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海洋贸易的时空胶囊
阴差阳错的发现
在我国东南海域，与泉州一号相提并论的沉船，莫过于南海I号了。和泉州一号一样，南海I号的发现也充满偶然性，可以说是阴差阳错。
1987年8月，英国海洋探测打捞公司向中国政府提出搜寻、打捞“林斯堡号”（Rimsberg）沉船，最后双方决定合作打捞。林斯堡号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艘商船，1772年在广东上川岛附近海域沉没，船上装有385.5吨锡铤、6箱白银、136吨胡椒以及可可、棉布、毛皮等货物。打捞工作开始后，声呐仪器便发现疑似目标，但由于海底淤泥深积，打捞人员不得不使用大型海底抓斗进行探挖。这一挖不要紧，虽然没有挖出白银和锡铤，却意外捞出大量中国器物，包括瓷器、铜器、锡器、铁器、银锭、铜钱等文物共247件，其中以瓷器为主。
据这些发现，中方工作人员初步判断，这并不是要找的荷兰商船，而是一艘中国古代沉船。1989年11月，中日联合调查队对沉船进行了第一次水下考古。根据考古工作的惯例，俞伟超先生将这艘沉船命名为“南海I号沉船”。这便是南海I号被意外发现的故事。
南海 I 号沉船船体长 23.8 米，宽约 9.6 米，船艏宽 3.8 米，型深约 3 米。不妨以泉州一号来对比。泉州一号沉船残长 24.2 米，残宽 9.15 米，有学者认为，泉州一号复原后的长度大概为 30 米，载重为 200 吨左右，载客数量为 200 人至 300 人，属于宋代的中等远洋帆船。以此推知，南海 I 号也大致如此，与泉州一号属于同一类型。
泉州一号的发掘异常简单，因为沉船本身就在海滩，南海I号则不然。由于南海I号地处深海，打捞工作也成为刚刚起步的我国海洋考古的艰难挑战和宝贵实践。南海I号发现于1987年8月，1989年11月首次开展水下考古调查，随后因种种原因停顿，直至2001年重新启动。在2001年至2004年先后进行七次水下考古调查与试掘，最后在2007年12月22日整体打捞出水，并于12月28日移驻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南海I号的调查与打捞历时二十年，见证了中国海洋考古从无到有的历程，为此后的海洋水下考古与打捞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树立了这个行业的模式。
南海I号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它激发了中国“海洋考古”这一学科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它是目前中国海洋考古所发现的保存最好、出水文物品种最丰富、数量最多、文物制作最精美的沉船。即使就世界海洋沉船发现而言，南海I号也是目前所见保存较为完好的唯一一艘公元12世纪的沉船。因此，沉没海底八百年的南海I号，可谓南宋时期我国海洋贸易的“时空胶囊”，其历史文化价值不可估量。
那么，南海I号具体属于哪个年代？是从哪里出发，又要去哪里呢？
年代与始发港
考古人员在南海I号1987年挖出来的文物当中发现了许多瓷器，这些瓷器主要是福建泉州德化窑和晋江磁灶窑、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等处的产品，时代为宋元时期。据此推测，南海I号沉船的年代当属宋元时期，虽然当时无法确认其具体年代。
