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结
人生百态
前几天写《胡政之与范长江》，有朋友问起，为什么想起写这篇文章？自己心知肚明，这是因为有大公报、胡政之、范长江三个情结。
先说大公报情结。范长江、胡政之这两位中国新闻史上的杰出报人，都是大公报鼎鼎有名的人物，而我干过十六年记者的经济日报也曾与大公报有缘。
大公报与经济日报的渊源，在报社工作时只是朦朦胧胧。离开报社以后，通过在报社工作的大公报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以及与香港大公报同仁的接触，才基本把来龙去脉搞清楚。
大公报是1902年创建的，明年就要迎来120周年的报庆，国内还没有哪一家报纸的社龄如此之长。120年中，大公报经过了英敛之、王郅隆、新记公司时期。报馆从天津起家，曾先后在上海、汉口、香港、重庆、桂林、北京等地出版。随着全国各地相继解放，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出版；上海大公报保持原名出版；重庆大公报改为重庆日报出版；香港大公报则延续下来，至今仍在正常出版。
据原大公报人、经济日报原副总编张颂甲记述，1953年，上海大公报奉命迁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以大公报原名出版。从这时起，大公报的报道重点方向，就已经转向财经工作和国际新闻。1956年，北京大公报社新楼落成（即今北京西城区永安路北京邮局大楼），天津大公报迁至北京出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公报于1966年9月15日被封停，更名前进报出版，只办了45期，于当年12月29日再次被红卫兵封停。
1978年7月4日，根据中央指示，姚依林召集原大公报的部分人员创刊财贸战线报。1981年1月1日，改名为中国财贸报，出刊至1982年12月31日第573期，因改办经济日报而终刊，但出版序号仍继续由经济日报沿用至今。
.可见，留在大陆的大公报同仁，为财贸战线、中国财贸报以及经济日报的创立，立下汗马功劳。
1983年经济日报初创时期，报社领导班子中，除了人民日报来的安岗、张沛，中国青年报来的丁旺，报社的几位副总编辑王昭栋、刘树烈、张颂甲、王浩天、胡理堂，都是来自中国财贸报。报社业务骨干中，也是原中国财贸报的人员居多。安岗当年即四处招兵买马，一大批中青年骨干陆续进入，报社人员结构才出现变化。我就是在这一年从高校进入经济日报工作的。
当时，工作接触比较多的大公报人，是同在理论部的近六十岁的庄怡、卢贸千。庄怡马骑着自行车马不停蹄地到中央国家机关约稿，卢贸千则勤勤恳恳埋头于版面。
理论部办公室相邻的是文艺部，王浩天、毛铭三、高汾都是大公报老人，王浩天闲庭信步指挥若定，毛铭三楼上楼下跑个不停，高汾则安静地和年轻人一起改稿；总编室负责校对的皇溥先生，也是老大公报人，每次晚间去报社盯版，都能见到他戴着花镜在台灯下用红笔勾勾画画。他们有时紧紧张张，有时轻轻松松，干起活来一丝不苟，开起玩笑却十分幽默，使我间接体会到了大公报的办报风格。
离开报社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数次来往香港。每次去，都要到香港大公报拜访，见到报社的同仁总有莫名的亲切感。
我前些年去香港大公报的时候，总编辑是王国华。这个很有活力的干将，经常在香港策划一些有影响的活动。比如，我前去香港参加的，2003年的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图片展、2005年的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图片展，都是以大公报为主举办的，每次活动都邀请香港头面人物出席，吸引了许多商家广告。
现任大公报社长姜在忠，以及前任总编辑贾西平和我都熟悉。尤其是贾西平，他到部里新闻协调小组工作时，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了一年。这两位受命前往大公报时，报社经营比较困难。靠着他们的兢兢业业、励精图治，报社发展得越来越好。2005年时，我去大公报时见到的办公设备十分陈旧，和内地媒体相比差很多。2011年，我到香港参加第十二届海峡两岸暨港澳新闻研讨会时，大公报已经鸟枪换炮了。有人评论说：“他们是建国以后最好的一届大公报领导。”
再说说胡政之的情结。胡政之是大公报担任经理时间最长，对大公报发展贡献最大的资深报人。了解胡政之，得益于我的中学班主任老师胡玫，她是胡政之的长孙女。
胡玫老师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带的第一个班，就是我在北京49中上中学时的这个班。对于她当年进入教室时的情形，我至今记得很清楚。穿军黄色上衣，系两个短辫子，面容严肃，说起话来意气风发，阴阳顿挫，慷慨激昂。每次下乡劳动、野营拉练，比我们只大十岁的胡玫老师，对我们这些离家的学生皆照顾如母。
