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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谢悦:“伤害感情”的衣服?别说,还真有
本文作者
谢悦,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六九届北京知青,1978年参加高考,1982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先后任职多家期刊,编审,现已退休。
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人们的着装却追求一片绿。齐王好紫衣,国中无异色,当时红卫兵的标配=国防绿军装+武装带+红袖标,于是举国皆绿。
当年我还是小学生,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卫兵是人生的最高追求。可惜家庭出身不争气,黑五类里的最后一类;而且一开始小学里也没闹红卫兵,造反破四旧都上不了台面。然而依旧痴心不改,红卫兵的那身国防绿就是我的梦中情人。无奈家长与军队毫无瓜葛,不能给我提供现成的军装,只好站到街边去羡慕他人。母亲很理解我的心情,便扯了几尺绿布,从上到下给我缝制了一身绿衣帽。虽然跟国防绿还差着些成色,帽子的造型也不太标准,而我已心满意足,终于实现了自己的fashion梦,这便穿戴起来,扎上店里买来的仿制帆布武装带,俨然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其实并没有大风大浪供我炼,便决定穿着这身行头前往外婆家,在大马路上炼红心。七八里路也不乘公交,在灼热的骄阳下挺胸而行,感觉全世界都向我投来钦羡的目光。
到了外婆家,老太太一见我的模样便心疼地叫道,乖乖,三伏天捂这身衣服,发神经了呀!我想外婆难以理解一个貌似红卫兵小将的凌云壮志,况且已经晒到几乎说不出话来,就由着她去说了。
穿着这身“国防绿”鬼混了一年多便进了中学。那时上中学不用考试,就近入学,也不正经上课,不是天天读就是观赏斗老师。动辄全体集合到操场上,台上的人喝一声“把某人带上来!”便有穿国防绿的红卫兵,将某位毫无防备的老师押上台去接受批斗。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不知与老师有何等的深仇大恨,坐在台下津津有味地欣赏这一切,盼望着下一个就轮到自己的班主任。教数学的董老师是位六十多岁的羸弱老人,他从教室门前过,一群学生抢去他的帽子,如打篮球般在走廊里传来掷去,又有同学从后面跳起来拍他的头。我在中学只呆了一年多就去了北大荒,然而那一幕从此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学生们兴高采烈的神情以及董老师绝望的目光再也挥之不去。
而当时我以一个中学生自居,却感觉自己这身假国防绿与身份大大的不符了。这时打听到在合肥的舅舅舅母都是军人,而且还是军官,便緾着家长给舅舅写信,看能不能淘到些真正的军品。不久舅舅果然托人捎来一件东西,我一见眼睛都直了。这可是大名鼎鼎的铜头武装带呀,多少牛鬼蛇神的脑袋在这铜头武装带下血肉横飞,多少老红卫兵腰扎这铜头武装带叱咤风云。后来中学同学又借给我一顶所谓将校呢的军帽,那更是街面上顽主的高配。我戴了帽子扎上武装带,着实风光了几天。
只是好景不长,毕竟我既不是红卫兵也不是顽主,这种东西在我身上存不住。某天刚出家门,迎面遇上住在附近的三个真顽主,向我讨帽子一观。我不肯,他们抢过我的帽子扬长而去。这几个小子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三对一,走不上几个回合我便败下阵来。只好把实情告诉借给我帽子的同学,想他哥哥在这一带的顽主中小有名气,也许有办法追回帽子。结果第二天帽子就要了回来,看来我这个同学的哥哥果然名不虚传。当然他后来的名头也不弱,人们在电视上常能见到制片人、导演张纪中的名字。
由帽子的经历想到,铜头武装带在我身上注定也是朝不保夕的命运,只好把它贴肉扎在腰上,外面用衣服遮住。但从此不能嘚瑟,也就如同没有。所以渐渐失了兴致,终于有一天以两元钱的价格将其转让给我另一个同学的哥哥。我和这个同学跑到路口的小酒馆,用两元钱买了些熟肉,还沽了二两葡萄酒。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沾酒,那铜头武装带换来的感受,就是酒真难喝,肉真好吃。
在中学也混了一年多,然后上山下乡去北大荒。走前每人发了一身军绿色的棉衣裤和棉大衣(不是免费的,置装费后来从工资里扣了),虽然还不是纯军装,却感觉比母亲缝制的山寨货真实多了。
1969年9月8日清晨,知青专列到达黑龙江鹤岗车站,十八连的副连长带领几个先于我们下乡的北京和哈尔滨知青来接站。他们穿着棉军衣肃容列队,副连长喊一声金森,那个叫金森的老三届北京知青便应声出列,毕恭毕敬朝副连长行个军礼。我一看可不得了,这分明就是正规军的节奏嘛。于是想像将要到达的十八连一定是军营翠柏,红旗招展,大约进了军营每人发一杆枪;子弹可能马上不发,先练拼刺刀倒也可以接受。再看看自己身上这套绿色装备,那还真的是很有内涵,不愧叫作兵团战士。
及至到了十八连,见村头小桥上立一位穿黑棉袄的中年男士,旁边一群孩子敲锣打鼓欢迎我们,还有几个叼着卷烟的老太太瞧热闹。这就是正规军?军营呢?枪呢?副连长介绍黑棉袄男士,这是十八连的指导员。我的满怀激情登时碎了一地。后来我曾问过金森,那天在鹤岗车站行军礼有几个意思?他说,我那是闹着玩呢。
