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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丨张讴:外婆,两张契约里的坎坷一生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16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张讴,1959年生人,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外文系。1989年获得英国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央视首任驻印度首席记者,央视驻欧洲中心站(伦敦)资深记者。著有《英国风物记》《印度风物记》等。


原题

外婆,夹在两张
契约里的日子




作者:张讴




接到外婆去世的消息,我刚刚提交了毕业论文。我是靠全额奖学金来英国留学的。父母一直与我通信,当得知我完成学业时,才告诉了这一消息。父母明白,让我半途回国探望外婆不现实。人总会咽气的,但是无人能断定是在哪一刻。况且,家里也凑不出一张国际机票钱。那是1989年,我正纠结于去留问题。外婆去世的消息,让我决心回国,以安抚外婆牵挂的灵魂。

我回到冀中的老家后,去給外婆烧纸。外婆的“坟”只是一个标记,是用来烧纸时挡风的三块砖。那片土地曾是外婆家的祖坟,几十年前就被政府下令平掉了。我烧着纸钱,时隐时现的火苗,似乎在我心上烧出了一个黑洞。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我独自伫立,便有风声穿过,呜呜作响。

01

外婆一生艰难坎坷。她独自抚养大了女儿,又把女儿生育的二女一男带大。到了颐养天年时,却患上了癌症。外婆病重期间,我和我姐姐分别在英国和美国留学。真是遗憾,外婆带大的三个孩子,有两个却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我回北京时,母亲递给了我一个纸袋,说这是外婆的嘱托。我打开纸袋,里面有三张发黄的绵纸,两张是房地产证,最早的一份签于中华民国卅七年。还有一张是1987年的售房证明。外婆大半辈子的生活,就夹在最早的和最后的两张纸片之间,皱巴,暗淡,无声无息。

那张最早的房地产契约签发于中华民国37年12月30日。中共于1947年10月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始在解放区进行土改运动。这是赢得民心、夺取政权的关键一招。外婆家田产不多,我的曾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擅长针灸,还经营油坊。在土改运动中,油坊被政府拿走了,祖传田产基本保住了。

契约上方有“土地房产所有证”楷书字样,写有我曾外祖父母、外祖母和我母亲的名字。大致内容是,“依据中国土地法大纲之规定确定,本户全家四口人所有土地共计四段叁拾亩贰分贰厘,房产共计六间半,地基壹段零亩伍分捌厘,作为本户全家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予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特给此证”。左侧记录了土地房产的位置、丈量等情况。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盖有三枚方形印章。

外婆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左)和1954年购房证明(右)

外婆家人丁不旺,外婆是独生女。在出嫁前,她一直帮父母打理各类事务。外婆嫁到了几十公里外的黑旗营村。外公家境殷实。外公在武汉和长沙经商,外公的大哥在北京大栅栏与人合伙做珠宝生意。

另一张房地产契约的落款时间是1954年。外婆担心货币贬值,便在娘家为女儿购置了一套房产。契约上印着“河北省人民政府买卖印契”。这是政府备案的房屋买卖,需要交纳税费。除了县长的印章外,还有税务局长和税收员的名字。可见,新政权对房地产买卖,制定出了一套法规,后来却又毁掉了这套法规。

分到土地的农民们,刚刚享受了几年的自主经营,政府又把土地收走了,成立了农业合作社,进而是人民公社。政府实际上成了唯一的土地所有者。民国卅七年的契约成了废纸。土地一直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基。外婆舍不得扔掉,将两份契约都藏在了梳妆盒底层,才得以保留下来。

02

外公在1948年初托人捎信回来,准备把妻女接到武汉去。还说,若局势持续动荡,就接她们到广州去。外婆一直等到了“解放”,再未见到丈夫的踪影。她的父母渐老,外婆便带着女儿回到娘家,打理自家的耕地。土地划归集体后,她成了南小陈村第7队的一名社员。她对于村里和周边的人与事,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她的大半生经历便是判断是非的标准。

关于外公的失踪有两种说法。一说在国共内战中死亡,一说随国民党队伍去了台湾。有一位国民党老乡说,我外公有离开大陆的打算。这位国民党军官在战争中阵亡了。消息真假无法核实。这个传说在政治运动中却成了“事实”,1957年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外婆被列为“里通外国”的反动家属。我母亲所在的学校,让她交代父亲“畏罪潜逃”的证据。

