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杨柳，1955年生于北京，1963年上小学，1974年下乡，1977年上大学，1982年工作，2010年退休。经历简单，心直口快。
高考故事
1976年12月底，我从插队的大兴县南各庄公社回到城里，经过一个寒假的简单培训，成了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分配工作的时候，我选择了我读初中的学校，它和我家只有一马路之隔。比起那些被工厂、服务局、市政、房管所招工和依然留在乡下种地的同学，我算是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的教书生涯刚刚过了一个学期。一切都还不错，跟学生相处得挺好，讲课也能对付，但是从未想过以自己的水平和能力能否长久胜任。一次闲聊，教导主任问我想不想考大学，我说没想过啊，又问文科会考些什么。我的学校是从机关子弟小学“升格”的中学，主任就是原小学的主任，也是我家隔壁邻居、我中学同学的家长、看着我从小长大的阿姨。她的文化不很高，家里孩子都赶上上山下乡，最高学历是高一，所以也没有高考的经验，答曰总有文史哲之类吧。这是我唯一的“高考咨询”。不久，学校给参加高考的老师放十天假，要好的同事差不多都准备回家复习，更有知心的朋友激励我说你干吗不考啊。既如此，就考吧。于是找了史地政的复习资料，似是而非地用起功来。填报志愿时，四个空格，依次填了北大中国文学专业、广播学院编采专业、北师大中文系、北大汉语专业。我就像一只初生牛犊，完全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怎样一群老虎。我的逻辑很简单：既上就上好的——北大中文；当记者也挺好——广播学院编采；现在既是教师，也报个北师大吧；还剩一个怎么办呢——文学上不了，念汉语也行，虽然汉语可能不像文学那么有意思。无知者无畏，就这么上阵了。第一门考政治，知识部分虽有一些盲点，总体还靠得上谱；论述题则完全不懂套路，自说自话地写了一通，考完回来才知道每个论述题都有要点一二三，是给分的依据。第二门史地，历史复习得相对充分，地理基本没有学过，复习时也没太重视，只能摸索着答。有道题问坐船从上海到欧洲（非洲？）某地，经过哪些海域和海峡。在心里把地图想了几遍，怎么也想不起那个耳熟能详、呼之欲出的马六甲海峡的大名，只好补了一个天气预报里经常听到的巴士海峡。还有一道题要求解释我国季风气候，“季风气候”这个词我几乎是第一次听到，想来想去，实事求是地答了夏天刮东南风，冬天刮西北风。语文应该是重头戏，但知识部分已不记得考了些什么，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写了粉碎“四人帮”那年在乡下修水利的一些事，感觉还不太坏。可回来后专业人士分析说，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应该写“这一年”即1977年而不是“那一年”或“某一年”的事，否则就跑题了。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数学本来是最不乐观的一门。因为觉得太难，反而无心复习，只在临考前两天通读了高中数学课本，能记住的就记，记不住的干脆放弃。出门之前对家人说，我可能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因为考场离家很近。拿到卷子一看，一道三角形面积是太简单了些；一道函数图像的公式昨晚居然背过，赶紧写在边上以免忘了；还有几道特别基础的乘法公式、解方程等等。三角函数的几道题就不管它了，sinAcosB，上学的时候就没弄明白。 四门考完，一身轻松，就把这事放脑后了。有几天，同事们传说谁谁、谁谁过了体检分数线。那一串名字里没有我，我很无动于衷，本来也没觉得这事儿和我有什么关系。忽一日，得校领导通知，某日去某医院体检，倒是令我颇为意外，当即问是否传达有误。虽然被告知无误，但体检和录取的区别，我还是清楚的。不久放寒假，跑到父亲的一个郁郁不得志的老战友那里见识了一下张家口外的严冬。这位叔叔读过些书，早年在军队挨整，父亲为他抱过不平，于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和一个小老粗有了终生的情谊。叔叔听说我报考了北大，把我一顿好夸，同时极力贬低他的战友。他不知道，在我心里，高考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只想着开学以后怎么继续对付那一班花季少年。而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几乎再也没有见到我的学生们。