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 | 渝笙：黄赞元的生与死

作者简介

渝笙，又名欧阳惠，1940年生，湖南省气象局研究员，教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退休后，点滴记忆，零星感悟，写下一些东西，希望是人类灵魂合弦中的一个音符。出版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等。

原题

名士不风流

民国人物黄赞元的生与死

作者: 渝笙

黄赞元又名黄镜人、黄静仁、黄毅斋，长沙东乡人（解放后，划到了株洲市）。他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宪政的中坚， 他又为“五四”运动的后盾、孔教的旗手，他也是我国现代金融的垦荒者、百年学术刋物“船山学刊”的支柱，他还是游弋于山水间的学者、教授和成就一代画师齐白石的关键。

可能大家一看这个名字，似乎十分陌生，为什么他被尘封起来，许久无人提起，读完拙作，其原因便会知晓。

今年是 “五四”运动百周年，社会上开展了许多纪念活动，也透露出一些信息，当时政府对这些运动的积极分子处分是宽松的，既使有些过激的行为。不仅这些学生领袖活的好好的，还在以后政治舞台大显身手，那些“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一直能在中国历史上舒展着拳脚。除了当时执政者的政治品质外，这也同议会对他们的制约是分不开的，当时议会中成立了支持这个运动的后援会，黄赞元就是这个后援会的负责人之一（恒均、黄赞元和刘人熙）。在刘人熙逝世后，许多军政名流拜挽刘人熙祭文挽联中，黄赞元仍在挽词中提巴黎和会受到欺侮之事（附拜书中拜挽刘人熙一页）。因为他们还是国民外交学会成员，因此他们主持的议会外交后援会，是“五四”运动中一支重要后援力量。

黄赞元是何许人也，能是国会议员（前后担任过众议员、参议员）中的活动分子。我就从清末说起，1904年清廷请永梅谦次郎向日本文部省申请日本法政大学设置法政速成科获得批复，5月7日，这个为中国人开办的法政速成科第一班正式开学，当期入学者达94人。此后，莘莘学子联翩来学，使法政大学迅速成为留日生的重要去处。

法政速成科先后共招收5班学生。其学生大多是国内已有功名的秀才、举人甚至进士，第一班的夏同和第五班的骆成骧还分别是光绪戊戌科、甲午科状元。1906年入补习科的杨兆鳞和商衍鎏则分别是癸卯科和甲辰科的探花。我不知道黄赞元功名，小时候我就问过长辈，有人说进士，有人说举人，我推测他一定有功名的，否则也不会送到日本留学。

他就读的速成科大多数聘请日本一流学者担任老师，以及一些在司法、行政部门担任要职的人士。这样速成科的学生便迅速接触到了当时日本最新的法学知识和理论。这些人毕业回到祖国后，大多数成为清末民初政、法、学等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附速成科同学表。

黄赞元就是这批留日笫五班的学员，同班有仇鰲等人。课余他就到日本城乡进行调研。留日期间他也结识了华兴会的许多革命志士，他又在湖南政法学堂担任教习，他们讲授的教材就是釆用日速成科的课本。

早年黄赞元

他是同盟会会员，后来也是国民党员。他在参加革命后，结识了宋教仁、刘揆一，同他们志向相同，后来黄赞元也成了宪政派的骨干。他因宪政观点，脱离过一段国民党，后来虽回到了党内，但逐渐淡出了政坛。

黄赞元不仅将自己的家产不断扩大，参加革命后，经常为革命捐钱捐物，也担任过革命组织中的会计部主任。在推翻满清王朝后，他作为一个老同盟会员，又是长沙有名的开明士绅，经过层层推选为国会议员（他是长沙一区推选的），关于民国初年的议会选举，仇鳌有专门论述。黄赞元是第一届(1913年4月8日——1922年6月1日)国会议员，也是第一届国会第一期常会 (1913.4—1914.1)的议员。由于他的理财能力，他被新成立的财政部聘为参事，尤其为曾任总长的梁启超所器重。

