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A版《黄河》难以超越｜【乐迷心窍】新年礼物（一）
CONCERTO
《黄河》钢琴协奏曲
♫ 写在前面
《黄河》钢琴协奏曲根据冼星海1939年完成的《黄河》大合唱改编，由中央乐团多位作曲家联合创作。1969年，储望华、盛礼洪、许裴星、刘庄、石叔诚与殷承宗等几位钢琴家和作曲家一起成功地创作出了钢琴协奏曲《黄河》，1970年元旦，由殷承宗担任钢琴独奏、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协奏的《黄河》钢琴协奏曲，在人民大会堂进行的首场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上台接见演员时举臂高呼“星海复活了”！此后《黄河》频繁上演，在全国听众中影响极为广泛。
许多音乐爱好者都知道在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唱片中，外国人演奏录音的RCA唱片公司1974年出版的《梁祝·黄河》。担任钢琴独奏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钢琴家艾斯坦！但是，这张录音却颇得广大乐迷的好评，其录音效果也大受发烧友褒扬。钢琴家艾斯坦生于纽约，毕业于朱莉亚音乐学院，为著名的拉斐尔三重奏乐手之一，曽获得多个国际奖项，其中包括肖邦钢琴大奖以及国家艺术协会奖。
2004年11月18日晚，钢琴家丹尼尔·艾斯坦（Daniel Epstein）首次来到中国。我于20日上午9：30在做明清家具收藏及推广的朋友田家青家里与钢琴家会面。这是一次愉快的聚会，通过对钢琴家的采访，澄清了与这版《黄河》有关的几个问题，了解到了这版录音是如何出笼的。
原文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1905-1945）诞辰100周年而刊登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主办的《影响》杂志。
—— 曾伟
▲钢琴家丹尼尔·艾斯坦
▼奥曼迪指挥费城交响乐团演奏《黄河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 艾斯坦如实道来
此段文字为钢琴家艾斯坦口述, 文中的“我”指的是艾斯坦本人.
1972年的时候，我还在朱莉亚音乐学院上学，大约24岁吧。那时，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在纽约设立了办公室，在我们学校对面购置了一座办公楼。我那时还是名学生，对中国非常有兴趣，希望有机会到中国演出。所以，有一天我就横穿马路，直接叩开了办事处紧闭的大门。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有意思：因为那时候没有一个人会去敲那扇门！
我对开门的工作人员说：“我在对面的音乐学院学习钢琴，我想到中国去演奏钢琴”，开门的人说：“哦，好啊！请进，请进”。进屋之后，我看见里面坐着几个人，他们把我介绍给联络处主任黄镇【注】的夫人，我们交谈得很愉快，后来成为了朋友。打那以后，我就多次造访。黄女士突然有一天问我：“你是否喜欢演奏中国钢琴作品？”我说：“当然啦”。结果，她就把钢琴协奏曲《黄河》的乐谱交给我，“你先拿去复印，然后再还给我”，这样我就得到了作品的总谱。我先后找过几个指挥和乐队试奏，可是都不成功。
1973年，我听说费城管弦乐团将赴中国访问，指挥是尤金·奥曼迪，他们将在中国演奏钢琴协奏曲《黄河》，独奏家可能是殷承宗。后来，我继续打听到他们在出访之前，计划找人先在美国演出。事有凑巧，我的同班同学当时正在费城乐团的夏季音乐节帮忙，她对乐团的经理说我有这部作品的乐谱，还可以演奏。这样，我就接到了奥曼迪先生的电话，当时距音乐会还有一个星期。
奥曼迪在电话里说：“我听说你能够演奏《黄河》协奏曲？”，
我回答：“是的，但是不能说演奏的很好，不过确实非常熟悉这部作品，”
“那么，你愿意演奏吗？”
“当然了”，
“但是你得先通过考试”。
结果，我就手拿乐谱，开车直接奔向马萨诸塞州，奥曼迪先生住在那里。三个小时后，我到了约定的地点，给奥曼迪先生演奏了这部作品。奥曼迪说：“很好，就让你演了”。
就在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接到了一个来自日本的电话，因为我和一位日本姑娘结婚，电话里说她妈妈突然在东京去世，这样我就匆匆忙忙地飞到日本奔丧。直到音乐会的头一天才返回纽约。我根本没有那么多足够的时间去练习演奏。我只是在飞机上看着乐谱，用手比划着“弹奏”。
音乐会上，我演奏得很成功，结果人们都说：“也只有年青人才敢这么干”。事实上，我自己也再不敢这么干了。
♫ 在费城大教堂录制《黄河》
