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省吾：自傳

我於1896年12月23日（農曆11月19日）生於遼寧省海城縣西十五里的中央堡。七歲入私塾，我父（諱開第字甲三）任塾師。我先後在初等小學和高等小學畢業，十七歲考入海城縣中學，肄業三年，又考入奉天教育會國學專修科，肄業二年，後來國學專修科合併於瀋陽國立髙等師範，於1919年畢業。畢業後在安東縣署編輯縣誌，只有三個月，就轉任奉天交通銀行職員。1920年，任西北籌邊使署文牘委員，本年秋季任奉天省教育廳科員兼臨時省視學。1924年秋，楊宇霆任江蘇督辦，任我爲秘書。1926年，我被當時奉天省長兼奉天財政廳長莫德惠任爲奉天省城稅捐局局長。1928年，被張學良任爲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咨議，這是一個名譽職務，只領薪、不上班。在同一年，張學良和楊宇霆籌建專講國學的奉天萃升書院，任我爲院監。因我從前在西北籌邊使署工作時已和國學諸老相識，於是去北京邀請著名的國學大師前來書院講學，王樹楠先生主講經學，吳廷燮先生主講史學，吳闿生先生主講古文，高步瀛先生主講文選。“九•一八”事變時，萃升書院停辦，我在事變前夕感到形勢危急，遂移居北京。

青年時代

我到北京後，家父在瀋陽將住宅一所和市房一所先後賣出，並兩次派人將款潛送北京。此外，家父還將家中舊藏的三十多箱書籍，先設法運至大連，然後轉運北京。這時我開始喜好古器物和古文字，於是就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當時研究古器物和古文字必須善於鑒定真僞，否則無法引用。爲此，我搜羅了商代甲骨文、商周時代的古器物共二百多件，其中精品多屬戎器，如吳王夫差劍、少虡錯金劍、吳王光戈、楚王酓璋錯金戈，秦商鞅鐓、秦相邦冉戟等，遂以“雙劍誃”名齋。解放初期，我將所藏的古代文物均捐獻給故宮博物院和中國歷史博物館。我初期購買古器物，意在鑒別真僞、從事著述，後來趨於玩物喪志，深感懺悔，但這種愛好也不無益處，因爲上述這些文物，在解放前如果留在商人手中，則大部分將被盜賣國外。

中年時代

我從事古文字研究，開始閱讀了一些古文字著作。當時，羅振玉、王國維整理並刊布了大量原始資料，給學習和研究帶來很多方便。他們對文字的考釋及有關問題的研究也往往有新的發現。但同時也有一部分學者對古文字研究極不嚴肅，甚至有人公開宣稱考釋古文字“若射覆然”，這就無異於猜謎。我認爲，古文字是客觀存在的，它是有形可識，有音可讀，有義可尋的，只要深入鑽研，對文字的點劃或偏旁以及它和音、義的關係做出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並尋出每一字橫向的同一時期的相互關係，以及縱向的先後時期的發生、發展和變化的規律，則多數古文字是能夠被正確認識的，那種貌襲臆斷的舊作風必須堅決擯棄。《韓非子》謂“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我以此爲信條，潛心著述。寫成了《雙劍誃殷契駢枝》及續編、三編，還出版了《雙劍誃吉金文選》、《雙劍誃吉金圖錄》、《雙劍誃古器物圖錄》等研究古文字和古器物的專著。

1955年赴長春任教時合影前排左起：金毓黻、唐復年、于省吾、顧頡剛後排左起：唐蘭、陳夢家

在研究先秦古文字的同時，我對先秦文獻也進行了硏究，我利用古文字的研究成果來考訂和訓釋先秦典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清代乾嘉學派的傑出學者雖已認識到先秦典籍在長期流傳中，在原文和訓釋上有大量的訛誤，要恢復其原貌，除了盡可能作出校勘和論證外，非常重要的是要精於文字、音韻、訓詁之學，但由於他們考訂古籍，對文字古形、古音、古義的瞭解基本上以《爾雅》、《說文》、《廣韻》爲依據，這樣做，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在先秦古文字資料大量出土的情況下，以先秦古文字的研究成果來考釋先秦文獻，無疑是更爲直接而有效的。1934年我寫成並出版了《尚書新證》，其後陸續寫成並出版了《詩經新證》、《易經新證》、《論語新證》、《諸子新證》（解放後重加刪訂，由中華書局再版）等著作，曾被胡樸安在《中國訓詁學史》中推許爲“新證派”之代表。

