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正民 ｜从荷兰画中的中国瓷器说起
11月24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上，因致力于中国学研究、推动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增进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加拿大历史学家卜正民、韩国历史学家白永瑞、新加坡外交官和学者马凯硕荣获2023中国学贡献奖。
卜正民知道，外国读者对中国的朝代兴衰、帝王将相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具体情境。他因而每每以小见大，书名都别致非常：《纵乐的困惑》《维梅尔的帽子》《塞尔登的中国地图》等等。
在《维梅尔的帽子》中，卜正民通过七幅油画和一件荷兰青花瓷盘上的细微之处，探寻17世纪巨变中，全球版图各个角落里的人们如何发生千丝万缕的关联。推送其中一篇《一盘水果》，一起来感受一下卜正民的以小见大的叙事风格。
维米尔的《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Young Woman Reading a Letter at an Open Window），约略与《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绘于同时。我们看到同样的楼上房间、同样的桌椅，甚至穿同样衣服的同一个女人，我想那应该又是以他妻子卡塔莉娜·博尔涅斯为模特儿绘成的。两幅画中女子的动作有异，但所要阐述的事大同小异：男女之间的追求示爱。在《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这件事明显无隐，我们看到男子正在追求女子。相对而言，《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中，只看到那女子。男子存在于画中，但不是具体的存在，而是在女子所读的信中。他在外地，可能在半个地球之外。她在窗边，就着阳光读信，但这一次，窗不只是半开，而是大大敞开。情郎离家在外，只能透过书信对她倾诉。情郎远在他乡，促使维米尔营造不同的氛围。在她聚精会神看着我们无缘看到的字句时，轻松交谈的明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内化的紧张。
如果说这两幅画展示的空间和主题相同，那么它们所展示的物品却有所不同。《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画面不凌乱，但画中的东西却较多，且那些东西的作用不只在营造视觉活动。为了平衡这些叫人眼花缭乱的东西，维米尔让墙壁空无一物。空白但不是单调苍白，这无疑是西方艺术里质感最丰富的空墙之一。X光分析显示，维米尔最初让那面墙上挂了幅丘比特画像[后来他在《站在古键琴边的女士》（Lady Standing at the Virginals）用到这幅画像]，让观者知道她在看情书，但后来他决定不用这类明显的象征性暗示，而将它涂掉。为了让房间带有纵深和立体的感觉，他用了垂帘这项传统手法，一张帘子挂在敞开的窗子上，另一张则拉到前景处一侧，仿佛有人将它拉开，露出了这幅画（在画前挂上帘子，以保护画免受阳光晒坏和其他伤害，是过去常见的做法）。桌子盖了布，这次盖的是色彩艳丽的土耳其地毯——一如今日，这类地毯太值钱，舍不得铺在地上——而且地毯一端挤成一团，让画面显得生动有力。桌子中央的地毯上，有个状似那位军官的帽子而斜起摆放的东西，指向她情郎或丈夫可能去的更广大的世界。那是摆了一堆水果的瓷盘。
我们看画时，目光会先投向那个少妇，但在维米尔那个时代，那只盘子大概会和那少妇争夺观者的目光。在当时，那样的盘子赏心悦目，但仍旧不常见，而且贵得并非人人都买得起。在那之前一二十年，中国瓷盘鲜少出现在荷兰绘画中，但那之后一二十年，中国瓷盘到处可见。1650年代那十年，正是中国瓷器在荷兰艺术里——一如在荷兰人生活里——赢得一席之地的年代。17世纪的荷兰画家将静物打造成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而中国瓷器正是这种新流行的绘画体裁表现的一部分。画家挑选可差不多归为一类的东西（水果）或看来表现同一主题（腐败、虚华的象征）的东西，然后将之以赏心悦目的方式安排在桌子上。一只中国大瓷盘，正是可将较小的东西（例如水果）聚拢，杂乱摆放成堆，同时传达出动感的那种东西。画静物的难处，在于要让画面逼真到骗过观者的眼睛，让人以为那不是画。高明的画家可能在画里画上一只苍蝇，好像那苍蝇也上当受骗似的。以错视手法营造几可乱真的效果，正是维米尔绘画生涯里乐此不疲的挑战。
在卡塔莉娜前面桌上摆上那盘水果，用意在悦目，但维米尔用杂乱摆放的水果静物，传达她读远方——可能远自荷属东印度群岛——情郎来信而竭力想控制思绪时那种心情的混乱。她的姿态和举止显示她是冷静之人，但即使连她都无法稳住思绪。她前面滚出盘子的水果也是。当然，那全是安排和装模作样。情郎是虚构的，画中女人所拿的那张纸，上面很可能一个字都没有，而地毯、盘子、帘子全是刻意摆上。但那个世界确实存在，且是我们所追寻的。代尔夫特以生产精致陶器而著称，因此在绘于代尔夫特的画作中画上这只盘子，丝毫不显突兀。这只盘子将是一道门，透过这道门，我们将走出维米尔的画室，走上从代尔夫特通往中国的数条贸易长廊。
赤道以南十六度，距西非沿岸两千公里处，一座火山岛孤悬于大西洋海面上。18世纪时，英属东印度公司将圣赫勒拿岛（St. Helena）并入大英帝国，然后在该岛背风面，当时叫教会湾（Church Bay，今詹姆斯敦湾）的地方，建造了詹姆斯敦（Jamestown）。这个岛最为人知之处，就是1815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遭英国放逐于此——漫长的英法争霸大戏在此画下句点，英国崛起为19世纪全球首要强国。
英国人占据圣赫勒拿岛之前，这个岛是所有国家船只从亚洲返回欧洲的在漫长航程途中停靠的小站。它正好位于将船只从好望角往北推送的东南信风的路线上，是船只和船员遭遇暴风、疾病折磨后休养生息的避难之地；是休息、修理、在最后一段返乡航程之前补给淡水的避风港。现代船舶不需这类岛屿，都是过圣赫勒拿而不入，使这个偏处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如今只有观光客上门。