在各自忙于工作时，与胡玫老师未见几面。光阴似箭。有空闲坐下来聊天时，她已经走下讲台十几年，头发虽已花白，精神依然矍铄。当我知道她与胡政之的亲属关系，自然比师生关系又多了许多话题。
她告诉我，由于文革抄家，家里关于胡政之的资料早已荡然无存。刚退下来的几年，她花时间最多的一件事，就是跑图书馆和高校，查找收集有关祖父的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2002年6月，她编写了内部刊行的《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2008年9月，在《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发现的的一些回忆文章，由天津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回忆胡政之》一书。
我从胡玫老师那里得到那两本书，恭恭敬敬，认真拜读，细细品味，报坛巨擎胡政之的形象逐渐在脑海形成。最深切的感觉就是，我们对胡政之研究介绍太少了，新一代新闻人了解胡政之的太少了。通过贾西平，我把大公报后人与仅存的香港大公报连接在一起，使胡玫老师有更多机会参加大公报的纪念活动。
在胡玫老师帮助下，我看到了更多有关胡政之的资料。这些资料使我受益颇多，其中之一，就是对胡政之与范长江的关系有了新认识。过去，介绍范长江事迹，为了凸显他的大智大勇和卓越才能，多把他描绘为单枪匹马，勇闯天涯。随着越来越多地了解胡政之，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胡政之是范长江事业达到巅峰时期的鼎力支持者，范长江之所以能够成功完成西北采访天下闻名，离开胡政之和大公报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后，再说说范长江情结。从胡政之与范长江之间的关系，使我再次回顾那个己经有温度、有血肉的真实的范长江。
范长江这个名字，在新闻界如雷贯耳。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中国新闻奖以他的名字而命名；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把他参与创建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视为其前身；中国记者节则是根据他参与创建的“青记”成立的日子（11月8日）确定的。
对于我来说，范长江几乎伴随了我整个新闻生涯。在报社当记者16年，楷模就是范长江。离开报社的16年，许多工作，如组织中国新闻奖评选、组织中国记者节活动，都是范长江不离口的。
2016年，怀着对范长江的崇敬之情，我先后拜访了他的出生地内江和生命终结的地方河南确山县。
在范长江纪念馆里，毛泽东1937年2月29日写给范长江的信吸引了我的目光：“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言，匡我不逮。敬颂撰祺！弟 毛泽东”。
信虽不长，却充满领袖对记者范长江发自内心的尊重。“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籍供参考，可能时祈为登布”，并诚恳地请长江“赐教言”“匡我不逮”，年长范长江十几岁的他在文末还以弟谦称，使我体味到一位好记者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我深有感慨，当年的领袖尚且如此尊重媒体，那些动辄将媒体呼来唤去的七品芝麻官，难道不应当由此反思些什么吗？
在驻马店确山县瓦岗镇芦庄，我走访了当年中国科协五七干校原址。范长江1970年10月23日就是在这里的一口水井离世的。现在，水井己被填埋，淹沒在一片庄稼地之中。离井不远处，矗立着当地百姓自发捐资修建的碑亭。范长江当时在干校住过的房子、吃饭的大食堂依然保存完好，标志那个不堪岁月的大标语仍然清晰可见。己经81岁的李长俊，是当年与范长江朝夕相处的林区职工，他回想范长江在干校的工作生活，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笔者深深为长江之死扼腕痛惜，感慨人生有太多戏剧性。当年，他涉险进入荒无人烟的西北角，冒险闯西安、辗转来延安，尚无夺命之虞。和平年代，朗朗乾坤，领袖谦谦墨迹犹在，一代新闻巨子怎就满怀屈辱命丧黄泉？
香港大公报依然在风雨中前行，范长江已驾鹤西去，而他的伯乐胡政之则先于他21年离世。情结如丝环绕不去，撰写《胡政之与范长江》，聊作纪念。是为记。
文中照片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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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与范长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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