1979年與張政烺等在陝西扶風鑒賞西周名器牆盤

自1929年到1949年，我先後任輔仁大學講師、教授，燕京大學名譽教授，北京大學兼職教授，均講授“古文字學”。

解放後，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我一度中止教學，家居從事研究工作。1952年被聘爲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1955年由匡亞明同志來京聘我到長春東北人民大學（後來改爲吉林大學）任歷史系教授。到校後我一面繼續從事古文字和古文獻的研究，一面培養研究生及進修教師。這時我開始努力閱讀馬列主義原著，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同時對田野考古的新發現和民族學知識下了一番工夫。通過學習，我開始認識到古文字學這一學科應該爲研究古代歷史服務。因此我曾集中精力利用古文字數據去研究商周時代的社會制度、階級鬥爭、經濟生活等方面的問題，先後發表了有關商代軍事聯盟、商周的奴隸制、商代的農業和交通、夏商圖騰、古代歲時制等一系列研究論文。在這些研究中，我進一步體會到，古史研究單靠典籍是非常不夠的。王國維曾提出古史研究應該用地下資料和典籍互相參證的“二重證據法”，這較之過去的研究固然進了一步，但還沒有充分認識地下數據的重要性。在我看來，地下數據和先秦典籍兩者還應該有主輔之別，即以地下數據爲主，典籍爲輔，才能得出真正符合客觀實際的結論。這主要是因爲地下出土的古文字數據和其他考古數據是原封未動的最可靠的數據，這和展轉傳訛不盡可據的典籍記載是有主輔之別的。例如：我國成文歷史始於何時這一重要問題，典籍記載和各家之說都不夠確切。我通過對甲骨文所記商人袓先“上甲六示”廟號的研究，明確提出我國成文歷史開始於武丁時代所追記的商人先公中的示壬、示癸，也就是夏代末期，距今約3700年左右（詳《甲骨文字釋林•釋上甲六示的廟號以及我國成文歷史的開始》）。 

于先生書法

在學習新知識的過程中，我進一步認識到不應孤立地研究古文字，需要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從研究世界古代史和少數民族志所保存的原始民族的生產、生活、社會意識等方面來追溯古文字的起源，才能對某些古文字的造字本義有正確的理解，同時也有助於我們去正確釋讀某些古文字數據。對於(羌）字的造形本義，自來眾說紛紜，其中很多是沒有什麼根據的猜測，而我通過對少數民族社會所保存的原始風俗習慣的研究，在大量少數民族志材料參證的基礎上，提出本象人戴羊角形，並以爲聲符，應屬我所提出的“具有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範疇，這就突破了傳統的“六書”說。商代後期的《玄鳥婦壺》銘文中的“玄鳥婦”三字，舊誤釋爲“䲻婦”，或誤認爲是鳥篆。我從原始氏族社會中圖騰崇拜的角度去研究，並結合典籍中有關“玄鳥生商”的記載，發現壺上銘文的正確釋讀應爲“玄鳥婦”，它標誌著作壺的貴族婦人是以玄鳥爲圖騰的商人後裔。這一研究結果不僅正確釋讀了壺上的銘文，更重要的是爲研究商人圖騰找到了實物依據，從而使過去一向被認爲是怪誕不經的“玄鳥生商”問題得到了合理解決。

 1981年在五臺山左起：姚孝遂、胡厚宣、于省吾、史樹青

《莊子•秋水》說：“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舊誤釋“礨空”爲“蟻穴”，我認爲應讀爲“螺孔”（詳《莊子新證》），遂以“澤螺居”爲室名，以表明學問的無止境，“學到老，學不了”的真切心情。所以即使是在十年動亂時期，身居斗室，也沒有中斷過學習和研究。長期以來，每天淩晨三點多起床閱讀和寫作已成了我的習慣，年過八十以後，難免產生力不從心的暮景殘年之感，但在粉碎四人幫後，我又用“夙興叟”爲號以自勉。