1613年6月1日早上10点左右，教会湾里唯一的船只是一艘英格兰船——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皮尔”号（Pearle）。“皮尔”号在两周前就已入港，当时有一支船队从亚洲返回伦敦，“皮尔”号是那船队的六艘船之一。船队中还有一艘英格兰船“所罗门”号（Solomon），但另外四艘属于荷属东印度公司。17世纪时荷兰、英格兰时常交战，但双方的船长都乐于撇开歧见，结队航行，合力抵御他们真正的竞争对手——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这六艘船在圣赫勒拿待了两星期，休息、整补，以便踏上返回欧洲的最后一段航程。但6月1日清晨船队起航时，“皮尔”号并未随队出发。该船抵达圣赫勒拿时，五十二名船员中已有一半挂病号，船队离港时，大部分病患依旧虚弱得无法干活。那天早上，船员仍然在把水桶装满清水，运上“皮尔”号。船长约翰·塔顿（John Tatton）别无选择，只得把启程时间延到隔天早上，希望能赶上船队。
那天早上稍晚，其他五艘船已经离开，塔顿和船员正忙着准备出航事宜时，教会湾南端岬角外出现两艘葡萄牙大船的身影。那种大船是被称作克拉克（carrack）的大型武装商船，葡萄牙人建造来运送远洋货物。两艘武装商船已完成前往果阿（Goa）——印度西岸上的葡萄牙小殖民地——的处女航，载了大批胡椒要返回里斯本。这种武装商船是当时欧洲人所建造的最大的木船，塔顿心知“皮尔”号绝不是它们的对手。他知道不能硬碰硬，最保险的做法乃是赶紧逃到他们大炮的射程之外，于是立即扬帆，迅速离港。由于事起仓促，水桶和那一半生病的船员，都留在了岛上。但他不打算一走了之，而是别有计划。他拼命追那支英、荷船队，希望说服荷兰舰队司令扬·德里克松·拉姆（Jan Derickzson Lam）将船队调头，回教会湾夺下那两艘武装商船。
天黑后，“皮尔”号赶上拉姆的旗舰“阿姆斯特丹市徽”号（Wapen van Amsterdam）。拉姆“欣然同意，打信号指示船队跟进”，塔顿后来如此报告。但并非所有荷兰船都注意到他调头的命令。“万丹”号（Bantam）、“白狮”号（Witte Leeuw）调头跟来，但“佛利辛恩”号（Vlissingen）未收到信号，另一艘英格兰船“所罗门”号也是。拉姆未因此丧气。四艘对两艘，或许不如六艘对两艘那么有把握，但他的船队有奇袭的优势。
经过一天半费力的逆风航行，由四艘船组成的英、荷船队返回到圣赫勒拿。葡萄牙人果然疏于防备，拉姆和塔顿的奇袭奏效。葡萄牙舰队舰长赫罗尼莫·德·阿尔梅达（Jeronymo de Almeida）想必看到“皮尔”号逃离，但不把那艘英格兰船放在心上。他没想到它会折返，也就未对此预作防备。他的旗舰“拿撒勒圣母”号（Nossa Senhora da Nazaré），整个船身横着面向大海，停锚于海湾内。“加尔默罗山圣母”号（Nossa Senhora do Monte da Carmo），与它并排靠拢停泊，被那艘更大的船堵在里面。
葡萄牙人还来不及将武装商船调度为较有利于防御的位置，拉姆即发动攻击。他命“万丹”号和“白狮”号以葡萄牙人几乎无法开炮反击的角度，朝“拿撒勒圣母”号的船首、船尾驶去，然后命“市徽”号直直航向它。塔顿后来写道，拉姆应该试着谈判招降，但他似乎一心只想夺取。“太贪心了”，塔顿如此评断。
据塔顿的记载，“万丹”号攻击“拿撒勒”号，“使葡萄牙人的士气凉了一大半”。然后，“白狮”号船长勒洛夫·西蒙茨·布洛姆（Roeloff Sijmonz Blom）朝“拿撒勒”号船尾开炮，在船身吃水线以上部位轰出大洞。布洛姆将船驶得更近，打算割断“拿撒勒”号的锚缆，希望借此让它漂上岸搁浅。“加尔默罗山”号在“拿撒勒”号后面，只能眼睁睁看着友船遭攻击，无力相助，但总算能递上一条替补缆绳，重新稳住“拿撒勒”号。布洛姆将“白狮”号驶到与“拿撒勒”号、“加尔默罗山”号平行靠拢的位置，准备登上对方旗舰。在此同时，他的右舷炮手与“加尔默罗山”号以炮火互轰。
接下来的战局，如今有两种说法。有一说是，葡萄牙人的炮火直接命中“白狮”号的火药库，另一说则主张“白狮”号下甲板处一门发生故障的火炮爆炸。不管是哪个原因，爆炸炸掉“白狮”号的后部，船顷刻之间沉入海底。塔顿深信，布洛姆和他的49名船员，还有船上2名英格兰乘客，全给炸死或溺死在海湾里，但事实上有些人获救，被葡萄牙人带回里斯本并遣返回国。
失去一整艘船和其船员、船货后，海军将领拉姆禁不起再拿别的船来冒险，于是下令其他船撤退。撤退之前，塔顿遗弃在岛上的船员，已聚集在海湾北岸边求救，而塔顿最终也将“皮尔”号驶到够近的地方，救走了其中11名。这趟远航的不幸并未到此结束。“万丹”号航进阿姆斯特丹的内海须德海（Zuider Zee，今艾瑟尔湖）途中，穿过特塞尔（Texel）水道时搁浅并解体。拉姆实在是时运不济。荷属东印度公司在这水道沉没的船只，用五根手指头就数得完，偏偏“万丹”号就碰上这倒霉事。（那支葡萄牙舰队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舰队长阿尔梅达让两艘船顺利返抵里斯本，但“加尔默罗山”号受损太严重，不得不就此退役。）
“白狮”号沉入33米深的海底时，大批货物跟着葬身海底。该船的船货清单现今仍存于荷兰某档案机构里，根据该清单可查出失去了哪些东西。上面列了15000袋的胡椒 、312公斤的丁香、77公斤的肉豆蔻，还有总重达480.5克拉的1317颗钻石。清单是在万丹写成，万丹是荷属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最西端的商港。该公司对于细节一丝不苟，要求每笔收支均要清楚记下，因此可以合理推断，凡是搬进货舱的物品，全都记录在公司的分类账里了。正因如此，1976年下海打捞“白狮”号船骸的海洋考古学家，才会对所找到的东西大为惊讶。他们认定船上的香料老早以前就腐烂，钻石早已消失于港湾漂移不定的沙中，因此不可能找到船货。他们的本意乃是打捞该船的金属制品，特别是火炮。结果，在四分五裂的船壳底下的烂泥之中，竟散落着数千件在1613年时与“中国”（China）一词同义的东西——瓷器。
那些瓷器会不会是后来停泊的船只为减轻负载而丢下，然后沉入那船骸上呢？有可能，但有太多瓷器集中于一处，而且打捞上岸的瓷器，其风格和年代都指出它们制于明万历年间，而万历皇帝崩于1620年。所有证据——唯独该船的船货清单不是——都指出，这批货来自“白狮”号。那场爆炸所毁掉的东西，居然让那批瓷器留存至今。那些细心打包好的瓷器若顺利运抵阿姆斯特丹码头，大概会给当场卖掉、转卖，碰出缺口、出现裂痕，最后遭到丢弃。17世纪运回荷兰的瓷器，最后的下场几乎都是如此。如今有一些古瓷器散落在全球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里，但它们是个别残存的瓷器，脱离了将它们运到欧洲的时空环境，脱离了它们原属的那整批船货。“白狮”号的爆炸，无意间让这批船货免于落入那样的下场。没错，打捞出的瓷器大部分已不全，但讽刺的是，如此幸存下来的瓷器，比它们若顺利运抵阿姆斯特丹，再经过从1613年到今天这四百年，所能幸存下来的还要多。它们或许受损，但仍在一起（现藏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而那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中了解17世纪初期瓷器的船运情形。