RCA版《黄河》的录音令发烧友感兴趣——大名鼎鼎的RCA录音师保罗·古德曼录制，该作品的演绎也基本超脱出了原合唱作品，更有西方协奏曲的韵味。以至于当时引发许多唱片评介及HIFI杂志纷纷报道、评述。
在评论这版录音的文章中，记得香港某音响杂志说这版录音如何在人民大会堂完成，也有的评论说是在香港完成，而录音资料中又没有提及两部作品的录音地点，只是《黄河》是1974年的出版版权登记，《梁祝》是1978年的出版版权登记。
为了澄清这几个问题，我特意问艾斯坦这张录音是怎样录制完成的。艾斯坦回答：“我和费城管弦乐团在1973年夏日音乐节中第一次演奏，这是一场露天音乐会。之后，乐团赴中国演出。回来之后，我记得大概是九、十月吧，我就和费城乐团合作录制了这部作品。录音地点是在费城的一个教堂里，这个教堂很大，费城交响乐团一直在这里录音”。费城交响乐团在1973年首次访问我国，成为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第一任交响乐大使。
这个录音的出笼就这么简单，没有太多的故事。那些评论说是在人民大会堂完成可能是误认为费城交响乐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那场音乐会；而认为在香港完成的人，可能是张冠李戴，与《梁祝》的录音地点搞混了。
▲费城交响乐团首次访华演出资料图片。演出地点：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
♫ 《黄河》引发波澜
在1970年代，据我了解，只有两个钢琴家分别在美国和法国演奏过这部作品。一个是发现钢琴家许忠并被称为其“艺术母亲”的周丽勤女士，她是欧洲社会的传奇人物，她的身上同样有着数个引人注目的身份：1950年代上海滩名门贵妇，香榭里舍传奇华裔女钢琴家，欧洲畅销作家。1973年12月1日周丽勤在巴黎香榭里舍剧院举行钢琴音乐会，演奏钢琴协奏曲《黄河》，有一支65人的乐队为她伴奏，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也让法国人认识到中国有如此出色的钢琴曲。她是把《黄河》带到欧洲的第一人，也是首位在这著名大剧院举办演唱会的华裔女钢琴家，被当时首位中国驻法大使黄镇赞为“黄河的女儿”。另外一位就是这位美国的钢琴家艾斯坦。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演奏《黄河》，都与黄镇先生有联系。
艾斯坦在谈话中说：“最初演奏《黄河》并不十分成功”，我马上跟着问：“美国的观众如何看待中国音乐”？艾斯坦回答：“其实，观众当时听这部作品的时候，都十分狂热，我想无论对于美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这都是令人振奋的时刻。而且，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第一次听到中国音乐作品。我还记得，当我演奏到最后一个音符，人们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兴奋无比，掌声雷动。当时的评论也非常多，我在纽约还收集了一部分”。
我问他：“主要的评论观点你还记得吗？”
艾斯坦回答说：“主要是的观点是，这是一部很了不起的创作，特别是用西方交响乐的手法创作，作品中蕴含着后期浪漫主义的特点，有些像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风格。因为这部作品是‘集体创作’，我想可能殷承宗担任了钢琴部分的主要创作，因为他在俄罗斯学习过，有俄罗斯的风格影响；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编曲部分、音响效果非常好”。
▼奥曼迪指挥费城交响乐团演奏《黄河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
♫ 作品理解上的争议与争吵
众所周知，《黄河》是特定年代背景下的产物，就作品的版权和版本，曾经引发了一场长时间的争议，并以“殷石之争”为主要特征，一时成为媒体关注并炒作的热点。就此，我问艾斯坦：“你知道中国现在有两个版本吗？一个是‘东方红主题’，一个是‘黄河船夫曲主题’？”说完，我分别哼唱了两个版本不同的主题旋律，艾斯坦听过之后说：“我知道你刚才演唱的‘东方红’版本，那是我演奏的版本，另外一个我不知道”。
对于这个“殷石之争”，我认为，殷承宗坚持“原始版本”，是出于表现作品特定的创作年代，所谓“原汁原味”，所以要坚持演奏有《国际歌》、《东方红》等革命歌曲的主题作为结束部高潮的版本。石叔诚则出于更宽泛的艺术目的，要按照交响乐传统的曲式，再现“主部主题”，将再现部改为第一乐章的“黄河船夫曲”主题旋律并作为末乐章的高潮。我就此问题也问过石叔诚先生，他说这部协奏曲的改编，应该不超出冼星海先生原作的范畴，“所以我坚持演奏我自己参与创作的这个版本”。
