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大运会上的“太阳神鸟”有多少神秘故事
成都大运会顺利闭幕，赛场内外的“太阳神鸟”传统文化元素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开幕式伊始，大型“太阳神鸟”的图案出现在场馆中央区域。
点火环节，众人点燃“太阳神鸟”圣火盘。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时期“太阳神鸟”金饰，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和成都城市形象标志的主体图案。以此为代表的“太阳神鸟”纹样，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象征。
今天推送古蜀文明研究专家黄剑华老师关于“太阳神鸟”的文章，一起梳理和学习一下这一古老图腾的意义。
古蜀族是世界上最早开采使用黄金的古老民族之一，三星堆考古发现对此做了充分的揭示，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饰器物为之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例证。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金虎、金鱼、金璋、金叶饰等黄金器物展现了古代蜀人高超的黄金加工制作技艺，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浓郁的古蜀特色在中华文明史上谱写了灿烂的篇章。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金冠带、太阳神鸟金箔饰、金箔蛙形饰、金喇叭形器、金盒等数十件金饰器物更以诡异的图案和奇特的风格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进一步印证了古蜀文明的神奇和瑰丽。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制品同两地出土的青铜雕像与青铜器物一样，也充分反映了文化内涵上的一致性，同时又显示出一些异彩纷呈的不同特点。它们通过璀璨的器形和洋溢着丰富想象力的图案纹饰，向我们展示和诉说的不仅仅是古代蜀人开采使用黄金的历史和加工制作技艺，还有古蜀族的崇尚观念、族属意识、社会习俗、审美情趣以及许多使我们产生丰富联想的神秘故事。
在金沙遗址清理出土的金饰器物之中，最令人惊叹的便是太阳神鸟金箔饰了。其神奇的图案和绝妙的表现手法，无论是在四川还是在全国都是从未有过的考古发现。将太阳神鸟金箔饰称之为金沙遗址最具神奇色彩的典型器物应该是不过分的。它虽然形制不大，显得小巧袖珍，展示的却是对太阳和宇宙的观察与想象，凝聚着极其丰富的象征含义。它以简练而生动的图像语言向我们透露了古蜀太阳神话传说的大量信息，记述了商周时期古蜀国极为盛行的太阳崇拜习俗，为我们了解古代蜀人的精神观念和追溯古蜀时代一些重要祭祀活动的真实情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箔饰在考古史上的重要意义远不止于此，作为成都出土的一件最令人赞叹的神奇之物，如今它已成为成都南延线立交桥上光芒四射的城市标志，向人们张扬着一种巨大的古蜀魅力，为成都这座西南地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无穷的光彩。在它引起我们的由衷赞叹之后，还需要知道的是它究竟告诉了我们些什么？现在就让我们对金沙遗址出土金器中的这件神奇瑰宝做一番观赏和探讨。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形制为圆形，内有镂空图案，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0.02厘米，用很薄的金箔制作而成，其匠心和创意显得是如此绝妙而又非同凡响，数千年之后仍璀璨夺目、精美异常。在制作工艺上，这件金箔饰采用了锤揲与切割技术，整件金饰厚薄均匀，纹饰边缘整齐平滑，工艺精湛，构思奇妙，充分显示了制作者的娴熟与高明。最为奇妙的是圆形金箔上面的纹饰，如同一幅均匀对称的剪纸图案，可能使用了相应的模具精心切割而成。无论是纹饰的整体布局还是图案的细微之处制作都一丝不苟，在有限的空间内达到了极为神奇的效果。这件圆形金箔上采用镂空方式表现的奇妙图案可分为内外两层。内层图案的中心为一镂空的圆圈，周围有十二道等距离分布的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这些外端尖锐好似象牙或细长獠牙状的芒呈顺时针旋转的齿状排列。外层图案是四只逆向飞行的神鸟，引颈伸腿，展翅飞翔，首足前后相接，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排列得均匀对称恰到好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赏，整幅图案都充满了动感，好似一个神奇的旋涡，又好像是旋转的云气或空中光芒四射的太阳，四只飞行的神鸟则给人以金乌驮日翱翔宇宙的丰富联想。