中国瓷器初抵欧洲，让见到或拿到的欧洲人大吃一惊。要欧洲人形容那东西，他们只能想到拿水晶来比拟。上了釉的表面坚硬而富有光泽，釉底图案轮廓鲜明，色彩亮丽生动。最上等的瓷器薄到对着光看的时候，可以看到另一面拿着瓷器的手的影子。
最引欧洲人注目的风格是青花。青花瓷是薄白瓷，以钴蓝在表面作画，并涂上完全透明的釉。青花其实是中国制瓷史上的晚期产物。在江西，常替宫里制作瓷器的窑都在景德镇。景德镇的陶工在14世纪才发展出烧制真正的瓷器的技术。烧瓷必须将窑温推升到1300摄氏度，才足以将釉料烧成如玻璃般透明，使釉料与瓷体融合为一。永远固定在釉与瓷体之间的是叫人看得目不转睛的蓝色图案。欧洲最近似青花瓷的是釉陶。釉陶是以900摄氏度的高温烧成的陶器，表面涂有氧化锡釉。釉陶表面似瓷器，但薄度和透明度不如瓷器。欧洲人在15世纪从伊斯兰陶工那里学得制瓷技术，当时，伊斯兰陶工已懂得制造质量足与中国瓷匹敌的平价瓷器，以取代进口品。直到1708年，才有位日耳曼炼金术士在德勒斯登郊外的迈森（Meissen）镇模仿出制造真正瓷器的技术，不久，迈森也成为上等瓷器的同义词。
白底蓝花的效果，叫欧洲买家惊艳。今人认为纯白底饰上深钴蓝色线条、图案，是典型的中国风，但其实那是借来的美学风格，或者至少是经过改造转化的风格。中国陶工开始烧制真正的瓷器时，中国在蒙古人治下。当时蒙古人还掌控了中亚，使货物得以从他们的大陆帝国一端经陆路运到另一端。波斯人很早就喜爱中国的陶器，8世纪起波斯就有中国陶器贩卖。波斯陶工造不出像中国陶那么白的陶器，于是发展出用仿似中国釉的不透明白釉掩盖灰黏土的技法。他们在白底上绘上蓝色装饰图案，以本地的钴为蓝颜料，效果不凡。13世纪波斯、中国都在蒙古人统治下，因而有更直接的往来，中国陶工更容易将产品推入波斯市场。一贯敏于市场需求的他们，调整产品外观，以符合波斯人的品味。将钴蓝装饰纳入图案，就是他们调整的地方之一。中国的钴，颜色比波斯的钴淡，于是景德镇的陶工开始引进波斯钴，以制造出他们认为能迎合波斯买家需求的颜色。
青花瓷就在这漫长的创新过程中诞生。它在波斯销路甚好，而这有一部分要归功于《古兰经》禁止用金盘或银盘进食。有钱人想以昂贵餐具招待宾客，既然不能用贵金属器皿盛放食物，就需要同样讨人喜欢、同样高贵的东西取代，但在《古兰经》问世的时代，没有那样的东西。景德镇的瓷器正符合这一需求。蒙古、中国的买家也着迷于这瓷器的外观。我们所认为与“中国”同义的瓷器，其实是不同文化的物质因素、美学因素无意间交会的产物，而这个产物让全球的陶瓷制造为之改观。例如帖木儿宫廷里的叙利亚陶工在15世纪初开始仿中国瓷制陶。随着全球陶瓷贸易在16世纪扩展到墨西哥、中东、伊比利亚半岛，17世纪扩展到英格兰、荷兰，这些地方的陶工也跟进模仿。人人致力于模仿中国青花瓷的外观和感觉，但有很长时间未能如愿。在17世纪时，中国以外的市集里，卖陶瓷的摊位上，凌乱摆着品质与真品差了一大截的次等仿制品。
1596年，荷兰读者从扬·惠根·范·林斯霍滕（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笔下，首度知道中国瓷。范·林斯霍滕是荷兰人，但受雇于葡萄牙人，前往印度工作。他那畅销的《旅行日记》（Itinerario），启发了下一代的荷兰世界贸易商。范·林斯霍滕在果阿的市场见到中国瓷器。他没去过中国，但搜集到有关此货物相当可靠的情报。“说到那里所制造的瓷器，”——在此他所说的中国是从果阿打听来的——“大家听了绝对不相信。那些瓷器每年外销到印度、葡萄牙、新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范·林斯霍滕得知，瓷器造于“内陆”——如景德镇——而且只有次级品外销。“精美得水晶玻璃都比不上”的一级品，留在国内供宫里使用。
至少从15世纪起，印度商人就已开始将中国瓷器带进南亚次大陆。瓷器贩子将瓷器从中国内陆运到中国东南沿海，转卖给东南亚的中国商人，那些中国商人再转手卖给印度商人。绕经非洲的海上贸易路线的开辟，立刻替瓷器打开了欧洲市场。葡萄牙人是最早在果阿取得中国瓷器的欧洲人，但是再过不久，他们就会将贸易路线拓展到华南，进而可以在那里向中国批发商直接批货。那是荷兰人想参与的路线，而不久之后他们也如愿以偿。但最早运到阿姆斯特丹的一大批中国瓷器，并不是荷兰人千里迢迢运来，而是荷兰人、葡萄牙人在公海上敌对的结果，而且就发生在圣赫勒拿岛外海。1602年，“白狮”号沉没的十一年前，一队荷兰船在该海域拿下葡萄牙船“圣伊阿戈”号（San Iago）。他们轻松夺下“圣伊阿戈”号，将它连同所有船货带到阿姆斯特丹。在该城码头上，随之出现大批中国瓷器，首次抵达荷兰的大批瓷器，引来全欧各地的买家抢购。荷兰人称那是克拉克瓷（kraak porselein），以表明那来自葡萄牙的克拉克武装商船。
来年又有一大批瓷器用船运到尼德兰，来源和第一批同出一辙。荷兰人在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与南海的海上通道——的柔佛，夺下“圣卡塔莉娜”号（Santa Catarina）。这是17世纪最轰动的掠夺船货案。“圣卡塔莉娜”号装载了十万件瓷器，总重超过五十吨（还有一千二百捆的中国丝，由于那年意大利丝的生产停摆，那批丝销路甚好）。为北欧诸国国王采购的买家群集阿姆斯特丹，各国国王要他们不管现行价格多少，一律买下。
当时荷兰正发动一场战争，矛头主要指向西班牙，而非葡萄牙。夺取“圣伊阿戈”号、“圣卡塔莉娜”号，还有“白狮”号沉没，只是那场战争里的几场小冲突而已。1580年至1640年这六十年间，葡萄牙受西班牙国王统治，葡萄牙作为属国，处处听命于西班牙。而在荷兰人眼中，葡萄牙人为虎作伥，因此把他们也纳入攻击目标，自然是合情合理。但西班牙才是主要敌人：西班牙在16世纪占领低地国，曾以令人发指的行径镇压荷兰的独立运动。西班牙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 于1609年签订的停战协议，已让低地国境内的直接敌对态势消弭了一段时间，但在欧洲之外，西班牙王国和荷兰共和国之间的斗争仍未停歇。