1979年給研究生授課，左起爲何琳儀、黃錫全、吳振武、曹錦炎、湯余惠

解放以來，我的科研重點，仍是古文字考釋和典籍考證兩個方面，共發表過有關論文五十多篇。在古文字考釋方面，繼《雙劍誃殷契駢枝》初、續、三編之後，我又陸續考釋了許多甲骨文字，197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了《甲骨文字釋林》，共考釋前人所未識或已釋而不知其造字本義的甲骨文約三百字。在整理這方面研究成果時，我對自己早期硏究中誤釋或尚有疑問者一律刪除，意在寧缺毋濫。我認爲，有許多從事古文字研究者不注意“闕疑”的必要性，把缺乏證據的推測、疑似和確切的結論混在一起，以至是非莫辨，因此對自己要求從嚴。現在正從事金文研究，撰寫《吉金文字釋林》一書，預期明年年末可以完成。我編著的《商周金文錄遺》一書於1957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共收錄金文拓本466種，是一部較爲重要的金文參考數據。同年，我又受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委託，爲郭沫若同志的《殷契粹編》和《卜辭通纂》兩部書進行校訂，我費兩個月功夫，將這兩部書通校一遍，改正了其中的錯誤並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見，其中有的意見已被郭沫若同志採納並用眉批形式錄於書中。校訂後的《殷契粹編》已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卜辭通纂》據說明年可能出版。在典籍考證方面，解放後主要在《詩經》和《楚辭》上下了不少功夫，先後發表了《澤螺居讀詩劄記》、《澤螺居詩義解結》、《澤螺居楚辭新證》等著作，最近我整理了《詩經》、《楚辭》兩者考訂的成果，重加刪削補充後合在一起，將由中華書局出版。我還計畫在近年內對《尚書》的考證成果再作一次整理和訂補。

于省吾先生與所指導的1978級碩士畢業生及答辯委員會委員、校系領導合影前排左起：馬玉良、李時嶽、李學勤、于省吾、孫常敘、溫希凡、姚孝遂後排左起：黃錫全、吳振武、何琳儀、湯余惠、曹錦炎

在進行科學研究的同時，我又努力從事培養接班人的工作。從1955年到1966年我帶出了二屆研究生，先一屆爲姚孝遂、陳世輝，後一屆爲林澐、張亞初。他們畢業後或從事教學工作、或從事科研工作，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有的已被提升爲副教授。十年動亂時期，培養研究生的工作被迫中斷。1978年恢復研究生招考制度時，我又招收了何琳儀、湯余惠、曹錦炎、黃錫全、吳振武五名研究生，經過三年培養，現在他們都已通過了畢業論文答辯，將獲得碩士學位。今年我又招收了一屆博士研究生。這些畢業的研究生同志之所以能取得比較好的成績，就他們來說，一是努力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二是鑽研有恆；就我來說，一是因材施教，二是既教書又教人。平時我對他們的學習和言行都嚴格要求。在培養過程中我也逐漸積累了一些經驗。我帶研究生的主要方法是自學和輔導相結合，在講授古文字課程時，我首先是要求他們弄清和掌握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什麼叫古文字，爲什麼要研究古文字和用什麼方法去研究？並安排他們每週進行二次討論，討論過程中出現的疑難問題則由我在上課時解答。經過這麼一個階段後，他們既有了一些基礎理論又有了閱讀原始材料的基本功，於是我對他們又作了更進一步的訓練，即每週輪流指定一名研究生作一次小型報告，報告的題目可以自擬，報告後讓其他研究生和旁聽人員分別提出各自的意見和建議，最後由我作一總結，評定其是非得失。這樣做，不僅提高了他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且也爲他們以後撰寫畢業論文打下了一個良好基礎。實踐證明，這種自學和輔導相結合的方法比滿堂灌的“填鴨式”教學法收效要大得多，也快得多。在我教學的同時，經常勉勵研究生同志要有“青出於藍”的雄心壯志，既要有自信心又要謙虛謹慎，千萬不能有了一點進步就驕傲自滿起來，因爲任何人的知識和成績都是有限的，而任何一門學問又都是無限的，以有限對無限，還有什麼值得驕傲自滿的呢？