外公的照片

外婆韧性豁达。为了不影响女儿的事业,她独自去法院办理了缺席离婚手续。这是她一生中最困难的一次决定。残酷的政治斗争,把家庭亲情撕扯得鲜血淋漓。尽管生活不易,外婆一直没有再婚。多年以后,我见到外婆从柜子里取出外公的照片,用袖子拂拭镜框上的尘土,眼角里浸着泪滴。

外婆的家宅位于村中央。正房是青砖到顶的瓦房。堂屋里放着方桌和太师椅。堂屋与卧室之间是木格栅。下面是雕花实木板,上面是硬木拼出几何图案。卧室里北侧摆放着硬木衣柜、坐柜,还有大漆硬木桌。上面放着两个晚清的青花瓷罐,里面放着粗盐和冰糖。南侧是土炕。朝阳的窗户下端是玻璃,有一个软布做成的窗帘。上端的窗棂上糊着窗户纸,用鸡毛粘着桐油涂过,增加了透明度,使得屋内光线柔和。

外公从武汉带回来的物件,一直摆放在外婆的房间。一只是俏色花瓶,另一件是六棱锡壶。锡壶外侧有诗画间隔。兰花、竹子和菊花隔开了诗句,”寒雨连江夜入吴”,“一片冰心在玉壶”。还有一句是“诗清只为饮茶多”。外公的照片,再加上这两件器物,便是我对外公的全部认知。

外公留下来的锡壶和俏色花瓶

在我的印象中,外婆爱对着镜子梳头。她把掉下来的发丝一根一根地捋齐,绕成一团,塞在土炕的缝里。她生育了一儿一女,儿子早年夭折,唯有女儿活了下来,也就是我母亲。母亲被娇惯得颇为任性。我父母在师范学校恋爱时,遭到了外婆的反对。恋爱中的女人,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外婆只得认输。

父亲算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小知识分子,读书用力,像一个古代沉默赶路的考生,执着于完成自己心中的计划。这种人,外婆真心不喜欢。父母爱得很投入。我姐姐在1957年出生,当时父亲在省文联工作,母亲在辛集镇教书。政治活动和教学让她无暇照顾女儿。外婆把我姐姐带回老家,雇请了一位可以哺乳的保姆。

1958年大跃进后,冀中流行着一句顺口溜:“低指标,瓜菜代,得了浮肿胖起来。”农民交完公粮后,只有少量口粮,需要红薯、白菜代替主粮。我在1959年出生,正值食物短缺时期。一次,母亲抱着我时,饿得两眼发黑,跌倒在地上,磕破了我的头皮。消息传到外婆那里,她便背着粮食来探望,并留下来照看我。我头皮的伤口愈合后,伤痕处再也长不出头发。

母亲经常参加学习班,无法回家喂奶。外婆每天抱着我,去学校门口,让母亲喂奶。每次都要走40分钟的路。头一次喂奶是早晨6点半。有一次,外婆忘记了给闹钟上发条,闹钟停了。外婆不知道几点了,连忙起床把我抱走了,到了学校大门口,惊动了门卫,门卫说现在是凌晨三点,我外婆就在寒风中抱着我,靠在墙头边,足足等了3个多小时。

在我5岁时,我的妹妹出生,又是外婆来带。她只好把我妹妹带回了老家。我也就跟着回到了乡村。家里的粮食更加紧张。父母收入微薄,每月大部分工资交给我外婆,依然不够维持基本开支,况且外婆还要赡养父亲,开药治病都需要花钱。外婆经常为吃发愁。

一天,外婆从衣柜里翻出她私藏的翡翠玛瑙。我首次见到那些色彩鲜艳的东西,翡翠晶莹剔透,散发着翠绿的光泽。玛瑙像红枣,还有黄色透明的球、有雕刻着人物的白玉牌。那些都是外公当年送给她的礼物,现在只能换钱了。