但在公海上演的敌对行为——西班牙理所当然称之为“抢劫”——并不只和荷兰本身的独立运动有关，还和重新划定全球秩序有关。这要追溯到1493年，哥伦布首次航行到西印度群岛的次年。鉴于在大西洋彼岸发现新土地，教皇在该年敕令，以摩洛哥外海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以西100里格 处画下的南北子午线为界，凡是在那线以西所发现的新土地，全归西班牙管辖，以东的新土地则归葡萄牙管辖。其他欧洲国家均不得进入新发现地区贸易，也不得拥有那些新地区。次年，西班牙、葡萄牙签订《托尔德里西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更改了1493年教皇诏书的条款。该条约将分界线往西移270里格，而这可能是因为葡萄牙人知道，或至少怀疑，有一部分南美土地往东突出于该线之外（他们是对的，那就是巴西）。
至于在地球另一边，这条分界线该划在哪里，《托尔德里西亚斯》条约完全没提，因为缔约双方当时都还没去到那里。因此，葡萄牙、西班牙迅即朝相反方向出发，力图抢先完成环球壮举，葡萄牙人往东经过印度洋，西班牙人往西经过太平洋。他们知道中国在地球的另一头，谁先在世界那个地区立足，谁就有资格取得世上最有价值的东西。中国政府无意让他们任何一国在中国建立据点。中国只准外国人以到访外交使节团成员的身份在中国逗留。外交使节团的界定很有弹性，且双方对此有共同认知，前来向中国皇帝“纳贡”的邻国使节团，从实际运作角度来看，形同贸易代表团。来华使节可以从事贸易，前提是贸易量不能太大。要做买卖，就得以使节身份前来，而买卖正是葡萄牙想要的。他们早西班牙一步抵达中国，极力想开启与明朝的正式沟通渠道，但一再遭拒，不得不在离岛的背风处从事非法贸易。16世纪中叶，终于达成的一个非正式协议，让他们在华南沿海的一处狭长半岛上落脚，这就是澳门。他们在那里扎根，建立小殖民基地，作为与中国、日本贸易的根据地。
16、17世纪之交，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也出现在南海上，在澳门以北远至福建的沿海，寻找可与中国贸易的地方。中国政府已和一群“佛郎机”（他们对欧洲人的称呼，袭用阿拉伯人的称法）达成非正式的贸易协议，让他们以澳门为贸易据点，因此无意再给另一批佛郎机贸易特许权。但中国民间商人热衷于和所有佛郎机做买卖，如果价格合理，有些官员也愿意睁只眼闭只眼。其中最恶名昭彰的官员，是掌管海关关税的太监高寀。海关税收直接送进皇室私库而非户部，因此，为主子谋利的高太监开始不顾朝廷禁令，在1604年，于某离岛的背风处，设立私营的贸易集散地，让他的人可以和荷兰人做买卖，高太监和皇帝从中得到丰厚的馈赠。地方巡抚不久即风闻这一阴谋，派水师前去阻止高太监的走私勾当 。
相较于中国，东南亚缺少强大国家，因此该地区成为荷兰人寻找立足点较为理想的地区。西班牙人（以菲律宾的马尼拉为基地）和葡萄牙人人数太少，不足以控制该地数千座岛屿，荷兰人迅速进入，1605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当时所谓的香料群岛。四年后，荷属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最西端的万丹，设立其第一个常设贸易站。拿下东边的雅加达之后，该公司将总部迁到雅加达，并将雅加达改名为巴达维亚。从此，荷兰在地球的另一头有了一个可据以挑战西、葡人独占亚洲贸易的基地。这个新安排对该公司的营运大有帮助。荷兰从该地区的进口额，每年增加将近3%。
在亚洲贸易市场的争霸战中，“白狮”号是尼德兰最早且较重大的损失之一。那艘船早在1601年，也就是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的前一年，就已完成从阿姆斯特丹到亚洲的处女航，航程两万五千公里。来年7月返回荷兰。荷兰与葡萄牙船只在亚洲水域的对峙态势升高之后，荷兰人在该船的船头、船尾加装了六门新的青铜炮。1605年，“白狮”号再次启程前往亚洲，挂名在荷属东印度公司旗下。1976年打捞沉船的考古学家从海湾打捞出的铜炮上，就记载了这一新的商业安排。铸炮师傅亨德里克·米尔斯（Hendrick Muers）在炮背刻上他的名字和制造年代——Henricus Muers me fecit 1604——在那上方，则刻上荷属东印度公司互相重叠的头字母VOC，加上该公司阿姆斯特丹会所的识别符号A。
“白狮”号顺利完成第二次远航，然后在1610年展开它第三次远航，此去再无复返。那一次，船在万丹卸货，然后被拨入一个海军中队，随该中队前去平定香料群岛肉豆蔻商人的暴乱。那年冬天，“白狮”号一直隶属该舰队，协同猎捕驶出马尼拉的西班牙船，共捕获五艘。接下来的春、夏季，“白狮”号被调去执行岛与岛之间的货物运送，然后奉命返回万丹装货，展开第三次的返航阿姆斯特丹之旅。1612年12月5日，“白狮”号与另外三艘船合编为船队出发，船队司令是海军将领拉姆。来年夏天6月1日，“白狮”号离开圣赫勒拿岛，展开返回阿姆斯特丹的最后一段航程。接下来的发展，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荷兰的海上劫掠引来欧洲其他国家的抗议，抗议国不只葡萄牙 。1603年荷兰人夺占“圣卡塔莉娜”号时，葡萄牙要求归还该船和船上所有的货物，坚称那是非法侵占。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董事觉得，必须好好为自己辩护，以达到在吹捧自己的本事之余，还能不因这类海盗行为而受罚。他们需要借助国际法则，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名正言顺，于是从代尔夫特聘请了精明的年轻律师惠格·德·格洛特[Huig de Groot，在英语世界，他的拉丁名——格劳秀斯（Grotius）——更为人所知]写辩护状，替他们的主张，即夺取葡萄牙、西班牙船只不是劫掠，而是为捍卫该公司合法利益所采取的措施，提出有力论据。
1608年，格劳秀斯提交了荷属东印度公司董事所要的东西——长篇大作《捕获法》（De jure praedae）。他在这部论文中主张，西班牙海军封锁荷兰—当时仍在封锁——乃是战争行为。这种挑衅行为让荷兰有权将葡萄牙、西班牙船只视为交战船。因而，夺取他们的船是合法行为，而非非法侵占。次年，格劳秀斯将《捕获法》扩充为他的代表作《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英文版的完整书名为《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The Freedom of the Seas or the Right Which Belongs to the Dutch to Take Part in the East Indian Trade）。
