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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晖丨谢悦：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
本文作者
谢悦，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六九届北京知青，1978年参加高考，1982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先后任职多家期刊，编审，现已退休。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
作者：谢悦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
荒地上
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艾略特《荒原》
511病房24床前的那个下午，弟弟握着母亲的左手，妹妹握着母亲的右手，我则站在床尾，看着母亲的眼睛。母亲戴着呼吸机无法讲话，可我们知道她是清醒的。因为数分钟前她还做了一个手势，向身旁的护工表示感谢，然后在我的手上写了三个字：太累了。
床头柜上的心电图似乎为这三个字做着注解，曲线乱纷纷地跳个不停，但最后终于扯成一道绿荧荧的直线，静止不动了。我记下了此时此刻，2016年4月14号星期四，下午3时41分。
母亲早就为自己选好了衣服，那是一套穿过的灰色西式礼服，也是母亲最喜欢的一套衣服。衣服一直放在我家，我要回家去取。
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春日午后的暖阳透过成团飞絮，幻成许多橙白相间无序转动的光圈，却令我想到川端康成的雪国车站。医院门口的两株丁香开放正盛，浓郁的花香与漫天飘荡的杨絮纠缠在一起，窒住了我的呼吸。我本应朝家的方向走，却径直来到医院北墙，抬头望向病房楼的后窗，数出母亲所在的511病房。在母亲最后的生命仪式完成后，我要看她的灵魂从这扇窗中飘出，飞向虚无，飞向自由。
我知道，母亲是太累了，现在终于放下一切，解脱了。
陈漱渝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的母亲，“原是大家闺秀，博学而温婉”。母亲确是出身大家，在她的张氏家谱中，不乏张友鸾张友鹤兄弟、张申府张岱年兄弟这样的人物。母亲曾就读南京大学，师从黄友葵学习声乐，却又不舍家学，于是改读中文。我的一个表姨对我说，当年你妈妈在南京大学校园里，穿一条白裤子，骑一辆凤头车，是很拉风的校花级学生。
母亲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一生没改过行。优越的家庭条件，良好的学习背景，理想的工作环境，筑就了一条铺满鲜花的人生道路。然而到1957年，这一切戛然而止。我外祖父作为新闻界著名“右派”被《人民日报》点名，我父亲年仅30岁便也戴上“右派”帽子。父亲与丈夫同时被打入另册，一夜之间母亲的人生跌到谷底。
但是我的童年记忆依然幸福而温馨。记得周六的晚上，父母在家里联袂登“台”演出，父亲口琴伴奏，母亲唱一曲俄罗斯民歌：在那白茫茫的原野上，月亮挂在高空……“台”下的观众——就是我和弟弟妹妹三个孩子便一起鼓掌喝彩。我的童年记忆中没有什么愁苦挣扎的痕迹，父亲政治上失意带给家庭的影响，因为母亲的存在而大大稀释。
母亲提笔能文，开口能唱，烹饪针黹样样拿得起来。我们衣食不愁，快乐无忧。有一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母亲为我做了一件白衬衣，袖口的扣眼还没开，我却等不及了，趁母亲上班，拿起剪刀径自在袖口上剪了两个圆洞。我想既然扣子是圆的，扣眼自然也是圆的。母亲看到我的杰作哭笑不得，从此当成笑话，一直讲到我退休。
及至“文革”，情况直转急下。1969年我上山下乡去了北大荒，第二年父亲去了五七干校，被发配到劳改排。他为改造和赎罪而拼命表现，不出三年便彻底熬垮了身体。1973年父亲回北京治病，我也请了探亲假回家探望。父亲病入膏肓，到后来只能依靠止疼针减轻病痛，有时一天一针也无济于事。止疼针剂当时受到严格控制，频繁往返于医院父亲也不堪其苦。母亲四处为父亲寻药求医，又找来一本医书，硬是在没学过一天医护的情况下，自己摸索着每天给父亲注射止疼针，乃至后来父亲送到医院接受护士注射时，认为那手法比母亲差远了。
