬。他于1937年10月出川，3个月后因病死在湖北汉口。八年抗战，川军出川，会同中央军，打过恶战和会战数以百计，刘湘的“戏份”极少，几乎不沾边，如今坊间的市井语言叫做“莫得一根毛线的关系”，应是历史真相。由此可见，近年来大陆出版的各种书刊，述及川军抗战，多以刘湘为领军龙头，堆砌了不少形容词赞扬他。影视圈里人也把八年抗战中川军功劳主要记在他的头上，拍摄了几部抗日神剧，由大牌影视演员出演，宣传他的“丰功伟绩”，网络上更是把他吹得神乎其神，说他带领350万川军出川八年，是川军抗战第一功臣，以及他和婆娘周玉书与八路军合作，暗渡陈仓，共同抗击日寇，完全不着边际，实难与事实相符，不知那些写手受何人指使？何以如此胡编乱造，误导历史真相？如今从史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一段历史，抗战初期刘湘领军出川，摇旗呐喊，有其正面的意义，毋庸置疑，但“论功行赏”，把川军出川抗战的主要功绩都记在他的头上，其实是重大的历史误导和误读，有其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是该还原真相的时候了。

史料记载，当年刘湘在汉口病逝后，其婆娘周玉书从成都赶到汉口，以四川乡野妇人之态撒泼，大闹灵堂，见人就打，并指名点姓，高喊要找蒋介石偿命，惹得大小军政人员不敢靠近，搞得蒋介石，林森，何应钦等大佬很是难堪，下不了台。后来还是蒋介石以抗战大局为重，也为了不落人口舌，参加刘湘追悼会，并召见这位刘湘遗孀，予以安抚。事后刘湘灵柩从汉口一路运回成都，安葬在武侯祠旁的一片丛林里，因刘湘的字号为甫澄，由蒋介石亲自取名“甫澄纪念公园”，即今日成都南郊公园。上世纪“文革”初期，刘湘墓被掘，肇事者是一群疯狂的红卫兵，遗骸不知去向，如今游人们看到的不过是十年“文革”浩劫后，于上世纪80年代初重新修葺的一座新墓。（上图：四川军阀刘湘和周玉书合影）

抗战时期，在外省战死的川军高阶将领有三位，个个堪称抗日英雄。其中一位是饶国华，他是四川资阳东乡人，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跟随军长潘文华出川抗战，当时担任川军第145师师长，官至中将军衔。在淞沪会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从全国各战区抽调兵力，增援淞沪战场。这时，饶国华也奉命率部前往淞沪战场。此战也是他出川后，第一次与日军交手的战场。在日军取得淞沪会战胜利后，又把目光瞄向了南京，这时，饶国华又投入了南京保卫战中，率部构筑防线，然而，由于日军进攻速度太快，防御阵地还没有修筑好，鬼子的大炮，飞机就打过来了，饶国华亲临前线指挥，一方面为了鼓舞士气，另一方面为了了解战情方便指挥。就在双方激战的情形下，川军内部发生了混乱，有主动提出放弃广德，保存实力为主的川军将领，率领川军私自撤退。这样一来，饶国军只有孤军奋战，战至最后一兵一卒时，饶国华将军为了不被日军所俘虏，不做亡国将军，选择了自戕，杀身成仁，以死殉国。

第二位是王铭章，他是四川新都泰兴场人，在台儿庄战役中，他率部镇守滕县，阻挡日军增援台儿庄战役。当时这个地方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为此，徐州会战指挥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叮嘱王铭章，不能放过一兵一卒越过滕县。接到作战命令的王铭章，死守藤县，国军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惨烈的阻击战。日军利用优势装备，对藤县进行了轮番攻击，但是川军全体将士在王铭章领导下，奋勇反击，抵挡日寇的进攻。为台儿庄大捷赢得时间。《李宗仁回忆录》里有记载：“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由此可见滕县阻击战的意义。在这场战斗中王铭章为国捐躯。据说在滕县王铭章遇难现场，日军也为之脱帽，朝天鸣枪致敬，感喟这位中国大将军视死如归的侠肝义胆。王将军去世后，灵枢经武汉、重庆、成都运回其家乡新都，沿途各地纷纷隆重举行悼念，在武汉举行迎灵公祭仪式，重庆迎灵时万人空巷，至今坊间还在流传这段故事。