在国会中，他是学法律的，便积极地为了国家新的宪政出谋划策，他提出的《地方制度》 修正案，议会很快得到通过。他是宪政坚定的忠实支持者，他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后补委员，他为民国笫一部宪法的诞生和维护立下了汗马功劳，宋教仁被刺后，仍是憲政讨论会成员，协助刘揆一捍卫着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后来梁启超、康有为组建孔教会，他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在国会开展的关于孔教的辩论会，许多次他都是推行孔教的主辩人。他很早就是梁启超的朋友，因此在梁启超在给人写的寿璋上，也将黄赞元附在后面（筱洲先生暨德配吴夫人七十双寿序）。他这一段政治活动是积极的，为推动社会前进努力着、探索着。

后来他参加了刘揆一发起相友会，随后该会与大中党合并。黄赞元还参加了由胡翔云组建的兰社俱乐部，并推选为副会长。《赵柏岩文集校注》中有赵柏岩在给黄赞元的书信中，表明了作者对纷乱时局的看法：“现在能用此策，以东海摄政，以合肥组阁，北方各省纲纪易 肃……不必自相残贼，蹂躏地方……我中国四千年之景命，或...。”他不赞成内战，主张通过议会和法律限制执政者的权力。

关于宪政和集权、孔教和无教，不仅刚从封建王朝走出的中国，就是现今的我国仍有不同的看法。他在那个转型、动荡不安的中国所进行的政治活动，正直的历史学家一定会给出公正的评价。

青少年时的黄赞元

黄赞元留学日本前，正是科举制度被废时期，虽然他当时还很年青，他不仅办了小学，还办了师范传习所。

师范传习所是培养小学师资的应急措施。据光绪二十九年颁布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各州县于初级师范学堂尚未齐设之时，宜急设师范传习所”。其招生对象是：“其学生凡在乡村市镇以教授蒙馆为生业，而品行端谨，文理平通，年在三十以上五十以下者，无论生童，均可招集入学传习，限定十个月为期。毕业后以准充副教员之凭照，即令在各乡村市镇开设小学。”

这样不仅使远离长沙市区他在家乡办的小学，就是长沙整个东乡新式教育也能够持续。师范传习所不久发展为简易师范，后来成了普通师范，从此在长沙普通师范培养出许多惊天动地的人物。

他在乡下办的学校称三邸小学，是长沙清末最早一批新式小学校。现在已经过了一百二十来年了，这个学校仍然在继续教书育人，这样历史悠久的小学可能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只是更名为黄塘（地名）小学。但在学校简介中，不敢提创办者黄赞元的名字，而只写我校历史悠久。

一些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该校就读过仍健在的老人，谈到这一段求学经历，都说对他们一生都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所小学当时不过是山区乡下的一所小学，现在也只是城郊边远处的小学，它至今仍在一代一代为社会奉献着育人的重任。

黄赞元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出任四川宪政筹备处主任，四川、湖南等省法政学堂教习、湖南外交司司长、浙江将军署秘书、长兴县知事。他早已是同盟会会员，同时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各种革命活动，辛亥革命胜利后，出任军政府法制局参事，后被选为众议员。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大展才智。

成就齐白石的关键

齐白石

齐白石自称“余数岁学画人物，三十岁后学画山水，四十岁后专画花卉虫鸟。”齐白石本来是一个雕匠（细木匠中的一种），他热爱绘画，在完成了对绘画各个门类的学习后，后来专门以卖画为生，并逐渐成为了一个在当地小有名气、衣食无忧的画家，当然他也会结交一些有经济实力，欣赏他画的购画者，齐白石和黄赞元家乡相距很近，黄赞元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湖南时，黄赞元和齐白石就已是朋友。

1919年春天，57岁的齐白石离开老家湘潭来到北京，这时北京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新文化运动正把古老的中国推向现代，西画传入、“美术革命”使中国画遭遇到了强烈的冲击。因此齐白石刚来时的画并不被社会所接受，他十分郁闷。他说“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