新学期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班主任和他们一样成了学生，而且是她不曾梦想过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那一年，我所在的中学参加高考的老师，全部榜上有名。其中三个考上了北大，分别是图书馆系、地球物理系、中文系，其他的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河北大学、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外交学院等。同事们的努力都没有落空，可是我知道，如果按实际的水平排下来，更应该上北大的肯定不是我。我是怎么考上北大的，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好几年以后，一次偶然的谈话跑题，谢冕老师（1977年他负责北京地区招生）说，因为第一志愿报了北大文学专业而又全面达标（当时除了分数还有其他若干标准）的人数不够，他从一大摞备选者的档案里一抽，就抽出了我的，看看作文写得还算不错，就放进了录取之列。我由此以为这就是我进北大之谜的答案——“备选”者，即报了北大而分数比录取线低了一点的，所以在另列中候着——既觉得万分幸运，又感到十分惭愧。又好多年以后，把这件事讲给张剑福老师听，他说我的分数肯定上了线，否则不可能备选。他有全班同学的高考分数记录为证，可那记录本暂时找不到了。我当然愿意相信张老师的话。无论如何，我上了北大，有意无意之间，走进了无数人心向往之的最高学府，也迈出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步。我不是一个目标明确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得到了命运的特别眷顾。我想，他不会只是想让我在这所美丽的大学里认识四十八个来自天南地北的同学，和他们一起度过四年快乐时光吧。如果我人生八十年，分成三段，北大四年正是第一段的结尾——毕业时我将二十七岁。而现在又是第二段的结尾，在这个二十七年里，这所学校、我的老师们同学们给予我的一切愈加彰显——所谓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从懵懂到清晰，大部拜他们所赐。知人知己，知天高地厚，当自这四年始。为了写这篇文章，翻箱倒柜找出了毕业时和同学们相互留言的小本。一页一页翻看，好像同学们一个个向我走来。李志红，我的第一个室友（一室五人，两位七六级的大姐，一位新闻专业的新生，还有我俩），经常穿一身褪了色的咔叽布男式蓝制服，说话时总是一对大眼珠子直盯着我。后来她解释说，她是深度近视，不愿意戴又厚又重眼镜，配了当时很新潮的隐形眼镜。眼神发直，实在是隐形眼镜戴得不舒服所致，看什么都得盯着，不光对我。她办事最讲认真，我自恃年纪比她小，经常成心捣乱，弄得她五脊六兽。她一直忍让我，最后还给我留言说：“我始终认为你是一个本质上很好的人！”谭桂兰，小谭，她不是漂亮姑娘，巧手灵心，特别内秀、善良，想起她心里就软软的。我们性格很不一样，可是有一种互为依托的安稳感觉。毕业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因为工作地离得近，我和小谭来往很多，少年心事，青春烦恼，无话不聊，够得上“闺蜜”了。几年以后，她离开北京去了遥远的新西兰，那片举目无亲的土地。我在留言里说要给她一个“伟大的报复”，她问：“你将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报复呢？”我已想不起那是怎么回事了，不知道远方的小谭是否还记得。王小平，可不得了，留言跟人一样，什么“接受你的挑战”啊、“不打不成交”啊，火辣辣的。因为我们分到了同一个单位，她还要我在她调皮捣蛋偷奸耍滑的时候给她打掩护。我呢，警告她不许给我使坏，还特怕她万一当了官儿管着我。黄蓓佳的留言略显忧伤，让我想起当时情景。小黄聪明灵秀、多才多艺，不光小说写得好，还会演戏、织毛衣、做衣服（完全手工缝制，款式新潮），冷烫精刚刚上市，她就张罗用冷烫精给我们烫头发，把筷子撅短了做发卷。一段时间里，我们好几个人的狮子头都是出自她的手笔。我给她的留言里说：“小船（小黄有篇小说《小船，小船》）驶出了港湾，托起它的，也许有一滴从天上归来的小小的雨点（我有一首诗《我是雨》）。”是想绕着弯儿安慰她吧。十几年后，家中小学生读完小黄阿姨的《我要做好孩子》，竟至嚎啕大哭：“他们都没有童年！他们的童年这么快就没啦！”小黄阿姨的故事，真是写到孩子心里去了。重读夏晓虹的留言比较费劲，她的字比绿豆还小，一个是一个，个个不清楚。只好一边辨认，一边感觉着永远冷静的夏晓虹，同时想象着一个场景：在皮毛二厂（？）的车间里，一个瘦瘦高高的姑娘，手里拉着一根线，线的另一头拴着一块吸铁石；姑娘走来走去，掉在地上的小钉子都被磁铁吸起来了——这种先进拾钉法是她为照顾自己的特点而发明的。