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丨张讴：外婆，两张契约里的坎坷一生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16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张讴，1959年生人，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外文系。1989年获得英国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央视首任驻印度首席记者，央视驻欧洲中心站（伦敦）资深记者。著有《英国风物记》《印度风物记》等。

原题

外婆，夹在两张

契约里的日子

作者：张讴

接到外婆去世的消息，我刚刚提交了毕业论文。我是靠全额奖学金来英国留学的。父母一直与我通信，当得知我完成学业时，才告诉了这一消息。父母明白，让我半途回国探望外婆不现实。人总会咽气的，但是无人能断定是在哪一刻。况且，家里也凑不出一张国际机票钱。那是1989年，我正纠结于去留问题。外婆去世的消息，让我决心回国，以安抚外婆牵挂的灵魂。

我回到冀中的老家后，去給外婆烧纸。外婆的“坟”只是一个标记，是用来烧纸时挡风的三块砖。那片土地曾是外婆家的祖坟，几十年前就被政府下令平掉了。我烧着纸钱，时隐时现的火苗，似乎在我心上烧出了一个黑洞。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我独自伫立，便有风声穿过，呜呜作响。

外婆一生艰难坎坷。她独自抚养大了女儿，又把女儿生育的二女一男带大。到了颐养天年时，却患上了癌症。外婆病重期间，我和我姐姐分别在英国和美国留学。真是遗憾，外婆带大的三个孩子，有两个却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我回北京时，母亲递给了我一个纸袋，说这是外婆的嘱托。我打开纸袋，里面有三张发黄的绵纸，两张是房地产证，最早的一份签于中华民国卅七年。还有一张是1987年的售房证明。外婆大半辈子的生活，就夹在最早的和最后的两张纸片之间，皱巴，暗淡，无声无息。

那张最早的房地产契约签发于中华民国37年12月30日。中共于1947年10月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始在解放区进行土改运动。这是赢得民心、夺取政权的关键一招。外婆家田产不多，我的曾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擅长针灸，还经营油坊。在土改运动中，油坊被政府拿走了，祖传田产基本保住了。

契约上方有“土地房产所有证”楷书字样，写有我曾外祖父母、外祖母和我母亲的名字。大致内容是，“依据中国土地法大纲之规定确定，本户全家四口人所有土地共计四段叁拾亩贰分贰厘，房产共计六间半，地基壹段零亩伍分捌厘，作为本户全家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予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特给此证”。左侧记录了土地房产的位置、丈量等情况。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盖有三枚方形印章。

外婆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左）和1954年购房证明（右）

外婆家人丁不旺，外婆是独生女。在出嫁前，她一直帮父母打理各类事务。外婆嫁到了几十公里外的黑旗营村。外公家境殷实。外公在武汉和长沙经商，外公的大哥在北京大栅栏与人合伙做珠宝生意。

另一张房地产契约的落款时间是1954年。外婆担心货币贬值，便在娘家为女儿购置了一套房产。契约上印着“河北省人民政府买卖印契”。这是政府备案的房屋买卖，需要交纳税费。除了县长的印章外，还有税务局长和税收员的名字。可见，新政权对房地产买卖，制定出了一套法规，后来却又毁掉了这套法规。

分到土地的农民们，刚刚享受了几年的自主经营，政府又把土地收走了，成立了农业合作社，进而是人民公社。政府实际上成了唯一的土地所有者。民国卅七年的契约成了废纸。土地一直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基。外婆舍不得扔掉，将两份契约都藏在了梳妆盒底层，才得以保留下来。

外公在1948年初托人捎信回来，准备把妻女接到武汉去。还说，若局势持续动荡，就接她们到广州去。外婆一直等到了“解放”，再未见到丈夫的踪影。她的父母渐老，外婆便带着女儿回到娘家，打理自家的耕地。土地划归集体后，她成了南小陈村第7队的一名社员。她对于村里和周边的人与事，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她的大半生经历便是判断是非的标准。