这里辑录一张图片，是前几年王铭章将军五夫人叶亚华女士到四川大邑建川博物馆，参观抗战英烈群雕时与馆主樊建川合影。上世纪50年代“镇反”时期，王将军的几位夫人都被折磨至死，唯有叶亚华女士在被扣上“五大罪状”，等候被枪毙时，通过当地侠肝义胆的官员帮忙，获取出境证明，携子王道刚逃往澳门。那年月，她在澳门每日跪地乞讨为生，身边竖一纸牌，上书：“我是抗日名将王铭章上将遗孀……” 蒋公闻讯，立即命人接至台湾，入空军学校，担任英文教官。叶亚华在回忆录里说：“当年他是可以撤的，他的任务完成了的。李宗仁下令，必须找到王师长遗体。然而滕县战场已兵燹涂炭，遍地狼烟。唯一能确认将军身份的线索是他嘴里的金牙。”叶亚华女士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外文系，1934年嫁给王将军作五太太，王将军在滕县抗战牺牲后，王家用其抚恤金兴办学校，她作为烈属，参与校务。2008年老夫人百岁，如今已仙逝，去了天堂，与夫君王铭章将军相聚。她的人生故事凄惨而又悲壮，是那一个时代的缩影，令今人伤感不已。

第三位是李家钰，四川蒲江大兴乡人，他是四川军阀中最小的一个派系，军官系的首领，曾驻守遂宁十一年，同其他军阀一样自行委派地方官吏，掌握防区内的一切军政大权，拥兵自重。那年月他还担任过四川边防军总司令，隶属川军邓锡侯部。在抗战爆发后，他率二个师出川抗战，先后转战山西，河北，河南等地，与日军进行了多次恶战，抵抗住了日军的进攻，因战功卓著，先后升任第4集团军副总司令和第36集团军司令。1944年，在豫中会战失败后的撤退途中，遭到日本便衣队袭击，于河南陕县秦家坡壮烈殉国，这是八年抗战中，继饶国华和张自忠之后，第三位战死的集团军司令官，被国民党政府追赠为二级陆军上将，准入祀忠烈祠，举行国葬。1984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李家钰将军为革命烈士。2014年，李家钰将军被民政部公布为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他的抗战英雄事迹受到国共两党的追认，如今成都人民公园附近还有他的故居陈列馆，供人参观和缅怀。

以上列举，旨在解读川军出川抗战，战功卓著，以身殉国的将领不乏其人，永垂华夏青史。还有杨森、孙震、潘文华、王陵基、邓锡侯、许国璋、田颂尧、刘成勋、赖心辉、刘存厚、黄隐、陈书农、罗泽洲、马毓智等，不胜枚举，都是正师级，副军级以上的长官，各有战功，作为一个川军抗战将领群体，可圈可点，留待续篇。这里侧重聊聊王缵绪，他是谁？如今年轻一代或许已感到很陌生了，因为他的名字被刻意尘封了大半个世纪。如今他的悲情人生故事早已随风而去，飘散在岁月的烟云中，不着痕迹。其实他的一生亮点不少，是辛亥革命后四川最早兴办现代教育的人物之一，川军出川抗战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外省征战前后长达八年之久。

抗战初期，王缵绪在自己创办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里接纳过许多进步文化人，民主人士，为他们避难大后方提供栖息下榻之所。当年这所学校偏安老重庆城区一域，依山傍水，环境幽静，规模很大，有教学楼群和教职工学生宿舍。他还为初来乍到的民国政府前敌军事指挥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国文联前身）等军政文化机构提供了临时办公地点，汇聚了太多名人，其间发生的故事可歌可泣，鲜为人知。应该说，他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都是有贡献的人，不期最后于1960年屈死在大牢里，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未得平反，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遁了。他的事迹不见于正式出版的各种文本，偶有述及，亦是一笔带过，这世道对他太不公平，仅为这一缘故，不把他写出来，还原真相，似乎对不起抗战大后方乃至现代中国历史应有的那一页缺失篇章。

