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情丨吴颂今：井冈山下种南瓜，一首歌牵出姻缘线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吴颂今，江西南昌人，1980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历任《心声歌刊》副主编、中国唱片广州公司高级编审、颂今音乐工作室艺术总监。创作声乐、器乐作品5000余首，编录唱片300余种。国家一级词曲作家，资深音乐制作人。

原题

生命中冒出一棵翠竹

作者：吴颂今

《井冈山下种南瓜》这首歌，不仅是我的成名作，而且也是我的姻缘作。正是这首歌牵出了我的爱情之线，从而缔结了一段幸福婚姻。

早在1972年，我便开始和安源路小学合作，和学校里好几位老师成了朋友。那时我并不清楚，我那生命中注定的姻缘就在这所学校。当时，为了婚姻的事，我还暗自着急，身边的一些好心人为我介绍对象，我也忙前忙后屁颠屁颠地跑去见面，见过之后，总觉得不是那种感觉。

在那前后几年，留城的同学们陆续开始结婚了。比较倒霉一点的是下乡的那些同学，国家提出的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其表现是和农村姑娘结婚。如果真的娶了个农村姑娘，他们一辈都完了，因此，谁都不敢谈婚姻的事。同学一个一个结婚，拿到喜贴，心里颇不是滋味，又不得不去祝福人家。

那天是一个初中同学结婚，他妻子是江西纺织厂的女工。我能够出席他的婚礼，彼此聊天的时候，同学向妻子介绍我，自然是吹嘘一番，他的妻子听说我是个名人，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他便趁机说，吴颂今还没有女朋友呢，你不是有很多同学在南昌吗？你帮他介绍一个呀。这种话原本是常听人说起的，那时候的人，似乎很热衷于替人家介绍对象。她真的对我说，她有两个中学时的同学，和我住的地方很近，两人都在安源路当老师，并且表示要为我介绍。此时我已经27岁，尤其是输给那个排长之后，我真的有些急了。既然人家要替我介绍，我也就半推半就。

她将两个同学的情况向我介绍了一番。两人和她一样，都是九江人，后来上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正要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直到1968年，她们被分配到横湖的一个劳改农场当知青，后来又抽到横湖农场子弟小学当老师。随着学校教育的逐渐恢复，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因为有很多老师在文革中被下放了，因此又从下面调了一批年轻教师上来，她们就这样进了南昌。她谈到两人的情况时，我当即对其中一个大有好感。

说起来真的是缘分，我之所以有好感，一是因为她的名字，二是因为她的家庭。她名叫张竹华，不仅名字很雅，而且我沾了些文人气，对竹有一种偏好，何况我的两个嫂子，大嫂名叫谢晓松，二嫂名叫龚柳英，三人的名字凑在一起，虽然不是松竹梅，却是松竹柳，很有关联性，似乎天生她就是我们吴家的媳妇一般。而她的父亲是九江邮局的会计师，和我父亲同属一个部门，又同样是会计师。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一种冥冥中的缘分。

两口子知道我对张竹华有兴趣，就说，等过段时间，我把她约来，你们见见。

不久以后，他们打电话到我的厂，让我去他吃晚饭。刚到没多久，张竹华来了，我一看，可以说除了个子稍矮点之外，各方面都非常满意。当年的人选对象，身高不算了大问题，何况她是女性，矮点自然没所谓。当时，她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文静，比较内向，语言不多。我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她一直都是很害羞的样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几乎不怎么说话。到了晚上，她告辞要走，同学的妻子便说，吴颂今，你住在安源路，你能不能帮忙送送她？这话一说，意思就非常明显了，何况，都是成年人了，只要一看那种情景，多少也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送她回学校，毕竟不是太熟，在这方面又非常害羞，一路上我们几乎没有讲话。到了学校门口，她叫开门进去，我们也只是淡淡地道了一声再见。第二天上午，同学就打电话来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还不错。我很想问问张竹华对我的态度，可又不好意思，始终没有开口。