2001年至2004年的几次水下考古调查与试掘，基本解决了南海I号的年代问题，其中的关键在于发现的铜钱。南海I号所发现的铜钱前后超过2万枚，其中2004年调查中的抽泥滤网里就发现了6000多枚铜钱，类别超过40种。早期的有新莽、唐、五代十国的铜钱，包括货泉、五铢、景元通宝、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天汉元宝、周元通宝、唐国通宝等。晚期的为两宋铜钱，但以北宋为主，最晚为南宋的绍兴元宝和乾道通宝。此后，2014年至2015年又出水铜钱15000多枚，年号与2004年发现的基本一致。根据统计，两宋时代的铜钱就多达38种。
南宋乾道之前的两宋铜钱，南海I号上几乎全部都有。乾道九年（1173），宋孝宗于圜丘祭祀，大赦天下，改次年（1174）为淳熙元年。淳熙共十六年（1174—1189），其间铸有淳熙元宝（1174—1189）和淳熙通宝（1183年始铸造），两种铜钱均未在南海I号上发现。由此我们可以逆推，南海I号沉没的时间应该在乾道二年至淳熙元年之间（1166—1174）。如此，则南海I号属于南宋中期的海船，时间比泉州一号早一百年左右。
时代确定之后，人们关注的下一个问题便是“南海I号”这艘海船的类型。我们知道，宋代中国的南方海船，大致分为广舶和泉舶两种，那么，南海I号是古代中国远洋航行中使用的广舶还是泉舶（福船）呢？
研究人员发现，南海I号船体使用多重木板搭接构造，两舷上部及船壳板多为三重板结构；其中14道木质横向隔舱板大部分保存较完整，由此推测南海I号有15道横向隔舱；隔舱间还存在以舵、桅为中心左右对称的两道货物隔板和小隔舱。这样的设计结构和搭接技术大大提高了木船内部的整体挤压强度。整体看来，南海I号船型宽扁，船艏平头微翘，两侧船舷略弧，艏艉部弧收，长宽比例小，也就是船型短而肥。这样的体型不但载货量大，而且安全系数高。总而言之，从建造工艺和船体结构看，南海I号与泉州一号以及华光礁I号沉船结构相近，属于福船。
福船的产地主要是福建，据此或可初步判断，南海I号的始发港是福建的港口。考虑到南宋时期福建的海洋贸易，这个港口无疑是泉州。南海I号沉船发现的瓷器进一步指向“泉州”这个当时世界第一大港。
来自江西、浙江和福建的瓷器
南海I号沉船所处的海域泥沙淤积严重，虽然为打捞工作增加了难度，却十分有利于沉船的保护。密实的泥沙淤积包裹着沉船船体，隔绝了海水和空气（特别是空气中的氧分子）。一方面，缺氧的环境使得海洋贝类生物无法在沉船船体内生存，保护了南海I号的木质船体；另一方面，厚实的泥沙则为沉船及其装载的商品提供了一层保护，避免了船体沉没后环境对这些商品的进一步腐蚀和破坏。在这样的环境下，满载货物的南海I号虽然沉没，但琳琅满目的货物却意外地在这个时空胶囊中沉睡了近八百多年。瓷器便是其中的最大宗货物。
南海I号的出水货物中以瓷器数量最多，这些瓷器基本产自江西、浙江和福建。从釉色上看，这些瓷器包括青白瓷、青瓷、黑釉瓷、绿釉瓷、酱褐釉瓷等；从产地看，它们主要来自南方地区的窑场，包括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泉州德化窑、晋江磁灶窑、闽清义窑等；从种类看，包括碗、盘、碟、壶、瓶、罐、盅、盆、军持、盒、瓷塑等，主要是生活器具。景德镇窑的青白瓷器发现有一定数量，种类比较丰富，包括碗、盘、盒三大类。出水时，它们大都集聚分布在沉船的各个船舱中，可见是船上的重要货物。
龙泉窑瓷器在南海I号发现的货物中所占比重也比较大，在沉船的前、中、后舱均有分布。龙泉瓷的釉色以青黄、青灰和青绿为主，器型则相对单一，碗最多，盘其次，其他器型仅见一件青瓷四棱方瓶。值得注意的是，龙泉瓷的纹饰基本为刻花和划花，多以荷花、荷叶为主题，呈现不同的风格和组合形式。荷花形态较饱满，主要为带长曲茎的四瓣荷花；大幅的荷叶呈侧覆状、侧仰状，较小的荷叶或侧立或平展，刻划生动可爱。北宋周敦颐（1017—1073）在1063年曾到于都（属江西赣州），作《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可见爱莲当时已成为士大夫的时尚，这在瓷器绘制上也有所反映。难怪《爱莲说》后一百年的南海I号上发现了这么多以荷叶、荷花为主题的龙泉瓷。