在《海洋自由论》中，格劳秀斯提出好几个新奇而大胆的主张。其中最大胆的乃是“人人有权贸易”这个自古未曾有人提出的主张。贸易自由首度被宣告为国际法的一项原则，此后一直是国际秩序的一环。根据这基本原则，任何国家都无权阻止他国国民利用海上通道从事贸易。如果贸易是自由的，那么，赖以从事贸易的海洋，也是自由的。葡萄牙、西班牙无权独占对亚洲的海上贸易，剥夺他人的贸易自由权。西、葡两国主张，他们辛苦地到那些地区贸易，将基督教带给那些地区的土著，独占贸易乃是他们那番辛苦付出所挣来的，但格劳秀斯不接受这一说法。让异教徒改信基督，确是崇高的作为，但未崇高到可以独占贸易；不只如此，在格劳秀斯眼中，这种作为还违反了人人都应受平等对待的原则。“宗教信仰不能不顾主权所衍生出的自然法或人类法。”他人拒绝接受基督教信仰，“并不足以构成向他们开战或掠夺他们财物的正当理由”。同样的，某国投注资金在使他们皈依基督之上，也不代表该国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禁止其他国家和他们贸易。荷属东印度公司从极自私的角度解读格劳秀斯的观点，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随之允许旗下的船长，凡是碰上不准他们入内贸易的地方，均可以用武力强行进入。
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董事还认知到，主宰瓷器贸易最稳当的办法，是通过正规的贸易渠道取得瓷器，而非从其他船只抢来瓷器。他们开始告知离开万丹的旗下船长，船上若没载中国瓷器，就别回来。1608年，他们发出一份船货清单：五万件奶油碟，一万件盘子，二千件水果碟，还有盐瓶、芥末瓶、多种宽碗和大碟各一千件，加上数量不明的罐、杯。这份清单显示需求暴增，而中国商人最初未能满足这暴增的需求。但需求推升价格。“这里的瓷器通常非常昂贵”，失望的万丹业务主管在1610年给荷属东印度公司董事的信中如此写道。更糟糕的是，只要有荷兰船队到港，中国商人“立即坐地起价，价格涨到叫我看不出有何利润”。唯一能遏制价格波动的办法，是不再买进，要求中国人改善供货质量。“从今以后我们要留意瓷器质量，与中国人签合同时要求他们多带些货来，”他写道，“因为目前为止他们所带来的货，数量不多，且多半质量低劣。”该年所求售的瓷器，他决定一件都不买。“只有非常珍奇的东西才看得上眼”。
1612年冬天，“白狮”号在万丹码头装货时，中国商人已经开始供应符合荷属东印度公司要求的更高质量的瓷器。“阿姆斯特丹市徽”号——也就是拉姆那支毁损大半的船队的旗舰——只带回五桶瓷器，每桶装了五个大碟。那些是特地买来要送给荷属东印度公司官员的瓷器。这一趟要运回的瓷器，主要装在另一艘到港的荷兰船“佛利辛恩”号上。该船卸下38641件瓷器，从上菜用的昂贵大盘、白兰地细颈瓶到朴素但讨人喜欢的油罐、醋罐、承置蜡烛的小杯都有。这批货价值6791荷兰盾，根据当时一名熟练工匠一年可赚200荷兰盾来看，这算不上天文数字，但也算不小了。漫长的瓷器贸易就此开始，且贸易额逐年增长。到了1640年，随便挑艘船来看，比如“拿骚”号（Nassau），就运了126391件瓷器回阿姆斯特丹。那艘船上利润最高的货物不是瓷器，而是胡椒——“拿骚”号运回9164袋胡椒——但瓷器仍是荷兰社会里最常见的货物。17世纪的头五十年，荷属东印度公司船只所运回欧洲的瓷器，总数超过三百万件。
中国陶工为全球各地市场制造瓷器，但也为国内市场制造瓷器，且为此制造的瓷器，量与质远大于、优于他们为国外制造的瓷器。明朝的中国人和荷兰家庭一样热衷于拥有美丽的青花瓷，但他们选购青花瓷时，依据复杂得多的鉴赏标准。
文震亨（1645年去世）是他那一代的艺术鉴赏大家和艺术评论权威。“白狮”号爆炸、沉没时，他活在文人荟萃的苏州。苏州生产、消费中国境内最俗气的艺术品和文物，也生产、消费最精致的艺术品和文物。文震亨得此地利，得以写出他有关文化消费、高尚品味的著名指南《长物志》。他是16世纪大书画家文徵明的曾孙，工于文章，出身自苏州极有钱的上流家族，由他来代表他所属阶级，评断在讲究礼数的上流社会里何者得体、何者失礼，何物该拥有、何物该避免——这正是《长物志》着墨之处——再恰当不过。该书针对如何买对、用对好东西提出指导原则，对于本身不像文震亨那样的文人雅士，而学识或家庭教养又不足以了解那些东西的人来说，这正切合所需。这是为了那些渴望得到更上流人士认可的暴发户所写的书。就文震亨本身而言，利用他们的无知来牟利，倒也不失为高明的生财之道，因为那本书销路甚好。
在论饰物那一节，文震亨将上等瓷器的标准定得很高。他同意瓷器是文人雅士所该搜集、摆设的东西，但认为大约1450年之后生产的瓷器大概没有价值可言，至少那是你不会想让朋友知道你拥有的东西，以免贬低个人品位。他说瓷中逸品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但他也很了解现实，怀疑如此逸品根本未曾造出过，甚至在15世纪亦然。的确有一些16世纪的瓷器通过他的评鉴，但前提是那些瓷器只供日常使用。例如可能会有人以陶工崔国懋所制的茶杯奉茶待客（崔国懋在景德镇开设的民窑——崔公窑——在1550年至1575年间，生产包括青花瓷和彩瓷在内的精美瓷器）。但文震亨批评，那些杯子实则稍嫌过大而有失优雅。只有在别无杯子可用时，才会派上用场。
对于那些想跻身更上层社会的人，拥有高雅器物不难，使用它们则要战战兢兢、小心以对。即使拥有一件文震亨所认为值得拥有的好瓷器，仍需小心，勿用错地方或时机。例如，摆出花瓶供人观赏时，只适合摆在一种家具上，那就是他所说的“倭几”。桌子的大小依花瓶大小、风格而定，而花瓶大小风格又取决于花瓶所摆设房间的大小。“春冬用铜，秋夏用瓷”，他如此主张，其余皆不宜。“贵铜瓷，贱金银。”应避用贵金属材质的器物，并非为了避免傲慢，而是让那些徒然有钱而没教养或品味的人了解自己有多低俗。他还劝道，“忌有环，忌成对”。
文震亨所立的许多规矩，包括花瓶里该摆什么花。他对摆花提出种种劝诫之后，语重心长总结道：“亦止可一二种，过多便如酒肆。”欧洲人买来中国瓷瓶之后，兴致勃勃，插上大把花朵，荷兰画家在不是画客栈情景时，喜爱画上繁丽花朵（有时画客栈情景时也是如此），文震亨若是见到，大概会觉得这些人品味低劣得无以复加，俗得无可救药。不妨想象一下他若见到欧洲人使用中国茶杯的方式，他会何等错愕。例如用崔公窑生产的瓷杯喝茶时，以水果、干果配茶，他认为无妨，但绝不可以与橘子相搭。橘子香气太浓，不宜配茶食用，茉莉、桂皮亦然。在这场文震亨批评低俗品味的战争中，欧洲人若是上场较量，必输无疑。