考古工作者曾将这件奇妙的金饰放在红色的衬底上观看，发现其内层旋涡形图案如同一个旋转的火球，周围飞鸟图案犹如红色的火鸟。那火红的圆盘和耀眼的光芒分明就是古代蜀人对太阳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表现得如此精妙而富有创意。还有那绕日飞行使人浮想联翩的神鸟，更是古蜀时代太阳神话的一种生动展现，而且将这个神话传说中的丰富含义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我们知道，原始崇拜是人类由洪荒向文明迈进过程中的一个古老话题，在各种原始崇拜观念中最昌盛的就是太阳崇拜观念了。这主要是由于太阳和自然万物的密切关系，对人类的生存繁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先民们自远古以来就对太阳怀着敬畏崇拜之情，并由此而产生了各种崇拜形式。由于先民们对太阳与宇宙的观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丰富想象，使世界各民族中都出现了绚丽多彩的太阳神话。这些以太阳为母题的神话传说，在世界的西方和东方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而广为流传，对古代各民族的精神观念和行为方式乃至整个历史文化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阿波罗是古希腊神话中众所周知的太阳神，中国古代则广泛传播着具有浓郁东方特色的十日神话，这些都是我们熟知的最为显著的例证。据学者们考证，对太阳神阿波罗的崇拜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小亚细亚，在迈锡尼时期传入希腊，后来传入罗马。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曾塑造了许多阿波罗雕像，并修建了富丽堂皇的阿波罗神庙。这些神话传说以及反映在神话传说中的精神观念和文化特色，对后来的整个欧洲都有广泛的影响。与之相比较，中国远古时代的十日神话传说不仅与西方太阳神话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展示了东西方区域文明的不同特色。
汉代画像石上的三足乌（河南唐河出土）
根据《山海经》等古籍中的记述，中国远古时代太阳神话传说中的十日是帝俊与羲和的儿子，它们既有人与神的特征，又是金乌的化身，是长有三足的踆乌、会飞翔的太阳神鸟。如《山海经·大荒南经》中就说：“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海外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这些便是对十日神话传说的记述。《淮南子·精神训》中说“日中有踆乌”，郭璞注解说“中有三足乌”，则对太阳为金乌化身做了说明和解释。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十日在汤谷中洗浴并栖息在扶桑树上，每日轮流从东极的太阳神树扶桑飞向西极的太阳神树若木。也就是说，每天早晨太阳从东方扶桑神树上升起，化为金乌或太阳神鸟在宇宙中由东向西飞翔，到了晚上太阳便落在西方若木神树上，这是一幅多么形象而神奇的景观。其中不仅表达了古人对日出日落现象的观察和感受，而且展示了先民们关于神树与神鸟的丰富想象。十日神话传说在殷商时期长江上游的古蜀王国中十分盛行，与古代蜀人的太阳崇拜观念交相辉映，呈现出一幅绚丽多彩的情景，三星堆考古发现对此便有充分的揭示。到了后世，十日神话流传的地域更为广泛，我们在各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上可以看到许多日轮金乌图。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上亦有以彩绘方式表现的一轮画有金乌的太阳，这便是先秦太阳神话流传于后世的反映。在这些生动奇妙的图像中，最值得关注的便是神鸟与太阳的关系，这可能是先民们描述和展现太阳神话最为简洁也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在图像语言远比文字发达的古蜀时代，采用雕塑和图案来表现十日神话与太阳崇拜观念更是分外盛行，与当时昌盛的祭祀活动可谓相得益彰。古代蜀人将复杂的精神世界反映在充满想象力的图像之中可谓传统悠久，得天独厚。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器物向我们展示的便是这样一幅蔚然大观的情形。
