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麦华三

020艺术观察 202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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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华三1950年代为政务院书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选页

平视权威后出转精——重读麦华三

文/叶燿才

“一种学术之演进，必有疑之者，必有妒之者，必有毁之太甚者，必有誉之太过者。正如盲人摸象…… 明眼人见象，则不烦多言矣。北碑之出土至今，集观各方面之批评，何以异是。夫因爱之而凡碑皆誉之，是泾渭不分也。因恶之而凡碑皆毁之，是煮鹤焚琴也。疑之而误解之，妒之而漫骂之，皆不免蹈从前之覆辙，而失其时代迈进之精神。北碑全体之作风，及各个之造诣，已入开明境界，当自有其地位正确之批评矣。”这是麦华三先生七十年前《艺舟书影》中的一段话。

今天，重读久违了的麦先生书学著述，感慨良多。可资我们借鉴的地方，是其平实的学风，及其面对权威学说的理性思考，敢于“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史学家精神。正是他这种严谨持续的追问，不苟于幽微的辨析，将康有为之后的现代碑学从博大导向精深走出了切实的一步。又为当代书法复兴的热潮，吹来了一阵去除浮躁的清风。

麦华三先生

麦华三（1907～1986年，广东番禺人）先生，家境清贫，1927年考入广州大学，因贫病之累，五年之后才毕业，留校任教。先生是一代书法名家、书法史学家和教育家，以“万简楼”名其居室。前半生致力于书法史论研究，后半生致力于普及书法教学。先生历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先生的麦体小楷，融汇魏晋笔意而自成一体，享誉中外。存世书法有，1950年代为国务院书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1957年两件作品参加首次《中日书法交流展》等，是现代书坛不可忽视的书学重镇。

麦华三先生早年书法成就，集中体现在他的著述之中。详见其1930年的《文字递嬗举要》；1934年的《六朝碑记摹真》；1938年的《古今书法汇通》（当时流至日本，有日文版名《中华书法史》）；《应用的书法》《汉晋木简对于书史之贡献》《楼兰晋牍》；1940年的《岭南书法丛谭》；1949年的《艺舟书影》；七次重版的《历代书法讲座》；《王羲之书法》《王羲之年谱》《汉晋木简编年》《书法简史》；1960年代的《日本书道概观》《中日书法交流史》。另外，先生在民国年间广州大学刊有《书法研究月刊》，在中华文法学院有《书学研究》，在广东商报刊有《书法源流》《篆书源流》《碑学提纲》《草书源流》，以及《书法研究大纲》《楷书基本功》等多种。

麦华三先生著作选

先生的书学理论，在深厚札实的书法功力上形成。半个多世纪之前，叶恭绰先生为麦华三新著《历代书法讲座》的序言中曾评道：“故能补充旧说，独标卓识，而不为前人所囿也。其立论则仍本于书史家之言，态度谦冲，无偏激执着之词，亦不作剿袭之语，以取资于实证，故要言不烦……有此平实之作，可谓空谷足音。”是言之有据的。

麦先生书学，在精深与入俗两个方面都趋向于极致。其精深造诣，往往为其通俗化教学和妍美楷行书风的特色所掩，甚至为世人所淡忘。世俗社会对名家的误读，历史上不乏其例。以下试从其著述中略举数则，以见先生书识之大概。

麦华三临瘗鹤铭、王元详造像

麦先生学问，从三千多年前的文字源头做起。汉字的流变，由图书式的“文”发展为符号式的“字”，由实用而审美，进而演化为书法。在考察甲骨文之前的山东城子崖陶器文字、彩绘时，先生分折了“毛笔”出现前后，文字书法的两种状况。一是篆书“由尖头尖尾的篆，发展为圆头圆尾的篆”。将这种“ 尖头篆”同甲骨、钟鼎文作比较，“线条更朴实，似乎不是用笔来写的”；二是从陶片彩绘来看，先生认为当时古人可能已经利用鸟毛来做笔，进而推想，“一条鸟毛，判别了古代东、西方文明开始的方向。”中国人利用有弹性的羽毛尖端，用鸟兽之毛做成毛笔来书写；西方人则利用刚硬毛管的另一端削尖成硬笔。书写工具之别，就成为中国书法特立于世界艺林的重要标志。先生当年这一“推想”，至今不失为“空谷足音” 。