欧洲人不可能知道这些攸关身份、品味的规矩。他们才刚进入瓷器的世界，只想着如何把一些瓷器弄到手，哪想得到使用瓷器的规矩？欧洲人也有规矩，但他们对奢侈品的使用礼仪，那时还没那么讲究，至少在陶瓷器上是如此。从“佛利辛恩”号卸下的珍贵瓷器，1613年在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仓库拍卖时，买家极其渴望，完全不在意风格或质量。它们所唯一传递的文化价值，乃是它们稀有、独特、昂贵。欧洲人未曾用过瓷器，刚买进瓷器之后，可能会摆在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地方。中国碟子开始出现在餐桌上，因为瓷器非常易于清洗，不会残留前一餐的菜味。瓷器也拿来摆设，被当成来自地球另一端的高贵珍奇物品。瓷器成为美化桌子、展示柜、斗篷乃至门上过梁的饰物（17世纪中晚期，荷兰室内场景画开始仔细着墨于门框，这时可见到门框上高高摆着碟子或花瓶）。若要欧洲人只将上等花瓶摆在低矮的倭几上，根本毫无意义，因为当时欧洲人根本不知道倭几长什么样子。他们想把花瓶摆哪里，就摆哪里。
文震亨极为看重这些规矩。在他所处那个身份地位区隔复杂的世界，只要有富而无礼的有钱人，气焰胜过徒有丰富学识而无钱无势的人，高雅凌驾低俗的态势就随时可能遭扭转。财富无法去除低俗。反之，随着文震亨所置身的那个商业时代，愈来愈多的暴发户汲汲于炫富摆阔，不懂追求生活质量，财富反倒更可能让人流于粗俗，而非助人摆脱粗俗。那些没教养的有钱人，就着银盘、金盘进食，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粗俗可鄙。他们拿新近烧成的瓷杯洗毛笔，不知根本不该用瓷器，而该用玉或青铜制器皿——文震亨认为只有造于1435年前的瓷水罐才值得用。这些规矩很严，只有具备文化素养的文人雅士才深谙此道，那些有钱老粗不可能具备那些素养，除非他们去买一本《长物志》，这说起来确实讽刺。在身份地位的争夺战中，新取得地位者总是处境艰险，因为他们没机会订立规矩。但另一方面，他们至少有机会下场一玩。毕竟，穷人连机会都没有。
文震亨若到贯穿苏州城的大运河边码头，看看要装船运往荷兰的瓷器，大概会嘲笑那些瓷器太不入流。那些大部分是为外销而制造的克拉克瓷器。从文震亨的标准来看，克拉克瓷器瓷壁太厚，画工太劣，装饰的图案毫无精巧雅致可言，正是那种可用来骗外地外行人的劣质货。苏州的文人雅士绝不会将点心盛在画工拙劣而底部写上“上品”（许多外销品上写有这标志）的碗里，供客人传递取用；绝不会用底部刻有15世纪的假款、表面涂了乳白釉、釉面密布小孔的低劣碟子盛蜜饯招待客人；绝不会把好茶倒进前一年才造的杯子里。1635年一本自大的北京指南 写道，景德镇偶尔还是能造出让拥有者不致有失颜面“佳品”，但真正的瓷器鉴赏家会尽可能避用当代的东西。若是有所怀疑的时候，古瓷通常是比较保险的选择。
从中国人的标准来看，欧洲人把荷属东印度公司船只卸下的瓷器当成宝物一般，可知见识浅陋，但从欧洲人本身的标准来看，那可是识货的表现。因为欧洲除了意大利、佛兰德陶工所制造那些粗糙、易碎的陶盘、陶罐以外，还能拿什么跟中国瓷器一较高下呢？无论在精致、耐用、风格、颜色上，还是在其他几乎所有陶瓷质量上，中国瓷器都更胜一筹。欧洲陶工无人能造出那样高质量的东西，因此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一旦抵达荷兰，就有来自各地的人前来抢购。
17世纪初，瓷器初抵欧洲北部的时候，价格高到大部分人都买不起。莎士比亚在1604年写成的《一报还一报》中，让剧中丑角庞贝以他妓院老板咬弗动夫人最后一次怀孕的冗长故事，逗得爱斯卡勒斯、安哲鲁哈哈大笑。而他说那故事时，提到她叫人端来梅子干。“那时我们屋里就只剩两颗梅子，放在一只果碟里，那碟子是三便士买来的，您老爷大概也看见过这种碟子，不是瓷碟子，可也是很好的碟子。”咬弗动夫人的妓院经营得不错，买得起好碟子，但还是买不起中国碟子。但就在仅仅十年后，这样的台词就显得不合时了，因为十年后，中国瓷器开始大量涌进欧洲市场，价格开始下滑。一如撰写阿姆斯特丹史的作者在十年之后所观察的那样，“瓷器数量与日俱增”，以致中国碟盘已“和我们密不可分，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几乎无时不用到”。到了1640年，有个走访阿姆斯特丹的英格兰人说道，“不管是哪种地位的人家”，家里都有很多中国瓷器。
瓷器输入欧洲，全拜那位阿姆斯特丹作家口中的“那些航运”之赐，那些航运以往往叫欧洲人大吃一惊的方式和速度，改变欧洲人的物质生活。因此笛卡儿才会在1621年惊叹，阿姆斯特丹是“货物无奇不有”之地。十年后，英格兰旅行家约翰·伊弗林来到阿姆斯特丹时，同样惊叹于这城市的风貌：“不计其数的店铺群和在那城市前方往来不断的船只，放眼现今全世界，那城市无疑是最繁忙的地方，那城里的人无疑是最热衷于经商者。”阿姆斯特丹虽然繁华热闹，欧洲其他大城市其实也不遑多让。三年后伊弗林走访巴黎，吃惊于“各种想得到的天然或人工珍奇物品，印度制或欧洲制珍奇物品，供奢侈享受或日常使用的珍奇物品”, “等着人用钱来买”。在塞纳—马恩省河边某个市场区，有个叫诺亚方舟的店铺让他感到特别惊艳，他在那店里发现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橱柜、贝壳、象牙、瓷器、鱼干、稀有昆虫、鸟、画、上千件珍奇奢侈品”。这时，瓷器已是大家轻松买得起的奢侈品之一。
对东方制造品的需求暴增，不久就开始影响那些制造物的生产。在那之前，中国陶工几百年来一直都很清楚，该迎合外国品味制造器皿，比如将通常呈葫芦状的花瓶造型扁平化，使其外观如土耳其细颈瓶，或者制出带有分隔的盘子，以配合日本人的饮食习惯。随着来自欧洲的需求增长，东南亚港口的中国瓷器商人得知欧洲人的喜好，随之在回到中国时将讯息告知供货商，要他们据此重新设计产品。景德镇的陶工制造外销品时，不理文震亨所提的中国鉴赏标准。他们只想知道哪种产品卖得掉，并准备为了迎合欧洲人品味，在下一个季度就更改设计。例如土耳其郁金香在1620年代风靡欧洲北部，景德镇陶工就在碟盘上画上郁金香。瓷器绘师没见过郁金香，画出来的花和郁金香几乎是天差地别，但不碍事，重点在他们立即回应市场的变动。1637年郁金香市场崩盘时，荷属东印度公司赶紧取消所有绘饰郁金香的碟盘订单，唯恐进货后滞销，一个都卖不出去。
景德镇陶瓷厂特别针对欧洲人的喜好，前后设计出多款混合东西文化的出色产品，而荷兰人称之为“连帽”的大汤盘就是其中之一。这种盘子的形状因让人想起荷兰下层人士所戴名叫连帽的廉价羊毛毡帽而得名。从“白狮”号货舱装有大量这类汤盘来看，这是当时很受欢迎的商品，那名称虽然给人品味低俗的联想，但仍沿用至今。