汉代画像砖上的日轮金乌图（四川新都出土）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就是古代蜀人心目中一棵具有复合特征的通天神树，既是十日神话传说中扶桑与若木的象征，又是天地之中建木的写照。青铜神树分为三层的树枝上共栖息着九只神鸟，分明就是“九日居下枝”的情景，在青铜神树的顶部还有出土时已断裂尚未复原的部分，推测还应有象征“一日居上枝”的一只神鸟。与青铜神树同时出土的尚有立在花蕾上的铜鸟、人面鸟身像等，很可能其中的一件便是那只居于神树上枝的铜鸟。当我们观赏青铜神树的时候，会注意到栖息于青铜神树上的九只神鸟都长着鹰喙与杜鹃的身子，鹰是翱翔长空最为矫健的猛禽，杜鹃是深受蜀国先民喜爱的禽鸟，将它们的特征融合成这种具有复合特征的神鸟，大概就是古代蜀人想象中的太阳精魂日中金乌的形象吧。青铜神树和栖息于其上的神鸟，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古蜀国十日神话传说的绝妙情景。此外，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反映古蜀太阳崇拜观念的器物与图像，如青铜太阳轮形器、圆日形状的青铜菱形眼形器、有圆日图像的青铜圆形挂饰、青铜神殿四面坡状屋盖上的圆日图像纹饰、人面鸟身像胸前的圆日图像、金杖上圆脸戴冠呈欢笑状的太阳神形象等。这些古蜀时代留下的大量器物和图像遗存，真实地反映了殷商时期古蜀王国太阳崇拜祭祀活动的昌盛，说明对太阳的敬畏崇拜是古蜀时代十分突出的一个主题观念，在古代蜀人的精神世界和世俗生活中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与图像材料对此亦同样给予了充分的反映。比如金沙遗址铜立人像头上戴的旋转状的奇异冠饰，就有祭祀者头罩太阳光环的特殊寓意，应是古蜀族太阳崇拜观念在祭祀仪式中的生动展现。
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太阳神鸟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凤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考古发现还揭示了古代蜀人有崇鸟的信仰，并以鸟为图腾，尤其是凤鸟与太阳神鸟在古代蜀人精神观念中占有特殊地位。而古蜀族的崇鸟观念与鸟图腾又与太阳崇拜和太阳神话相互交融，两者通常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那绝妙的图案所反映的丰富内容，对此又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我们知道，在中国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许多神话传说中，帝俊和黄帝都是世界东方的大神，具有类似于古希腊神话中最高神祇宙斯一样的煊赫身份。如果说中原传世文献中记述的黄帝是黄河流域远古先民们心目中掌管天庭和人间的最高统治者，那么《山海经》等古籍中记载的帝俊就是中国南方文化系统中主宰宇宙和世界的天帝了。帝俊不仅与羲和生有十日，还和常羲生了十二月，同娥皇生三身之国。此外还有许多后裔，例如《大荒东经》说“帝俊生中容”“帝俊生帝鸿”“帝俊生黑齿”，《大荒南经》说“帝俊生季釐”，《大荒西经》说“帝俊生后稷”，《海内经》记述了“帝俊生禺号”“帝俊生晏龙”“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等。这些记述构成了一个具有浓郁南方地域特色的帝俊神话传说体系，其中帝俊的后裔都特别崇尚神鸟，大都有“使四鸟”的习俗。据袁珂先生考证，帝俊实际上也就是南方文化系统中玄鸟的化身，认为“帝俊即殷墟卜辞所称‘高祖夋’者”，从字形看夋在甲骨文中是一鸟头人身的象形字，可知“帝俊之神，本为玄鸟”。
这与黄河流域“玄鸟生商”的传说含义是一样的，表达的是殷商和古蜀等古代部族都有强烈的崇鸟的信仰观念。正因为帝俊是中国南方神话系统中玄鸟的化身，所以帝俊的子裔都和神奇的鸟儿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出土资料来看，这种崇尚神鸟的信仰观念在古蜀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铜鸟便是很好的说明。
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上面刻画的绕日翱翔的四只飞鸟，显然就是《山海经》中所述帝俊之裔大都“使四鸟”的生动写照了。这件构思绝妙的神奇之物不仅表达了古蜀族强烈的信仰观念，而且贯注了浓厚的情感。太阳神鸟金箔饰的制作者和使用者可能正是以此来表明他们都是帝俊的后裔，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和十日的亲缘关系以及对太阳神的崇拜之情。