当时有国营部门下乡收购古董,说是为国家换取外汇。她的一件翡翠卖了135元,这足够一年的开销了。过了没多久,那位收货人又来到外婆家,交给了外婆35元,说上次收的翡翠价格给低了,这是收购部门特意补的钱。此消息很快传开,家里遭了贼。外婆只说了句,“是儿不死,是财不散。”这话翻译过来,便是“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我对家里的失窃,并没有什么感觉。直到我养的两只兔子被偷后,我才难过了好几天。

在物质贫困的年代,一捆韭菜、一碗黄豆,都算金贵的食物。冀中乡民都有自家小院。农民便在空地上种点蔬菜。这是政府无法干预的唯一地盘。自家人吃不完,就会偷偷卖掉一些。外婆心里有一张”购菜图”。她知道可以从谁家买到韭菜,从那里买到鸡蛋。

冀中是一览无余的大平原。多年战乱和后来的政治斗争,让人心里多了山川沟壑。那里曾经流传着对付“日伪军”的各种办法。电影《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说《平原枪声》《烈火金刚》里面都有描述。当年的那套方法后来又派上了用场。农民们偷偷进行交易。外婆购买鸡蛋后,放在篮子里,用野草盖住,绕道回家。我一直跟着外婆,没有丝毫的惊慌,反倒有种莫名的兴奋,似乎在经历电影中的某些场面。

后来我才知道,外婆还有更隐秘的行动。虽然天天被大喇叭“洗脑”,大多数农民们依然保持着传统信仰。有人藏有梨木雕版,可以拓印菩萨像、灶王爷像。春节前夕,我见外婆从外面回来,走路小心翼翼,生怕踩死蚂蚁似的。她回到屋里,关好门,又从门缝里往外看了一眼,然后从蓝色斜对襟里掏出一张带有图案的纸,严肃地说:“这是灶王爷,过几天就烧了,千万别对外人说啊。”我认真地点点头。几天后,灶王爷就上天“言好事”去了。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中,信仰轮回为种子状态,遇到适当时机,便会悄然发芽。

冀中乡村的凋敝,都是政治运动带来的。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阶级斗争理论,如同毒日头那样炙烤着冀中平原,要让农民以肉体苦行的方式,来感悟到“撼天动地”的精神境界。外婆根本不吃那一套。她的最大目标,是让三个孩子吃饱饭。她自己做豆豉、磨豆腐、腌咸菜。除了玉米面饼子,还有各种面食。特别是逢年过节时,我们还能吃到猪肉。那晶莹剔透的肉片,在阳光下泛着光,放在嘴里舍不得咽下,到了肚里,酝酿出温热,传递到四肢。我们三个孩子没有任何营养不良的痕迹。我身高178厘米,姐妹的身高也都在170厘米左右。

外婆晚年时,曾经与我母亲聊过三个孩子的抚养过程。外婆内疚地说,俩闺女吃苦最多。每年秋收后,玉米秸和棉花秸都是按户分配。在限定的时间里,每家都要用镐刨玉米茬,用“老鸹叼”来拔棉花秸,自己拉回家,用来烧火做饭。我姐姐像男孩子一样干这些重体力活。

我妹妹两岁时,外婆还要去挣工分。外婆给她两块糖,把她锁在家里。我妹妹自己玩,吃完两块糖后。妹妹便四处找姥姥,然后开始大哭。外婆干完活,快到家门口时,便支着耳朵听。如果听到哭声,就边跑边喊我妹妹的名字,说姥姥回来了。我妹妹结婚后,我外婆又讲起这件事。我妹妹哭得梨花带雨,说自己小时候太可怜了。她又说自己根本不记得这些了。

我确实受到了外婆的特殊关照。我是外婆家里唯一的男丁,参加过曾外祖父和曾外祖母的葬礼。虽然那时年龄尚小。送殡行列中有我在,便不是“绝户”。我似乎担负着延续祖脉的任务。在乡亲面前,外婆也多了些底气。

当时生产队里也种些瓜果。这种副业的收益远高于庄稼。一位亲戚负责看瓜,外婆就悄悄带我去瓜地的窝棚,那位亲戚就从地里找个小动物啃过的西瓜。小动物凭借直觉,知道哪个瓜甜,它们就去啃那些瓜,被啃过的瓜会烂掉。亲戚给拿来一个,挖掉腐烂的部分,我坐在窝棚里,吃个水饱。

