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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礼,打着爱国的旗号,干的却不一定是爱国的事

文/安致敏

今天的中国,见过流眼泪的,但见过在人代会当中流眼泪的,可能还真不算太多。为什么?本人理解,人代会基本上说,应该是属于既严肃,又认真,更主要能真正要发出人民的声音。换句话说,它不说有情也不能轻易动情,就是没有情,怎么?您就可以随意抒发、畅享您的个人的品质及意志吗?

您是代表,您代表的不是您个人。如果仅仅只是代表您个人,您凭什么?有什么资格去到人代会那样重要的场合去表演?

可中国,我不说全体中国人当中,但我却想说有一部分中国人当中,今天却是确确实实,实实在在是太会表演了。而且他所表演的,可能还真不是怎么一般的喜剧或话剧,而是表演你不为其动情,你也得为他鼓掌。

可鼓掌了半天,他真的领情吗?我看非也!因为张伯礼在抗疫当中不一定表现的十分突出(当然不能说他没有贡献),而且最主要,本人以为,他对抗疫的认识,简直可以说就算是驴唇不对马嘴。

怎讲?比如中医。中医是我们国家古传的医术。而且这种医术,直到目前,是不是能得到整个世界的认可?这到目前可能也还是不特别好说。

比如,不管怎样说,在中国的这次抗疫的过程中,可能中医确实是发挥了不少应有的作用。比如不管有效治愈率是多少吧,它在中国的抗疫过程中,可能确实功不可没。

但事实是,中医在这次的治疗新冠病毒肺炎中,到底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消灭了病毒?取消了病毒?抵制了病毒?还是使病毒逐渐减少以至最终消灭?我以为,直到目前,可能国内的中医理论界,可能也还是未能达成有效的共识。

你光说有用,但到底都是怎样有用的?你说得清吗?

回过头来,说爱国。那么什么叫爱国呢?您张伯礼在抗疫当中把自己的胆给献出去了,这叫爱国吗?一个胆能治几个病人?一个胆能值千军万马也值得。可事实上,您张伯礼割胆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而这生命能说与爱国不爱国有直接的关系吗?

什么叫爱国?爱国不是爱自己。但爱自己,肯定就不爱国吗?是不是每一个中国人在抗疫过程当中,也统统都能像张伯礼一样,今天把自己的胆给割了,明天把自己的肝献了,等等,等等,得,就算是爱国了呢?

爱国是什么?爱国不说是首先遵守纪律,就是违法,您也得违得规矩点吧?

可看看你张伯礼是怎么爱国的?您在给众多的学子、学人的宣传当中,大肆的吹捧自己是如何如何爱国的,但别人却又是如何如何的反国,卖国的。就好像无论什么事,都是你张伯礼能今天一口说什么就是什么,别人再有嘴也休想让你能认从。

可我想说,爱国,其实可能真不应该是像你那样去讲的。因为爱国不说首先是爱人,爱人民,起码不能一点对人,对人民的同情心一点没有。不能爱国就是为做人,为做君子,为做代表,为表现什么等等、等等。

因为爱国是体现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体现一个人是心里能放得下更多的人民?还是最多只能放下自己的一己之见?!

试想一下,中国的爱国,如果要都是像张伯礼讲的那样,那最终还能有几个能算得上是爱国的?最终是不是除了张伯礼,可能剩不下几个了?!

张伯礼,打着爱国的旗号,干的真是都是爱国的事吗?

【作者简介】


安致敏,一介平民,写写文章48年,文章曾发表在人民网头版头条,新华网头版头条,东方网评论,光明网评论也有几篇刊登。



我知道,虽然我与方方老师素不相识,她甚至都不知道我的存在,但是,她看见了我,看见了我们,看见了我们这些底层里,平凡弱小的人。


为我颓废的身体,涂上灵魂的颜色


文/静子



我是1988年元月出生在东北辽宁的。

命运对我略有一些残酷。生下来,我就有先天性脑瘫,右手没有任何功能,走路要靠别人搀扶或借助助行器,说话口齿不清,生活也不能自理。

我从未进过校门。7岁那年,妈妈给我买了小学一年级的语文和数学课本。她教我拼音,教我一个个开始认字,用左手写字。左手写字特别困难,也特别慢。记得那时每写五六个字,我就要出一身汗。