先生书法得力主要在帖学，又对书史上的篆隶、八分、简牍、行草，以致于碑版，都有深入的研究。对历代字体、书风的演进和认知，本于早年精临过历代书法，从陶文、甲骨、钟鼎，直到晚清的赵之谦、康有为、吳昌硕，对上百种碑帖及汉晋简牍，按原本字法、章法，或摹、或临，逐一加以考证品题，并在书件中加盖“麦华三摹”、“方笔”、“圆笔”、“方圆并用”等印章。这种自觉的专业训练，奠定了先生书学的格局和视野，使其研究没有陷于“碑帖对立”中流为俗学。其书迹已通过著述流存于世。身处战乱的流离颠沛之中，能成此业绩，实在罕见。

麦华三早年临摹《流沙墜简》

先生的书学实践，在史论研究中不断深化。且看，麦先生在《艺舟书影》中，对包世臣《艺舟双楫》和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两种碑学名著的评点：“提倡北碑，包氏之文既雄肆，康氏论列尤为宏博，一时学者靡然从风，奉为圭臬久矣。”先生根据包康二书均未附碑帖图版导致的不足，在理清书体源流脉络后，再将其理论与碑版对照，以辨明前说之得失正误，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麦先生对包氏《艺舟双楫》的意见：可能受过阮元《南北书派论》、王昶《金石萃编》的影响。而阮论“体大思精，深于书史。王氏于南碑有美词，于北碑有微词，立言得体，褒贬适中。包氏说碑，文词典丽，娓娓动人，未免溢美。其造诣不及阮元，又于王昶异趣。而能获多数人认识者，盖得康氏广艺舟为之继起。”先生肯定包氏的“大篆多取象形，体势错综。小篆就大篆减为整体。隶就小篆减为平直。八分则纵隶体而出以骏发。真（楷）又约分势而归于遒丽。相承之故，端的可寻。”此真书体递嬗不刊之论，所谓要言不烦者也；包氏论中锋极为透辟。为初学入门者说法，主张从唐人入手，至为平实。解释永字八法，至为详明。于九宫格之运用，亦极有心得。于用墨法、执笔法，语多中肯，曾言“尝见有得笔法而不得墨法者矣，未有得墨法而不由于用笔者也”，足为学者取资。

麦华三摹写作品《文殊般若碑》《魏灵藏造像》《始平公造像》

包氏论书，精到之论确亦不少。惟于疑窍未通之处，生吞活剥，张冠李戴，为之排昭穆，为之说渊源，亦时有之；包氏长于书史，短于鉴别，虽极有心得，然所见尚少，世所存不逮所闻甚远，著述过早未能允当。（考王昶《金石萃编》成书于嘉庆十年秋，内载吴晋至隋碑一百三十七种。后十三年包氏《历下笔谭》成书，所列宋至北齐碑仅廿三种）；适北碑新出，精神奕奕，为翻刻诸帖所不及。包氏遂移其爱，以为是直接晋传者也，误以北碑为山阴法乳。又好大言，使学者心仪，不觉其拟于不伦；包氏杂而不分，为碑帖所愚，据沙尼而证如来；包氏一生成就在帖学，可惜其轻家鸡而爱野鹜，自忘所长，以心驰于北碑。而世乃遗此而独取其碑学；十七帖为右军书中之龙，从来书家多学其帖而鲜有注意其史实者。包氏于十七帖疏证语有见地，不愧为右军功臣；包氏因倡碑而寃说名家源流，以快其说。以至对郑文公、经石峪、刁遵碑強为牵合。并认为山东多北碑，能见六朝真相，刘石庵所以过董华亭也；包氏究开风气之先，功不可掩。倘将其论笔法与倡碑言论分而观之，则各有是处。以上所举各端，麦先生理据井然，直陈所见。首次将包世臣书论之妍媸，评点得如此深细到位，全无唐突权威之顾虑，亦可想见当年学术风气之包容。

麦华三《书法颂小楷册页》

对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分折点评，同样详尽。先生指出，康氏开篇叙目之文，词采奇谲，其中自言“无用于时者之假物以游岁暮也”，则其以议政之余绪论书，对书法态度可知矣。又，若如其卑唐篇中句云“适逢世变，推陈出新，业尤易成”，则康氏作为政治家之“野心跃跃，非学者之事矣”；先生认为：康氏廿岁时听张延秋“帖皆翻本，不如学碑”的似是而非之语，影响最大；康早年帖学未稳，入京城后书风丕变，以蓬累为妍。又初识北碑，骤得新欢而大加揄扬，是其尊魏卑唐的前因；康氏执笔、临帖、用笔、用墨四者，各别其师，欲集大成，然细按之颇为枘凿；朱九江执笔中正谨严，不能通于包世臣之左右牝牡，更不适于张廉卿之外方内圆。且以朱师临帖执笔法教人临碑，是否相通，尚可存疑。据此，麦先生则示以唐太宗的“指欲实、掌欲虚，管欲直、心欲圆”；张旭的“执笔圆畅”；孙过庭的“执使转用”等说以概之。并就自古有席地、坐椅、枕台、企立而书，以说明姿势不同，字之大小、书体、家法亦不同，故执笔方法应各适其式，不能胶柱鼓瑟也。而且，“执笔高则势远，执笔低则势稳”，各有长短。康氏主张执笔近，亦只一说而已。麦先生认为，“执笔姿势，在于善用。固与书势相表里，视其运用如何以为衡，始能达到目的。”