父亲年仅46岁便撒手人寰，抛下44岁的母亲和三个孩子。我是刚满20岁的下乡知青，弟弟妹妹都只有十几岁，妹妹是工作不久的青工，正罹患肾炎，弟弟还是在校学生。母亲领着我们三个孩子去父亲单位，为了父亲应有的权益与当时的军代表一番较量，转回身来便独立支撑起这个家庭。她瘦小的身形一肩担起家庭和孩子，一肩负着外祖父和父亲的十字架，每天骑上父亲留下的那辆28型永久男车，从建国门到复兴门，奔波往返于十里长安街。这时她可曾想起二十几年前，南大校园里那个骑凤头车的校花？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母亲对生活的热情丝毫不减，尤其不肯辜负美食，因此经常入不敷出，每到月底便囊中羞涩，只好四处告借。弟弟妹妹说，月底只要看到母亲下班时抱着一大包食品回家，就知道她又借到钱了，同时窃喜又有口福了。我从北大荒回北京探亲，母亲必要领我去吃老莫或新侨饭店。只是平日里她没有那个条件总去吃西餐，幸喜可以自己动手，一个蛋黄就能调出沙拉酱，半磅牛奶烧出奶油汤，去春明食品店买来白面包，搓出面包糠来炸猪排。有时白面包也买不到，那是难不住母亲的，从单位食堂带回来的半个馒头搓一搓，照样把“猪排”端上桌。我的知青荒友回京探亲，母亲请他来家吃饭，他回去对我讲，你妈做的咖喱饺，比饭店里的毫不逊色。
当然母亲的心思并非只在美食上，为了三个孩子她费尽心血。1975年，我所在的黑龙江兵团十五团的石团长来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我母亲竟然能联系到石团长，把父亲去世后我的家庭困难情况传递给他，使得我比大多数知青早一两年困退返城。恢复高考后，我和妹妹同年考入大学，四年大学生活能够坚持下来，母亲就是我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是我弟弟，从插队知青到装卸工再到报刊美编，也是母亲一步一步为他铺路架桥。
她陪伴目送着三个孩子一个个成家立业，刚要停下来喘口气，外祖父母又到了必须有人照顾的高龄。正好我家邻居搬走，母亲向外祖父单位申请搬到一起，单位也答应了。但管房的干部却利用职权抢先占了邻居的房子，而分给外祖父母一处更远的房子。母亲为了照顾二老，主动申请提前退休，在两居室的过道中放一张床，一住数年，一直陪到外祖父母迁去南京。
母亲是一生追求人格独立的女性，她在生活和事业上可以不依赖任何人，包括父亲和丈夫，却又尽到了一个女儿和妻子的责任，甚至比一般人做得更好。但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不得不背负着男人的十字架；无论她的为人如何正派，业务如何出色，在外祖父和父亲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前，她只能在他们的阴影下充当政治上的二等公民。这究竟是为什么？恐怕上野千鹤子也难以解答。
但母亲最终还是有了一个圆满幸福的晚年，一位老先生进入了她的生活。老先生对母亲的容让和呵护，母亲对老先生的照拂与关爱，使二位老人在共同生活的20多年中，无疑享受到了人生最后时光的幸福与安乐。老先生比母亲还晚走3年，得享103岁遐龄。老先生的妹妹对我说，没有你妈妈的照顾，我哥哥活不到这个年纪。
母亲与老伴
母亲去世后，邵燕祥谢文秀伉俪给我们子女发来唁函，说母亲“一生正直勤奋，上事父母至孝，下抚子女至慈，对友人热情有信，是生活在当代的难得兼具现代思想和传统风范的人”。这是朋友眼中的母亲。而对我来说，母亲在就是拥有，母亲走就是失去，如《日瓦戈医生》所说，尤拉和妈妈在这个森林里走迷了路，忽然妈妈不见了，在森林里就剩了他一个。
母亲在2006年查出食道癌，那年她77岁。当时商量是否做手术时，医生说考虑到老太太的年纪和体质，手术成功率也就是51%；但如果不手术，只能等待活活饿死的命运。母亲坚持要做手术，她不想亏待自己这张嘴。手术那天我们提心吊胆地送母亲去手术室，她则兴致盎然地自行蹦到推车上，还要和子女们手搭手喊一声“耶”，就如比赛前的运动员和教练一般，招得病友和家属们也跑来凑热闹。
经过几番惊心动魄的抢救，手术成功率变成了100％，母亲却咿咿呀呀的说不出话来，同仁医院的大夫说是神经萎缩，恐怕从此就是无言的结局了。这对老太太来说是最大的痛苦，家里岂能没有她的声音？何况号称师从黄友葵学过声乐。痛苦了一年多之后，有一次因为感冒打针服药，感冒好了，竟然嗓门也闪亮登场。从此房间里又终日回荡着她的嗓音。
手术三年之后，母亲就风风光光的跑去广东过她的八十大寿。而出去旅游只是她的愿望之一，手术以后她有三件事是决不肯放弃的。
第一是要解馋。手术令消化道大受损伤，医生建议术后最好吃半流食。于是我们用鸡汤肉汤把米饭、青菜和海参煮成糊糊给母亲吃。但老太太坚决不肯就范，只要吃她的煎炒烹炸。她道我还能吃几年，吃那种鬼东西就算多活几年又有什么意思？既然这么说了，也只好由得她，于是每日里厨房中餐桌上又是琳琅满目起来。家里吃还不过瘾，动不动又要到网上去搜，附近哪家菜馆有什么物美价廉的好席，那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第二是要臭美。太太对我的着装和皮肤保养要求，我一向持抵触态度。她说，你的生活质量比我婆婆差太远了，你看老太太的心态和生活状态多么好，就是因为她臭美。母亲毕竟是上过《华夏妇女名人词典》的人，她决不轻忽自己的形象。哪怕去医院复查，也必要从头到脚精心打理，首饰提包一样不可马虎，这才美滋滋出门上路。到了医院，医生来一句老太太真精神，于是大家的心情一起阳光起来。甚至母亲在医院的最后时刻，几乎每一个医生和护士看见母亲，也都禁不住要赞一句：好漂亮的老太太！