1983年在書房指導博士研究生黃錫全（中）、吳振武（左）

我現在所兼任的職務主要有：吉林省政協常委、吉林大學歷史系古文字研究室主任兼校學術委員會學術委員、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中國語言學會顧問兼學術委員會學術委員、中國訓詁學會顧問、中華書局《甲骨文字考釋類編》主編、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等等。

我深深感到要勝任這樣繁重的工作一定要有一個健強的身體。我之所以能長期堅持科研和教學工作，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從四十歲起即注意體育鍛煉和堅持每晚睡眠前做全身按摩，幾十年來從未間斷過，並且長期茹素。因此，在這方面我感到得益匪淺。學問是無止境的，而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學習不止、奮鬥不止，我在有生之年，還要爲四化建設添磚加瓦，爲國家、爲人民多作貢獻。

1983年在香港參加會議時與商承祚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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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省吾著作目錄

【專著】 

雙劍誃吉金文選（大業印刷局1932年）

雙劍誃尚書新證（大業印刷局1934年）

雙劍誃吉金圖錄（北京琉璃廠來熏閣1934年）

雙劍誃詩經新證（大業印刷局1936年）

雙劍誃易經新證（大業印刷局1937年）

雙劍誃殷契駢枝（大業印刷局1940年）

雙劍誃古器物圖錄（大業印刷局1940年，中華書局1962年）

雙劍誃殷契駢枝續編（大業印刷局1941年）

論語新證（1941年輔仁大學講演集第二輯）

雙劍誃殷契駢枝三編附古文雜釋（大業印刷局1943年）

商周金文錄遺（考古學專刊二種第六號，科學出版社1957年）

雙劍誃諸子新證（中華書局1962年）

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79年）

澤螺居詩經新證 澤螺居楚辭新證（中華書局1982年）

【文章】

一、1949年之前發表論文

 1.《四國多方考》，《考古學社社刊》第一期，1934年12月，38～43頁。

2.《〈續殷文存〉序》，《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九卷4號，1935年7、8月，第7頁。又見：王辰《續殷文存》，考古學社專集第五，大業印刷局1935年12月。（序跋類重見）

3.《〈詩•綿〉篇“來朝走馬”解》，《禹貢》四卷2期，1935年9月，13～14頁。

4.《泗濱浮磬考》，《禹貢》四卷8期，1935年12月16日，1～3頁。

5.《〈易•說卦〉巽“爲寡髪”解》，《考古學社社刊》第三期，1935年12月，117～119頁。

6.《〈易•益卦〉六四“利用爲依遷國”解》，《北平晨報•思辨》26期，1936年1月30日。

7.《豫卦古義》，《北平晨報•思辨》27期，1936年2月7日。

8.《釋“賁”》，《晨報》，1936年2月17日。

9.《〈周頌〉“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解》，《禹貢》五卷1期，1936年3月21～22頁。

10.《〈井〉九三“王明並受其福”解》，《北平晨報•思辨》30期，1936年3月6日。

11.《〈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解》，《北平晨報•思辨》32期，1936年3月27日。

12.《〈說卦〉兌“爲附決”解》，《北平晨報•思辨》35期，1936年4月27日。

13.《井侯 考醳》，《考古學社社刊》第四期，1936年6月，22～25頁。

14.《碧落碑跋》，《考古學社社刊》第五期，1936年12月，第58頁。

15.《〈春秋名字解詁〉商誼》，《考古學社社刊》第五期，1936年12月，271～279頁。

16.《老子新證》，《燕京學報》，第二十期，1936年12月，245～262頁。（與《雙劍誃諸子新證》中《老子新證》條目上有差異）

17.《武王伐紂行程考》，《禹貢》七卷1—3合期，1937年4月1日，61～65頁。

18.《穆天子傳新證》，《考古學社社刊》第六期，1937年6月，275～285頁。

19.《釋屯》，《輔仁學志》第8卷2期，1939年12月，1～4頁。（後經修改，收入《雙劍誃殷契駢枝》）

20.《論語新證》，《輔仁大學語文學會講演集》第二集， 1～24頁，1941年9月。（後與1946年《經世日報》所發表同名論文（詳下）會集並加刪訂，發表於《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4期。）