显而易见，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那奇妙的图像纹饰所表达的象征含义是极其丰富的。以旋转的火轮作为宇宙中光芒四射的太阳的象征，以飞翔的四鸟作为金乌和太阳神鸟的写照，通过对金乌托负着太阳在宇宙中翱翔运行情景的描绘，是古代蜀人的崇鸟观念和太阳崇拜信仰生动而绝妙的展现。这里我们还应提到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它是与太阳神鸟金箔饰有着同样丰富内涵的珍贵器物。这件有短柄的青铜有领璧形器整体为圆形，中央是圆孔，圆孔周围有凸起的高领，形器上的扁平矩形短柄较短，不能手握，推测可能起插件的作用，应是插在基座上或连接某件器物的榫头。该形器的尺寸为：直径10.24～10.36厘米，孔径4.03～4.31厘米，领高2.9厘米，边轮宽2.67厘米，短柄长2.26厘米，厚0.2～0.33厘米，重280克。最令人注目的是在该形器宽平的边轮两面均铸刻有相同的飞鸟图案。其图像纹饰以边轮外廓的两圈旋纹为边栏，围绕着璧形器的圆孔布列着三只首尾相接展翅飞翔的神鸟。采用阴线刻画的三只神鸟，手法简练，线条流畅，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形态上，三只神鸟同样为鸟颈向前，鸟腿后伸，做腾空飞翔之状。同时还细致地刻画了飞鸟的钩喙圆眼、华丽的长冠和飘逸的羽尾，造型风格上显示出浓郁的古蜀特色，而夸张的表现和丰富的想象更增添了这件器物图像给人的神奇之感。同太阳神鸟金箔饰相比，这件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不仅尺寸大小相近，而且在图像纹饰所表达的象征含义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周围有凸起高领的圆孔不就是圆日的象征吗？三只神鸟所表现的不同样是托负着太阳在宇宙中由东向西飞行的情景吗？很显然，这件器物同样是古蜀时代昌盛的太阳神话传说和太阳崇拜观念的产物，是古蜀族以太阳崇拜为母题的祭祀活动中的一件重要器物。
当我们将太阳神鸟金箔饰与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放在一起仔细观赏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古代蜀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绝妙的图像语言所折服。特别是他们别出心裁的创意和表现手法，以及融化在器物图像中的自由奔放的情感和浪漫瑰丽的精神，真是令人惊叹叫绝。我们也注意到这两件器物图像中的一些微妙差异，比如托负太阳展翅飞翔的神鸟，太阳神鸟金箔饰为四鸟，青铜有领璧形器为三鸟，在象征含义上是否也有某些微妙的不同呢？它们是否反映了远古神话传说中相同母题内的多种内容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探析的地方和需要弄清的问题。
从古籍文献中的记载看，《山海经》中曾有多处关于帝俊之裔“使四鸟”的记述，如《大荒东经》中说“有蔿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帝俊生晏龙……食黍，食兽，是使四鸟”；“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大荒南经》中说“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等。据袁珂先生考证，“使”是役使之意。“使四鸟”或“使四鸟：虎、豹、熊、罴”可能是说役使的既有四鸟，也有四兽。而只有帝俊的后裔才有这种役使四鸟与四兽的能力。在这些神话色彩很浓的不厌其烦的传说记述中，除了十日神话与崇鸟观念，似乎还反映了一种驱使和驾驶太阳神鸟的想象，透露了古代先民们战胜自然的气概与希望。太阳神鸟金箔饰上刻画的四只驮日飞翔的神鸟与“使四鸟”的记述显然并不是简单的巧合，可能就包括了多重含义在里面。
《山海经》中又有关于三青鸟与五采鸟的记述，二者同样是非常奇妙的神鸟。如《西山经》中说“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大荒西经》中说大荒之中，西有王母之山，“有三青鸟，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鹙，一名少鹙，一名曰青鸟”；又说“有五采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海内北经》说“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这些记述中的三青鸟与五采鸟都非同凡响，显然也是古代先民崇鸟观念的反映。《山海经》中虽未见“使三鸟”之说，但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已含役使之意，而且三青鸟与五采鸟数量皆是三只。袁珂先生认为通过这些记述可知：“三青鸟者，非宛转依人之小鸟，乃多力善飞之猛禽也。”金沙遗址出土青铜有领璧形器上刻画的三只神鸟，那华美的冠尾和矫健的飞翔之态是否也与上述的神话传说有关呢？