第三是要上网。母亲使用电脑和手机多年，从浏览新闻、收发电子邮件、玩扑克接龙到上网淘宝、使用多媒体，从来没有落下一步。一天社区入户调查老年人阿尔茨海默症情况，母亲正在上网，对来人说，抱歉，先让我把这个文件退出来，来人一笑而退。她使用的电脑和手机永远是最新型号、功能最先进的，连打印机都换过几代。
到了2011年，也就是手术后5年，PETCT检查出母亲的癌症复发，而且转移到淋巴上。这次我们不再抱什么希望，癌症术后能够存活5年已经很不错，何况82岁的老人。肿瘤专家建议通过放射治疗试一试，不但给我们推荐了医院，而且还认真设计了治疗方案。不过专家也说了，放疗的副作用不小，可能病人坚持不到一个疗程就放弃了；或者病人没什么反应，但同时治疗效果也可能不会太好。
全部疗程是两个月，说实在的我们全然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母亲却是一如既往的我行我素，每天看见那个叫作刘柳的小护士，禁不住便想到蚝油牛柳，疗程还没结束，就领着我们跑到外边去吃大餐了。两个月的疗程下来，PETCT检查结果显示，复发和转移的癌症病灶全部消失。医生说，老太太可以成为我们医院的案例了。
2013年9月母亲在家中绊了一跤，这一跤又把她送进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医生把家人叫到病房外，郑重其事地说，老太太是癌症骨转移，我们尽量用药物控制，但骨转移会是很疼的，老太太的病情就不必让她本人知道了。我一向不赞成对病人隐瞒病情，因此母亲从诊断出癌症那天起就对自己的病情了如指掌。不过医生说，老太太都这样了，就别再给她增加心理负担了。言下之意，反正没多少日子，瞒一天算一天。我勉强同意了医生的建议，但心里很清楚，未必能瞒得过她。
果然，一两天之后，母亲就给子女发微信说，我用手机在百度上查了，给我用的药是治疗癌症骨转移的。尽管她心明如镜，却依旧不肯按规则出牌，在医院住了没几天，便闹着要出院了。什么骨转移不能行动躺在床上治疗，母亲坚决不信那一套。结果呢？一晃又是两年，母亲在医生宣布癌症骨转移、不能下床行动的情况下，整理出版了外祖父的《中国古代寓言选》《古译佛经寓言选》（商务印书馆 2015）和《中国古典戏曲故事七篇》（商务印书馆 2016）三套系列丛书。这都是她在病床之外的地方完成的，而那张床，也只是正常睡觉时使用。医生说的骨转移会很疼的情况始终没有发生。
到了2015年底，母亲癌症手术后生存了近10年，蛰伏的癌细胞从原病灶破壁侵入了气管，肿瘤很快堵住了呼吸通道，导致病人严重窒息。这时只能通过气管镜手术来疏通呼吸道，但肿瘤的生长速度太快，后来每隔十天半月就要做一次全麻的气管镜手术。对于一个87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何等痛苦的煎熬，何况病人从始至终处于清醒状态。我们对这一切无能为力，又不能放弃治疗，任凭母亲在极其清醒的状态下活活憋死。
母亲在某次术后发了平生最后一条朋友圈的微信，她说道，经过一番搏斗，医生终于又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死亡并不可怕，但疾病带给病人的痛苦大大超过对死亡的恐惧，经历过这样的痛苦，我充分理解了许多人对实行安乐死的呼吁。母亲委实太痛苦太累了。终于，她放弃了与疾病的缠斗，解脱于四月里的某一天。
那我也要诅咒四月，它就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这个月夺走了我的母亲，却让我直面死亡。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有一句名言：“父母是隔在你和死亡之间的一道帘子，把你挡了一下，你最亲密的人会影响你的生死观。”是的，我眼前的这道帘子已经不复存在。但你知道吗，我曾窥望母亲的灵魂飞向自由的那扇窗口，这就足以令我要像母亲那样活下去。其实母亲一生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她的人生追求似乎也没多么高大上。但她热爱生活，热爱家人，把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演绎到淋漓尽致，而且一直到老都活得那么优雅从容。我想，这也是母亲所望于我的。
谢悦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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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