妈妈那时候已经下岗了,她一边带我,一边自己织手套卖钱。可是,妈妈教我的两本书还没有教完,因为她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我就被送到丹东乡下的姥姥家去,跟姥姥姥爷在一起生活了。

那段妈妈一边织手套卖钱一边教我认字的时光,成了我小时候和父母共同生活的唯一记忆。

姥姥不识字,在农村,更没有条件送我这样的残疾孩子去上学。所以,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我的精神世界几乎是空白的。整日里只能看电视。但是我跟着电视,一点一点开始继续学认字。我开始知道外面的世界。

姥姥有个朋友是佛教徒,经常到我家,借我佛书看,我也开始自己读佛经来认字。后来我觉得不够读,姥姥就出去找佛具店这些地方帮我结缘买书。

我对书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我希望读到更多的好书。有时候,我会把想读的书写到纸条上,央求姥姥去附近的新华书店去帮我买。她不识字,就拿着我写的纸条给新华书店的售货员让照着买。

2005年,我十七岁那年,姥姥用六千块钱,给我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台电脑。因为我特别想要一台电脑,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有了电脑,就可以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

姥姥姥爷原本是城里人,后来在农村买了房子,就一直住农村做农活,和农民一样。姥爷退休了,有退休金,姥姥没有。爸爸妈妈在家里的日子也特别艰难。我知道,姥姥姥爷拿出这6000块为我买电脑,对他们特别特别不容易。

有了电脑以后,我开始学着在电脑上打字。我右手不能动,只能用左手食指打,一下,两下,用食指依次按下不同的键。虽说这样打字非常慢,但是比起我手写来,已经快得多了。这让我感到新奇,也给了我更大的信心。

我自己捣鼓着,学会了用电脑。先是在电脑上看电子书,然后也学会了网购买书。姥姥不用再帮我频繁去新华书店买书了,她开始频繁地帮我取快递。

在乡下,姥姥姥爷照顾了我整整21年,直到2016年,我二十八岁那年,两位老人相继去世,我才被爸爸妈妈接回到了父母身边。

我特别感激我的姥姥和姥爷。我经常觉得他们俩还活着,还跟我在一起。



一般人都免不了有回忆过去的习惯,而我在这方面却显得有些另类。一旦想起过去,我心里就会特别难受,本来好好的心境,仿佛夏天骤变的天气,转眼之间充满了阴风苦雨。

记得大概十五六岁时,有一天下午,姥姥和姥爷去地里干活,把我留在家里。我看外边有风,天气凉爽,便想到院子里走走。费了好大劲儿,我来到了院子里拴养的小狗跟前。小狗一看我过来,便亲昵地绕着我跑了两圈。万没料到的是,小狗这么一跑,那拴狗的绳子便自然缠在我的腿上。我试图去解开绳索,但三摇两晃,一下就摔倒在了地上。接下来,我费了好大劲,也无法从腿上解去绳索。

那一刻,我就那样躺在地上,感到自己连一只毛毛虫的能力都没有,心里感到非常无助,又非常绝望。然而,望着院子上空辽阔的蓝天上缓缓流淌的白云,我的心绪又慢慢地平静下来。

我在地上躺了二十多分钟,后来定下神来,慢慢自己解开了绳子。又费了很大的劲儿,慢慢自己从地上爬了起来。

那一阵,我对于生活,对于人生,仿佛明白了一些什么。

姥姥去世的前一年,她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妈妈就从凤城接我回家。当时火车票特别紧张,妈妈排了好久的队,好不容易才买到两张硬座。上车后,由于我那样的身体状况,长途硬座实在吃不消,妈妈便想尽办法买到了两张卧铺票。

然而,从硬座车厢到卧铺车厢,有整整八节车箱,而火车上又根本没办法使用轮椅。妈妈只好搀着我,一步一步努力往前挪。每节车箱里都密密麻麻挤满了人,天气又热,妈妈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擦着汗。而我更是走得上气不接下气。

说实话,当时我一阵阵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还是坚持走了下去。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无法相信,那一天,自己竟然能被妈妈扶着,走过了人潮汹涌的八节车箱。