麦华三《书法颂小楷册页》

先生在《岭南书法丛谭》中评康有为：“其书取精用宏，包罗万有……非有闳深之学问，伟大之眼光，高旷之襟怀，曷克臻此。”后又在《艺舟书影》中，通篇以“平议”之笔锋，评其碑学：“康有为倡碑，组织力与创造力可谓高强，故能变革书风倾到一世，其不朽处自不待言。”如其为大字立则，“作榜书须笔墨雍容，以安静简穆为上，雄深雅健次之。若有意作气势，便是伧父。”然其“尊魏卑唐之论，强说唐人结构出于北派，以诬古欺今，言不由衷，最为康氏盛德之累”。

先生认为，康氏分变篇中，“八分之说，愈解愈歧。”康氏果于自信，而忽视秦篆、秦隶、汉篆、汉隶、汉八分，各体均有实物流传。以至凡与己说不同者，强使之同，或攻之使倒。麦先生据此提出：“书风乃时代使然，作伪者但能伪其书法，而不能伪其书风。”

麦华三书《甲骨、金文、秦篆、汉简、章草扇面》

康氏卑唐篇云，“千年以来，法唐碑者，无人名家……南北碑兴，邓顽伯、包慎伯、张廉卿，即以书雄视千古。”先生认为此说过于夸大，且邓石如成就在篆分，包世臣成就在草书，皆非得力于北碑。其导源篇之推论，则“由臆测变为肯定，一若亲见唐宋元明清各家，亲承教诲于六朝者……乱点鸳鸯谱，煞是奇观。包康二氏此种作风，失学者态度最甚。独不思各碑出土最早者，亦不出清代，唐宋元明诸家，焉得而见之，更焉得而寝馈之也。”

康氏碑目，南朝由吳晋列起，与其本汉之论有脱节处。麦先生则在《艺舟书影》中，增列魏至吴晋之碑目十一种，既列其流（隋帖），并举其源，以全其璧。并认为，碑与帖为同时所有，是并行不悖者，可惜其时北方简牍无存，而南方又禁立碑，遂成南帖北碑分道。康氏碑学，“流于独断与附会之处，亦时有之，故应将北碑价值重新估定。”可谓续事增华，后出转精。

麦华三《邓石如八分书条幅》

康氏缀法篇，纵论运笔方圆之妙：“方笔便于作正书，圆笔便于作行草。正书无圆笔，则无宕逸之致。行草无方笔，则无雄强之神。”可谓淋漓痛快，无懈可击。其论笔意，则引王右军“作一字须数种意”之说，“可谓善用晋唐笔法精义以美北碑者。”

康氏馀论篇，大醇小疵。惟以“武健之馀，流为丑怪”八字（此正北碑之短处），借米元章之笔，反为“人非疾病，未有露肋，惟武夫作势，矜好身手者”的六朝墓志说项。

麦华三书《资治通鉴摘句小篆中堂》

康氏行草篇，竟对颜真卿书深恶痛绝，“若师争座位三表，则为灌夫骂坐，可永绝之。”又“求备心切，胜其自知之明。盖北碑无行草，无而为有，则必数他家之珍（以充之），且欲示其对帖学之心得。”而篇首语云“近世北碑盛行，帖学惭废。草法则既灭绝”，此语无视清代行草书名家辈出。亦无视“咸同之际，吾粤帖学，最称鼎盛，远迈乾嘉，抗衡中原殊未多让”的事实。其谬说欺人，更不可解。“有类江湖卖假药者流，最为白圭之玷”。

康氏干禄篇，“离开北碑范围，节外生枝，卑卑无甚高论。殿此书以自乱其体例，是狗尾续貂，其影响全局尤甚。康氏既以主张变法图强，不应有此，即在本书体例亦不应有此。”康氏“向以唐之大名家为卑卑者，今则以唐之小名家为高高矣，其何以自圆其说，取信于人？”