齐白石画呈现八大山人冷逸疏朗、笔墨扱简的风格，与那时审美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除了陈师曾等少数几个人外，能看懂其画的人实在太少，生意冷清。老人曾多次在画上题道：“香清色正好幽姿，种向深山孰得知”“未工拈箸先拈笔，画到如今不值钱”“冷逸如雪个，游燕不值钱”。由于他的画在北京不受欢迎，齐白石屡次搬家。

他遇到了艺术创作的瓶颈和挑战，也陡増生存的压力。在北京，他的画竟然无人赏识问津，他在艺术上也陷入了困境。

最初画坛的保守派骂他是“不登大雅之堂”、“俗气熏人”、“野狐之禅”等等。陈师曾就鼓励他“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然陈师曾在白石先生变法图新前的1923年辞世。

但是他并未退缩，也不束手就擒，更没有去媚俗而求存图财。

黄赞元家境富裕，他和齐白石家乡相距不远，又有很深的艺术造诣，自然会经常去买齐白石的画，从此彼此交往十分频繁。齐白石一到北京，就知道同乡人黄镜人也来北京当官。黄镜人（赞元）懂、又喜欢国画，他也会迅速知道齐白石也来到了北京，由此到了北京后，两人交往不仅没有中断，反而更加频繁。

文献介绍，除陈师曾外，黄赞元（镜人）和瑞光和尚也是齐白石在北京时三个艺友之一，可见黄镜人（黄赞元）艺术造诣很深，关系非同寻常。在齐白石举步维艰、生活潦倒时，黄赞元在一次宴请朋友时，齐白石也在应邀之列。当酒足饭饱，人陆续散去后，齐白石把他的新作递了上来，黄赞元问了一下润格，他随之附了款项，还略多些。随之黄赞元看了一下他的画作，在拿去存放的同时，还拿来一部黄慎的图册请齐白石鉴赏，齐白石后来写道：“同乡人黄镜人招饮，在获观黄慎画真迹《园图》;又花卉册子，八开，此人真迹，余初见也。”

几天之后，他大彻大悟，毅然反省道：“观黄瘿瓢画册，始知，余画犹过于形似，无超然之趣，决定从今大变，人欲骂之，余勿听也，人欲誉之，余勿喜也。” 过去他对黄慎的放笔写意画尚不太能接受，並以批评的口吻道：“此老笔墨放纵，近乎荒唐，较之余画，太工，微刻板耳。”“前朝之画家，不下数百人之多，瘿瓢、青藤、大涤子外，皆形似也。惜余天资不若三公，不能师之， 决定从今大变。人欲骂之，余勿听也；人欲誉之，余勿喜也。”

 黄慎虽以人物画著称于世，但他在花鸟画方面的成就也不可小觑。他吸取了宋元明清以来诸家的艺术精华，结合民间的大众通俗文化，开创性地以草书笔法入画，融会贯通，不拘一格，形成了具有个性和时代气息的艺术风格。黄慎的诗文、狂草书法，绘画被称三绝。曾先后三次到扬州，居留较长，与郑板桥、李(善)等往来友善，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

花甲六旬之年的齐白石破釜沉舟般实行“衰年变法”，求变革创新，实现了他艺术生涯上的第三次的突破和飞跃，成为了一代宗师和大家。

齐白石的变法不仅在花鸟、人物、山水，甚至书法、篆刻也随之而变，形成了简练、风趣、雄健的风格，线条古拙而随意，求神似而形不散，呈现出自己的超人风格。

最近从公布的信息得知，这部黄赞元的黄瘿瓢画册被吉林省博物馆收藏，它是从北京官古堂购得，如何到官古堂的，也可能以查出这个画册流动的端倪。（这就是成就齐白石成为国画大师的衰年变法的画）

现代金融的垦荒者

黄赞元是民国笫一届财政部的智囊，参事（司长），当时财政总长象走马灯一样不断更換，他出任过较长时间财政部参事（司长），对我国幣制的更迭（民国刚建时，他就是国家帀制局调查员），在国家开始用现代理念来维护金融的穏定，他起到了重要作用，黄赞元有两儿一女，他自己从事财政和经济，同时将自己的大儿子黄伯承送到复旦大学去学经济。