在和姥姥一起生活的岁月里,我从艰难、痛苦、无助、迷茫和绝望的境况中逐渐走出来,根本原因是我接触了佛法。那时我学佛很专心,每天都吃素念佛,听经闻法,觉得自己时刻都在修行。

修行中的有一天,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是2003年的农历二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圣诞日,我在诵读一卷《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读着读着,我心里跟随经文突然冒出来一句话:“应以残疾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残疾身而为说法。”

这句话把十五岁的我吓着了,它那么自然而然地闯进了我的脑海,然后我就开始思索它的意义。慢慢地,我明白了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也许是佛菩萨让我把佛法传递给那些有缘的残疾朋友吧,因为佛法让我解脱了内心的痛苦。但我讲话不清楚,怎么办呢,那我就开始学习写作吧。

后来,不断地诵经,不断地读书,不停地写作,我逐渐懂得了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也逐渐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开始用文字的方式去感悟生活,触摸世界,并进而思索人生的诸多问题。



我非常幸运,在2017年的6月,遇见了我的现在的爱人。

他透过我的文字喜欢上了我的内心。然后千里迢迢去辽宁看望我。

那年的国庆,我们结婚了。

婚后,他把我带去了兰州。从此,我有了自己的家,和我的爱人。



在我阅读文学书籍的那些年里,我接触到了方方的小说作品。她的作品里的人物故事、叙写手法及语言风格,我都特别喜欢,最喜欢的是那本已经被下架的《软埋》。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方方因为一部封城日记引发了各种争议,朋友圈因此而撕裂者也不在少数。而我也有好多朋友在心底其实是理解方方,支持方方的,只是不愿或者不敢说出来。

这本来不关我什么事,但我一直以来读的书,学的佛,都让我意识到,在这个时候,我这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应该站出来为方方说几句公道话,而不是仅仅为了自身的安危,躲在安静的角落里,和大多数人一样保持沉默。那样我会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佛陀的教诲。

疫情期间,辽宁老家的爸爸身体不好,极少出门,妈妈偶尔出去买个菜什么的。妈妈在微信里一再叮嘱,让我千万不要出门。

我爱人一开始跑出去,到处找着买口罩,找来找去也只买到一个普通口罩。好在我家这边疫情也不怎么严重,只好先凑合用着。然后,他就是每天做家务,刷锅做饭,每隔几天,就出去买些菜。

我本来就行动不便,再加上政府要求,只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当然,时日长了,遇到比较温暖的天气,爱人也会带着我到外边逛逛。但是,那时时不时就会有确诊感染病例的消息传来,所以出门的次数还是极少的。

隔离在家的那段日子里,我除了吃饭睡觉,大多数时间也是看各种新闻,了解疫情状况。因为心里实在放不下,再说也没心思干别的啥事。那段时间,我每天在电视新闻及微信网络上看到的,除了各地医疗队驰援武汉的消息,就是一连串令人心痛的数字。尽管疫情期间一直受困在家,生活上感到一些惶恐和不便,但我也没有办法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这场灾难的真实情形,让我心里一直有一种无法弥补的缺失感。

正是方方日记的出现,我一下子觉得,在疫情期间,我们想要知道武汉正在发生什么,具体情形到底如何,一下子多了一个渠道和窗口。每到深夜,我都会拿着手机等待着方方日记的更新。在每次阅读中,方方老师的记录和文字似乎说出了很多我想说又说不出的话,正在弥补我心灵缺失的那一部分。

随着日记的不断更新,网络上声讨谩骂的声音更加猛烈,犹如洪水猛兽一样涌向了方方。那时我真的很担心,她会因为这些不良舆论的影响就此停笔不写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方方反而越挫越勇,所关注的问题也越来越尖锐。

读方方的日记以及小说,最让我深受感动的,是她对于底层社会的强烈关注,对于弱势群体的诚挚关怀。由于我的自身状况与特殊经历,我深知一个弱势者生存的艰辛,生活的无望,前程的渺茫。在读方方的小说时,马学武、李宝莉、丁子桃等等,他(她)们的生活、际遇和命运,让我情不自禁想要流出泪来。读方方日记的时候,我深深觉得,这些日记所蕴含的人文情怀与思想精神,其实和她的小说完全一致。