21.《毛伯班簋考》，華北文教協會（沈兼士）編：《辛巳文錄初集》，文奎堂書莊1941年，241～263頁。（原書目錄中題作《毛伯班簋考釋》）

22.《急就篇新證序》，《經世日報•讀書週刊》1期，1946年8月14日。（此篇出處未能找到原報紙核對，恐有誤。）

23.《澤螺居讀書記》，《經世日報•讀書週刊》7期，1946年9月25日。

24.《釋人、屍、仁、 、夷》，《大公報•文史週刊》（天津）14期，1947年1月15日。

25.《古文字對於載籍故訓之糾正》，《經世日報•讀書週刊》43期，1947年6月11日。

26.《論語新證》，《經世日報•讀書週刊》45——47期，1947年6月25日、7月2日、7月9日。

27.《急就篇新證》，《遼海引年集》（金毓黻先生六十壽辰文集），1947年7月17日，北京和記印書館，1～17頁。

二、1949年以後發表論文

 28.《重文例》，《燕京學報》第37期，1949年12月，1～9頁。

29.《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驲傳制度》，《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 1955年2期，78～114頁。（後分別改寫爲《釋 》《釋 》兩篇，收入《甲骨文字釋林》）

30.《殷代的奚奴》，《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 1956年1期，132～142頁。

31.《〈商周金文錄遺〉序言》，《史學集刊》，1956年1期，1～4頁。又見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

32.《釋“蔑曆”》，《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 1956年2期，223～237頁。

33.《商代的穀類作物》，《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 1957年1期，81～107頁。（後分別改寫爲《釋  》《釋禾年》《釋秜》三篇，收入《甲骨文字釋林》）

34.《讀趙光賢先生〈釋蔑曆〉》，《歷史研究》1957年4期，89～92頁。

35.《從甲骨文看商代社會性質》，《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 1957年2—3期合刊，97～136頁。

36.《駁唐蘭先生〈關於商代社會性質的討論〉》，《歷史研究》1958年8期，59～71頁。

37.《對趙錫元同志〈評于省吾教授研究歷史的觀點、看法〉一文的幾點意見》，《吉林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9年2期，79～86頁。

38.《〈書•無逸〉“文王卑服爲康功田功”解》，《吉林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9年3期，111～114頁。

39.《釋庶》，《考古》1959年10期，571～573頁。（與陳世輝先生合寫。後經修改，收入《甲骨文字釋林》）

40.《略論圖騰與宗教起源和夏商圖騰》，《歷史研究》1959年11期，60～69頁。

41.《楚公 戈辨僞》，《文物》1960年3期，第85頁。（與姚孝遂先生合寫）

42.《關於“天亡簋”銘文的幾點論證》，《考古》1960年8期，34～36頁。

43.《歲、時起源初考》，《歷史研究》1961年4期，100～106頁。

44.《陳僖壺銘文考釋》，《文物》1961年10期，第35頁。（爲《關於〈陳僖壺〉的討論》之一種）

45.《釋 、 兼論古韻部東、冬的分合》，《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62年1期，53～57頁。（後經修改，收入《甲骨文字釋林》）

46.《盜蹠和有關史料的幾點解釋》，《學術月刊》1962年3期，50～53頁。

47.《“皇帝”稱號的由來和“秦始皇”的正式稱號》，《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62年2期，77～80頁。

48.《〈詩〉“駿惠我文王”解》，《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62年3期，65～67頁。