十分凑巧的是，当天我接到文化组的电话，是贺大航打给我的，他说，你马上到文化组来一趟，有关《井冈山下种南瓜》的事，我们准备推荐给《战地新歌》。我一听喜坏了，当即向车间请了假，骑着自行车赶去市区。在文化组接待我的是林向毅，他对我说，征集小组一致通过推荐我的作品，不过，推荐之前，还有很多事要做，不能就这样送到北京去，要先制好录音带，将录音直接送到北京。有关录音的事，他们已经安排好了，让安源路小学负责。他当时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直接去找安源路联系。

就算我不信命，拿到这封信的时候，也感到某种命运的安排。昨晚才见过张竹华，今天命令又将我送到了安源路小学。而且，为了排练这首歌，今后我还需要经常出入这所学校，自然有机会见到她了。

我赶到安源路小学，将介绍信给门房的师傅看了一下，他说这件事要找红小兵大队部联系，并且指着二楼的一间房里，大队部在那里，你直接上去吧。红小兵是文革的产物，实际相当于文革前的少先队，组织机构基本一致。我来到二楼，看到一扇门前挂着红小兵大队部的牌子，敲了敲门，里面答应了一声进来。我推门进去，看见张竹华坐在里面。

张竹华看到我，猛地愣了一下，脸色一下子非常难看。我能理解她当时的心情，她或许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地道，这么鲁莽？我们昨天才见过面，你今天就找上门来了。她以为我是为了介绍朋友的事来找她的。我的朋友当时只向我介绍说她是语文老师，并没有说她是红小兵大队部的总辅导员，我也没料到会直接和她打交道。看到她不高兴的样子，我知道她误会了，立即拿出介绍信，对她解释一番。她看到介绍信，知道是误会了我，脸色立即缓和下来，便和我谈公事。

安源路小学的红小兵宣传队是全市最好的，常常会接受市里的任务，对于这类事情，她是见得多了。她表示，既然是省文化组的要求，她们会全力配合，到底应该怎么办，你说个方案。我便说，要组织多少人，由我来排练，排好后还要去电台录音。整个过程都是在谈公事，如果说曾经夹带私事的话，便是我向她介绍《战地新歌》在全国的分量，表示能够被选上是多么不容易，对我个人以及整个江西省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

商量结束，我便向她告辞，整个过程，没有一句提到前一晚的见面，也丝毫没有谈到她的那位同学。因为我不清楚她那个同学是否将那种意思告诉她，怕自己说错了话反而把事情弄糟了，因此与工作无关的话，我半句都没提。这一点，可能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我去找她联系工作之前，她的同学实际已经向她说破了这件事，她当时的态度是未置可否，既没有说行，也没有一口回绝，那就是以观后效的意思了。难怪我第二天见到她时，她会那么大的反应，她大概误以为我从她同学那里得到消息，然后赶去追她的。几天之后，我再次来到安源路小学，张竹华已经将孩子们组织好，再次见到我，她显得很矜持，同时也有点羞羞的女儿态。我心里是很滋润的，却要故意装矜持。

我教孩子们唱歌，她便在一旁看着我们，偶尔出面帮我维持一下纪律，我们之间配合十分默契。到了时间，我向她打声招呼，便离开了。她还要照顾孩子们，也只是起身将我送到门口，我们之间，从未涉及过工作以外的事。几个星期后，排练差不多了，接下来是到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录音。这次的工作，至此告一段落。她的同学反复问她，对我感觉怎么样，她几乎没有回答，算是默认了。

安源路小学有一个姓林的老师，和张竹华的关系很好，就像她的大姐一样。估计张竹华把这件事告诉了林老师，林老师也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便极力要促成此事。我因为经常在这间学校出现，和林老师也见过面，只是不十分熟悉。有一天，林老师约我去她家玩玩。我不明白林老师是什么意思，便问张竹华，她说，既然她请你，你就去嘛。我明白了，在这件事上，她们两人有默契。我知道林老师有两个孩子，便买了一只铁盒装的礼盒糖带过去。我到时，张竹华已经在那里了。林老师做饭，张竹华要去帮忙。林老师说，不用你帮，你就陪陪吴颂今。从林老师的态度可知，她是赞成此事的，并且正在为我们而努力。