据王缵绪的嫡系长孙王复加先生介绍，他爷爷王缵绪出生于1885年，四川西充人氏。1904年入顺庆中学。1906年，他年方20时考入四川陆军弁目学堂，后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炮科，与刘湘、杨森等四川军阀曾是当年同届同学。1908年毕业后在新军第十七镇第三十三混成协担任见习排长，历任连长、营长、团长等驻扎成都；1911年参加保路同志军，投身辛亥革命；1913年王缵绪任第一师军官传习所所长。1919年任川南安抚使；1920年任永宁道川南道尹；1923年至1928年，王缵绪与于右任组成海上停云社，编辑出版《停云社刊》和《停云书画集》等，前后活动共六年。1924年北洋政府主帅冯玉祥授予他将军府“徽威将军”称号，任第21军第五师师长，并于同年任成都市政督办。在他的任上，大力改造成都市政，疏通马路，主持过东大街的扩建，成都春熙路的开辟，引进现代交通工具等，功莫大焉，然而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修成的各种版本官修志书已将他的事迹抹得一干二净，张冠李戴，令人唏嘘不已。

北洋政府时期，1926年王缵绪任国军第21军第五师师长，1928年改任第二师师长，驻扎重庆；1929年兼任四川盐运使；1932年任北路总指挥、第三路总指挥，为彻底结束长达15年的军阀混战，由他挥师出征统一四川，经过几年耕耘，为抗日战争大后方奠定了雄厚基础。1934年任国军第五路、第六路剿匪总指挥，促成中央政府顺利入川；1935年国民政府授予他任第44军军长中将衔；1937年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7月任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率军出川抗战；1938年任四川省政府代主席兼四川烟土督办公署督办；其禁烟宗旨：“肃清私土，绝毒禁种。”因成绩显著，被广大军民称作“四川林则徐”。（上图：抗战时期，中央军第29集团军总司令部出入徽章，编号746和347，总司令为王缵绪。）

1938年1月刘湘在汉口死后，围绕谁接任四川省主席职位问题，民国中央政府与四川军政各个派系展开激烈论争。四川各界以武力反对蒋介石任命张群主川，扬言若张群胆敢来川，将部署行动，以大炮相迎，并在成渝及各地市示威游行、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各界联名，发电中央，要求调回王缵绪主持川政。因双方相持不下，情形趋于紧张，蒋介石电召王缵绪、唐式遵、邓锡侯、王陵基等人到汉口，派何应钦和贺国光双方会谈。最终结果是，以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该集团军仍在鄂东北对日作战，另一个军也在鄂西北前线作战；责令王陵基限日赴江西组编部队，因潘文华曾受刘湘倒蒋行动影响，已留川接受审查。后经王缵绪再三向蒋介石请求，争取到蒋介石任命潘文华兼川康绥靖副主任一职。读者可参见历史图片佐证。

上图说明：台北国史馆典藏的抗战文献，民国1927年4月15日，蒋中正致王缵绪的亲笔信函原件，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便用笺，档案编号12868，因年代久远，部分字迹已模糊，大意有：“成都王总司令治易兄，勤呈寒申电悉。安抵成都，鄙意代遣，融通上下，公忠体国欣慰，何似仲三职务，当以兄意决定，勿念。中正手书”。信函中的“仲三”即潘文华的字号。

同年3月，中央政府任命王缵绪为四川省政府代主席。因前线战势吃紧，王缵绪仍在前线指挥激烈战斗。4月27日，王缵绪致电蒋介石，恳请收回代主川政成命。5月3日，蒋介石最后致电称：“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电悉，情殷抗战，具见忠怀，至深嘉佩。惟此次决定川中军政人选，以此最为相宜。吾兄应即遵令就职，勿再谦辞。”作为抗战初期的四川省政府代主席兼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在其任内，奔驰川鄂两省，继续督战前营。

同年8月，国民党中央军政部再次下发公文，正式任命王缵绪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军管区总司令和四川保安总司令，彼时王缵绪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上任后，推行一系列新政，即改革四十多项法规制度，使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步入正轨，从而得以支撑持久抗战。那年月，在日军轰炸重庆陪都的国难时刻，王缵绪主动请缨，以四川省主席和第二十九集团军总指挥的头衔，领军出川，奔赴前线，以期固守四川屏障，把日军阻挡在夔门以外。（上图：1938年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王缵绪事迹，图片上方繁体汉文有“四川将领王缵绪谒蒋，请示出兵抗敌并受命主持蜀政”字样，可以佐证那段历史篇章。）