外婆在食物上满足了我们,她自己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尤其担心我外公的下落不明,让孩子们抬不起头来。外婆内心自有一份尊严。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尊严变得十分敏感。有一次,我母亲从学校回来,对外婆抱怨说,自己的入党申请没有通过,并说了一句抱怨父亲的话。出乎预料,外婆变得极其愤怒:“你知道你娘多苦吗?为了你,我与你爹离了婚。你爹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些年,咱家遭了多大的劫难啊! 你还要入党。如果你真入那个党,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当天下午,外婆真的带我走了,躲在一个远方亲戚家里,不肯露面。找不到外婆,我母亲终于慌神了,发动老师们四处去找。外婆才带着我回了家。母亲为自己的“口无遮拦”,十分懊悔,联想到政治运动为家庭带来的冲击,母亲再未提交过入党申请。她的政治面貌一栏里,一直都是“群众”。

03

我的父母都毕业于师范学校,我的启蒙教育却来自外婆。外婆能背《三字经》《百家姓》。按现在的学历论,至少有小学四年级的水平。外婆教我认字的方式很独特,不是“人手足口”那种。她让我学“美”字时,只让我记住要领——“大王八倒着爬”。“臭”是“自大”多一点,一次就可以认识好几个字。

外婆喜欢拟人手法。看见一棵月季开满了花朵,叶子在骄阳下低垂,显得无精打采。外婆便说,妈妈“生”那么多孩子,你看累成了啥样。见到一棵葡萄树,外婆说,葡萄树可“馋”哩,喜欢“吃”肉。我不明其意。外婆解释道,闹鸡瘟死了的鸡,都要埋在葡萄架下,第二年会结出更多葡萄。

外婆白天忙着家务活,到了晚上还要做家务活,在20世纪70年代,冀中平原的乡民,依然重复着古老的手工纺织程序。全家人的被褥、单鞋和棉鞋,都是外婆一针一线缝制的。我半夜醒来时,总是看到外婆还在纳鞋底。煤油灯散发出一个光环,把外婆的影子放大,如同一个斗篷,让我感到充实和安全。做好一双鞋要耗时半月,重复成百上千次的动作。时间一长,外婆的手指关节变得粗大。

家里的棉花,都是偷偷去外村换回来的。棉花秸拉回家里后,还有未摘干净的棉花,有的棉花桃绽开过迟,错过了采摘季节。外婆和姐姐摘下来,慢慢凑成一包。我姐姐便偷偷地和小伙伴们去换棉花。为了躲避行人,她们穿过收割过的高粱地,高粱茬划得双腿流血。外婆用换回来的棉花,再加上村里分到的棉花。一部分做成棉袄,一部分添加到棉被里,可以挨过寒冷的冬天。

除了学前教育外,外婆教会了我很多生活技巧。有些简直是人生箴言。在生炉子时,外婆告诉我:“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炉膛里的煤饼,需要留出足够空间,让空气流通,火才会旺。外婆先教我摊煤饼,用水把胶泥泡开,按比例拌入煤渣,摊成一片,在上面划上道道,晒干后码放在墙角。

炉子是冬天取暖的唯一方式。炉子上还放着一个长嘴铁壶,丝丝地冒着热气,这是全家温暖的核心地带。我在炉子上烤红薯。冬天湿透的面鞋,也放在炉边慢慢烤干。每天早上,姥姥都要把我的棉袄、棉裤烤得暖暖的。我一出被窝,就穿上暖烘烘的衣服,很快来了精神。

农村都是土路,下雨时满街泥泞,晚上走路更是无处落脚。外婆教我在月光下辨认道路的口诀——明水暗道紫花泥。反射光的地方是水,无水的地方黑暗,泥泞的地方是紫花色的。

外婆反复警告我们“祸从口出”,要我们做到“话到舌尖留半句”。这都是在政治斗争中保护自己的方法。残酷的政治斗争,强化了人性中的嫉恨、报复、冷酷和暴力,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会被诬陷或举报。