关于外公的失踪有两种说法。一说在国共内战中死亡，一说随国民党队伍去了台湾。有一位国民党老乡说，我外公有离开大陆的打算。这位国民党军官在战争中阵亡了。消息真假无法核实。这个传说在政治运动中却成了“事实”，1957年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外婆被列为“里通外国”的反动家属。我母亲所在的学校，让她交代父亲“畏罪潜逃”的证据。

外公的照片

外婆韧性豁达。为了不影响女儿的事业，她独自去法院办理了缺席离婚手续。这是她一生中最困难的一次决定。残酷的政治斗争，把家庭亲情撕扯得鲜血淋漓。尽管生活不易，外婆一直没有再婚。多年以后，我见到外婆从柜子里取出外公的照片，用袖子拂拭镜框上的尘土，眼角里浸着泪滴。

外婆的家宅位于村中央。正房是青砖到顶的瓦房。堂屋里放着方桌和太师椅。堂屋与卧室之间是木格栅。下面是雕花实木板，上面是硬木拼出几何图案。卧室里北侧摆放着硬木衣柜、坐柜，还有大漆硬木桌。上面放着两个晚清的青花瓷罐，里面放着粗盐和冰糖。南侧是土炕。朝阳的窗户下端是玻璃，有一个软布做成的窗帘。上端的窗棂上糊着窗户纸，用鸡毛粘着桐油涂过，增加了透明度，使得屋内光线柔和。

外公从武汉带回来的物件，一直摆放在外婆的房间。一只是俏色花瓶，另一件是六棱锡壶。锡壶外侧有诗画间隔。兰花、竹子和菊花隔开了诗句，”寒雨连江夜入吴”，“一片冰心在玉壶”。还有一句是“诗清只为饮茶多”。外公的照片，再加上这两件器物，便是我对外公的全部认知。

外公留下来的锡壶和俏色花瓶

在我的印象中，外婆爱对着镜子梳头。她把掉下来的发丝一根一根地捋齐，绕成一团，塞在土炕的缝里。她生育了一儿一女，儿子早年夭折，唯有女儿活了下来，也就是我母亲。母亲被娇惯得颇为任性。我父母在师范学校恋爱时，遭到了外婆的反对。恋爱中的女人，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外婆只得认输。

父亲算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小知识分子，读书用力，像一个古代沉默赶路的考生，执着于完成自己心中的计划。这种人，外婆真心不喜欢。父母爱得很投入。我姐姐在1957年出生，当时父亲在省文联工作，母亲在辛集镇教书。政治活动和教学让她无暇照顾女儿。外婆把我姐姐带回老家，雇请了一位可以哺乳的保姆。

1958年大跃进后，冀中流行着一句顺口溜：“低指标，瓜菜代，得了浮肿胖起来。”农民交完公粮后，只有少量口粮，需要红薯、白菜代替主粮。我在1959年出生，正值食物短缺时期。一次，母亲抱着我时，饿得两眼发黑，跌倒在地上，磕破了我的头皮。消息传到外婆那里，她便背着粮食来探望，并留下来照看我。我头皮的伤口愈合后，伤痕处再也长不出头发。

母亲经常参加学习班，无法回家喂奶。外婆每天抱着我，去学校门口，让母亲喂奶。每次都要走40分钟的路。头一次喂奶是早晨6点半。有一次，外婆忘记了给闹钟上发条，闹钟停了。外婆不知道几点了，连忙起床把我抱走了，到了学校大门口，惊动了门卫，门卫说现在是凌晨三点，我外婆就在寒风中抱着我，靠在墙头边，足足等了3个多小时。

在我5岁时，我的妹妹出生，又是外婆来带。她只好把我妹妹带回了老家。我也就跟着回到了乡村。家里的粮食更加紧张。父母收入微薄，每月大部分工资交给我外婆，依然不够维持基本开支，况且外婆还要赡养父亲，开药治病都需要花钱。外婆经常为吃发愁。

一天，外婆从衣柜里翻出她私藏的翡翠玛瑙。我首次见到那些色彩鲜艳的东西，翡翠晶莹剔透，散发着翠绿的光泽。玛瑙像红枣，还有黄色透明的球、有雕刻着人物的白玉牌。那些都是外公当年送给她的礼物，现在只能换钱了。