值得肯定的是，当年王缵绪作为四川军政统制首脑，不仅促进了国民政府对四川军阀体系的改革，在军事上推行制度，建立军、师、团三级的军事管理体制，成功完成了对四川各路军阀势力的改组，使其军队国家化，以提升将领军职特权，调动川军出川抗日，以及保证抗战中川军将士源源不断的奔赴前线。抗战八年，川军出川抗日人数远远多于其它省份，如今看来是有因果关联的。

1939年，王缵绪作为省主席，曾鼓动刘湘的三叔，四川军阀刘文辉出川抗战，但他以部队兵员短缺、吸食烟毒成性，无可应战为理由，拒绝出川抗战。后来王缵绪划地割让，任命他为“西康省主席”，主政川西，旨在鼓励他改弦更张，出兵抗战，得到他的欣然接受，乐意遵照王主席指示，先到西康省暂时“蹲点”。后来的事实证明，刘文辉确实打仗不行，当年就败在令侄儿刘湘手下，但他搞教育却是颇有见地，仰仗的是刘氏家族的诗书传家，不输二哥刘文彩和侄儿刘湘办学，在西康省兴办学校，搞得风生水起，有不少办学历史旧影佐证，至今传为佳话。

抗战初期，四川在经历了多年军阀混战之后，民生十分艰苦，尽管如此，王缵绪仍然为前线招募，训练，输送了逾200多万士兵，在成渝二地兴建了数十个兵工厂，促成大后方各行各业迅速到位，不断为前线提供物资需要。在国难最为惨烈时刻，王缵绪的家乡西充百姓也是日子难过，他曾亲笔致函建设厅长卢作孚，要求卢作孚“设法为敝县安置泥石工五千人，移民就食，以工代赈。”可见他的爱民之心。那年月西充地瘠民贫，饿殍日多，草根树皮，掘食殆尽。他每接乡讯，深恻于怀，凡有西充人找到他都予以“打点”。特别是灾荒年间，每到部队开饭时，总有不少穷苦人找来说自己是西充人。王缵绪二话不说，吩咐“拿碗添饭。”有时人多，碗不够用，他就吩咐“没得碗就用瓢。”而这段佳话让西充民众流传至今。

当年王缵绪为挽川省颓局，行霹雳手段治理军政，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及改革四十项法规制度，促使全国抗战陪都大后方及时步入正轨，各行与各业共同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诸多新政一直延续到了国民政府退台为止。这些新政包括：“一、裁撤骈冗机关，节省公帑；二、整理财政，彻底清查过去账目，严惩贪污；三、减征田赋，决定二十七年度（1938年）减为一年二征，二十八年度（1939年）减为一年一征；四、地方附加亦将严为规定，俾得减轻人民负担。” 这段文字可视为历史佐证。

除此之外，王缵绪还亲自制定《县长守则》、《兵役科干部守则》、《常备队干部守则》等等规定，另对县长提出六条要求。号召所有公务员应洁身自好，力除浮华，为民表率，通令昭示：“要求各级公务人员，凡因新职以及因公来省者，对于长官或同僚，概不准应酬；不准借婚丧庆寿大摆宴席，收受礼物；在卸任人员，当地士绅民众发起挽留或送万民伞，或送功德碑等类事件，应设法制止，决不可迁就”。这些新政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启迪意义。（上图：王缵绪麾下的第44军，驻守湖北江防的第150师，师长许国璋是川军将领，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从背景里可看到长江岸边的无数舟楫船只。）

1938年8月11日，朱德曾致电王缵绪称：“治易仁兄足下：戎马倥偬，疏于问候，良用疚歉。此次驱敌寇于河滨，乘机拜谒诸长官，报告华北战绩，借此作书，聊申萦念之殷，并致意于川中父老兄弟。抗战军兴，吾川对国家民族，殊多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与全国友军携手并进，以头颅捍卫国土，以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殊令人兴奋鼓舞不置。……在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吾兄领袖群伦，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与蒋委员长之历次指示，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这封电文表达了国共两党在共同抗日和民族大义上的共识，遥相呼应，同气相求，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朱德对王缵绪的敬重与钦佩，溢于言表。

1940年，国民政府表彰王缵绪的战功，加任他为陆军上将军衔，并授命该集团军掩护第五战区多军撤退后，再次率军进入湖北大洪山地区，誓死保卫大后方，完成阻击日军攻取四川的艰巨任务，遂使重庆陪都安然无恙，民国政府得以幸存，华夏民族薪火不灭。