我们经常捧着各种歌本儿，在宿舍里高唱全世界的歌曲。她从不抱怨我的不靠谱的嗓子，只管展现自己浑厚的女低音。老宋和老颜的留言抬头都是“杨柳同志”，令人精神一振；老黄、老江、老刘、老杜诸位，谆谆嘱咐，也是学兄风范。最没风度的是刘德联，居然说他曾经想把我从英语课堂上“一脚踢出去”，想必也是我没少欺负老实人。不过他又希望我“在不远的将来，带一个小刺猬来看他”，看来还是喜欢带刺儿的。最有效率的是朱则杰，有诗无类，一首 “留别同学诸君”，抄送了每个同学。最能写的是小卢，洋洋洒洒六大篇，跟我玩儿“葛”的。还有一条，当时觉得挺漂亮，现在一琢磨，是拐着弯儿给我指道儿呢：“你不是附丽于岩的枝柯，你就是你——水边婀娜的杨柳。后者应当对着前者说：彼可取而代之！”李彤，真能转文。现在想起他学林彪在天安门上念毛主席“五二〇”声明的音容，腹部还隐隐作痛。留言本上，还记着张剑福老师临别时对我们的嘱咐：“清清白白做人”。那四年里，跟张老师见面的时候并不多，有时一个学期也见不到几次。张老师的话也不多，对每个同学的了解和关心可不少。这是我的另一个幸运，从小学到大学，我的老师都是最好的老师。现在，我可以对我的老师们说：清清白白，老师，我做到了。
二十七年过去了，世界变得很小，可是我们仍然不能把每一个同学都搜索出来，到这里聚会。有的同学已经多年不见，想起来还是当年的身形样貌。三位同学早早地去了天堂，他们真的不该如此心急。一九八二年的毕业留言墨迹已淡，写下这些留言的人呢？除了鬓染白霜，你还有哪些改变？杨柳老弟：
咱哥俩儿也一块儿混了四年不是？就这么着，树倒猢狲散，各奔东西，寻思着，心里真有点不是滋味儿。你大哥是个粗人儿，窑花子出身，这一程子有照看不到的地方，您多包涵。好赖咱哥俩儿也离得不远，有啥子用得着老哥们儿的地方，尽管说，咱不敢说大包大揽，肯定尽力给哥们儿办就是啦。你这老弟不赖，咱过得着，交情在这儿哪。大哥虚长了几岁，可服你！你说，你的性子咋就这么好，那心里就跟明镜儿似的。要说本事，更不得了啦，写个长短句儿，那么有味儿，东来顺的涮锅子也比不了。写个文章吧，哗啦哗啦一大片，老哥们儿看着都眼晕！……行啦，看得起老哥们儿，就勤走动着点儿。破室陋家，要说能如何如何招待你，不敢吹牛。到便宜坊、全聚德叫上俩菜，喝上二两，咱还不至于过不了年关。你大嫂也是厚道人，你这样的贵客，巴结还巴结不过来呢。记住了？行，咱不留你，走好。天儿挺凉的，没多穿点儿？留神门槛儿您哪！行，回见！慢走您哪！
陈建功
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
建功大哥，好哇您哪！乐坏了我了！往少说，小弟也得多活它二十年，全托大哥这一片话的洪福哇！
小弟我是无名之辈，孤陋寡闻之人。可您那骚鞑子啦，棺材瓤子啦，辘轳把子啦，咱是不错眼珠儿地瞅过，支棱着耳朵听过啦。还能说啥？不赖，就是好呗！
就这么着（zhao，阴平），大哥看得起小弟，小弟也敬着大哥，该上哪儿吃、上哪儿喝，咱们抬脚就颠儿。自（zi，阳平）要您吐个话儿，甭说是便宜坊、全聚德，即便是北京饭店、老莫餐厅也没二话，不就是两根儿筷子换成一刀一叉吗，照样吃它个满嘴流油！那些个红颜绿色（shai，上声）儿的洋酒，可劲儿喝，没个醉！大哥甭担心，不瞒您说，小弟自出娘胎，还真不知道什么叫年关呢！
往后，少不了求着大哥的时候。咱也不客气，哥们儿弟兄，手足一个样！倒是大哥抬举小弟那一番话，真叫我这耳朵（dou，平声）根子冒了火了。要说小弟这半瓶子醋，可真经不住大哥您这么一晃荡啊。
真格的，咱那大嫂子，小姪女儿，虽没见过面，这心里头也老惦着她们呢！得，长话短说，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全仗大哥担待了。
前一段儿完全照抄，只是把“门坎儿”改正为“门槛儿”（这是编辑职业病，已经被老陈骂了几回）。后边这段儿改了几处，加了注音。边抄边想，人家老陈是写家，我可跟着谝什么呀？听着跟一唱一和似的！记得当时老陈说：行，杨柳，你能写小说！可惜我听是听明白了，根本就没往心里去。更可惜的是，这都小三十年了，也没什么事求过老陈，虽到过他府上，可是叫俩菜喝二两的事儿，我怎么就给忘了呢！在这里讲我的高考故事，似有自鸣得意之嫌，或许招人妒忌。晚生的学弟学妹们会说：啊呀，你上北大这么容易！你们可知道，我的四十多位同学，那一代千千万万考上了和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的时候，人在哪里，心依何处？我不过是他们中的一个幸运儿，付出有限，得到很多。为此，我既惭愧，又骄傲。这篇文章之后，又快十年过去了。每当回到校园，走在林立的高楼之间，常常想起那些树木掩映的灰色建筑，它们已经不复存在；那些房子里有我们呼吸过的空气，空气无色无形，不散不见，但永不消失。（苏牧说，32楼被拆时他为我们每人抢下了一块灰砖以作纪念。可他用什么证明那些砖的来路呢？）
北大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