当时有国营部门下乡收购古董，说是为国家换取外汇。她的一件翡翠卖了135元，这足够一年的开销了。过了没多久，那位收货人又来到外婆家，交给了外婆35元，说上次收的翡翠价格给低了，这是收购部门特意补的钱。此消息很快传开，家里遭了贼。外婆只说了句，“是儿不死，是财不散。”这话翻译过来，便是“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我对家里的失窃，并没有什么感觉。直到我养的两只兔子被偷后，我才难过了好几天。

在物质贫困的年代，一捆韭菜、一碗黄豆，都算金贵的食物。冀中乡民都有自家小院。农民便在空地上种点蔬菜。这是政府无法干预的唯一地盘。自家人吃不完，就会偷偷卖掉一些。外婆心里有一张”购菜图”。她知道可以从谁家买到韭菜，从那里买到鸡蛋。

冀中是一览无余的大平原。多年战乱和后来的政治斗争，让人心里多了山川沟壑。那里曾经流传着对付“日伪军”的各种办法。电影《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说《平原枪声》《烈火金刚》里面都有描述。当年的那套方法后来又派上了用场。农民们偷偷进行交易。外婆购买鸡蛋后，放在篮子里，用野草盖住，绕道回家。我一直跟着外婆，没有丝毫的惊慌，反倒有种莫名的兴奋，似乎在经历电影中的某些场面。

后来我才知道，外婆还有更隐秘的行动。虽然天天被大喇叭“洗脑”，大多数农民们依然保持着传统信仰。有人藏有梨木雕版，可以拓印菩萨像、灶王爷像。春节前夕，我见外婆从外面回来，走路小心翼翼，生怕踩死蚂蚁似的。她回到屋里，关好门，又从门缝里往外看了一眼，然后从蓝色斜对襟里掏出一张带有图案的纸，严肃地说：“这是灶王爷，过几天就烧了，千万别对外人说啊。”我认真地点点头。几天后，灶王爷就上天“言好事”去了。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中，信仰轮回为种子状态，遇到适当时机，便会悄然发芽。

冀中乡村的凋敝，都是政治运动带来的。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阶级斗争理论，如同毒日头那样炙烤着冀中平原，要让农民以肉体苦行的方式，来感悟到“撼天动地”的精神境界。外婆根本不吃那一套。她的最大目标，是让三个孩子吃饱饭。她自己做豆豉、磨豆腐、腌咸菜。除了玉米面饼子，还有各种面食。特别是逢年过节时，我们还能吃到猪肉。那晶莹剔透的肉片，在阳光下泛着光，放在嘴里舍不得咽下，到了肚里，酝酿出温热，传递到四肢。我们三个孩子没有任何营养不良的痕迹。我身高178厘米，姐妹的身高也都在170厘米左右。

外婆晚年时，曾经与我母亲聊过三个孩子的抚养过程。外婆内疚地说，俩闺女吃苦最多。每年秋收后，玉米秸和棉花秸都是按户分配。在限定的时间里，每家都要用镐刨玉米茬，用“老鸹叼”来拔棉花秸，自己拉回家，用来烧火做饭。我姐姐像男孩子一样干这些重体力活。

我妹妹两岁时，外婆还要去挣工分。外婆给她两块糖，把她锁在家里。我妹妹自己玩，吃完两块糖后。妹妹便四处找姥姥，然后开始大哭。外婆干完活，快到家门口时，便支着耳朵听。如果听到哭声，就边跑边喊我妹妹的名字，说姥姥回来了。我妹妹结婚后，我外婆又讲起这件事。我妹妹哭得梨花带雨，说自己小时候太可怜了。她又说自己根本不记得这些了。

我确实受到了外婆的特殊关照。我是外婆家里唯一的男丁，参加过曾外祖父和曾外祖母的葬礼。虽然那时年龄尚小。送殡行列中有我在，便不是“绝户”。我似乎担负着延续祖脉的任务。在乡亲面前，外婆也多了些底气。