1942年初，蒋介石委以王缵绪重任，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授命他指挥鄂西、石碑、常德等重大战役。1944年再次调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陪都卫戍总司令并授命指挥长衡会战。（上图：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机密档案，去电录底纸，落款时间为民国1932年3月31日（1943年3月31日），编号9465，A字039，文字有“礼县王总司令治易，鉴此次力挫顽寇卓著，勋勤至深，嘉慰，尚望益励所部，继续图功，至此后官兵伤亡情形以及作战有功官兵并希详细查报为盼中。”）从这份如今已公开的机密电文，可见王缵绪当年肩负的责任。

台北国史档案馆收录了不少四川抗战文献，相关内文记载：从1937至1945年抗战时期，王缵绪除担任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外，先后担任过第五、第六、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率领四川军人指挥过的会战有：武汉会战的外围江防作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二次长沙会战、湖滨会战、鄂西会战、石碑会战、慈利会战、石门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赣粤边区与西峡口战役等。大小作战无以计数，共打死打伤日本官兵6万余人。在整个抗战中，曾追随省主席王缵绪出川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所辖44军和67军共6万6千余官兵，加上补充士兵4万5千余人，总共11万多官兵，不算后续整编加入人数和补充士兵。战至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与他返川的官兵仅存2万余人。（上图：抗战时期，由王缵绪代表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的“卫国有功”锦旗，上书“抗日军人家属荣誉纪念”字样，由一位重庆大爷手持。）

王缵绪与他麾下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战士们在战场上，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民族独立的金字塔，拿自已骨肉去砌成”的誓言，战功卓著，荣获嘉奖。1945年抗战结束，他当选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由蒋中正亲自提名为中央执行委员。（上图：1945年，王缵绪获得中国“抗战胜利勋章”，是当年的最高荣誉。）

1946年民国政府由重庆迁返南京，念及王缵绪在抗战中的战功，曾委任他担任南京卫戍区总司令一职，被他婉言谢绝，要求留守家乡，继续发展教育事业，仅接受担任重庆卫戍区总司令，同年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武汉行辕副主任。1947年重庆卫戍总部奉令改设警备司令部任总司令，他大力整肃重庆治安，为民除害，捉拿大流氓雷鸣心。

1948年他当选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大会发言；同年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总署长官兼西南总署第一路剿匪总司令等诸多军政要职。直到1949年12月30日，王缵绪痛惜民族之情，在两难决策时卫保全四川成都、重庆两大城市和七千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免遭内战战火涂炭与毁灭，即改变“城毁人亡”战斗决心，由他亲自在成都出面招集各界人士，向全川宣布“四川和平解放”。在国民党史册中，王缵绪是坚守大陆阵地的最后一个最高权力的军政长官。若以民族情义而论，此举乃是王缵绪为国家做出的历史贡献。

回望历史，四川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自古蜀道难，日寇打不进去，也是民国江山的最后堡垒，军阀割据，中共军队也久攻不下。蜗居在北京香山的主公已按捺不住，方才提前于10月1日宣布“全国解放”，人民共和国成立，其时四川还在王缵绪管辖之下，海南岛还在胡宗南手上。此前，中共曾遣特派员李仲扬前往四川，面见王缵绪，并动员长孙王复加（民盟委员），次孙王凤翔（天津大学学生）回到王缵绪身边，对祖父做起义的思想工作。李仲扬代表中共承诺，四川若能和平解放，将给王缵绪记大功，并释放其长子王泽浚，答应诸多优待条件，期望他能够采取行动，宣布四川和平起义。直到1949年12月25日，国共还在交火，打过最后一场恶战，台北国史馆里的民国档案称为“成都战役”。

1949年12月31日贺龙率部进入成都。1950年元旦，起义后的王缵绪被解除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职衔，其麾下的川军兵马和武器全部被移交给贺龙、李井泉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他的部队也分别由解放军第7、18、60、62军进行改编。王缵绪的长子王泽浚被关押至抚顺战犯管理所，一直关押了整整26年，直到关死在大牢里，当年四川和平解放的主要谈判承诺终未兑现，王缵绪救子无望，这也是他后来多年一直产生抵触情绪的主要原因。（上图：1939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四川省主席王缵绪的公函）