方方日记60篇里,最打动我的是她在2月24日方方:检验文明尺度的是你对弱势人群的态度日记里这段话:

“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从来不是看你楼有多高、车有多快,不是看你武器多强大、军队多威武,不是看你科技多发达、艺术多高明,更不是看你开会多豪华、焰火多绚烂,甚至也不看你有多少游客豪放出门买空全世界。检验你的只有一条:就是你对弱势人群的态度。”

作为一名残疾人写作者,每一次,当我在品读这段文字时,一种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一股强烈的暖流传遍全身。我知道,虽然我与方方老师素不相识,她甚至都不知道我的存在,但是,她看见了我,看见了我们,看见了我们这些底层里,平凡弱小的人。

最后,我想把我曾经写下的一首小诗,送给方方老师:

《整个春天,都是情人》

我睁开眼睛
看到满世界的疲惫
所有的门
无法通向我要到达的去路
 
趴在床上
仅用我的一只手
或是,这只手中的笔
努力向诗歌的国度狂奔
颓废的身体,如一张白纸
被涂上了灵魂的颜色
 
灵感来自于眼睫毛
稍稍一眨
世界就恢复了活力
 
这个世界,就是一首诗
我,就是冬日里的恋曲
拉开序幕
整个春天,都是情人

我在兰州,祝武汉城里的方方老师安康。感谢你用你饱含深情的文字,为我颓废的身体,涂上了更动人的灵魂的颜色。

我的家乡,辽西风光。(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静子,80后,籍贯辽宁,现居兰州。自幼因脑瘫无法入学。长期坚持读书写作,有小说、诗歌、散文作品散见于各报纸杂志,并完成二十万字长篇小说。多年来在文学的世界里探索生命与真理,平生清净,一无所求,唯修心性,以文会友。方方日记读者。





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有问题,是逃避问题,是掩盖问题。

共同守护正义,方有美好人间


文/三少爷的剑


我算不上是方方的粉丝,尽管以前读过她的作品。但这60篇封城日记,让我对她,开始肃然起敬。

懒散如我,本无意写此文章,但凌晨三点半被屋外的雨声惊醒,顺手拿起手机浏览微博,看到一篇对方方老师疯狂谩骂的博文,底下的评论脏话连篇,不堪入目。

下着雨的深夜里,愤懑之感瞬间充斥我心,令我百感交集,不能不写。

过去几个月以来,围绕方方日记展开的网络攻伐,愈演愈烈。这让我不禁想起来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1957年,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苏联寻求出版未果,随后在海外出版。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因此获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迅速在苏联境内引起轩然大波,原因是作者“勾结西方势力,卖国求荣”、小说“为帝国主义递刀子抹黑苏联”……作者被官方和民间轮番批判,根本没有读过、甚至也没有机会阅读过此书的苏联民众,纷纷加入了批判帕氏的行列。

后来,美帝中情局一位高级职员评价说,“这本书本身对于苏联的事业不具有任何颠覆性,但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对书和作者的疯狂批判和迫害,反而成了扇在苏联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可以说,正是疯狂的批判者为了表达忠诚而不分黑白地批判,引起西方社会极度愤慨,导致对作者和书的强烈关注,并让苏联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进一步恶化。

1986年,苏联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随后,小说《日瓦戈医生》终于在苏联境内公开出版。

第二个故事:

1864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流放西伯利亚。途中,车尔尼雪夫斯基与车夫对话时,车夫说:我懂的,我知道你被流放,是因为你替民众说话。

多好的民众!在那样信息闭塞的沙皇时代,这个底层的车夫都知道他所受的苦难是为了劳苦大众。


可惜,已经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不少中国底层的民众仍然不明白方方老师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他们。而他们,有时候甚至比利益集团更加痛恨为他们奔走呼号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大明的时候,他们唾弃袁崇焕;清末的时候,他们大骂谭嗣同;他们吃革命者的血馒头,也对抱薪者落井下石……他们像墙头草,像狗尾巴,东倒西歪,见风使舵。他们为了博出位不惜丢掉常识、尊严和脸面……他们从未走远,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越来越多的人面对压力,选择闭上眼睛,埋葬自己的灵魂,并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被迫沉默的墓志铭——如果子孙不以他们的迫默为耻,不用着急,未来总有清醒的一代为先辈的懦弱而蒙羞。