他是宪政派，他们的领头人宋教仁被暗杀，可见袁士凱和北洋军阀讨厌他们，但是他们不主张南北开战，主张用议会和法律约束执政者的权力。由于他既是宪政的坚定的支持者，又极力鼓吹孔教，这同孙中山的政治理念相左，和后来的继任者有着很大的不同。于是在后来南方为主建立的议会中，虽也有黄赞元，他並沒有参加会议，只想脱离政坛。他熟悉、热爱经济，自己还有一些资金，他想到了办银行，这在经济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自己容易操作，而起步和运转都较快。两湖当时几乎没有私人银行，他选择了汉口，这是九省通衢，经济比较活跃，离自己家乡比较近，又在老京城和新首都之间。

他除了选择合伙人彭希民外，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大儿子黄伯承也成了他具体的助手，于是中原银行（是国家注册的私人银行）开业了，自任总经理，这也是两湖最早一批的私人銀行。

1941年锦屏木业公司一周年，二排中髙个者为黄伯承

他觉得银行不仅是资金流动（汇通天下）、存储借贷，真正让资金有生命力，对国家进步发挥很大的作用，就是投资实业。当湘籍卸任总理熊希龄积极开展赈灾就济工作的同时，创建各类现代实业（如醴陵瓷业）。黄赞元认为我国现代工业以采矿（汉冶萍公司）、轻工业为主，它们是否进步，取决于机械，于是主动协助熊希龄投资机械工业，并得到主政的谭延闿的支持（附电文）。

儿子黄伯承想我国是以农业为主经济的国家，农业是分散的自然经济，如果从森林工业方面做些事，将会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黄赞元知道儿子心事，他正想投资实业，现在银行也走上正轨，于是答应黄伯承去从事的森林工业。儿子在长沙南湖港购地建集材场，建房和置地、经营木业，后来又将公司延伸到安江、洪江。不仅在南方现代森林工业独树一帜，也使自己财富得到增加。他逐渐把自己的产业交给大儿子管理，一方面张罗小儿子黄飞留学事宜，小儿子好动，不拘小节，个性也开朗，不适宜搞经济和学术，搞军事可能有些成就。他觉得空军全国刚刚起步，地方除东北外，都是空白，空军反应迅速、机动性强，空军在战争中又具有的这种特殊的优势，于是将黄飞送到法国去学习空军。

黄伯承经营着森林工业，虽然越滚越大，效益尚好。他虽赚到了一些钱，但是后来他见到上海的公债生意，日斗万金的出入，便有些心动，于是打算到上海去，决心在证券市场上拼博一番。自己曾在上海复旦学的经济、又经商十余年，完全有能力和这些脑满肠肥的上海佬，决一雌雄，这比在山中组织釆运木材，还是在溪河里验收木材码子，要轻松、舒服多了。

上海被人称作是冒险家的乐园，虽然有广阔的市场，但到处也隐藏着凶险。但他虽然觉得风险大，自己是学这个的，自己在商场上拼博了多年，完全有能力和这些上海人进行较量。在三十年代初，他抽出一部分资金在上海做公债生意来。他为人忠厚，上海的商业经营并不一定遵循经济的规律运行，三十年代最著名的芧盾的代表作“子夜”，曹禺四部名剧之－的“日出” 都是以描写上海公债生意的凶险和塑造各类人物为内容的名篇。

黄伯承的公债生意开始还算顺利，虽然没有赚大钱，但还是有些盈利。这实际上给他造成了错觉，吸引他继续在这件事上发展，如果他开始就亏了钱，他找出了原因，也会知难而退的，就是有些损失，也会很小，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人已沉浸在商海中，若要他从一时的微利中，发现危机，挣脱出来，那是很难、很难啊。他们从金融开始积累财富，也将在丧失财富，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就是一个金融垦荒者的遭遇。

黃飞已从法国学成归来，这时湖南主政的何键随即成立了航空处，并委托黄飞任航空处处长，还授予他少将军衔。实际上这是一支地方的空军部队，但要让建立的空军正常运转，还要不断扩大并非易事。

