颛顼王朝开中国天学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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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陈道 

“天学”，关于天的学问，大致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天文学。中国天学，其深远可达上古“三皇”，观天望月，观测天象，测定四时，至晚到黄帝王朝之时，不止有《黄帝历》，而且还有了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吏“羲和”（按《史记·历书》“索隐”引《系本》:“黄帝命羲和占日。”《尚书·尧典》:“乃命羲和，敬授人时。”）

天文在中国真正成为一门专有的学问，大多依据《史记》所能见到的记载，以“三皇五帝”之颛顼帝为端。

颛顼（zhuān xū），本名乾荒，是黄帝次子昌意的儿子，生于若水，居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县)。其性格深沉而有谋略。十五岁时就辅佐少昊，治理九黎地区，封于高阳（今河南杞县东），故又称其为高阳氏。

黄帝晚年，九黎信奉巫教，崇尚鬼神而废弃人事，一切都靠占卜来决定，百姓家家都有人当巫史搞占卜，人们不再诚敬地祭祀上天，也不安心于农业生产。颛顼为解决这问题，决定改革宗教，亲自净心诚敬地祭祀天地祖宗，为万民作出榜样。又任命南正重负责祭天，以和洽神灵。任命北正黎负责民政，以抚慰万民，劝导百姓遵循自然的规律从事农业生产，鼓励人们开垦田地。禁断民间以占卜通人神的活动，使社会恢复正常秩序。

对此，《国语・楚语下》记载道：“古者，民神不杂……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对此事件，《尚书・周书・吕刑》也有记载：“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此事件，便是中国上古“绝地通天”之说。也就是说，颛顼帝的宗教改革，对民间自发的“天学”进行了整顿规范，断绝了平民与上天交通的权利，设置专门的官员掌管天地之事，由此为发端，开始了华夏社会只许帝王祭天、臣民只能祭祖的规矩，换句话说，颛顼王朝开辟了天道主义与王道主义传统，成为后世各朝确定王道主义、王权主义、王法主义的根据。

《史记·天官书》中，司马迁给我们列出了一份称之为“昔之传天数之者”的名单∶

高辛之前∶重、黎。

唐、虞∶羲、和。

有夏∶昆吾。

殷商∶巫咸。

周室∶史佚、苌弘。

宋∶子韦。

郑∶裨灶。

齐∶甘公。

楚∶唐昧。

赵∶尹皋。

魏∶石申。

这份名单，有重、黎、羲、和、昆吾这些上古通天巫觋，也有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星占学家，是中国天学家的历史传承（之所以没有列黄帝时期的“羲和”，那得去问司马先生）。

对于颛顼王朝之时的“重”“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说法不一，但究其是否存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云：“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林甫其后也。”《世本》：“老童生重黎及吴回。帝喾时代，重黎以罪诛，其后为司马氏，而其弟吴回复为火正。”

置于汉初施行的《颛顼历》，以365 1/4日为回归年长度，29499/950日为朔望月长度，十九年七闰。其名“颛顼”，实则是完成于秦献公十九年（前366年）的古四分历，与《殷历》关系紧密。

自颛顼王朝开始，中国天学，便开始被历代帝王所垄断，成为皇家的禁脔，不容他人染指，后世至春秋战国，所谓“礼崩乐坏”，其中一点就是“士大夫也可祭泰山”，这是乱了颛顼帝开始的“祭天”专属权的规矩。再之后譬如辽金效仿中原王朝设立天官，那都是对王朝的觊觎和王权的逾越。

中国天学被视为王朝神权的一部分，一是历代观象台也为皇家独占，民间涉足将会被治以“犯上作乱”之罪。二是有专门的天学机构，秦代有太史令；西汉有太史公、太史令，东汉有太史令；魏晋南北朝有太史局、太史；隋有太史曹，太史监，太史令；唐有太史局、浑天监、浑仪监、太史监、司天台监；宋有司天监，太史局，天文院，司天监，太史局令；辽有司天监，太史令；金有司天台，提点司天监；元有司天监，回回司天监，太史院，提点司天监，太史院史；明有钦天监，太史令监正；清有钦天监，监正等。这些机构和官员都名列王朝的中央机构之中，唐朝的相关官员职务级别甚至能达到三品左右。

天学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对天象的观测记录，内容有恒星位置的测定，并编制成星表或绘制为星图；日月食和掩星观测；行星在恒星背景下的视运动状况；异常天象的观测记录，包括彗星新星流星太阳黑子等。对其中的某些天象还要有选择地向皇帝汇报。

与天学机构相关的还有圭表、日晷、漏刻和仪象这些天学仪器的监造使用、典籍的整理编纂、历法的修订。

此外，中国天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星占，也是中国天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星占学，战争胜负、年承丰歉、王朝盛衰、帝王安危等国家大事、军队行动皆为占测对象。当然，因为强化了“君权天授”，“天命转移”也便成为历代祸乱政权的舆论重点，相应的“私习天文”为历代所不容。

对于中国天学，过去因为皇家御用而不得广泛传播，近现代则又有中国天学究竟源于西方还是自发生长的问题而有意被回避。

我不知道，对于有着自身独特体系的中国天学，而且是至少从颛顼王朝以来，传承有序、代代沿习的中国天学，会被人有意地回避，对于中国天学的起源几乎都在回避。

是不是西方来的可以客观探讨，而对于诸如倭人饭岛忠夫认为中国天学的很多东西与古希腊、巴比伦长得像，就确定中国天学是西来的，进而中国文明都是西来的，这要么是蠢猪一样的逻辑，要么是目的不在研究学问本身。在同一时空、同一日月星辰之中的人类天学，长得像一点还是个问题吗？就如同十个人观看同一个倭人，难不成要得出十种生物影像才是正确？置于饭岛忠夫由此竟然倾向于抹杀或否认中国上古文明，他甚至怀疑青铜器和甲骨文是后世伪造，那就更是超出了做学问千里之外，那是有着别的心思和算计！

人类文明的相互影响和交流是必然有的，但是，这种交流与主体的不可改变、不可撼动不能混为一谈。试问，仅以六朝隋唐时代，各种西亚、中亚和印度的天学虽曾在中土广泛传播，但当它们形成的浪潮退去之后，中国传统天学在整体上竟几乎毫无改变，至多只是采纳了某些技术性成就以充实自己的体系而已，如此强大的天学系统，让你来融合来取代都难以做到，甚至看今天公历历法，一样难以取代中国农历之地位一样，那是一个“西来”就能说的通的？

近现代以来，中国天学之所以那么多的杂音，那么不愿意说，无非不过是因为天学在古代文明起源和传播中，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关系到中国文明西源说的支点，是撬动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支点，看清楚了这个，对那些杂音就清楚了许多。

中国的飞船已经登月，到了月亮的背面，这样的事实面前，再嘈杂的声音都没有意义。做学问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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