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举丨倾注在《语言与国家》里的家国情怀和大家风范——深切缅怀陈章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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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注在《语言与国家》里的家国情怀和

大家风范

——深切缅怀陈章太先生

文丨赵世举

2021年10月17日，也许注定是个令人悲伤而难忘的日子！霜降迫近，天气阴沉，深秋的武汉，寒气阵阵袭人。不知何故，有些莫名不宁，懒得做事，平时瞎忙乎很少看微信群的我，鬼使神差地刷起朋友群来。突然，冯志伟先生的一条“惊悉挚友陈章太先生于今日凌晨去世……”的消息，刺入眼帘，顿时惊愕良久，难以置信。记得9月的某日，周洪波兄还告诉我，陈先生出院，他去看望，先生恢复尚好。怎么可能？！缓过神来，便急切地带着“证伪”的心理给洪波兄发了一条微信，期盼是误传。然而，天违人愿，洪波兄真切地回复“是的。今天凌晨走的……”悲痛难抑，热泪潸然。随即询问如何安排，有何合适的哀悼方式，无奈洪波兄告知只打算家人、好友小范围告别。我明白，无缘入门的私淑者，是不宜去添麻烦的，因此只好拜托洪波兄代致哀悼和对陈先生家人的问候。至今抱憾。

近来，不断读到陈先生的老友、同事、学生发表的追思文章，也抑制不住想写点什么来表达哀思。其实说来惭愧，我因最初主要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和研究，孤陋寡闻，对陈先生的工作和学术知之不多，只知道他是国家语委的一位领导。后来因为兼做相关行政工作的缘故，才开始拜读陈先生的有关讲话和文章，有了一定的认识。记得1987年读到他在《语文建设》第1期上发表的《语言学观念的更新和语言文字工作》一文，眼睛为之一亮，十分钦佩其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先进的学术观念，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93年深圳教育学院和深圳市语委办联合主办“第三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国际）”，我有幸受邀（后因临时有事未能成行），为撰写会议论文《双语双方言运用的心态透视》一文（后收入会议论文集《双语双方言（三）》，汉学出版社1994），读到了陈先生出席第一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的论文《论语言生活的双语制》（《双语双方言（一）》，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对陈先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与陈先生真正熟识，是自2011年编写《语言与国家》开始的。尽管直接打交道并不多，且主要是各种会议上相遇，但陈先生之风，熏润我颇深，让我受益，令我感佩。我对陈先生的崇敬之情，或许也不亚于其他朋友的浓烈。

为追忆先生，近日特意从尘封的资料堆垛里找到了《语言与国家》编写过程中留下的原始记录，细细重温了跟陈先生相关的部分。睹物思人，陈先生多次精心审订《语言与国家》的情形跃然再现，历历在目。

2015年，赵世举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教育部语信司和商务印书馆高度重视《语言与国家》一书的编写，为保证质量，两任司长李宇明、张浩明和时任副司长田立新，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和总编周洪波等，多次出席审稿会，掌舵把脉，同时特邀陈章太先生和陆俭明先生担任审订，为该书把关。

陈章太先生第一次出席审稿会是2014年2月16日，在商务印书馆，那是审议第三稿。同时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大学陆俭明先生、时任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的李宇明教授、语信司张浩明司长和田立新副司长、商务印书馆于殿利总经理和周洪波副总编、时任北京华文学院副院长的郭熙教授，以及语信司易军处长和李强同志、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余桂林主任等。会议开了整整一天。

一般而言，作为年逾80的德高望重的审订人，就稿子宏观方面把把脉、提提原则要求即可。但陈先生不是！他不仅一丝不苟地通审全稿，就宏观问题、关键问题发表卓见，而且在局部细节方面也提了许多宝贵意见（陆俭明先生也是如此）。我根据速录稿和我的笔记统计了一下，在当天的会议中，陈先生除了轮到他的一次系统性发言之外，先后随机插话整整10次，而且仅第一次发言就达2400多字之长，贡献了很多思想和具体意见。因此，本次会议他至少获得两项第一：年龄第一长，发言次数第一多。其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主持审订会的李宇明教授评点说：“陈老师历来做事认真，今天就体现了。”更令我至今难忘的是，他发言开始就表示歉意说，稿子还有一点没有来得及看完，并不无幽默地解释道，因为最近生病了，还在康复中，是在家里邓医生的严格监管和协助下看的稿子。一位80多岁的老领导老专家这种敬业忘我的精神，能不令人崇敬、感动？

陈章太先生在审稿会上

在《语言与国家》书稿审订中，陈先生的一言一行，无不体现出对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赤诚和高瞻远瞩。他不仅从语言学和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国家和社会需求的高度对该书的价值、内容、观点、写法等给予高度评价，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而且对书稿的修改完善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指导意见。