麦华三书《正气歌小篆中堂》

康氏“家法重于学理，党同先行伐异，殊非学者态度。”康于钟鼎文，以为刘歆伪造，则诐辞也。古今文之争，在于壁经，壁经原迹不存，不宜将之与钟鼎文书体混同。其立论本未足据，而排斥异已，未免吠声之诮。

康氏广艺舟所采，博而芜杂，苟多无当，虽多何益，且善护短。与王昶《金石萃编》中指斥北碑的“草野粗俗”一面之不失中肯，与赵之谦写北碑的同时，又辑《六朝别字记》以暴其短之学者态度，判然有别，形成对照。

麦华三书《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

先生假设，若“使康氏而就碑言碑，不攻击古文家，不排挤唐名家，则其建设北碑之具体言论，常与阮氏后先辉映……惜乎门户之见大深，主观大重，遂至在书史之地位，只达到金刚怒目境界，而不能到菩萨低眉境界也。”对康有为碑学能作如此深度之评，实属前所未见。其锋芒所及，一扫历来对权威仰视膜拜的乡願陋习，直接唐人书论“语过其份，实累机抒；或有误失，翻被嗟赏；竞赏毫末之奇，罕议峰端之失”的优良传统，正可为当代书法批评提供一个引人思考的范例。

历来著述，有寓精深于平实之中而得公允者，令人信服。亦有急于事功而苟兴新说鼓动人心者。然而，后人对既成之说只知信服，每导致盲从而停止思考，陷于知障而不觉。唯以理性平视之态度而持续思考者，从事理本末中引发新见，可能得学问之精进。

麦华三摹写作品《始兴忠武王碑》《六朝别字》《报德象碑》

麦先生又以自身实践，提出了学者立言应有的态度：“盖无论碑帖，如欲大成，必须由博返约。致其博然后不至隘陋，返于约然后得以专精。故专学一碑，言其始也；纵临各碑，言其继也；采花成蜜，言其终也。学者当循序渐进，不能躐等。”先生此说，诚不失为金石良言。

从著述所见，麦先生留下两件“六朝别字”的小楷书迹。一件在《艺舟书影》中，辑录了36个字的别字、正字二体并置共72个字，名为《六朝别字略表》。另一件，在一整张魏碑摹本的左上方（左下方是北齐的报德碑临本，四行40字。右边是一大篇的北朝始兴忠武王残碑，全碑34行行88字，连题跋约2000字），六行书录105字，同样是正、别体并置共二百多字，与前一幅重29字。保留了汉字简化之前，常用楷书字体的一个“标本”。在简化字通行以后的今天，重见半个世纪前楷书正、别字的并置，颇有陌生以至错愕之感。同时，这里还提供了碑学研究中一个不常见的环节。在多数北碑书家忽略的细微之处，正体现出先生学问所旨。

麦华三临《居延汉简》

回望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在躁动的文化人中曾一度出现过“苟兴新说”，鼓吹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论调。诸如佩韦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实庵的“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犬耕的“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有提出“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字。”而主张借用世界语；有提出国语罗马字；有提出改用拉丁化新文字（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历史上第一个《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案》。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一代思想文化精英，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只要废除汉字，便可将旧文化斩草除根，早日使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社会。后来的现实是，民族文化的顽强生命力，终使人们从狂热中回归到改良渐进。这又从反面印证了，在众声喧哗之中，持守良知、运用理性的难能可贵。

麦华三《篆书源流》手稿

麦先生书识，在细微处时有新见。对书刻于吳天玺元年（公元276年）的《禅囯山碑》和《天发神谶碑》，先生认为，二碑“书风相同，而用笔则方圆各异。皆达到痛快淋漓境界。其书有汉风，胜于曹也；《天发神谶碑》，篆书，参用隶法，以隶之方直作篆，其体则篆之，其法则隶之。笔势雄伟，前无古人。”此评对于汉晋时期的典型书风在结字、用笔转换之关键问题，可谓一语中的；先生评论最初开始楷化的吳《谷朗碑》（公元272年），则题为：“铁石纵横，力透纸背，非深于篆隶者不能作也。”

历来对唐钟绍京书法，只知其小楷《灵飞经》刻帖（以及后见的美国所藏该帖43行墨迹本）。而先生六十多年前，曾在武则天升仙太子碑阴中发见，钟绍京的几行小楷碑刻，书风远绍其先祖钟太傅的厚拙笔意，“不啻虬龙片甲，丹凤一毛。字画妍媚而遒劲有力，笔短意长”，有异于娟秀流美的《灵飞经》。