中国人不用这种盘子。问题症结在于汤。与欧洲汤不同，中国汤较接近清汤而非炖汤；中国汤是拿来配主菜喝，而不当主菜。这样，拿起碗喝汤，不算失礼。因此，中国汤碗碗壁较陡，利于就着碗口喝。欧洲用餐礼仪严禁拿起碗，因此需要为此特别设计大匙。但把欧洲匙放进中国汤碗里，汤碗会翻倒，因为碗边太高，重心不够低，无法支撑匙柄的重量。扁平状的大汤盘因此应运而生，碗口宽，摆进欧洲匙不必担心出意外。
中国消费者对于外销欧洲的产品兴趣不大。如果那怪玩意儿在中国境内流通，也纯粹当它是珍奇物品在流通。后人在两座17世纪初的中国人坟墓里挖出少数克拉克瓷器，而墓主很可能就因为这一理由而拥有那些东西。有件以欧洲风格装饰的分菜用的大盘，出土自1603年去世的明太子墓；两对连帽式的大汤盘，出土自某省级官员的墓葬。两座坟都位于江西省，也就是瓷都景德镇所在的省份，说明这两人因地缘之便而取得那些东西。他们为何想要那些东西，如今只能诉诸揣测。他们或许认为克拉克风格是当地正好弄得到的带有迷人异国风的器物。在此，有个耐人寻味的殊途同归的现象：欧亚大陆两端的上层人士都拥有克拉克瓷器，在中国，是因为他们认为那体现了西方异国风格，在欧洲，则是因为他们觉得那是典型的中国产物。
荷属东印度公司运送瓷器的船次在1610年代更为固定，中国碟盘随之不只用来装饰桌子、填满餐具柜、摆在衣柜上方，还出现在荷兰油画里。最早一幅画有中国盘子的荷兰画，由彼得·伊萨克茨（Pieter Issacsz）绘于1599年，也就是在那批抢来的葡萄牙船货第一次大甩卖，使荷兰买家有机会入手那些东西的几年前。第一幅画有大汤盘的画，是两年之后尼可莱斯·吉利斯（Nicolaes Gillis）所绘的静物画。吉利斯画了一堆杂乱摆在桌上的水果、干果、罐子、碗。在今人看来，这和其他荷兰静物画没有两样，但在1601年的人看来，画的主角是那件只有最有钱的人才买得起的中国瓷器，大部分荷兰人从没见过实物，更别提摸过了。以吉利斯的收入，他所画的那件瓷器不可能是他的。要再过两年，“圣伊阿戈”号的船货才会抵达阿姆斯特丹，要再过十年，中国瓷器的价格才会降到一般人买得起。因此，他很可能是受那瓷器的主人委托将之画下：那时候，那不只是静物画，还是珍贵个人物品的画像。
到了17世纪中叶，荷兰家家户户都装饰了瓷器。绘画追随生活，于是画家将中国碟盘放进室内场景，在表现真实生活景况之外，也传达些许阶级的优越。在代尔夫特，中国瓷器在维米尔出生之前就已开始出现于市面。荷属东印度公司代尔夫特事务所的旗舰“代尔夫特市徽”号两次远航亚洲，分别于1627、1629年返回，总共运回15000件瓷器，其中有些在维米尔在世时大概还存于当地。代尔夫特收藏中国瓷器最多的是代尔夫特事务所的所长尼可莱斯·费尔堡（Niclaes Verburg）。费尔堡有能力购买他的海船运到鹿特丹和平底船运到代尔夫特的任何商品，因为他于1670年去世时，是代尔夫特最富有的人。
玛丽亚·廷斯不是费尔堡那种大富人家，但还是希望自己家能符合时下的优雅品味。如果维米尔的油画可作为判断依据的话，则廷斯—维米尔家也应该拥有几件瓷器。《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中那件大汤盘，也出现在《睡妇》（A Woman Asleep）中，因此那很可能是他们自己家的。他们家可能还拥有一件中国青花带柄敞口水壶或水罐，因为《被中断的音乐》（Girl Interrupted at Her Music）中，有一只这样的瓷器出现在桌上的鲁特琴后面。但这不可能是直接得自荷属东印度公司，因为已有欧洲工匠画蛇添足，替其加上银盖。在《戴珍珠项链的女子》左侧桌上，也摆了一只克拉克式的姜汁罐。罐子表面的弧形倒影，映出左边一个未见于画中的窗户。如此着迷于光线的维米尔，画起中国壶罐那样富有光泽的东西，想必乐在其中。在这张桌上，戴项链女子的正前面，有一只碗壁曲而陡的小碗，这是否是廷斯——维米尔家拥有的第四件中国瓷器呢？
荷属东印度公司运回欧洲的瓷器乃是供虚荣性消费的昂贵商品，只落入那些买得起的人手中。对于其他买不起的人，欧洲陶器制造者提供进口替代品，搭这股中国瓷器热的顺风车捞油水。其中卓然有成的包括代尔夫特的陶工和制陶砖工。他们的先祖16世纪从意大利的法恩莎（Faenza）迁来[釉陶（faïence）这一彩陶器的名称，就因原产于该地而得名]，先往北迁到安特卫普寻找工作，然后继续北移，以躲避西班牙军队镇压荷兰独立运动掀起的战乱。他们带来陶器制造知识，在代尔夫特知名的啤酒厂里设立烧窑。当时已有许多代尔夫特啤酒厂因劳动阶级抛弃啤酒改喝杜松子酒而被迫关门。在这些新近改建的制陶厂里，他们开始根据来自中国的新的瓷器审美风格摸索复制，成品推出后受到市场欢迎。
代尔夫特陶工的仿冒品，质量比不上中国的青花瓷，但也还过得去，而且价格低廉。在荷属东印度公司开始贸易的头几年，一般人只买得起几件瓷器，代尔夫特精陶为这些人提供了买得起的替代品。代尔夫特陶工不只模仿，同时还有所创新。他们最畅销的低端市场产品乃是青花壁砖，满足了代尔夫特资产阶级兴建新宅的需求。壁砖的蓝色散发一丝迷人的中国风，而壁砖表面所绘人物的线描风格，隐约重现了一般人大概会认为是中国风格的东西。安东尼·贝利（Anthony Bailey）在维米尔传记中说得好：“剽窃遥远异地的东西，从中造出如此富有创意的产品——创造出一种民俗艺术——实在少见。”这一产业欣欣向荣。维米尔开始作画时，代尔夫特城的劳动力有四分之一投入与陶器贸易有关的工作。代尔夫特精陶受到那些买不起中国瓷器的人青睐，销路既好又广，该城名字代尔夫特（Delft）跟着产品传开。在英格兰，碟盘被称作china，在爱尔兰则被称为delph。
代尔夫特陶砖出现在五幅维米尔的画中。画家和制陶砖匠同属圣路加手工艺人工会，而且维米尔还是该工会的领导之一，因此他必然认识开窑厂的人，甚至认识一些地位高于一般制陶砖匠的陶器画师。维米尔似乎很欣赏陶砖上信手描上的装饰图案——建筑与船、丘比特与军人、撒尿的男人和抽烟的天使——因为他把其中某些图案画进自己的画里。他似乎很喜欢他们所用的钴蓝色，因为那颜色是他绘画的标记之一。18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式装饰风格（chinoiserie），在他的钴蓝设色和在光亮表面仔细重现光线的手法上，或许就已露出端倪。
虽然欠缺具体证据，我们仍可以推断，维米尔既然在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事务所城镇生活，以作画为业，他就应该见过中国画。我们知道代尔夫特事务所的所长尼可莱斯·费尔堡收藏了几幅中国画，但那些画不大可能拿到他家外面展示。但想必有一些中国人眼中的漂亮画作，由好奇的水手带回，在公开领域流通。约翰·伊弗林写他在巴黎的诺亚方舟店见到过奇怪的外国画，那里面会不会有中国画？阿姆斯特丹有位讽刺作家在著作中虚构“一幅一笔画出十二个橘子的画”，让读者看了大笑，在此，他认定读者熟悉中国画家那种奔放流畅的笔法。如果尼德兰有中国画流通，维米尔肯定会想办法一睹。