由于空军反应迅速、机动性强，空军在战争中具有的这种特殊的优势，于是蒋介石要自己的夫人宋美龄亲自掌管我国新建立的空军，还派自己的亲信具体管理着空军的有关事务。

当黃飞得知中央空军虽然政府所拨经费比他们多，也充足些，他们仍用飞机去运货、载人，收取一定的钱款用来贴补自己的开支。他于是也学样经常用飞机给商家运送药品和紧缺物品，有时也载人。可是后来有人怀疑他用飞机运输过鸦片，航空处确实是给商家运输的药品和其他物质，是否商家借此夹带鸦片，反正无人敢到机场检查飞机，也许有人是为了除掉他，找的一个口实。

黄飞在武汉被诱捕，随即被秘密处死，湖南省的空军从此夭折。虽黄赞元曾在政界混迹多年，但他和现今的执政者政治观点相左，不仅不能托他们关照，甚至怀疑这是他们有意为之，蒋介石命令只是假借的上方宝剑，为什么要不经审判，这么快就将小儿子枪毙。

虽全家都在悲痛之中，黄伯承的公债生意那里停得下来。开始公债那点微利也没有了，而是越做越亏，越亏越想搬本。这种公债生意根本就不遵循经济规律运行，它受着买办、军阀的操纵。他把带来的钱款全部赔了进去。他不甘心，想搬本，于是向我五伯借钱，做公债生意，正如同赌博一样，越亏越想赚回来，最后还是亏了。

他回长沙后，把南湖港十来间棚屋和周围一畝多土地顶给了我五伯，算是偿还借的那些债务罢了。

这两项打击对黄赞元是残酷的，他这时可能已经知道不仅权力、军亊和政治有关，就是经济也和政治及权力紧密相联。

不久日寇开始进犯湖南，而黄伯承此时已无力独力经营了，只能和别人在贵州锦屏合伙办了一个木业公司，经营黔东南和湘西南的木材生意。

1942年，黄赞元65岁了，亲人都打算给他做寿，黄伯承是在世的唯一儿子，又是老大，便乘船从锦屏沿沅江而下，在过洞庭湖时，风很大，他见坐在船仓口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妇女冷的簌簌发抖，于是把自己在里面位置让给了她们睡觉。从此寒风就直接向他侵害，黄伯承身体本来就很虚弱，他病了，回到长沙，积压身体中许多不利的因素，总的爆发，虽进行多方医治，他于1942年去世，那年他只43岁。

除了在外求学和身边他的一些晚辈外，黄伯承的妻儿大多在湘西安江和锦屏，那知安江发生一次大火把他们的木屋全烧光了，她们生活异常艰难。

游弋于文坛艺海和山水之间

自从小儿子黄飞死后，黄赞元不仅完全脱离了政治，就是经济上的事大多也让大儿子黄伯承操持。黄赞元吟诗作文，经常出席一些社会上的文化活动。

他被推举为船山学刋董事会的副董事长，“船山学刊”原名《船山学报》是由改革志士谭嗣同的老师，我国著名学者刘人熙先生组织湘籍学者创办，是我国现存刊出历史最久的一家思想文化学术期刊。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现为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和管理。于是黄赞元经常参加船山学刋的学术和经营事务。同时他也经常写诗、著文，发表于此刋物。

如：半亭寄木崖（船山学刋）作者：黄赞元1934年

半亭风月足淹留，历尽艰辛且退休。闲倚花栏颧蝶舞，倦眠石枕听泉流。吟坛迟暮追高适，意境清闲拟陆游。但喜萱帏春不老，浮名身外我何求。发泄着在政坛上沉浮，人生的感悟。

有时他也游历名山大川，并留下了一些诗篇，如遊华嶽七律一首 ：

怪石冲霄怪化工，从来西岳路难通；临深横渡苍龙岭，历险高寻白帝宫；百道流泉悬雪练，千章乔木响天风；此行为学长生诀，亲谒金仙玉洞中。

黄赞元还常在田野间游逛，即兴来时也赋诗一首：

欲访南郊又向东，参差庐舍绿阴中。

莺歌余韵花间路，蝶舞流霞柳岸风。

修祺兰亭他日约，寻诗惘水此心同。

纪游昨读坡仙句，谩和阳春夕照红。

 有时也和友人应酬作对，如九还山人见赠原均奉酬：

结庐僻在碧湖西，客至聊为黍与鸡。安得素心晨夕共，最宜晚景水云齐。补天无术惭心瘁，击楫何人愧耳提。垂老自欢休倦往，邻翁自欢醉前溪。一片斜阳古渡西，牢愁惊觉树顚鸡。诗于妙处风云活，梦到圆时物我齐。偶集耆贤同洛社，每从煙树认招提。莫嫌地僻阻深辙，乘兴还来钓小溪。