有了这些前提，我和张竹华之间的事，虽然没有捅破，却也是一个开端。有人从中介绍的好处，便是当事人不需要最后的冲线。而世界上之所以留下诸多情感憾事，也在于许多人缺乏最后冲线的心理准备和素质。一切平淡如水，一切又浓酣如蜜。只要有时间，我便往安源路小学跑，连门房师傅都熟悉我了，进门不需要再解释一番。张竹华虽然是总辅导员，可音乐教师不是她，大队的活动，主要是几位音乐教师在支持，他们原本就和我熟，见我经常往那里跑，渐渐也看出了一些门道，便拿我们开玩笑，也在张竹华面前替我说了不少好话。毕竟，我认识他们早过认识张竹华。

这一过程很长，前后有大约半年时间。我虽然经常往她的学校跑，可总是有第三者在场，我们从未单独相处过。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是太害羞了，完全可以约她出来看电影什么的，但我没有。我不敢，担心把事情搞糟。

直到1974年初，文化组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一趟。我赶去之后，先见到的是贺大航，他一见面就向我表示祝贺。我还不明白是什么事，他说你去见老林吧，他会告诉你。接着我去见林向毅，他说，已经接到北京的通知，我的《井冈山下种南瓜》被《战地新歌》选上了，第三辑用。听到这个消息，我欣喜得发狂。因为我知道，江西虽然报上去了，最后是否能够通过各项审查，我心里没底。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当初对这首歌确实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可以说差一点就落选了。原因倒不是南昌市那些人认定的是不是儿童歌曲的问题，而是我的家庭出身问题。在严格的政审制度下，我的家庭出身是经不住推敲的，江西省上报的时候，也会提供一份有关我本人的政审表，这份表中绝对不能忽略的一个污点便是，我爷爷是地主，而且是被人民政府枪毙的。因此，文化室有人提出，此人政治上有污点，他的歌不能用。后来有几位军队音乐家出面替我说话，最终才获得通过。

离开文化组，我兴奋得发狂，骑着自行车，一路高歌，双手竟然脱了车把。幸好当场没人见到，否则人们会说，一向循规循矩的吴颂今是不是疯了？那时我确实是疯了，这个特大喜讯，我想告诉的第一个人就是张竹华。我赶到安源路小学，将这个消息告诉她。我说我太激动了，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喜事。她听说之后也非常激动，但那时的人都含蓄，仅仅只是说了句太好了。

1974年5月，《战地新歌》第三辑出来了，我一下子成了江西的名人。我和张竹华的关系，始终没有太大的突破，基本还保持在地下阶段，知道这件事的，仅仅只是一个非常狭小的圈子。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一出名，什么好事都找上门来了。有些人听说我还没有女朋友，便主动找上门来，还有些平常认识的女孩，也都主动和我亲近，她们的意思十分明确，就是要和我谈朋友。我仔细分析了一下情况，最终认定，还是张竹华比较符合我的心意，因此拒绝了其他人的好意。

我成了南昌市文化艺术领域的新星，此时，江西省的文化艺术活动也开始渐趋活跃，各种活动非常多。整个文化系统，对我是异常青睐，各种活动都邀请我参加。这年的夏天，南昌市在庐山举办文艺创作学习班，又通知我参加。我们在山上住了差不多一个月，山下虽然是夏天，山上去极其清凉，尤其到了晚上，倒是显得冷了，我们常常不出门，待在房间里捂被窝，学员们相互开玩笑，说我们到庐山坐月子来了。

在庐山期间，我和张竹华一直通信。时隔不久，接到她的来信，说即将上庐山，因为省里在庐山上搞活动，安源路小学的宣传队奉命上山为这次活动演出，她也随便帮我带点衣服上来。我原想，两人都在山上，应该很容易见面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她和几个老师带着一群孩子上山，白天要排练，晚上演出。山上地形特殊，弄不好可能出危险，老师的责任非常之大，他们轻易不敢远离孩子。