当时生产队里也种些瓜果。这种副业的收益远高于庄稼。一位亲戚负责看瓜，外婆就悄悄带我去瓜地的窝棚，那位亲戚就从地里找个小动物啃过的西瓜。小动物凭借直觉，知道哪个瓜甜，它们就去啃那些瓜，被啃过的瓜会烂掉。亲戚给拿来一个，挖掉腐烂的部分，我坐在窝棚里，吃个水饱。

外婆在食物上满足了我们，她自己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尤其担心我外公的下落不明，让孩子们抬不起头来。外婆内心自有一份尊严。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尊严变得十分敏感。有一次，我母亲从学校回来，对外婆抱怨说，自己的入党申请没有通过，并说了一句抱怨父亲的话。出乎预料，外婆变得极其愤怒：“你知道你娘多苦吗？为了你，我与你爹离了婚。你爹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些年，咱家遭了多大的劫难啊! 你还要入党。如果你真入那个党，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当天下午，外婆真的带我走了，躲在一个远方亲戚家里，不肯露面。找不到外婆，我母亲终于慌神了，发动老师们四处去找。外婆才带着我回了家。母亲为自己的“口无遮拦”，十分懊悔，联想到政治运动为家庭带来的冲击，母亲再未提交过入党申请。她的政治面貌一栏里，一直都是“群众”。

我的父母都毕业于师范学校，我的启蒙教育却来自外婆。外婆能背《三字经》《百家姓》。按现在的学历论，至少有小学四年级的水平。外婆教我认字的方式很独特，不是“人手足口”那种。她让我学“美”字时，只让我记住要领——“大王八倒着爬”。“臭”是“自大”多一点，一次就可以认识好几个字。

外婆喜欢拟人手法。看见一棵月季开满了花朵，叶子在骄阳下低垂，显得无精打采。外婆便说，妈妈“生”那么多孩子，你看累成了啥样。见到一棵葡萄树，外婆说，葡萄树可“馋”哩，喜欢“吃”肉。我不明其意。外婆解释道，闹鸡瘟死了的鸡，都要埋在葡萄架下，第二年会结出更多葡萄。

外婆白天忙着家务活，到了晚上还要做家务活，在20世纪70年代，冀中平原的乡民，依然重复着古老的手工纺织程序。全家人的被褥、单鞋和棉鞋，都是外婆一针一线缝制的。我半夜醒来时，总是看到外婆还在纳鞋底。煤油灯散发出一个光环，把外婆的影子放大，如同一个斗篷，让我感到充实和安全。做好一双鞋要耗时半月，重复成百上千次的动作。时间一长，外婆的手指关节变得粗大。

家里的棉花，都是偷偷去外村换回来的。棉花秸拉回家里后，还有未摘干净的棉花，有的棉花桃绽开过迟，错过了采摘季节。外婆和姐姐摘下来，慢慢凑成一包。我姐姐便偷偷地和小伙伴们去换棉花。为了躲避行人，她们穿过收割过的高粱地，高粱茬划得双腿流血。外婆用换回来的棉花，再加上村里分到的棉花。一部分做成棉袄，一部分添加到棉被里，可以挨过寒冷的冬天。

除了学前教育外，外婆教会了我很多生活技巧。有些简直是人生箴言。在生炉子时，外婆告诉我：“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炉膛里的煤饼，需要留出足够空间，让空气流通，火才会旺。外婆先教我摊煤饼，用水把胶泥泡开，按比例拌入煤渣，摊成一片，在上面划上道道，晒干后码放在墙角。

炉子是冬天取暖的唯一方式。炉子上还放着一个长嘴铁壶，丝丝地冒着热气，这是全家温暖的核心地带。我在炉子上烤红薯。冬天湿透的面鞋，也放在炉边慢慢烤干。每天早上，姥姥都要把我的棉袄、棉裤烤得暖暖的。我一出被窝，就穿上暖烘烘的衣服，很快来了精神。

农村都是土路，下雨时满街泥泞，晚上走路更是无处落脚。外婆教我在月光下辨认道路的口诀——明水暗道紫花泥。反射光的地方是水，无水的地方黑暗，泥泞的地方是紫花色的。

外婆反复警告我们“祸从口出”，要我们做到“话到舌尖留半句”。这都是在政治斗争中保护自己的方法。残酷的政治斗争，强化了人性中的嫉恨、报复、冷酷和暴力，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会被诬陷或举报。