这样的诗篇有的发表于船山学刋和一些小册子（如金陵散曲），有的仅在友人中展示。当有人求他时，黄赞元也给他人著作写序（重刻劝修浄土切要的序）、题款。在我祖父去世祭奠册子“泷冈衍瑞”封面就是他题的，更多的时间他将自己在日本收集的资料，和多年在立法中的一些体会，著书立说，撰写了专著 “日本地租論”（中国历代土地资源史料汇编）、“战时国际公法”（政法学社、1913,237p）等，并出版和推向社会。他可能还留下其他著作、诗文以及论述，只因自己才疏学浅，加上时间久远，我已无能力在此一一列举了。

这时他也留下了胡须，穿上了长袍，乡人们后来都称他胡子老爹。

三十年代黄赞元和夫人刘云芳

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暴发，日寇加快了侵略步伐，开始大规模地向我国广大区进攻，北京的私立民国大学为了躲避战乱，南迁到了长沙，不久聘请他到该校法学院任教授，他除了流连于山水之间、读书写诗、参加船山学社一些活动外，现在有了一些具体教学任务，生活充实了不少。

我父亲和黄赞元有亲戚关系，却是侄辈，他在民国大学当教授时，我父亲也被任命为该校文理学院院长，叔侄俩成了同事，因此在解放前我年幼时，就常听父母谈黄镜人的概况，因为亲戚拐了点弯，我们都称他为镜人老爹，这样显得更亲切，也知道黄赞元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以后他一心扑在了教书育人，传授政法知识之中，他不仅减少了游山玩水、吟诗作对，虽他仍是船山学社副董事长，他也减少过问船山学刊之事，直到解放，船山学社移交给人民政府，他才停止参加学社的活动。

后来民国大学搬到宁乡，他就很少去上课了，抗战胜利后，他还把从湘西归来的孙儿黄安世送到这所大学就读，自然会增多参加船山学刊和学社的活动。解放后，该校并入到湖南大学。他已年迈，无心做事，两个儿子早已死去，他很想念远嫁他乡独生女儿，于是去了重庆女儿家里。

花鼓戏也能杀人

解放后长沙东乡大部划到株洲，那时还是湘潭县管辖，当时为了配合土地改革，湘潭县建设文工团编演了一部叫“柴山恨”的花鼓戏，内容是给狗做道场的故事，还有地主强迫贫下中农给狗披麻戴孝的内容，后在全县及相邻县各乡演出。

大伙都知道，文艺作品是可以虚构和夸大事实，可是有人要追查原型，于是把这件事安在了黄镜仁 (赞元) 身上，此时县下面的区政府就可以批准死刑，县里发了话，区里那有不去执行的。派人把住在重庆女儿家的黄镜人抓了回来，很快就被处决了。这样便发生了利用花鼓戏杀人的事情。

虽然他已75岁了，他的孙儿、女在那个环境中，都为了生存远离了老家，他一家佃户用蓆子卷起尸体偷偷埋了，还作了标记。直到九十年代，他的后人才重新进行安葬。

事实到底如何，他的曾是一个县团级党委书记的孙儿，在2017年临终前的病床上，用手写下歪歪扭扭的遗言（附图），他的儿女识别后，用宋字将其内容发在家族微信群中如下：

“微信“老黄家”开通以后，参加的人越来越多，看了非常高兴。从大家的交往中显示出，前人对后人有一定的凝聚力。我带着有病的身体想和大家说几句，那就是关于我爷爷黄镜人，据说他曾经留学日本，参加过辛亥革命，民国初年在北京财政部任司局长，退下来后回湖南长沙在民国大学当教授，这段时间回长沙老家做了很多好事，如修路、修桥、办学，救济贫苦人等。