49.《釋奴、婢》，《考古》1962年9期，496～498頁。（後改寫爲《釋》，收入《甲骨文字釋林》）

50.《〈師克盨銘考釋〉書後》，《文物》1962年11期，56～57頁。

51.《從古文字方面來評判清代文字、聲韻、訓詁之學的得失》

《歷史研究》1962年6期，135～144頁。

52.《對於〈詩•既醉〉篇舊說的批判和新的解釋》，《學術月刊》1962年12期，40～43頁。

53.《澤螺居讀詩劄記》，《文史》第一輯，中華書局，1962年10月，115～128頁。

54.《澤螺居詩義解結》，《文史》第二輯，中華書局， 1963年4月，111～128頁。（以上二種經刪訂，後並收入《澤螺居詩經新證》卷中）

55.《〈詩經〉中“止”字的辨釋》，《中華文史論叢》第三輯，中華書局 1963年5月，121～132頁。（後收入《澤螺居詩經新證》卷下）

56.《釋羌、茍、敬、美》，《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63年1期，43～50頁。（有“更正”，見《釋尼》文後）

57.《釋尼》，《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63年3期，75～77頁。（後經修改，收入《甲骨文字釋林》）

58.《“鄂君啟節”考釋》，《考古》1963年8期，442～447頁。

59.《司母戊鼎的鑄造和年代問題》，《文物精華》第三集，文物出版社， 1964年11月，39～40頁。

60.《略論西周金文中“六 ”和“八 ”及其屯田制》，《考古》1964年3期，152～155頁。

61.《關於〈論西周金文中“六 ”“八 ”和鄉遂制度的關係〉一文的意見》，《考古》1965年3期，131～133頁。

62.《關於〈釋臣和鬲〉一文的幾點意見》，《考古》1965年6期，309～310頁。

63.《〈夏小正〉五事質疑》，《文史》第四輯，中華書局， 1965年6月，145～150頁。

64.《讀金文劄記五則》，《考古》1966年2期，100～104頁。

65.《“王若曰”釋義》，《中國語文》1966年2期，147～149、136頁。

66.《〈詩〉“履帝武敏歆”解——附論薑嫄棄子的由來》，《中華文史論叢》第六輯，中華書局， 1965年，111～120頁。（收入《澤螺居詩經新證》卷下）

67.《從甲骨文看商代的農業墾殖》，《考古》1972年4期，40～41、45頁。（後改寫爲《釋聖》，收入《甲骨文字釋林》）

68.《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文物》1973年2期，32～35頁。

69.《關於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內棺棺飾的解說》，《考古》1973年2期，第126頁。

70.《利簋銘文考釋》，《文物》1977年8期，10～12頁。

71.《略論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廟號以及我國成文歷史的開始》，《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期，333～335頁。（後經修改，收入《甲骨文字釋林》）

72.《〈周易尚氏學〉序言》，《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2期，27～29頁。又見尚秉和：《周易尚氏學》，中華書局1980年5月第一版。（序跋類重見）

73.《〈關於利簋銘文的釋讀〉一文的幾點意見》，《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78年5期，21～22頁。

74.《晉祁奚字黃羊解》，《文史》第五輯，中華書局， 1978年12月，1～5頁。

75.《神判》，《社會科學輯刊》，1979年2期，69頁。（署名思泊，《春遊瑣談》選登之一，以下“《春遊瑣談》隨筆”類重見）

76.《釋 》，《考古》1979年4期，353～355頁。

77.《澤螺居楚辭新證》，《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3、4期，3期217～228頁，4期233～245頁。（訛字較多，經校對後出版爲《澤螺居楚辭新證》）

78.《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 1979年8月，40～54頁。

79.《論〈甘誓〉書》，《中國史研究》1980年2期，第157頁。

80.《論語新證》，《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4期，132～139頁。（系1941年與1947年兩種《論語新證》合編刪訂。）

81.《〈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解》，《歷史論叢》第一輯，齊魯書社， 1980年8月，30～34頁。

82.《釋盾》，《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中華書局，1980年11月，1～6頁。

83.《關於商周時代對於“禾”、“積”或土地的有限度賞賜》，《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12月，149～152頁。