装饰物的流通，不只是单向从中国到欧洲。欧洲器物和绘画也在中国流通。1610年3月5日，“白狮”号第三次离开阿姆斯特丹航往亚洲的途中，也就是文震亨动笔写《长物志》的几年前，有位夏姓艺术品商人前去拜访他经常往来的客户李日华。李日华住在嘉兴，是著名的文人画家和有钱的艺术品收藏家。李日华交往的上流人士，与文家交往的是同一批人，因此大概认识《长物志》的作者。他是夏姓商人的老主顾，向他买画和古玩已有多年。夏姓商人刚从长江三角洲另一头的南京回来，而南京是古玩奇珍的买卖重镇。他带了一些特别挑选的稀世珍品给李日华过目，包括一只明宪宗成化年间（1470年代）的瓷酒杯，一只写书法时用来替墨汁加水稀释的卧虎状青铜古砚滴，还有两只拇指大小的淡绿色耳环。夏姓商人向李日华保证，那两只耳环是稀有的水晶，来自只在五代十国（950年代）生产这类东西的某个窑，借此暗示要卖个高价。
李日华对夏姓商人带上门的东西大部分中意，但他一眼就看出，夏姓商人对两只耳环看走了眼。他决定戏弄一下对方，于是假意拿起来仔细打量，然后点明它们是玻璃制的。它们不但不是宋代的古物，甚至不是中国的东西。那天稍晚，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写道：“此海南番舶所携，乃夷国炼化物也。世间琉璃玻璃之属，皆西洋诸夷销石为之，非天然八宝也。”李日华很得意自己见识更胜夏姓商人一筹，但口气中并无恶意。他知道买卖古玩总免不了碰上赝品，很高兴这次被骗的不是买家，而是卖家。讨来一番指教的夏姓商人心服口服地离开，比起自己想把那耳环卖给像李日华那样精明的人，恐怕更觉得尴尬的是自己花了大钱在南京买下了它。
这段轶事是否表明中国人对外国东西不感兴趣？并不是。我们要弄清楚李日华收藏文物的目的。在他眼中，收藏是为了找出足以证实古人文化优于今人的东西。因此，文物的真伪对他非常重要。他想要得到能让他神游更美好时代的东西，而更美好时代只存于过去。这则轶事所表明的，是17世纪时外国商品的确流通于中国。如果外国商品到了南京，然后经由行商之手流通到周边城市，那么想必有其销路。它们的流通规模不如外国商品在欧洲那么大，但那时候它们抵达中国的数量毕竟少得多。此外，在欧洲，经过约略一个世纪的全球掠夺和贸易，已把欧洲人训练成外国奇珍异品的鉴赏行家，中国则不是如此，外国珍奇物品在中国的需求并不大。对中国收藏家而言，外国商品并非不准碰的东西。在《长物志》中，文震亨鼓励读者弄到某些外国物件。他推荐朝鲜的毛笔和纸，认为日本有好些东西——从折扇、青铜尺、钢剪刀到漆盒、上等家具——都值得拥有。外国所产并不构成欣赏的障碍。
如果外国货物在中国构成“问题”，那并非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东西有根深蒂固的鄙视，而是和东西本身随环境变化的特质有关。美的东西要能传达文化意涵才被看重。对古董来说，就是要能传达中庸、和谐、崇古有关的意涵。古董受到看重，乃是因为它们让拥有者具体接触到距今已远的美好过去。东西背负着必须传达意义这个包袱，人们就很难看出外国货的价值。物以稀而贵，对收藏家而言，对神奇或古怪东西好奇，是应予认可的收藏动力，但叫人生起收藏念头的最根本因素，乃是欲让自己接触文明的核心价值。因此文震亨才会推荐读者使用朝鲜、日本的东西。中国与朝鲜、日本的文化互动，其来已久，因此朝鲜、日本的东西可视为和中国的东西属于同一文明精神范畴。它们是和中国之物有所差异，但那差异不强烈，只是奇特，还未到怪异的地步。
欧洲之物则不可如此看待。对于海外的事物，李日华并非没有兴趣了解。事实上，他的日记里有多处论及他所听闻驶入中国沿海的外国船和外国水手。但来自外国的东西，在他的象征体系里没有一席之地。它们不具价值，只是引人好奇而已。相对而言，在欧洲，中国之物带来较大的冲击。在那里，差异使人想要拥有。欧洲人往往将之融入自己的生活空间，甚至更有过之，为此修正自己的审美标准。维米尔《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前景处所放置的那个盘子，是外国之物，而那盘子所置身的那张土耳其地毯，也是外国之物。那些东西未引来鄙视或不安。它们是美的，且来自制造美好且可以买到美物的地方。就这么简单，而光是这样就足以使之成为值得购买之物。
这类外国之物在欧洲人的居室里占有一席之地，但在中国人的居室里则没有。到头来，这个问题与审美或文化无关，症结在于各自能以何种心态来看待更广大的世界。有荷兰官方全力支持的荷兰商人，当时行走全球，将足以具体传达世界另一头是何风貌的神奇东西，带回科尔克码头。代尔夫特人把中国的碟盘视为他们幸运的象征，幸福地在自家里摆出。它们当然美，而且荷兰家庭喜欢那种美所带来的乐趣。而中国碟盘出现于荷兰人家，也象征了看待世界的正面心态。
李日华站在家乡嘉兴的码头往海的方向看，除了看到饱受海寇侵扰的海岸，还看到什么？在他眼中，海外那更广大的世界是威胁的来源，而非美好未来或财富的来源，更不是喜悦或启发的来源。他没理由去拥有象征这一威胁的东西，把它们摆在书斋之中。反之，对欧洲人而言，冒再大的危险和成本去把中国货弄到手都值得。因此，“白狮”号沉没的四年后，舰队司令才会又回到南海劫掠西班牙、葡萄牙的船只，夺取中国船只，只为得到更多的中国货。
摘选自
书名：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作者：卜正民
译者：黄中宪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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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钧 | 曹植与大鼻子情圣
弗兰克与E.P.汤普森：一对20世纪的兄弟
彭渤 | “哎哟”：代痛与共情
韩进 | 翁同龢的画史“全神堂”
程章灿 | 正是“江南”好风景——《江南通志》中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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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巍 | 说古希腊的“五经”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南宋海洋贸易的时空胶囊
我愿秋常驻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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