1966年夏天，小镇上出现了红卫兵。辛集镇只有一条商业街。不同派别的战斗队轮番游行，如同猫追耗子一样。有时候，游行队伍前有五花大绑的“反革命分子”，脑袋上顶着个纸帽子，脖子再挂着纸牌，上面的人名被打上红叉。这时候的游行队伍最为壮观。皮带和棍棒，如同缺氧的鱼儿，从洪水般的人群里蹿升到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又落入癫狂的人群中。

那时，我刚读完小学一年级，也要参加各种批斗活动。在批斗一位老教师时，我们不会写批判稿。我们班主任只好帮我们写。当这位班主任挨斗时，我们便用了同一份批判稿。记得有个句子是，“把反革命分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究竟谁是阶级敌人？我们也不知道。这如同冲着天空开枪，下落的子弹壳砸到谁，谁就是阶级敌人。

文革期间，父亲莫名其妙地成了“胡风反党集团”成员。红卫兵在我家的书柜和木柜上都贴上了封条。父亲急得额头淌汗。外婆颇为冷静。她让爸爸把柜子翻过来，撬开底层，把“毒草级”的书籍抽出来，一部分烧掉，另一部分埋在煤堆里，再把红色书籍放进箱子。红卫兵没有查到“大毒草”，便恼羞成怒，把我父亲痛打了一顿。我回家后，看到父亲被打得鼻青脸肿，那种震惊和恐慌远超我的愤怒。

1968年，随着上山下乡的运动，我们一家也需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母亲带着我，来到了爷爷所在的乡村，接受劳动改造。乡村里缺少老师，村委会让我母亲继续干本行，担任乡村教师。闭塞的乡村，对于外来人都抱着强烈的好奇心。起初，我成了围观对象，有些举动和说法，居然引起了孩子们的哄笑。也许有孩子想表达善意，只是我没有感受到。

少年生活的环境，会影响人的一生。我童年的伙伴不多，家里也没有农田，只好和虫子玩。看到急匆匆的爬虫，我就用细木棍骚扰它，让虫子仰面朝天。有的能很快翻过身来，架起翅膀飞走了，我便痴痴地望着天空。我慢慢觉得，自己与万千动物都有着某种联系。玉米拔节时发出嘎巴声，我认为我的骨骼也在生长。

冀中的深秋干燥寒冷。这是拾柴火的时节。北风吹落的树叶、地里遗留的零星玉米秸秆，都可以用来烧火做饭。我学会了割草、挑水和拾柴禾。我把捡拾的柴禾捆在一起，弯腰背回家，在厨房旁堆起柴禾。最残酷的活计是夏季收割麦子，弯腰割麦子，似乎整个筋骨被抽掉了，到后来根本无法站立，连蹲带跪地干活，麦子必须抢收，一场大雨就可能毁掉半年的辛苦。

当时的农村学校，基本都是半工半读。早晨上学前，我要在地里干活两个小时。然后回家吃一口饭菜，穿着露水打湿的衣服去学校。教室里的地面不平，只好在桌腿垫一块砖。砖块一挪动，长条桌子便会倾斜。老师总让女生坐在靠近桌腿的位置，以免男生恶作剧。

夏天教室像蒸笼，敞开窗户可以通风。到了冬天，教室里要生炉子，学生们轮流负责照看，晚上火灭了。第二天早上要重生火，学生进教室时，还有呛人的烟味儿，室内依然不暖和。学生的手上都生了冻疮。

1977年10月2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真算不上幸运儿，只能是幸存者。

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让民众为自己挖坑，然后主动或不情愿地跳将进去，在里面胡折腾。有的被折腾死了。活着的人咬牙爬出来，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又跌落进去，反复折腾了几十年，才算回到了地面。这一次，终于可以昂起头来，长出一口气了。

高考是我们命运的一次转机。我的基础知识很差，只能报考文科。父亲仍有文革挨整的余悸，认为中文系风险系数高，建议我报其它专业。我没有学过地理和历史。反正都要死记硬背，那我还是学习英语吧，毕竟我会26个英文字母，还学过两句英语。