在宏观方面，他告诫我们，全书一定要体现出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应该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来的“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是我们国家语言政策跟语言规划最重要的最新的最根本的核心思想。与此相应，要“妥善处理各种语言关系，构建和谐语言生活。”这个是我们的主线。他还先后强调，我们国家语言国情长期以来是主体性与多样性相统一，或者说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体。这个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既符合中国的国情，也符合整个国际语言生活发展状况。这些指导，为《语言与国家》的编写确立了定盘星和主旋律。

在具体方面，陈先生也一丝不苟地指导很多。比如，关于如何正确处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问题，他指出：

这也是语言关系当中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碰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这一问题怎么把握、怎么处理？你处理得左一点也不对，对方言不重视显然不对，因为方言是跟语言感情，跟文化、习俗各个方面乃至整个思想观念都联系在一起的；方言问题你放得太宽，也不对，现在有人提出来要保卫方言、要为方言立法，这些东西我们是不能支持的，需要把握好。

他又指出：

还有一个具体问题是语言情感跟语言安全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好像涉及得不多。实际上语言情感跟国家安全、跟语言安全关系非常密切，这个问题怎么论述、怎么看、怎么处理？需要重视。

他还要求我们：

这本书要保证它是高水平的，真正把我们的目的能体现出来，所以一定要再认真点，好好再琢磨。从观点、理念一直到每一件事实，包括国内国外的每一个案例都要非常准确。

写法上，包括论述的风格上，现在各章在这个问题上有差别，一看就看出来了。难度很大，所以我补充一点意见就是要再细细地琢磨，从内容到事实、到观点、到语言使用，这整个都要，包括表述的风格、语言的风格等尽量统一。

这些细致的提醒和指导，为我们编写质量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1年，商务印书馆，《语言与国家》第一次审稿会合影。

陈先生还教导我们要有世界眼光，在内容和写法上正确处理好国内与国外的关系。他说，编这样一本书不容易。

难度在哪里啊？因为语言与国家的问题，不光是全中国的，还包括世界，包括国际上历史的跟现在的，范围非常广泛，所以处理起来很难。你要单单细数中国的问题比较好办，集中论述外国的问题也比较好办，可它现在是交叉穿插的。涉及广泛的好处是空间比较大，可以选择最典型的个案、最新点，选择空间比较大，但是怎么把国内国外的协调在一起，处理得比较得当，这个难度就比较大，它是一个整体啊……不仅是中国的，但又要以中国为主，能体现出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些特色，难度很大，所以总体上希望能再细细地打磨。

既表达一种很高的期待，也充满体谅和关怀。

陈先生还特别提醒我们要有忧患意识，他说：

这里头是有一些忧患意识的，国内国外的都有，但是这方面还不够。初步读完了以后，看看确实我们国家这方面差得太多，差得太大。说实在的，跟某些国家来比，不要说跟美国来比了，跟某些比较重要的西方国家比，我们都还差得很远。

对事业、对国家的忧患之感和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在整个审稿过程之中，陈先生既高标准、严要求，也饱含体谅、宽容和关爱。每当指出问题时，他几乎都不忘说明其难度，以减少编写者的压力。比如在开场白中说：

我最近也涉及到这些问题（主编《语言规划概论》），语言规划跟（国家的）各个方面都有关，所以深感还没有这样就语言与国家关系的最顶层的系统论述的专著，虽然国内国外包括最近翻译过来的几本书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全面的阐述，所以我看到这个非常高兴。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写起来不容易。但是现在初步来看，我感觉完成得很好，应该说，虽然写四年了，但是这四年（能写出这样子）确实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太广了，所以看到这个书稿以后我非常高兴……整个内容很重要很全面，论述语言与国家凡是能涉及到的问题差不多都谈到了，案例很丰富，分析也比较深刻，全书的结构架构比较完整合理，形式比较活泼新颖，特别像各节的阅读提示，跟那些小标题……这样一部重要的著作采用这种形式我觉得非常活泼新鲜。论述也比较简明清晰，看起来读下来整个清清楚楚。观点很重要，树立的观点是鲜明平稳的……但是，因为这本书要论述的问题很大，内容广泛，案例又很丰富，所以说怎么样做得更精炼、更加准确、更加严谨、更加清晰，而且写起来更规范，这些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些工作的。

陈先生指出问题前的这番话，显然给编者以莫大的鼓励和宽慰，意在避免影响编者的积极性。既体现出先生宽以待人的胸襟，也展现出先生处事的艺术，令人敬佩。

《语言与国家》审稿会虽然已远去近八年，但陈章太先生在会上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目，其情怀和风范更是铭刻心中。古人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恰似我的真切心声。

2017年，国家语委语言生活皮书审订会。

前排左二赵世举，左四陈章太先生。

作者简介：

赵世举，《语言与国家》主编，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语委科研基地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曾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武大校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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