04

1966年夏天,小镇上出现了红卫兵。辛集镇只有一条商业街。不同派别的战斗队轮番游行,如同猫追耗子一样。有时候,游行队伍前有五花大绑的“反革命分子”,脑袋上顶着个纸帽子,脖子再挂着纸牌,上面的人名被打上红叉。这时候的游行队伍最为壮观。皮带和棍棒,如同缺氧的鱼儿,从洪水般的人群里蹿升到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又落入癫狂的人群中。

那时,我刚读完小学一年级,也要参加各种批斗活动。在批斗一位老教师时,我们不会写批判稿。我们班主任只好帮我们写。当这位班主任挨斗时,我们便用了同一份批判稿。记得有个句子是,“把反革命分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究竟谁是阶级敌人?我们也不知道。这如同冲着天空开枪,下落的子弹壳砸到谁,谁就是阶级敌人。

文革期间,父亲莫名其妙地成了“胡风反党集团”成员。红卫兵在我家的书柜和木柜上都贴上了封条。父亲急得额头淌汗。外婆颇为冷静。她让爸爸把柜子翻过来,撬开底层,把“毒草级”的书籍抽出来,一部分烧掉,另一部分埋在煤堆里,再把红色书籍放进箱子。红卫兵没有查到“大毒草”,便恼羞成怒,把我父亲痛打了一顿。我回家后,看到父亲被打得鼻青脸肿,那种震惊和恐慌远超我的愤怒。

1968年,随着上山下乡的运动,我们一家也需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母亲带着我,来到了爷爷所在的乡村,接受劳动改造。乡村里缺少老师,村委会让我母亲继续干本行,担任乡村教师。闭塞的乡村,对于外来人都抱着强烈的好奇心。起初,我成了围观对象,有些举动和说法,居然引起了孩子们的哄笑。也许有孩子想表达善意,只是我没有感受到。

少年生活的环境,会影响人的一生。我童年的伙伴不多,家里也没有农田,只好和虫子玩。看到急匆匆的爬虫,我就用细木棍骚扰它,让虫子仰面朝天。有的能很快翻过身来,架起翅膀飞走了,我便痴痴地望着天空。我慢慢觉得,自己与万千动物都有着某种联系。玉米拔节时发出嘎巴声,我认为我的骨骼也在生长。

冀中的深秋干燥寒冷。这是拾柴火的时节。北风吹落的树叶、地里遗留的零星玉米秸秆,都可以用来烧火做饭。我学会了割草、挑水和拾柴禾。我把捡拾的柴禾捆在一起,弯腰背回家,在厨房旁堆起柴禾。最残酷的活计是夏季收割麦子,弯腰割麦子,似乎整个筋骨被抽掉了,到后来根本无法站立,连蹲带跪地干活,麦子必须抢收,一场大雨就可能毁掉半年的辛苦。

当时的农村学校,基本都是半工半读。早晨上学前,我要在地里干活两个小时。然后回家吃一口饭菜,穿着露水打湿的衣服去学校。教室里的地面不平,只好在桌腿垫一块砖。砖块一挪动,长条桌子便会倾斜。老师总让女生坐在靠近桌腿的位置,以免男生恶作剧。

夏天教室像蒸笼,敞开窗户可以通风。到了冬天,教室里要生炉子,学生们轮流负责照看,晚上火灭了。第二天早上要重生火,学生进教室时,还有呛人的烟味儿,室内依然不暖和。学生的手上都生了冻疮。

05

1977年10月2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真算不上幸运儿,只能是幸存者。

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让民众为自己挖坑,然后主动或不情愿地跳将进去,在里面胡折腾。有的被折腾死了。活着的人咬牙爬出来,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又跌落进去,反复折腾了几十年,才算回到了地面。这一次,终于可以昂起头来,长出一口气了。

高考是我们命运的一次转机。我的基础知识很差,只能报考文科。父亲仍有文革挨整的余悸,认为中文系风险系数高,建议我报其它专业。我没有学过地理和历史。反正都要死记硬背,那我还是学习英语吧,毕竟我会26个英文字母,还学过两句英语。