新政建立之初，任命王缵绪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等诸多职务，都被他谢绝，拒不参加各类会议及活动等，这令进城的首长们很不高兴。那一段时间，他感到万念俱灰，唯有做点文物保护工作，以此排遣心中的郁闷与惶惑。当年随同他一道起义的旧部还不少，有刘子华、杨啸谷、王国源、芮敬誉、陈宜庭等，每天陪他一道去川西人民博物馆上班，参加建馆初期的文物鉴定和馆藏文物清理工作。

1951年10月10日，王缵绪把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物分三次向川西人民博物馆（今四川博物院）和西南博物院（今中国重庆三峡博物馆）全部捐献。经多次运动席卷，现藏四川博物院字画存有23件（套）、印章100枚（主要为齐白石、曾默躬、姚石倩所刻）、瓷器8件；现藏三峡博物馆的历代字画、碑帖395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46件、二级116件、三级233件；图书360余种，另有拓本及印谱等230种，包括《黔南丛书》、《汉魏丛书》、《惠风丛书》、《邵武徐氏丛书》、《槐庐丛书》、《湖海楼丛书》、《文渊楼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粤雅堂丛书》、《海山仙馆丛书》等。正如重庆三峡博物馆在“景仁怀德”展览前言所称：“王缵绪将军300余件（套）书画，全为珍贵文物”。其实他捐赠的更为珍贵文物还有南宋马麟的《院画册》、元佚名的《仙山楼阁图》等诸多精品，现都可去各馆博览

（上图：王缵绪出川亲率第二十九集团军为中央直属嫡系部队，为全部德式装备，十分精良，与川军杂牌军大不相同。）

王缵绪在川军将领中唯一的秀才，虽有“儒将”之称，却自小练就一身武功，几个莽汉都不是他的对手。他熟读兵法，爱好书法、诗词和收藏等，与他交往的名人鸿儒不少，例如梁漱溟、黄宾虹、黄炎培、陈子庄、齐白石等皆是他的文友。其中有一段民国时期的公案，说的是他与齐白石的恩怨，由至交到分手，流传甚广。王缵绪的五言诗也写得不错，书法习颜体，生前留下不少墨迹。1960年11月，王缵绪以绝食抗争致死，未通知家属，至今尸骨不知去向，享年75岁。这就是他的人生宿命。

（上图：抗战时期，王缵绪在自己创办的重庆巴蜀学校内的院落，曾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国文联前身）的临时办公地点）

在川军出川抗战的历史上，王缵绪还有一个独特的亮点，即携子孙三代同赴沙场，凭借一腔救国热血，参加过多次会战和恶战，过着风餐露宿、饥肠辘辘的戎马生活，长达八年之久，其间的故事亦是可歌可泣。那年月，王缵绪之子王泽浚是国军44军中将，孙子王复加是中尉翻译官，在抗战历史篇章里极可能独此一家。

（上图：川军抗日将领王泽浚旧影，摄于学生时代。）

不幸的是，1949年新政建立时，王缵绪之子王泽浚被作为“战犯”关押至抚顺战犯管理所，更不幸的是，一直关押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逾26年，彼时绝大部分“战犯”已被特赦，王泽浚因受父亲冤案牵连，是最后的一位未被释放的“在押战犯”，因病殁于大牢。据家人后来得知，遗体未火化，被扔到了抚顺郊外的荒山脚下，喂了野狼。面对这位抗日将领，真不知要有多大的阶级仇恨，才能做到这一步？如今成都人民公园马路斜对面，有一座民国将军楼，主人即是王缵绪和王泽浚父子俩，对外称“王泽浚公馆”，其实父子俩都已早被整死。原公馆内外结构全部是金丝楠木建成，价值连城，仅一根木梁的价值就可购得一栋楼宇。近年来，这座王家公馆在荒芜多年后得以重新修葺，内部结构已被偷梁换柱，用混凝土浇筑砌成，但仍见证了那一段沧桑岁月

史料记载，1931年，王泽浚以少将旅长的身份，调到蒋介石所办的峨眉中央军官训练团学习，并任分队长。彼时峨眉山脚下的军校已成为黄埔系分校，培养更多的军事人才是其宗旨。王泽浚受训毕业时，获得《峨眉军官训练团毕业证》和《黄埔军校学生证》，其时他麾下的川军已成为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上图：抗战时期出川的国军44军王泽浚中将旧影）