可爷爷又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土改复查时被镇压的，这使人很难理解，我入团时妈妈告诉我这些事，要我向组织交代，所以在我的档案中都有交代。并且表示与恶霸地主爷爷划清界限，到80年代中期，有一些乡亲到田心找我大哥黄炳昱。都是为我们爷爷修坟墓之事来的。

因哥哥年岁已高，身患疾病，无能为力，他把这事交给我来处理。当时因种种原因，我也感到为难。后来还是我找到东乡（当时为株洲市郊区蝶屏乡樟桥村）多年来，我们老家已无亲人，但乡亲们知道我们是“老黄家”的后人都很热情接待。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有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还找来看我，还问长问短，这是我万万没有想象得到的。

几经周折，我在株洲龙头铺镇供销社后面宿舍找到万德文同志，他在土改时是土改干部；后来当了区委书记，他是黄家佃户万爹爹的儿子，已退休在家，经我自我介绍后，他和妻子黄一新同志热情的接待了我。我把乡亲们找我们要帮爷爷修坟的事和他们说了，并告诉他我和两个哥哥都是共产党员，又是党的基础干部，感到非常为难，万书记说你胡子爹爹（因爷爷留有长胡须，有不少人叫他胡子爹爹）的事情我很清楚，土改时，黄飞丹写了一个剧本叫“柴山恨”内容是描述黄镜人逼迫农民做“狗道场”的事，当时的长沙县委书记看了说：北有白毛女，南有南霸天，我们这里就是“柴山恨”枪毙黄镜人。

可事实在怎样的呢，我叔叔黄飞，曾经留学德国，从德国带回一只洋狗，养在长沙公馆里，“伙夫”是从东乡带去的，他儿子常去黄家长沙公馆，和那只狗慢慢混熟了，有一次他将狗带到东乡，人们见到这只又肥又大的洋狗，当时还是很稀奇的，有人出主意建议打了吃，后来真将狗打死后吃了，吃到狗肉的人不少，而且还有当地知名人物。

过了一段时间黄飞穿着军装，骑着马带着勤务兵从长沙回东乡老家，谈到自己从德国带回的狗不见了，（那时黄飞是湖南空军航空处处长），吃过狗肉的人听了非常害怕，怎么办呢？黄飞走后大家出主意，最后办了一桌饭以表歉意，要狗主人知道了还有一个交代，其实黄飞后来并没有追究此事。当时我爷爷根本不在湖南，在北京做官，并不知道这件事，剧本“柴山恨”硬把做“狗道场”栽到黄镜人身上。

以上是我知道的一些事，要小红告诉大家，解放初期，那场史无前例的土地大革命，出现一些偏差也是难免的。”

黄赞元的一生从未有过和共产党为敌，他孙子的遗言中只是要后人了解事情的真相，并告诫后人要理解这场运动。她们虽都因黄赞元被杀的事长期受到了牵连，各自仍在各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着，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许多入了党，有的还担任领导职位。就是从事专业技术的也是单位的骨干。

抗战甠利后，田心株洲机车车辆厂还是个刚迁回来以车辆维修小厂，从清华大学（实际上是西南联大）机械系毕业他的孙子黄炳昱就来到了这个工厂，成了这个厂撑门面的专家，也为国家守住了这个工厂，解放后他没有跳槽，继续为这个厂效力，我不知道他担任的具体职位，但我知道解放初他就是湖南极少的教授级科技人员，这个厂后发展为南车集团，也是现中车集团的骨干企业，成了国际上叫得响的企业。他肯定是这个厂由小到大的技术中坚力量。但因他的单位就在离他故乡不远的田心，他和家人自然经常遭到一些人的骚扰，受黄赞元事影响也最紧密，幸好他为人低调，这么多政治运动，没有经受大的起伏平安的过来了。