麦华三《篆书源流》手稿

先生曾为岭南诗人、草书大家阮退之（1897～1979）先生晚年的书谱手卷题跋，“熔铸虫篆，陶均草隶，其斑爛之周鼎乎，新出之汉简乎。”并说“阮老以皇象、二王、石庵书融汇一体，凝重朴厚，在全国罕有其匹者，然知者甚少。但风格高古，不食人间烟火，难为世所重。”（转引自王楚材纪念书法家麦华三先生一文）此又足见先生以真知灼见推崇同道，文人相知相重的高尚品格。

1954年秋，先生北游，寻师访帖，到京城拜会前辈师友叶恭绰先生及大藏家张伯驹先生，得见更多书画剧迹后尽兴南归。尤为意外的是，在苏州旧书肆购得王献之小楷《洛神赋玉版十三行》拓片一帧。此本字口清晰，拓墨极精。先生立即“专心研究，从极意临习到详细考据此帖之流传经过，确认此帖为北宋宣和年间所钩刻之绿玉版未大损前之原拓本。现原石虽仍在，但己损坏不能再拓。世有另一裁剪本传印，但整幅章法己不复见。故麦师此本殊可宝也。”（转引自梁鼎光纪念麦华三诞辰百周年一文）1962年夏，此帖由岭南美术出版社首版发行，并附有麦先生之临本和考据文字一篇。玉版十三行面世化身千万，南北学子一时风从。

麦华三早年临摹《石门铭》

先生处事乐观，亦反映在书法之中。曾自书诗《题居廉二十四番花信图》绝句一首：“未应惆怅是荼薇，待得春来燕子飞。二十四番更迭意，东皇那肯歇芳菲？”50年代初，书法一度沉寂，叶恭绰曾劝先生暂时改从他业。麦先生则坚信国家不会废弃此道，书法将来一定会有出路，故始终不放弃书学研究。其书学目的，向来不止于撷取古人精华成就自己，更在于为后来者燃灯引路。作为面向民众的书法教师，先生尤注重楷书基本功的训练，提出“少而精”的三层十二级练习方法。又因材施教，要求学有所成的弟子“取法乎上，直接向钟、王取法，不要再以我的字为梯了。”先生主张以“指背圆密，掌心空虚，虎口成凤眼”的凤眼执笔法。以字的结构、长短、虚实，详解古人大、小九宫格的实际运用。对楷书笔势的“永字八法”，则要求临习者集中精力，先击破一点，一字通于万字，以少御繁，期于精熟。在选帖、描红、运笔训练时，要求学子在一摹二临三自运的循序渐进中，细分为“双钩、单钩、对临、背临、放大、缩小”的步骤，直到完全能自运，这对书法入门者尤为有效。

麦华三1950年代为政务院书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选页

1937年春，《古今书法汇通》在广州大学编印面世后，麦先生曾将原书稿付诸一炬，并书《焚稿记》一篇，记述他四年以来的成书始末。摘录一段如下：“右军修稧之序，笔畅神融。鲁公争座之书，词严义正。必如是乃足存赏。今余是稿也，文则画虎，字复涂鸦，粘补挪移，几同破衲，增删钩勒，等于乱丝。传之徒彰羞耳，不如焚之可以护短……虽然是稿也者，余之精力所粹也。祁寒溽暑，风雨晦明，埋头伏案，吮毫伸纸，四年之中，篝灯呵冻，余宁不之惜，而忍煮鹤焚琴也哉。顾书既面世，编述之願亦已达矣，与其束之高阁以饱蠹鱼，无宁付诸丙子化为蝴蝶。既省兰亭聚讼之争，復免太玄覆瓿之诮。臭皮囊得大解脱，清空高邈，冉冉飞腾，岂不诚大快事哉！”先生志学之年，便以晋唐典型为标的，自律严谨，以至“书稿改易至再至三，以求其是，进境无已时，修改亦无已时……”

后来识者，览之可以为鉴矣。

己亥端午于羊城珠水之南

本文参考书目：

1.麦华三《艺舟书影》，1949年广东商报版。

2.麦华三《历代书法讲座》，香港上海书局版。

3.《广东文物》上海书店1990年8月版。

4.包世臣《艺舟双楫》，2017年浙江人美版。

5.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注》，1981年12月上海书画出版社版。

6.《麦华三书法》，2010年8月岭南美术出版社版。

麦华三1950年代为政务院书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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