1937年，王泽浚任国民党第44军少将旅长。“芦沟桥事变”后，他即电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请缨抗日。1938年7月，在武汉会战中，他任少将副军长，两次亲自督导前锋营，夜袭盘踞在安徽宿松县城的日寇第13师团第68联队，夺回了该城，并截断了日寇从合肥至田家镇要塞的交通线。10月初，取得了歼灭登陆日寇、生擒日寇曹长的胜利。（上图：1949年以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仍然追念抗日将领，以上是为王泽浚将军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其时其人已被关押在大陆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1944年的“长衡会战”中，王泽浚升任第44军中将军长，他指挥3个师的兵力在湖南湘阳、浏阳、茶陵、攸县、安仁地区与日寇作战年余，生俘日寇中尉队长渡边信雄等官兵20余人，歼敌3000余人，缴获日寇武器装备300余件及战马100余匹。在自身伤亡惨重的情况下，仍率部堵击向江西永兴地区进犯的日寇，完成了保卫遂川空军基地的任务。这就是他在抗战时期领军抗敌的例子。（上图：2015年7月7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国民党总统马英九先生为抗日将领王泽浚颁发的中华民国抗战胜利纪念章证明书。），

前些年，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曾刊载王泽浚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淮海战役回忆录》，记述了历史真相。1945年，一场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但国共双方军队没有刀枪入库，而是打起了内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时任第九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第44军中将军长的王泽浚，身不由己被卷入内战旋涡。在淮海战役时，蒋介石把原本驻扎在海州第44军突然拨归黄百韬的第七兵团指挥，因为这个第44军在抗战时期表现顽强勇猛，对日军杀伤力强大。部队前身就是第二十九集团军，由总司令王缵绪领军的王牌军队。此军虽为川军，但绝不同与地方川军系统，由此看来，王泽浚在抗日战场上对日浴血奋战，确实骁勇善战。作为军人而言，是效忠国家的军人，在八年的战火中，他并没有死于日寇的枪炮下，而是死于国共两党的仇恨之中，是一个缺乏政治和解传统的民族历史悲剧。

笔者收藏有一本《沈醉回忆录》，内文记述了1949年以后他被作为“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时的见闻，其中有几段记述了他与王泽浚相处的场景，让人读之唏嘘不已。在看守所里，沈醉问王泽浚：“你在成都盖了个大公馆，那么多房间，是不是打算实现杜甫所说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王泽浚便摇头说：“我没有读过豆腐（杜甫）咸鱼（韩愈）留女婿（刘禹锡）的诗，从来也没有无产阶级思想，这房子是为了朋友来成都耍的时候给他们住的，我又不想做什么春生菌、秋生菌……。”从这字里行间我读到了一个“战犯”的平常人之心，他的一生，他的价值取向，只为民国而生，忠诚于民国，为抗战和民国而献身，无怨无悔，死得其所的弘毅精神。

记得李宗仁先生也曾在其《李宗仁回忆录》里感喟:“我们在内战中搅了二十多年，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败虽不足耻，胜亦不足武。现在真是天如人愿，让我们这些人这辈子有个抗日救国的机会。”可谓一代民国将领的良知与反思，以及为国家民族准备献身之忠勇精神。如今世态炎凉，这些忠勇之士，这些弘毅之人再也不会有了。事实上，抗战乃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正义战争，而内战则是两个政治派别之间争夺天下的战争，自古以降就是如此，说不上什么“战犯”，更说不上什么“王者”与“败寇”，那不过是赢家编写的历史篇章，并非历史本身。

这里还需要说说王缵绪之孙，王复加先生，他少年时代曾在四川军阀，也是出川抗日将领孙震创办的成都树德中学上高中，抗战爆发后中断学业，1938年由其父王泽浚亲自带到抗日前线，作为列兵参加对日作战，经战地培训三月后升任少尉排长，1943年任中尉二等军医佐，在前线军医部对大量进口药品进行译解，协助军医制定用药处方，抢救受伤官兵。除此之外，王复加还参与记录前线作战实况，供后方媒体报导等事务，在外省度过了整整八年的战火岁月。那年月祖孙三代同赴沙场，与日寇展开血战，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很可能独此一家。谨此一点，就值得大写一笔。其间他所经历的战火硝烟故事多多，留待续篇。