值得提到的是，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鸟，在宋本中作“三足乌”。《史记》载司马相如《大人赋》中也说“亦幸有三足乌为之（西王母）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还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河图括地象》中也说“有三足神乌，为西王母取食”。所以郭璞认为三青鸟即为三足乌。袁珂先生亦持相同看法，认为此说有理。我们知道，《淮南子·精神训》中说的“日中有踆乌”，即为三足乌，又称阳乌或金乌，被认为是日之精魂。古籍《洞冥记》中则又说三足乌是为羲和役使的日驭。由此可知，它们实际上都是太阳神鸟，属于十日神话与太阳崇拜观念母题范围内的不同传说。这里附带要提到西王母神话传说的起源传播，其中浓郁的巫术色彩、复杂的精神内涵（如魂归天门观念、升天成仙思想、龙虎座透露的图腾崇拜意识和信仰习俗，以及三足青鸟的特殊象征含义等）都与古蜀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三足乌究竟是什么形态？因古籍中并无记述而不得其详。求诸于出土资料，我们在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可以看到许多关于三足乌的描绘，有的在圆日中刻画一只飞翔的金乌，有的将圆日刻画在阳乌的胸部做展翅翱翔状，还有的则将三足乌雕刻成有三条鸟腿的奇异模样立于日轮之中。这些描绘丰富多样，并无统一的模式，大概都是后世对于远古神话的一种想象式的解释和表现。这些图像（特别是三足乌刻画成三条鸟腿的怪谲之态）曾遭到汉代学者的诘难，王充对此就大不以为然。《论衡·说日》中说：“儒者曰：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审日不能见乌之形，通而能见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实。”实际上商周以降的图像纹饰中还有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常常将三足乌描绘成绕日飞翔的三只神鸟。例如战国时期和秦代一些铜镜上的三鸟环日图，三鸟均为一足，有学者认为“可能为三足乌传说的演变”。还有汉代瓦当上绕日飞行的三鸟纹表现的也应是同一个主题，可知三足乌的数量应为三只，“也可以看作是以‘三青鸟’形式表现的日精”。将这些图像资料作为参考，现在再来看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有领璧形器，上面刻画的三只神鸟也是典型的长颈单足、羽尾华美、展翅绕日飞翔之态，显而易见就是对太阳神话传说中三足乌的一种形象表现。从时代的承袭演变关系来看，正是古代蜀人这些含义丰富、构思绝妙的图像对后世的图案纹饰产生了积极而久远的影响。不仅战国与秦代的铜镜上有三鸟环日图，汉代瓦当上有绕日飞行的三鸟纹，而且在汉代画像石“羿射九日”图中刻画的栖息于扶桑神树上的也是三只金乌，这些都是古人心目中对三足乌最为生动的表现。
战国铜镜上的三鸟环日图
这里还要说到金沙遗址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上的圆孔与凸起圆形高领所象征的日轮，以及太阳神鸟金箔饰上旋涡状的太阳图像，说明古蜀族对崇尚的太阳形态有多种表现方式，或做圆日之形，或刻画成光芒四射的旋转之状。其实，这种不拘一格、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了，我们在仰韶文化以来的彩陶上和原始时期的岩画上都可以看到用各种形式描绘的太阳图像，在青铜纹饰上更有大量的形式多样的表现，真可谓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在中原地区出土的史前彩陶上，据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图案最具代表性的是与天体有关的日珥纹、太阳纹和飞鸟纹等，日珥纹围在光芒四射的太阳周边，太阳纹有的直接将太阳画作圆圈，周边绘出射线，有的还在中间加一圆点，有的将射线用阴纹表示”。图案中有的主体太阳纹还以红彩涂实，并在周边用深棕色绘出数道射线，以表示太阳的万丈光芒，显得生动逼真而又光彩夺目。在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区出土的大量彩陶上也有多种圆日图案，特别是半山类型时期旋纹已成为彩陶上的主要花纹，将强烈的旋动感表现得十分突出。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太阳成为彩陶图案纹饰中描绘的重要对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河村类型彩陶上的太阳纹有时和变体多足鸟纹画在一起，可能有一定的寓意”，“彩陶图案上的这种变体多足飞鸟纹，有着红色的头，展拓着长翼在空中飞翔，使画面充满了阳光般的热烈气氛”，使人油然联想到关于太阳神鸟的远古传说。张朋川先生认为“这种鸟纹与太阳纹相结合的图案，也许反映了以鸟为图腾的氏族是崇拜太阳的”。结合古代传说来看，“在汉代的帛画、石刻等文物中这种寓鸟于日的图像屡见不鲜，而许多日中的金乌与庙底沟类型彩陶上的正面鸟纹都画成三足，如果这不是偶合的话，那么彩陶上的这种鸟和太阳结合的花纹可能是以崇拜太阳的鸟为图腾的氏族的图腾纹样在彩陶上的反映”。还有的学者认为：“仰韶文化彩陶中，有的鸟纹背上有太阳纹，像鸟背负着太阳而飞，同时还有以几何形变体花纹组合的许多形式。这说明古代太阳鸟的神话传说，早就存在于彩陶文化的时代。”此外，“半坡类型彩陶有以人面纹为太阳形的象征……展示了太阳为人格化神灵的寓意象征和被崇拜的宗教意识”。而“以红彩为太阳形象征的寓意手段”以及采用红黑彩并置形式来表现“太阳光彩的照耀，使彩陶花纹具有绚丽灿烂的风格与强烈浓郁的风采，再现了对太阳神崇拜的炽热情怀”。