数日前,一位朋友转给我一张截图,是一篇帖子的某一段落,里面声称美国疫情严重,死亡人数居高不下,尸体被做成冻肉进行销售……并言之凿凿地表明,“吃人肉是美国传统”。我一眼断定这是阴谋论的“脑残帖”。又担心因为一张截图传来传去,会不会被断章取义,为谨慎起见,搜到了该公号的原文进行阅读。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整篇帖子将美国描绘成人间炼狱,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垂死挣扎。信口雌黄,不分黑白,居然数万人点“在看”,更有数百人打赏。


文字病毒的横行肆虐,比新冠病毒更令人担忧。

美国疫情严重是不争的事实,但用胡编乱造的不实之辞来诋毁,不仅是愚蠢反智,而且更加是邪恶。仔细想想,作者未必是不清楚实情,而且不但不愚蠢,还相当精明——他们正是把博人眼球、播弄是非、诋毁他人当作生意来赚钱的。因为他摸准了支持他的粉丝有怎样的心理:很多国人被妄自尊大的秉性奴役,思想意识里总觉得有一个假想敌,需要在口头上战胜它,而这种虚妄的胜利会让他们产生不可名状的快感。于是作者之流投其所好,胡编乱造,赚取流量,收割打赏。


好在,鱼龙混杂的网络世界,仍有明智之人坚守正义。几天前,这个公众号终因传播发布不实内容而被投诉,并封号。

我们常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诋毁一个国家尚且如此简单,构陷一个个体就更加轻而易举。造谣成本之低,令人咂舌。垃圾信息如此肆无忌惮地横行网络,已经不单单是赚取打赏收割智商税这么简单,而且成为误导大众,煽动仇恨,影响和谐的不稳定因素。如此罔顾事实,胡言乱语的恶行,不应只是线上封号了事,还应线下予以惩戒,承担法律后果。


在朋友圈转发方方日记完结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3月24日)的时候,我写了这样一段按语:“追了两个月,60天,每天凌晨等待方方的日记,如今尘埃落定,日记封笔,美好的仗结束了――因为现实残酷,所以大多数人不愿看真实的文字,所以清醒的人视之为醒脑的药,而“正能量”们视之为洪水猛兽。好在,真理总会在文字里酝酿和生长,没有臣服于黑暗,也没有屈从于邪恶。”


有个朋友留言评论说:方方日记,中国的问题再小也揪住不放,美国的问题再大也视而不见。中国抗疫付出巨大牺牲,不计成本代价。美国消极抗疫漫不经心。还望细品明鉴。


我回复他道:作家的天职是找问题和批判,而不是一味歌功颂德。


这个朋友平日少言寡语,为人老实忠厚,我并不因为观点不同而对他怀有偏见。他喜欢烹饪和网游,但看书阅读却是向来抗拒。所以我敢几乎肯定,他没有读过日记,而这段留言也不像出自他自己写的。再细看这段留言,也是大有问题:第一,小问题不治理就蔓延成大祸害,方方的追问理所当然,也很有必要;第二,美国的问题美国自己会去解决,方方当然可以不用去管;第三,方方从没否认过疫情中后期政府的努力和功绩,也从没否认医护人员和全国人民付出的牺牲及帮助,相反,她在日记里多次加以鼓励和赞赏;第四,国情决定了抗疫方式和成果,中国抗疫成果有目共睹,他国抗疫是否懈怠,留待他国人民自己评判即可。实际上,美国国内自己的主流媒体上,每天都在就此对总统鞭挞质问。


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有问题,是逃避问题,是掩盖问题。一个国家,要能承受得起赞美,也就要能接受得了批评。就像《费加罗的婚礼》里所说,“倘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亦无意义。”


因为这次疫情日记,很多人的朋友圈出现了空前撕裂。我一般除了在朋友圈默默转发,不会主动和身边的人提及社会热点,更不会主动去和朋友们讨论方方日记,因为我知道,大多数人可能根本不会关心这些。前几天一个同事问我知道方方日记么?我说知道。他又说:“日记都是听别人说的,不可信。”我问他看过日记么?他说没有。我笑说:“你这话也是听别人说的,同样不可信啊。”相视一笑,再无多言。我知道,对方若不肯花时间去读并独立思考,我说再多也是徒劳。