在国家倡导和谐社会已有许多年月的2018年，他家乡党报仍刋登了一篇花鼓戏“柴山恨”原型的文章，让我吃惊。我总觉得既使这不是一件虚构的故事，真的是黄赞元做过狗道场，为此把一位学识淵博、对国家进步有所贡献的老人杀了，也有些残忍和草率吧。

黄赞元是一位历史上留有痕迹的人，我搜了一下他的内容，1928年10月，我找不到他在长沙的任何资料，一个不在现场的人去做狗道场，能让人相信吗？我从他留下的文字和亲友的介绍，都未留下只言片语介绍他有宠狗的爱好，而且当时的文人都有玩物丧志的理念，知识分子大多远离偏爱小动物的习好。

刋登这样的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土改时杀人的随意？还是挑起人之间的仇恨呢？何况黄赞元做狗道场疑点太多。

我国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层面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我反复比较，无论是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个人层面来看，宣传随意杀人都是违背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那么这些人敢于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我怀疑这是为了封口。为什么呢？现在最吸引人眼球的是财富，黄赞元应该是当时湖南最富有的文人之一。

除了土改时分掉的财产，及城市中无人过问的房地产外，另外他还有收藏有许多的艺术品，到底有多少我不得而知，但影响齐白石衰年变法的黄慎（黄瘿瓢）图册应该是他的，还应收藏齐白石许多画作，还收藏有我们不知道的其他艺术珍品，加在一起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那么它们的去向，黄慎图集是公开认定为黄赞元所有，网上稍一搜，便得知吉林博物舘收藏，其来源60年代购于北京宝古斋，黄慎的《桃园图》藏于安安徽省博物舘。

黄赞元被杀时，他的后人都自顾不暇，大多远离家乡，怕和财富沾边，事事、时时和家庭划清界限，才得以生存。就是将家藏的艺术品出售或捐献给国家，应该有记录，我估计这种可能性很小。如果分了，一般是有记录的，就是“柴山恨”株洲市郊区文史办也都有收藏。如果没有，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土改时，有人趁乱将这些艺术品偷走，据为己有。这样的人必须有点文化，我不觉想起和柴山恨追原型杀人的有关人员，而他们也一直是要黄家后人闭口的人，于是反复打击，既使到了国家倡导和谐社会已有许多年的2018年，还不停手。这就是我怀疑其是为了封口的理由。

我建议有关部门也可以顺着这条线索，挖出一个大盗，从黄慎图集、齐白石解放前的作品中，也许就能厘清这些艺术品消失的轨迹，还可搞清这桩杀人案的真相。

黄赞元的两个儿子早在三、四十年代早期就死了，他的孙辈健在的不多，都八、九十岁了，这个大捧仍在挥舞，它是砸向他的重孙辈以下的后人，也就是说让我们人民之间的仇恨世代相传，我们提倡的和谐社会和对土改的正面宣传和介绍，也被他们搅得面目全非。要知道他的一个在国外多年的后人，在华为遇到困难今春，他回国加入了华为专家团队。

黄赞元的一生从未和共产党为敌过。土改时，年迈的黄赞元正在唯一健在的女儿家安享晚年，又是远离长沙的重庆，他守家的后人自从花鼓戏“柴山恨”在全县各乡演出，而且又影射是黄赞元，因为害怕，随即远遁，他们家没有一人对抗运动，不仅土地、山林、房屋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钱财仍其分掉，就是城市中的房地产不敢过问，那些珍藏的艺术品更不知所终。

我们湖湘士子为了推翻帝制，塑造共和，出了黄兴、蔡锷、宋教仁一批英雄，但也应知道，还有黄赞元等一批中坚分子的支撑，才完成改朝换代的伟业。我们湖湘文化至今仍熠熠生辉，除了王船山、王闿运、谭嗣同……一批大家，也有一批象王赞元的士绅的精心培育才得以传承。

既然有人在地方党报上刋登花鼓戏追原型的内容，我建议长沙地方史的专家对黄赞元进行研究，也建议监察部门和公安机关对这个历史沉案进行复查，也许还能查出一个大盗来。我这也是为了高歌我们国家的主旋律，提笔写下上述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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