84.《甲骨文“家譜刻辭”真僞辨》，《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中華書局，1980年12月，139～146頁。

85.《牆盤銘文十二解》

《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中華書局，1981年1月，1～16頁。

86.《釋皇》，《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1年2期，19～23頁。

87.《釋隸、鬲》，《史學集刊》1981年（復刊號），69～72頁。

88.《釋中國》，《中華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成立七十周年紀念），中華書局，1981年11月，1～10頁。又收入王元化主編《釋中國》，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3月，1515～1524頁。

89.《釋日》，《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2年1期，1～7頁。

90.《釋黽、天黿》，《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中華書局， 1982年6月，1～6頁。

91.《釋 》，《史學集刊》1982年4期，1～4頁。

92.《釋“能”和“ ”以及從“ ”的字》，《古文字研究》第八輯，中華書局，1983年2月，1～8頁。

93.《釋“”和“亞“”》，《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1期，107～109頁。

94.《釋兩》，《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中華書局， 1983年7月，1～10頁。

95.《釋》，《上海博物館集刊1982——建館三十周年特輯》（總第二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7月，1～2頁。

96.《釋從天從大從人的一些古文字》，《古文字學論集》（初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83年9月。又見《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中華書局，1986年6月，185～187頁。

97.《釋百》，《江漢考古》1983年4期，35～38頁。

98.《論俗書每合於古文》，《中國語文研究（季刊）》第 5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84年2月，13～17頁。

99.《釋古文字中的字和豆冊、弜冊、豆冊》，《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中華書局， 1985年10月，167～172頁。

三、爲人所作序跋

100.《〈古文聲系〉序》（1934年10月），見孫海波《古文聲系》，北平來熏閣影印，1935年1月

101.《〈衡齋金石識小錄〉序》（1934年11月），見黃浚《衡齋金石識小錄》，北平彩華珂羅版印刷局，1935年2月。

102.《〈十二家吉金圖錄〉序》（1935年3月），見商承祚《十二家吉金圖錄》，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叢刊甲種，以燕京學社經費印行，北平彩華、啟新印刷局，1935年5月。又收入《金文文獻集成》第20冊。

附《〈續殷文存〉序》（1935年10月）（前見）

104.《〈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初集）〉序》（1936年1月），見黃浚《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初集）》，北平彩華珂羅版印刷局，1936年4月。

105.《〈段王學五種〉序》（1936年5月），見劉盼遂《段王學五種》（又名《百鶴樓叢著》），北平來熏閣影印，1936年。又見段玉裁著，鐘敬華點校《經韻樓集（附年譜補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425～426頁。

106.《〈鄴中片羽二集〉序》（1937年2月），見黃浚《鄴中片羽二集》，北平尊古齋， 1937年8月。

107.《〈尊古齋古鉨集林第二集〉序》（1937年5月），見黃浚《尊古齋古鉨集林第二集》，北平大業印刷局，1937年7月。

108.《〈魏三字石經集錄〉序》（1937年8月），見孫海波《魏三字石經集錄》，考古學社專集第十七種，大業印刷局，1937年7月。

109.《〈商周彝器通考〉序》（1941年3月），見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學社出版，1941年3月。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

110.《〈鄴中片羽三集〉序》（1942年3月），見黃浚《鄴中片羽三集》，北京震泰印書局，1942年1月。

111.《〈積微居金文說〉序》（1951年），見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科學出版社 1952年9月。

附《〈周易尚氏學〉序言》（1978年）（前見）

四、《春遊瑣談》隨筆六則，署名思泊

112.《曹雪芹故居與脂硯齋脂硯》（第13～14頁）

113.《房頂開門》（第23頁）附《神判》（第32頁，前見）

114.《〈易•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解》（第50頁）

115.《周白丹字圭》（第58頁）

116.《〈楚辭•遠遊〉“南巢”解》（第156頁）

以上收入張伯駒編著：《春遊瑣談》，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7月。

內容來源：

于省吾：《于省吾自傳》，《晉陽學刊》1982年5期。

樂    遊：《于省吾先生文章目錄(初稿)》，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0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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