抗战结束以后，王复加“解甲归田”，秉承四川老家西充的诗书家学，上大学念书，毕业后走上了另一条人生之路，成了杂志社和出版社的文字编辑，并以此为职业，终生不悔。民国后期，1948年三联书店在香港创办，他加盟其中，因为工作踏实敬业，很快成为了骨干编辑，还加入民盟，结识了不少流寓港岛的文化名人。除了编辑书刊，他还兼做翻译，集腋成裘，有几本译作传世，成了翻译家。那个年代的三联书店以生活，读书，新知为圭臬，唯有书香留岁痕，乃是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之一。（上图：王复加先生旧影，如今时尚话语叫做“妥妥的一枚帅哥”，摄于三联书店时期，日期不详。）

1949年新政建立后，三联书店从香港迁址北京，原本以为可以大展宏图，没想到不久便遭遇不测，1951年书店被官家撤销。当年国内知识分子圈子里有一句心照不宣的话语：三联书店其实是被“凌迟处死”，情形确实如此。三联书店原本是民国时期的文化品牌，由不少知名文化人于1932年创建，是一家集书稿编辑，排版，印刷，上架销售为一体的实体出版公司。1951年其业务被肢解为几个各自独立部门，再分别编入几个不同的公办单位，例如在人民出版社里挂了一个可以经营图书销售的虚名，已无任何名分，王复加就此在人民出版社任外文编审工作，时光流转，到了1957年反右时期，连“虚名”也不复存在，世上已不再有“三联书店”，说这是“凌迟”，或许并不为过。

王复加先生因为有早年在三联书店工作的履历，调入人民出版社后，还担任过总编审，与许多文化名人交集甚笃，可圈可点。刚过了几年平安的日子，不期又来不测风云，1957年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被剥夺了一切，发配北大荒劳改，同道的有丁玲，陈明等京城文化人，从此一蹶不振，一生再也没有抬起过头来。（上图：王复加先生旧影，摄于文革以后，日期不详。）

值得庆幸的是，十年“文革”浩劫以后的80年代，在胡耀邦主导的平反冤假错案时期，在一些老革命，老同志的呼吁下，三联书店方才凤凰涅槃，东山再起，又被允许独立存在。到了这时候，三联书店的旧人大部分已退休或过世，阴差阳错，没能活着等到这一天。如今无独有偶，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加拿大温哥华却有三联书店生存的土壤，犹如玉树临风，一枝独秀。书店黄老板与笔者熟稔，常有交流，他开了二家门店，即是在香港创建时留下的文化血脉，如候鸟迁徙到了这里，基因纯正，薪火不灭，延续至今。

人生晚年，王复加先生为祖父和父亲写了不少鸣冤的文章，但人微言轻，始终未曾得到过“有关部门”的关注，郁郁而终。唯有二位曾孙女不信这个邪，近年来不懈地为太爷爷，爷爷，和父亲一生遭受的“非人待遇”四处喊冤，依然无果。在我的眼里，她们的家族遭遇比元朝大戏剧家关汉卿所作《窦娥冤》里的故事还冤。这就是王缵绪一家四代的凄绝故事。（上图：老成都留下的一座将军楼，王氏家族故居，荒芜多年，几近坍塌，如今已修葺。）

疫情前，我借回国访学的机会，曾到四川西充去拜谒过“西充县抗日英雄纪念碑”，西充巴蜀中学分校（今西充中学），以及修葺一新的抗日名将王缵绪故居，感受到了王缵绪的家乡人对这位抗日名将的敬意，他戎马一生，在家乡兴学，推广教育的事迹，以及最后惨死在大牢里的故事，都令我心生感慨，这世道何以如此弄人，也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同是出自四川西充的张表老，即张澜先生，曾任民盟中央主席，那个年代长期游走于国共两党之间，两边都吃香，两边都依重他，还是新政建立之日登上天安门，目睹了万民仰视的国家副主席，虽然他们彼此走过的人生之路完全不同，晚年的境遇与宿命更有巨大的反差，一个尸骨未存，一个死倍哀荣，但他们都将活在川人的记忆之中，冬去春来，一岁一枯荣，永不消遁，引人深思。

2023年1月30日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图片：来源作者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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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宜川 ——

加拿大华裔历史文化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在原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及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涉及语言学，翻译学，释义学，哲学，逻辑学，符号学，人类学，历史学，世界文明史诸领域。中英文著述丰富，撰写有历史文化散文逾600篇。现为北美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及港台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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