那身绿色行头在北大荒陪伴了我八年,后来回头想想,当初的绿色憧憬,实在也不过是闹着玩。枪倒是有机会摸过,那是1972年我当了连队文书,有一次去团部取文件,顺便给连里捎回两枝步枪,一枝是老式的7.62步骑枪,另一枝是更老式的79步枪,还有几十发子弹。此前我从未摸过枪,到警通排去领枪,警通排的同学临时教我如何装子弹拉枪栓。他把我送上一辆运货的卡车,一再叮嘱我千万不要给枪上子弹,以免走火;还要时刻注意身边的人,提防有人抢枪。车到二十连拐向了萝北,剩下的30里山路就要扛着两枝枪走回十八连。这条山路我赤手空拳走过多次,并没感到害怕过,偏偏手里有了枪,反而莫名地恐惧起来。想到同学叮嘱说留神有人抢枪,就顾不得他叮嘱的不要装子弹,坐在路边把子弹压满,一枝背在肩上,一枝端在手里。考虑到自己从没放过枪,真有了状况未必能一枪命中目标,便又打开手中7.62步骑枪的三棱刺刀,战战兢兢地上路了。其实我倒不怕人,想必纵使有人想抢枪,看到我全副武装的模样也不敢靠近。我担心的是树林里真要蹿出个什么野兽,我这枪法到底灵不灵,因为我们连确有因受到野猪和黑熊袭击而伤亡的。这漫长的30里山路仿佛永远走不到头,枪的份量也越来越重,我真后悔逞能领了两枝枪。最终好歹平安回到了十八连,路上连只耗子也没碰到,而我已经是浑身湿透了。可笑我想枪时豪情满怀,有枪时却胆战心惊,典型的叶公好龙。
以后国防绿渐渐淡出我的生活,直到半个多世纪后,也就是一两个月前,有朋友在微信里发了一个视频,身着国防绿武装带和红袖标的红卫兵高唱战歌大跳忠字舞。近年来网上常有这类视频,朋友发这个只当好玩,我看了也不过呵呵一笑。然而那一袭绿色,却勾起了一些人潜藏于心底几十年的梦魇。
我的一位中学同学,也是北大荒的知青荒友,视频的画面和歌声又把他带回到57年前的那个夏天,那天身着国防绿腰扎武装带的红卫兵杀到他家,唱着那首激昂的战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他父母都是纯粹的知识分子,他父亲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曾经给国民政府要员当过几天秘书,运动一来就成了历史反革命,发配到青海劳改。小将们仍不肯放过其他的家庭成员,杀上门来将他母亲遣返回老家,并且注销全家人的北京户口。那时让你返乡不必部委下文,只须红卫兵在你家门上贴一纸通告,勒令你在几日之内滚出北京回老家接受改造即可。他哥哥抗辩了几句,义愤填膺的革命小将便将他兄弟二人扭送派出所。第二天他从派出所出来,家门已被一纸封条封死,十几岁的孩子无家可归,举目无亲,只好饿着肚子到处流浪。所幸在红卫兵接待站遇上了外地串连来京的好心人,看他年少可怜,为他打水买饭,得以捱过漫漫长夜。
还有我的姑爷爷,中共华东地下党的老共产党员,曾经坐过国民党的监牢,1957年因为说实话被打成右派。1966年的那个夏天,身穿绿军衣的红卫兵上门抄了他的家,并且打伤了他20岁的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姨。新三届公众号曾经发表过他在文革中的一段日记:
原来我们残存下来的十个老右,是红卫兵为了表现“革命”,把我们作为斗争对象关在一道进行斗争和监督起来的,不但先给我们胸前用木板(三夹板),写上我们的政治身份——“右派份子”,也作为他们成立××组织的祭旗的“牲物”,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走资派”并不感兴趣,而对我们这十个残存下来的老右似乎很“青睐”,一有机会就肆意进行侮辱。另外,他们对于一些不是对象的古书籍、字画、石碑、庙宇等也很感兴趣,不论是历史文物或是有价值的物品、器皿等不知怎的那样有劲头的大肆破坏。不仅如此,那些小家伙们在高兴的时候,还不时把我们这些老家伙叫玩作乐,口中不停发出“他妈的”臭言脏语,真使人愤慨,可他们是大小伙子,我们十个老人就这样不时让他们在大庭广众面前侮辱、戏弄,真够受的,现在想起来可说心有余悸!好有一比,就是一大群小猴子在耍弄老熊一样的玩把戏。
几十年过去,这些受害者早已获得平反,或许对于当年的经历他们不愿再提起,也并不想去追究什么,只想安安稳稳过好自己。而那个国防绿红卫兵视频的出现,是不是搅扰到他们早就波澜不惊的心境,无情地触碰到他们埋藏心底多少年的伤痛?有位朋友当年仅仅因为家庭出身被逼得选择了自杀,幸亏发现及时抢救了过来。他看到红卫兵跳忠字舞的视频就问我,怎么现在还有人热衷于宣扬这个,难道他们不懂得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央已经彻底否定了那场运动吗?我劝他不要过于纠结这个,活好眼下就是。
只是我自己也感到很惶惑。小时曾对那袭国防绿心向往之,即使到今日,我也认为那绿色作为军人身份的象征,理应获得一份尊敬。而且我心目中的国防绿还是一种审美追求,它洋溢着的青春质朴之美,如电影《芳华》中的文艺女兵一般养眼。但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一群特定的人物,他们穿了这身绿色横行天下,揪斗彭德怀元帅,烧砸孔庙孔林,冲击外国驻华外交机构,甚至相互之间大打出手,打出了一座红卫兵墓园。今天当这群人物造型再现于世,那绿色着装便唤醒了埋藏于一些人心底的噩梦,就如我那位朋友。不知这叫不叫伤害感情,虽然有些人感到挺开心,甚至还激情燃烧一番。而这正是我惶惑的地方,因为毕竟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谢悦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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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