方方日记当然可以批评,但得讲道理,讲常识。有人说她蹭热度。什么叫蹭热度?大骂正义之人的“诗人”才是蹭热度,莽汉想打老太太才是蹭热度,书法家要给人立跪像才是蹭热度……很多国人根本不了解真相,就跟着起哄,还表现出一副大义凛然很爱国的样子,这种不分是非黑白,才是阻碍国家发展进步的绊脚石。


更有人说方方为了利益驱使而写日记。这种说法更为荒谬。记得我喜欢的一位女作家迟子建老师写过一篇关于方方的文章,文中写道:“方方的作品很耐读,品位高,但很奇怪的是她的作品并不畅销。方方对此并不以为然。她对自己的作品是否得奖、是否畅销、是否转载、是否有人评论都看得极淡,确确实实是一个少见名利心、散淡之极的人。而我以为,这种作家往往更能成为大家。”

有些人把文字当成赚钱工具,而有些人是当作骨肉爱惜的。中学时代,我对现当代文学格外热衷,那时候读到了方方和迟子建、王安忆、张抗抗等女作家的文字,始知中国当代文学的半边天是如此的沉稳绚烂。如果方方是为了挣钱而写日记,她明明可以响应很多读者的呼声打开“打赏”功能,几十篇日记,日进斗金毫不夸张。但她从一开始,就表示不会开打赏,而且承诺出版日记的版税,将会定向捐给牺牲的医护人员遗属。相反,那些对她破口大骂的公众号,却将“打赏”之门开得敞亮。

不久前,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张抗抗支持方方,可能成为她晚年最大的败笔。”有网友随即回复道:“你错了,这是张老师完美的收官。”

翻看整个人类文学史,没有哪个作家是靠着唱赞美诗而名留青史。所以,如果文学家沦落到只写颂文颂诗唱赞歌,而不为底层民众说话,对底层人民的疾苦视而不见、更无感受,甚至为换“五斗米”而写下违心之作,不但是对文字的玷污,更是对魂灵的亵渎。我期望中国有更多为民说话的作家,也感谢那些为包括我在内的普通人说话的作家。

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本可以保持沉默,却因为在自己热爱的城市为自己同城的民众记录了一些文字而被声讨、谩骂、攻击和构陷,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她日记里追责的诉求,反对她的人中却无人提及。网上那些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捕风捉影的批判文章,欲加之罪的攻击名目,随意乱扣的罪行帽子,以及跟风而起的辱骂之词,都成为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们讨伐他人的利器。

反对的声音当然可以存在,但是,当“反对”沦落为谩骂与构陷编织的丑陋时,就成了时代的悲哀。

过去近两个月里,我一直在这个空间里追读方方日记每天的接力,以及文下读者们的留言。一篇篇,一段段,沉着温和,言辞文明,清醒理智……他们是令我赞许和敬仰的人性之光,让我对这个充斥着魑魅魍魉的人间又开始饱含希望。

面对来势汹汹的网络暴力,我有时候也会想,是不是不要轻易去转发,不要轻易为不相干的人发声。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做,中国将变成无声的中国,这将是中国的悲哀,也是我们每一个良知尚存的中国人的悲哀!

天亮了,雨停了,太阳出来了,我这些没有章法的零碎感想也写完了。仓促之笔,难脱瑕疵,唯有希望,疯狂的不再疯狂,冷静的更加冷静,理性的更加理性。

我是一个九零后。作为一个后浪,我真心渴望看到,我所在的这个世界可以运行得更加正常一点,我所在的这个人间可以更加美好一些。我相信,这是包括我们九零后在内的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只有我们共同守护正义,方有美好人间。
 
我在鲁中,祝武汉城里的方方老师安康。



家乡的一座无名桥,大家都叫它彩虹桥。(摄影:作者)


【作者简介】三少爷的剑:九零后。坐标鲁中。公司职员。爱写日记,爱读书,爱运动(篮球、骑行、跑马等)。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方方日记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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