南海I号出水的龙泉窑对于我们理解外销远洋的瓷器装载也有重要意义。根据发现，龙泉瓷多叠放，呈长条状包装和摆放。14号舱发现的保存完整的三摞龙泉碗，每摞长度约80厘米。其中两摞为41个器物，另一摞为40个器物。每摞先用四根宽约3厘米的竹条包夹整摞碗，然后再用竹篾包扎竹条进行包装，这样既节省了宝贵的空间，又加强了稳固性。外销瓷器的盘、碗、碟大致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包装和摆放。
德化窑是福建古外销瓷器的重要产地之一，目前发现从宋代到清代的窑址多达180处，著名的有屈斗宫、碗坪仑，后者以清白瓷闻名。南海I号上发现的德化窑青白瓷数量众多，各个船舱均有分布，器型有器盖、壶、执壶、军持、三足炉、碗、罐、碟、粉盒、大盘、葫芦瓶、喇叭口瓶等类别，许多器物底部常见墨书。大部分器物在釉、胎和纹饰造型三个方面与碗坪仑所出瓷器较为一致，或可推断它们就产自碗坪仑窑。
磁灶窑也是福建宋元时期重要的外销民窑，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时代风格。作为民窑，磁灶窑瓷器的胎体颗粒较粗，胎质不够紧密；釉色以酱釉为主，其次为绿釉，还有少量黑釉和青釉；器型以罐、瓶等为主，还有器盖、碗、粉盒、军持等。南海I号发现的磁灶窑瓷器主要分布在沉船中前部，其中包括绿釉印花碟、梅瓶、玉壶春瓶、喇叭口瓶、长颈瓶等。有的四系罐不但戳印鲜明，还有“玉液春”“酒蹬”“丙子年号”等字款，显示了生动的民窑风格。
位于闽清县东桥镇的义窑也是富有特色的福建地方名窑。它以青白釉瓷为主，主要烧制日用粗器。南海I号发现的义窑瓷器主要是碗类，分布在后部船舱。这些青白釉碗套装成摞，一排排码放，而后一层层叠加。有些义窑瓷器还有生烧现象，表明质量不高，但既然装载上船，表明海外市场对它们依然有强烈需求。
南海I号出水的瓷器对于我们理解这艘海船从何处出港颇有帮助。首先，这些瓷器或产自江西，或产自浙江，或产自福建，这就表明始发港的最大可能性是泉州。景德镇的瓷器很早以来就经水路和小段陆路，转运至泉州。浙江的龙泉窑瓷器既可以直接从浙西南往南经陆路进入福建，又可以利用婺江—钱塘江和瓯江分别经杭州或温州出海。德化位于泉州西北部，磁灶窑位于泉州之南，义窑位于闽清县，在福州西北不远，可通过闽江水运到泉州。因此，来自江西、浙江和福建的瓷器，作为“南海I号”这艘南宋泉舶的主要货物，指向了“泉州为其始发港”这个结论。
那么，南海I号驶向哪里呢？以南海I号上发现的大量铜钱而言，这艘船必然驶向东南亚。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中国的铜钱在一些东南亚社会直接作为货币使用。古代东南亚社会的货币没有统一的制度和形式。在越南、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当地社会或直接使用中国铜钱，或仿照中国铜钱铸造自己的金属货币，甚至还把中国的铜钱重新熔化来铸造铜器。宋代《诸蕃志》介绍阇婆国时写道：“此番胡椒萃聚，商舶利倍蓰之获，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朝廷屡行禁止兴贩。番商诡计，易其名曰苏吉丹。”而在东南亚其他地区，则不接受、不使用中国铜钱（但不排除个别遗留或收藏），更不要说印度了。铜钱的大量外销对宋代中国的经济和财政不利，因此，两宋时期政府不断下诏禁止铜钱外流。《宋史》卷一百八十记载：“又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下江海，皆有禁。”淳熙九年（1182），也就是南海I号出现十几年前，有诏：“广、泉、明、秀，漏泄铜钱，坐其守臣。”因此，南海I号上装载的大量铜钱，表明东南亚是其目的地之一。同理，南海I号出水的大量瓷器也同样指向了东南亚。东南亚为宋代瓷器主要的海外市场，东南亚如苏门答腊、爪哇等岛屿社会，陶瓷技术不发达，对中国瓷器尤其是生活器具需求极大，这在宋代文献中被频繁记录，不再赘引。