有一天晚上，我向她表示，希望和她一起出去走走，她听说过很犹豫，最后还是说，你等一下，我去找她们商量一下。那些老师听说她要和我出去约会，便竭力撮合，说去吧去吧，你放心，这里有我们，不会有事的。她因此打扮了一番，走出来见我，我问她怎么样，她不答，只是说，走吧。我们一起走出了她的住地，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坐下来，开始了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约会。

庐山的夜幕下，我们同坐一块石头。那个晚上的时间过得特别快，似乎才刚刚坐下，便是几个小时。我们谈话的主题，与感情没有半点关系，主要是她在谈她的工作，谈宣传队，我在谈我自己的一些事情。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这是我们真正开始恋爱了。我们的周围，有很多不知名的树呀花呀，天上有一轮弯弯的月亮，我们两人坐着同一块石头，相距那么近，山风吹来，我能够闻到她头发的清香。我想，这就是真正的花前月下了，这就是人生的浪漫极致。文革结束后拍的那部轰动一时的电影《庐山恋》，那种浪漫的感觉，也就是如此了，和后来的浪漫相比，差距确实巨大。

庐山那次约会之后，我们的情感明显地靠近，以后，我再去她的学校，往往会选择晚上，那时候我真是很笨，竟然没有主动约她看电影什么的，说起来，一切都还是她主动。我去了她的学校，她住的是集体宿舍，自然不可能在宿舍里见我，便对我说，你等一下，然后换件衣服出来。我也不清楚要去哪里，只好跟着她，她打开一间教室，我们便一起走进去，在课桌上并排坐下来，东拉西扯又是一个晚上。

有一天，她对我说，我妈过几天要到南昌来看我。我一听，立即意识到，她妈妈要看的不是她而是我，这是丈母娘相女婿来了。这无疑说明，我们的关系，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见家长意味着离婚姻已经不远了。

此时，我已经和邻居换了房子，新房有20平方米，够大的。我找了几个朋友，利用休息时间将房子隔了一下，前半部分成了一个小客厅，后半部分则是卧室，整体看上去，还真像那么回事。她在南昌没有亲戚，母亲来了肯定没地方住。我对她说，不如让你母亲住到我那里去。她说，到时候再说吧。我说，你妈妈来了，我应该请她吃餐饭，她喜欢吃什么？我说这话原本是一种试探，她很快便接受了，说，她喜欢吃稀饭。

听了这话，我心中一喜。在做饭方面，我是继承了父亲的弱点，虽然比父亲稍强，实际也是非常差的，做稀饭还算凑合。事后一想，她喜欢吃稀饭实际是给我出了难题。如果吃饭，我完全可以准备几个菜。现在是吃稀饭，如果准备一些鱼呀肉呀之类的菜，她妈妈或许不仅不说我热情，反而觉得我不会过日子。但如果不准备任何菜，仅仅只是稀饭怎么吃？难以下咽嘛。

这事可真把我难住了，我只好回到单位去找小雷，他们夫妻比较会过日子，对付这类事应该有办法。小雷夫妇听说我是要招待未来的岳母娘，便拼命给我出主意，既要让我不显得失礼，又要让对方觉得我会过日子。他们说，吃稀饭不能没点小菜，菜做丰富了肯定不行，可以考虑弄一个榨菜一个花生米，光稀饭还不行，应该准备点馒头花卷之类。

馒头花卷以及榨菜从市场上可以买到，花生米却是一大难题。大概因为多年来粮食极为紧张的缘故，农民很少种花生，即使种了，也不属于统购统销范围，除非过年过节，市场上基本见不到花生出售。后来，我托了宣传队一个家住农村的同学才弄到半斤花生米。令我没有料到的是，油炸花生米是一个非常技术的活，比炒一个菜还难。花生米放进油锅里，火候难以把握，一会儿就糊了。

岳母到的那天，南昌下大雨，我和张竹华一直去火车站接她。她带着小孙子一起来的，接到他们以后，我把小孩子背在身上，张竹华则挽着母亲打着雨伞去挤公共汽车。我请老人家去我那里住，可她不肯。大概考虑到初次见面，印象如何还没有确定，不好走得太近吧，坚持要住在学校里，结果祖孙三人挤在一张很小的单人床上。