当时没有多少参考资料,只有几本卷角缺页的中学课本。我白天站在树荫里背,晚上点灯熬油。煤油冒出的烟,四散开来,把鼻孔熏得黢黑。1977年高考,我连蒙带猜,居然通过了录取分数线。到了体检和政审之后,却没有了下文。半年后,我又参加了高考,被河北大学外文系录取,攻读英语专业。

大学里丰富多彩,每个窗口都照射着知识的光芒,令我晕眩和激动。我的生活清贫而充实。毕竟丧失了黄金十年,只能挤时间来吸吮知识。在大学里,我基本是一个边缘人,如同走在嶙峋山脊上的独行者,期待走向一个更高远的平台。那确实也是我学习的动力。

这世间有很多事,不是靠努力就能成全的。一个人能有多大出息,除了个人天赋、悟性和努力外,还与所处时代密切相关。我的青春基本都被挥霍掉了。我对世界的很多认知,大部分都是错误的。英语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口。我开始了个人的“思想启蒙”运动。

我毕业后前往北京工作,刚刚工作了三年,外婆就病了。当地医生说治不了,让外婆来北京肿瘤医院检查,医生告诉我说是乳腺癌晚期。切除左乳房,通过化疗还有希望。我和母亲一直瞒着外婆。

外婆当时住在她大伯子家,那是他丈夫的亲哥。他曾经在北京大栅栏开有珠宝玉器店铺,公私合营时店铺被没收,他被分配到北京玉器厂,传授玉石雕琢和鉴定技术。外婆离异后“断绝”的这门亲戚关系,如今又重新续上了。

外婆一生也没有走多远,这次来北京治病算是她最远的行程。在外婆调养身体期间,我带着外婆参观了故宫、天坛等地方。参观完了,外婆就嚷着要回去。她心疼我花钱,还怕耽误我的工作。我实在忍不住了,只得说出实话:“你得的是癌症。”外婆的反应却很平静,淡淡地说,能治就治,人活多大岁数才算够呀。

外婆化疗后返回了老家。只要有假期,我便回去探望她。每次离开,外婆总要送出我很远。到了岔路后,我执意让外婆停下来,她就在站在那里。我独自行走时,眼泪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来。等我擦干眼泪水,回头望去,发现外婆还站在土路上,一只手搭在眼前遮太阳,远远地望着我。

每次离开家时,外婆总是送出很远

五年后,外婆的癌细胞转移。在我的劝说下,外婆又来到了北京,在北京肿瘤医院接受了化疗。她显得苍老了许多。外婆开始准备自己的后事。她托亲戚卖掉了房子,带着售房契约和外公的遗物,告别了故乡,与我母亲一起生活,直至去世。

我不清楚为何外婆要把这些失效的房产地契交给我。传承百年的祖产,中断在她手里,是否心有不甘?直到 1978年以后,人民公社已成过去,政府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政策,老百姓的手脚仅仅被政策松开了一寸,粮食就丰收了。我外婆不再是农村劳动力,也就没有分到耕地。失去了土地的根基,意味着乡村家族历史的中断。估计外婆深感怅然,只能认命了。

外婆的一生,消磨在了家常的琐细中,更遭受着政治上的磨砺。外婆用自己的情感和韧性,庇护着家里的孩子,让孩子感受到头顶上有阳光。如今,外婆不在了。那种光芒穿透岁月,仍在抚慰着我的内心。一次出差,我吃到了一种玉米面和老豆角做成的“苦垒”饭,是那种熟悉的童年味道。我便想起了外婆,不禁泪盈。

2021年中元节后,我与远在英国的女儿视频,告诉她我刚刚给我外婆烧纸了。我说,等老爸走不动了,外婆的香火也就断了。女儿说,你外婆葬在什么地方,你发一个地图定位。等我回国时,替你去烧纸。女儿嘴里的“你外婆”,让我意识到亲缘的断裂。没有亲情感念的祭奠,是无必要持续下去的。人生的筵席终会散去。有些情感随着时间而淡出。我对外婆的情感,早已深入骨髓,也将随着我的骨灰而消散。

张讴专列

张讴:被囚印度40年,

中国战俘的归国之路

张讴:在英国当记者,

适应民众的冷淡与回避

印度屋檐下, 三个种姓和我

张讴:光鲜奢华之下,
它的贫困令我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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