然而，印度等地虽不使用中国铜钱，可是在南印度乃至东非都有宋代铜钱出土。因此，印度洋世界也可能是南海I号的目的地。南海I号出水的铁器和金器，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并加强了这个推测。
铁器和金器：南海I号的别具一格
铁器是南海I号的重要特色，数量惊人，是仅次于瓷器的大宗外销商品。截至2015年，研究人员提取了船体上方凝结物共计70块，总重量达60余吨。这些凝结物的主体是铁器，表面可见的类型为铁条、片状铁坯及铁锅。和瓷器一样，铁器的包装和装载颇具巧思。以铁坯为例，先用竹篾绑成一捆，两捆绑成一组，各捆和各组之间还垫衬草席、竹席，以防止剧烈撞击。铁锅则成摞倒扣于船舱，铁锅之间也以竹篾、竹席填充。
南海I号出水的铁坯件是铁器的大宗，主要为条状和片状，还有少数楔形器。这些铁条和铁片形状多样，长短宽厚不一，因而是半成品。研究人员判断它们应该是兵器坯件，大致用来锻打成刀剑使用。那么，为什么南海I号不直接出口兵器呢？首先，民间大量锻造兵器属违法；其次，海船装载大量兵器也属违法。因此，南海I号的商人无法直接锻造或装载重达几十吨的兵器出口海外，不得不通过变通出口半成品来达到牟取高额利润的目的。
那么，这些半成品的铁制兵器和成型的铁锅销往何处呢？首先当然是东南亚。东南亚的海岛社会或缺乏铁矿，或冶炼技术落后，因而极其渴望中国铁器。它们需要的铁器，就如南海I号上发现的铁器一样，包括两种：一种是武器，一种是生活用具。前者属于“高科技”，一方面可以用来生杀予夺，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森林中狩猎砍伐，因而需求强劲；后者是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铁锅，既利于携带，可以随处迁徙，又经久耐用，实在是珍稀之物。因此，南海I号上出水的铁器，同样表明东南亚是这艘海船的目的地。
话说回来，这些铁器依然指向了印度洋为其目的地的可能性，因为孟加拉湾的许多小型岛屿社会对铁器的渴求绝不亚于东南亚。唐代义净曾详细记载了孟加拉湾的裸人国（尼科巴群岛）上“野人”对铁器的渴望。他曾提及，从马来半岛西北部的吉打向北航行十几天，就到了裸人国，“向东望岸，可一二里许，但见椰子树、槟榔林森然可爱。彼见舶至，争乘小艇，有盈百数，皆将椰子、芭蕉及藤竹器来求市易。其所爱者，但唯铁焉，大如两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义净的记录和中世纪阿拉伯人的游记基本相符。这些海洋亚洲的岛民，由于资源和技术的限制，无法自己冶铁，因而对硬度较高的金属异常渴望。中国、印度或阿拉伯经过的船只，便成为这些岛民获得铁器的唯一机会。由此，我们或可推测，南海I号装载的大量铁器，主要是销售给东南亚的岛屿社会；但也有一些，特别是小型铁具，是留给印度洋的小岛居民的，用来交换海上航行需要的椰子、芭蕉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宋代中国渴望的奢侈品——龙涎香。
南海I号上发现的瓷器和铁器，毫无疑问，都是中国的产物。就此而言，南海I号上发现的金器则别具一格，因为它们颇具异域风情。2013年11月至2016年1月，研究人员在南海I号上发现了180件/套金器，重达2449.81克。这些金器，从功能上看，主要是首饰、佩饰，包括腰带、项链、手镯、耳环、戒指、缠钏六大类；从工艺上看，采用了编织、焊接、掐丝、镶嵌等方式；从纹饰上看，包括花卉纹、卷草纹、几何纹、联珠纹、篦点纹、龙纹等，以錾刻为主，阴刻为辅。总体而言，这批金器数量之多、品种之繁、制作之美、设计之巧，为南宋考古所仅见。更为重要的是，南海I号左舷前部外侧发现了一个漆盒，里面有一批异域风情的金器，包括两条犀角形饰品项链、四枚镶宝石或金饼戒指、一组腰带配件（共计26件）、十对耳环以及若干金箔，其制作与南宋金器迥然不同，令人惊艳。