当时没有多少参考资料，只有几本卷角缺页的中学课本。我白天站在树荫里背，晚上点灯熬油。煤油冒出的烟，四散开来，把鼻孔熏得黢黑。1977年高考，我连蒙带猜，居然通过了录取分数线。到了体检和政审之后，却没有了下文。半年后，我又参加了高考，被河北大学外文系录取，攻读英语专业。

大学里丰富多彩，每个窗口都照射着知识的光芒，令我晕眩和激动。我的生活清贫而充实。毕竟丧失了黄金十年，只能挤时间来吸吮知识。在大学里，我基本是一个边缘人，如同走在嶙峋山脊上的独行者，期待走向一个更高远的平台。那确实也是我学习的动力。

这世间有很多事，不是靠努力就能成全的。一个人能有多大出息，除了个人天赋、悟性和努力外，还与所处时代密切相关。我的青春基本都被挥霍掉了。我对世界的很多认知，大部分都是错误的。英语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口。我开始了个人的“思想启蒙”运动。

我毕业后前往北京工作，刚刚工作了三年，外婆就病了。当地医生说治不了，让外婆来北京肿瘤医院检查，医生告诉我说是乳腺癌晚期。切除左乳房，通过化疗还有希望。我和母亲一直瞒着外婆。

外婆当时住在她大伯子家，那是他丈夫的亲哥。他曾经在北京大栅栏开有珠宝玉器店铺，公私合营时店铺被没收，他被分配到北京玉器厂，传授玉石雕琢和鉴定技术。外婆离异后“断绝”的这门亲戚关系，如今又重新续上了。

外婆一生也没有走多远，这次来北京治病算是她最远的行程。在外婆调养身体期间，我带着外婆参观了故宫、天坛等地方。参观完了，外婆就嚷着要回去。她心疼我花钱，还怕耽误我的工作。我实在忍不住了，只得说出实话：“你得的是癌症。”外婆的反应却很平静，淡淡地说，能治就治，人活多大岁数才算够呀。

外婆化疗后返回了老家。只要有假期，我便回去探望她。每次离开，外婆总要送出我很远。到了岔路后，我执意让外婆停下来，她就在站在那里。我独自行走时，眼泪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来。等我擦干眼泪水，回头望去，发现外婆还站在土路上，一只手搭在眼前遮太阳，远远地望着我。

每次离开家时，外婆总是送出很远

五年后，外婆的癌细胞转移。在我的劝说下，外婆又来到了北京，在北京肿瘤医院接受了化疗。她显得苍老了许多。外婆开始准备自己的后事。她托亲戚卖掉了房子，带着售房契约和外公的遗物，告别了故乡，与我母亲一起生活，直至去世。

我不清楚为何外婆要把这些失效的房产地契交给我。传承百年的祖产，中断在她手里，是否心有不甘？直到 1978年以后，人民公社已成过去，政府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政策，老百姓的手脚仅仅被政策松开了一寸，粮食就丰收了。我外婆不再是农村劳动力，也就没有分到耕地。失去了土地的根基，意味着乡村家族历史的中断。估计外婆深感怅然，只能认命了。

外婆的一生，消磨在了家常的琐细中，更遭受着政治上的磨砺。外婆用自己的情感和韧性，庇护着家里的孩子，让孩子感受到头顶上有阳光。如今，外婆不在了。那种光芒穿透岁月，仍在抚慰着我的内心。一次出差，我吃到了一种玉米面和老豆角做成的“苦垒”饭，是那种熟悉的童年味道。我便想起了外婆，不禁泪盈。

2021年中元节后，我与远在英国的女儿视频，告诉她我刚刚给我外婆烧纸了。我说，等老爸走不动了，外婆的香火也就断了。女儿说，你外婆葬在什么地方，你发一个地图定位。等我回国时，替你去烧纸。女儿嘴里的“你外婆”，让我意识到亲缘的断裂。没有亲情感念的祭奠，是无必要持续下去的。人生的筵席终会散去。有些情感随着时间而淡出。我对外婆的情感，早已深入骨髓，也将随着我的骨灰而消散。

张讴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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