【钢琴家石叔诚演奏《黄河》，他曾参与这部作品的创作。为了强调作品的统一性，他一直坚持在末乐章演奏“黄河船夫曲”的主旋律，替代“东方红”的旋律，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这样的处理可能更符合协奏曲的创作曲式。这是2007年1月25日在长春一汽奥迪总装配车间举办的现场音乐会，舞台后面就是VW的新车组装线，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一条生产线，每一分钟生产一辆汽车。石叔诚与余隆指挥的中国爱乐乐团合作演出了“石叔诚版本”的《黄河》。演出期间有个插曲，人称“石大爷”的钢琴家，换好演出服后，走进车间和工人们聊天去了，结果误场近十分钟】
”艾斯坦说：“当我第一次阅读了乐谱之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当时我和黄夫人交流的时候，聊到贝多芬、肖邦等等一大批音乐家，她曾经是学习钢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停下来了。我们的谈话一直涉及到了‘文艺的目的’等问题，因为我当时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十分好奇。我的同学们对于中国更多的是从政治上、从两国建交这件事情上感兴趣，对于艺术上的了解可能甚少。我知道作品是根据《黄河大合唱》创作改编，我大概了解一些内容，主要是讲述日本入侵中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但是我从来没有完整地听过这部大合唱。我曾经听过殷承宗演奏这部协奏曲的录音，给我以强烈的印象。他当时的演奏真的很棒。我知道整部作品的旋律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熟悉，我并不知道旋律所描述的歌词和涵义，我完全是根据音乐本身来表现。单就音乐本身来说，它也足以证明这是一部大作品。不妨这么说，如果你听贝多芬的作品，你不知道背景和内容，你依然能够感受到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奥曼迪指挥费城交响乐团演奏《黄河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
♫ 艾斯坦的《黄河》可能难以超越
艾斯坦的《黄河》版本更多的意义在于它是中美两国外交及政治的产物。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这一历史性的访问，使紧关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大门终于打开。尼克松到中国访问，是美国总统对一个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访问。但是，尼克松后来因“水门事件”宣布辞职，中美关系正常化未能在他任期内实现。到1977年卡特总统上台执政后，美国政府才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个条件，中美两国才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艾斯坦的《黄河》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背景下出现的。
艾斯坦的《黄河》可能是当时仅有的几张录音版本中最出色的，是惟一的国外录音版本，但并没有引起更多音乐爱好者重视，以致很多人现在回过头来“搜盘”。我在北京音乐台《发烧门诊部》主持节目的时候，节目编辑之一的陈立先生就这版《黄河》作了一次专题节目。他认为这版演绎的最大特点是没有拘泥于原作的结构，整版作品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有些段落的沉重感少一些如《黄河怨》的段落，作品整体的激昂元素表现得十分充分。这张录音除了CD之外，还有采用当时比较时髦的技术，用二氧化铬/120微秒均衡录制的磁带。
艾斯坦先演奏了一首勃拉姆斯的作品，这是他准备在学校举办独奏音乐会的曲目，所以演奏的得心应手。他说他是第一个在曼哈顿音乐学院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的教师，其他老师只参加室内乐音乐会。他顺便接着说：“在我教学的曼哈顿音乐学院，有许多中国学生。有个中国学钢琴的孩子钱洁（音译），钢琴演奏得非常棒，我的钢琴学生里还有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的两个学生，而我教授的室内乐学生当中有好几位中国学生，他们可以说是学生们当中最出色的。”