由于金器实在太多，加上制作精细、风格华美，我们无法一一介绍，不妨挑选其中两件以飨读者。其一是金腰带（或腰饰）。这条腰带其实是金链，发现时为8件残段，全部残长为130.1厘米。这根金腰带由两股直径0.8毫米的金丝逐结编织而成，每结长约4毫米，其工艺之繁复与精致令人咋舌。下图便是南海I号出土的一条金腰带。
其二是一条三重顶链犀角形牌饰金项链。这条金项链制作比上述金腰带更为繁细。它由三条并行金链、两块对称犀角形金牌饰、一段五连环金链、三条流苏金桃坠构成，其组合虽然复杂，但异常雍容华贵，不见其赘。这条项链顶端的金链长32厘米，截面正方形，边长0.5厘米；中端金链长28.9厘米，截面正方形，边长0.6厘米；底端金链长24.9厘米，截面也是正方形，边长0.5厘米，项链总重272.7克。其中左右对称的犀角形牌饰长5厘米，最宽2.4厘米，高0.6厘米，中空，应嵌有宝石（发现时宝石已脱落）。南海I号上发现的三重顶链金项链共有两条，此外还有一条双重顶链金项链和两条单顶金项链。
通过比较，研究人员发现，南海I号发现的金器，以阿拉伯风格和宋代风格为主，间有北方的辽国风格。那么，这批金器是船上人员佩戴的，还是准备销售海外呢？从金器发现的位置分析，它们主要出土在遗址的上层，水平分布于船体的中后部。以此判断，一部分金器应该是船上人员随身佩戴或携带，或者放置于居住的舱室。不过，如前所述，有一个漆盒里发现了大量的金器，包括项链、戒指、耳环、腰饰和金箔等，笔者认为这些很可能是销往海外的。无论如何，阿拉伯风格的金饰，如果是随身佩戴，那么主人很可能来自印度洋世界；如果是商品，那么它们的外销对象也是印度洋市场。如此，则南海I号的目的地很可能就是印度洋了。
南海I号还出水了其他一些珍贵的遗物，虽然数量不多，但品种丰富，对了解宋代中国的远洋贸易和海上生活颇有益处。比如，船上发现了铜砝码、天平和秤盘，以及铸有“湖州石十二郎”字样的带柄铜镜。还有各种锡器，主要是生活器物和饰品，这些作为实用器的锡器，应该是为东南亚准备的。再如，南海I号还出水了珍贵的漆器（提取标本66件），包括髹红、髹黑褐等漆器以及剔红、剔犀等雕漆器。其器型包括碟、盒、盘、勺、簪、奁、箱等，纹饰有香草纹、卷云纹、缠枝纹和花鸟纹等。这些宋代漆器，有的朴素，有的精美，在陆地考古中或不乏发现，但在海底却几乎是硕果仅存的实物，“珍贵”两字自然无法道尽它们的价值。
南海I号上发现的动植物遗物也值得一说。除了海洋动物，研究人员发现了鸡、鹅、猪、牛、山羊、绵羊、淡水龟和蛙等。这些考古发现，印证了古籍中关于海船携带家禽家畜出海的记录，丰富了我们对远洋海上生活的认知。研究人员还清理了南海I号上发现的植物遗存，发现了至少19个不同的植物种属，包括核果类、坚果类、浆果类、荔枝类、瓜类、谷物类、香料类等，其中有梅、槟榔、橄榄、枣、滇刺枣、南酸枣、锥栗、银杏果、香榧、松子、葡萄、荔枝、冬瓜、稻壳、花椒、胡椒等。这些植物大多数属于热带和亚热带作物，主要产地为浙江、福建和岭南地区。这一方面说明了海员食物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指向了泉州是始发港的推论。总体而言，南海I号出水的遗物，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工艺精湛，质量精美，保存状况良好，无愧是南宋中国海洋贸易的时空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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