第二天，他们一起到我家吃饭。显然，吃饭只是过场，她是想借机到我的住地看一看。整个吃饭过程中，老人家话不多，态度很祥和，很沉静的样子，她们母女在这方面非常相似。吃过饭之后，我送她们离开，她也只是说了几句客套话，从她的表情语气中，我完全看不出她对我的态度。

几个月后，到了1975年，张竹华要放寒假了。假期她不可能留在南昌，离开之前，我去见她，她问我，春节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说没有。她说，那你到我家去过年好了，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我妈叫你到我家过年。我一听，顿时心花怒放，这说明她妈妈已经认定我是她家女婿了。

新女婿第一次上门，按照当时的风俗，肯定是要送礼的。当时的生活水平低，物资供应极其紧张，送礼也很有讲究，一般都是想办法弄些紧俏物质。我和南昌服务大楼比较熟，就托关系买了一条大前门，又买了一些糖果之类。大前门是当时最好的烟，一般人别说买，见都见不到。香烟是凭票供应的，一个成年男人一个月才只有两盒烟，都是南昌出的杂牌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可能供应两盒好一点的烟。我一次就买了一条，虽然只花了几块钱，在当时也算是一份很重的礼了。

张竹华一大家子人住在九江老城区的一幢自己的私房里，这是一幢两层楼，木板结构的，楼上楼下都是两室一厅，家里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她排行老三。哥哥已经结婚生子，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对于我的家庭背景以及本人的情况，他们十分了解。一家人对我非常好。

这个春节过后，我们的事，基本就算是定下来了。此后不久，我们就开始商量结婚的事。这事也是她先提出来的，她谈到了两点，一是应该准备一套家具，这一点是不能缺的。其次，她说她不喜欢南昌流行的大操大办，我们在南昌没什么亲戚，她不想大办。就算是在九江，她也没什么亲戚要招待。我一听，觉得这正合我的意，便说，我们不如一起去旅行，先去九江她家，然后去北京我大哥家。她说，这样最好。

既然结婚的事已经提出来，我就开始计划，先是买木头打家具。当时根本就没有家具厂，所有的结婚家具都是自己请木工打制的。我托人买了一些木料，然后自己设计图纸，打了一张双人床，一个五斗柜，一个书柜，一个单门立柜，还做了一个装饰柜，上下两截的，上面可以放书，下面可以摆些装饰品，还做了一个床头柜，一张方桌和四只小凳子。在上海的时候，我见过家具商店，那里的家具都是有商标的，我便自己动手设计了一种商标，菱形的，画上几根竹子，有几片竹叶，又在下面用汉语拼音写上幸福两个字。我将这个草图给了龚凯寿，他本人在美术方面很有一套，便将我设计好，我便复制了七八份，贴在每件家具上面，再在上面涂上油漆，看上去就像正规的商标一样。

此时，我开始考虑另一件事，换房子。我现在的房子虽然有20平方，可那是木板房，不隔音。我在上海时学到一个经验，可以在闹市区贴广告换房子。我于是起草了一个广告，表示我在某某地方有多大的房子，希望换一间12平方的房子，但必须是砖结构。

房子是最紧张的东西，不知有多少户几代人挤在十几平方的房子里，只要能够扩大面积，什么结构以及是否隔音等，都不在考虑之列。于是，我的房子很顺利地换到了书苑街，我将这里粉刷了一番，又请一个搞书画的朋友画了几幅画，我自己还写出一首与竹子有关的诗，让人写了，挂在墙。这个12平方的家，便很有了一点文雅之气。

最初，我们计划的结婚时间是当年的暑假，只要她一放假我们就结婚。可是，事情并没有如我们的愿，放假之后，作为总辅导员，她还要参加很多活动，一直忙到7月底。

7月31日，她总算是放假了，当晚，她把自己一些简单的行李搬到了我那里，我们就算是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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