艾斯坦看着《黄河》的乐谱，坐到钢琴旁，看了我们一眼，说：“我已经30年没有弹这部作品啦”，犹豫了半天，在大家的鼓励下，他终于按下了琴键。可是当翻页的时候、他不得不停下来，翻过页之后，又断断续续地接着弹下去，尽管时不常的弹错，他自己也不断说：“It’s terrible（太差劲了）”，可是整体感觉、特别是力度的表现，还是不错。第一乐章他弹到了“再和那黄河怒涛决一死战”的乐段，由于弹错了，索性停下来，用中文说：“太不好意思啦”！大家一起鼓掌，笑声充满了客厅。笑声未绝，艾斯坦突然说：“这是最浪漫的乐段”，话音未落，《黄河颂》的旋律从手下流淌而出，这一段演奏的很悠扬，我当时真的很感动，不由得跟着唱起来——“浩浩荡荡，看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艾斯坦自己好像回忆起来这段旋律，整段旋律比较流畅。这段弹完了之后，他说：“你们至少应该给我一个小时来熟悉熟悉呀”！
▲艾斯坦即席演奏《黄河》
有个朋友强力要求他再弹一段《保卫黄河》，他说：“It’s impossible（不可能）”。在大家的热情欢迎下，他只好又坐回到琴凳上，试奏了一段旋律，然后说：“这段旋律真的很难，肯定是钢琴家创作时给自己写的”，不过他还是从“风在吼”的旋律始处弹起来，直到全曲结束。
我问艾斯坦，如果再让你弹《黄河》，你得准备多长时间？他说“至少几个星期”，朋友笑着说：“那都可以沿着黄河走一遍了”，话音未落，只听艾斯坦说：“那干脆我们就在船上演奏吧”…… 在一片笑声中，与艾斯坦的聚会结束了。我自己也留下了一版惟一的艾斯坦30年后钢琴独奏《黄河》片段的MD录音。
▲与激光唱片同时出版的还有二氧化铬录音带。特意让钢琴家在磁带封面上签字留念。
根据艾斯坦30年来再没有演奏过《黄河》以及他目前演奏的现状，我想，1974年与费城交响乐团及指挥家奥曼迪合作的《黄河》肯定是“绝响”——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历史记录，它将以其特殊的背景成为“空前绝后”版本。
35年后，费城交响乐团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以相同的曲目，再次复制了首次访华音乐会。不过，指挥由奥曼迪变成了艾森巴赫，钢琴独奏由殷承宗变成了郎朗。
黄镇（Huang Zhen 1909.1.8－1989.12.1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61.4－1964.3）。生于安徽桐城（现枞阳）。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建国前长期担任中共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工作，参加过长征。1946年任军事调处执行部驻新乡中心执行小组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少将衔）。建国后调入外交部，先后出任驻匈牙利（1950.8－1954.9）、印度尼西亚（1954.11－1961.6）、法国（1964.6－1973.3）等国大使和驻美国联络处主任（1973.5－1977.11）。1955年4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陪同周恩来总理参加了亚非会议。1962年，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出访亚非6国，通报中印边界冲突真相。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在周恩来率领的访问亚非欧14国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中任副秘书长。在驻法国大使任内，主持了同意大利、土耳其、扎伊尔、智利等十个国家的建交或复交谈判，并兼任中美在巴黎接触的中方代表。1977年12月以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文化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国际友谊促成会名誉理事长、中美友好协会会长等职。第九、十、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1982年至1989年，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顾问，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主要著作收入《黄镇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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