汉代画像石上“羿射九日”图（河南南阳出土）
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太阳（河南郑州大河村出土）
在我国许多地区广泛分布的原始时期的岩画上，太阳同样是表现的主题，并有多种形式的描绘。如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就描绘了三个光华灿烂的太阳，画面以太阳图案为中心，还环绕着人、兽、农具、祭祀坑与星辰符号等。贵州的一些岩画也画有类似的多个太阳图像，如黔中开阳县画马崖岩画中的太阳纹图形就甚多，大都“表现出具有圆形光体和辐射光芒，有的与铜鼓鼓面的太阳纹饰很类似”。在新疆和田境内发现的岩画上也有凿刻的三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可见那时对太阳崇拜的炽烈，说明“原先生活在阿尔泰山和伊犁一带的塞人也把太阳神作为他们的最高神祇崇拜”。在内蒙古阴山岩画中有一幅著名的拜日图，刻画了一人双手合掌高举过头跪地向太阳虔诚祭拜的情景。云南沧源岩画中刻画的太阳，有的为人头之形并散射着光芒，有的则将头戴羽饰作法祭祀的巫师形象与光芒闪耀的太阳刻画在一起。广西宁明花山岩画不仅刻画了许多光芒四射的太阳，还描绘了众多高举双手做呼唤祈祷状的人形，表现的可能是远古先民们的大型祭日场景。此外，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象牙片上雕刻的太阳由多个同心圆构成，外圆上端刻成浓烈的火焰状，形似太阳的光芒，圆日左右还刻画了昂首相望、振翅欲飞的双鸟，被称之为双鸟太阳图（亦有名之为双鸟朝阳图的）。有学者认为，这种将鸟形或鸟纹与太阳的画面纹饰连在一起，应是先民将鸟信仰与太阳信仰糅合一体的独特展示。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圆日形铜挂饰
总的来说，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箔饰和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上的图案纹饰皆是古代蜀人崇鸟观念和太阳崇拜信仰的生动而绝妙的展现。需要指出的是，崇鸟和崇拜太阳不仅是古代蜀人精神世界中的主题观念，而且是古蜀各部族的共同信仰。古蜀历史上的柏灌、鱼凫、杜宇等王朝和当时古蜀族群中的各氏族部族都是崇鸟和崇拜太阳的，开明王朝也不例外，对鱼和鸟有着特别的崇奉。太阳神话在漫长的古蜀时期也有广泛的流传，显得昌盛而灿烂。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对此便做了很好的揭示。
这里还要提到关于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箔饰的用途，有学者认为可能是贴附于红色漆器上的装饰。从质地和形态来分析，这件金饰为极薄的圆片形，可能难以作为单独器物来使用，只能贴附于其他质地较厚或较硬的器物上作为装饰，这一点应该是没有多大疑问的。但是否为漆器上的装饰？是什么类型的漆器？因无出土实物印证，尚不得其详，目前还难下断语。不过有些关键的认识则是比较清楚的，这件象征着古蜀时代各氏族和部族最高精神崇尚的太阳神鸟金箔饰显然不会作为实用器物上的装饰品，应该是备受尊崇的供奉之物或是重要的祭祀器饰、祭祀品，供古蜀族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时使用。从其尺寸和精致的程度来看，这件神奇的金饰及形态奇妙的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也很有可能是金沙遗址统治者宗庙或神庙中的供奉品或献祭物。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上的矩形短柄是竖立插入某种基座供放置使用的，会不会就是古蜀族宗庙或神庙中的祭台或祭坛呢？只有竖立放置才能充分展现其两面的寓意丰富的图案纹饰，这对太阳神鸟金箔饰的使用方式也是一种借鉴和启示。通过以上探析，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定它们在古蜀族的祭祀仪式中究竟如何使用，但我们却可以肯定地说，太阳神鸟金箔饰和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都通过绝妙的图像纹饰，生动地展现了古蜀时代崇鸟和太阳崇拜的精神观念，堪称是太阳神鸟的千古绝唱，毫无疑义它们应是古代蜀人心目中的神圣象征。
选自：
书名：古蜀金沙
作者：黄剑华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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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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